摘要：送走第三批中国船员后，王强是仍留在“ORIENTAL DRAGON”号客轮上的6个中国人之一。作为二副，早上和晚上他都坐在驾驶室里，确保这艘停航13个月的船只正常运行。下午，他会花一到两小时看专业书，再去船上散步、去健身房健身。被遗弃在海上一年，这些庸常的习惯是他确保自己能挨过漫漫长日的方法。
这艘港籍客轮原是赌船，自2019年底起航，在东南亚沿途招揽游客，疫情爆发以后经营不佳，于2020年3月抛锚在马来西亚槟城。200多位船员困于船上超过一年，其中有64名中国船员。
这些船员因为一份看起来不错的收入奔赴大海，最终，却身陷讨薪的囹圄。燃油耗尽后，船员忍受着至暗时刻，没有空调的漫漫长夜，吃有虫子的食物，思念亲人。长期的海上禁闭，有人患上了抑郁症。
今年3月25日到4月9日，中国船员分三批被送回国内，但劳务的纠纷仍在继续，能否要回拖欠的工资，是否抵得上一年的海上监狱生活，一切未知。而另有6名驾驶员还将继续滞留，归期未定。
文 | 古欣 实习生 徐巧丽
编辑 | 毛翊君
北纬5.41度，每一寸甲板都是烫的。
一艘长171.5米，高30米的中型客轮静静停泊在蔚蓝、平静的海面，对着3000米外的马来西亚槟城的海滨。这里靠近赤道，风浪较少，全年阳光普照，一到傍晚，霞光漫天。
船上仿佛没有人，也没有声音，没有机舱发动机嗡嗡的轰鸣。有的只是寂静的炎热。泳池边上，一个黄色的救生圈静静地漂着。
人们躲在房间里，像洞里的鼹鼠，如无必要绝不出来。在这到处蒸腾着滚滚热浪的大船上，三楼冷气荫蔽的不到十平米的宿舍，变成了避难的囚室。
11点20放饭，他们从一个个小小的“洞口”走到热辣的地面。船员餐厅在第二层靠近船头的位置，为了到达吃饭的地方，李婷婷踮着脚下楼，小心趟过污水。下水管坏了，溢出的水到处都是，李婷婷皱着眉，竭力忽略屎尿味。
在这个餐厅里，午饭用一个长方形的器物盛着，两边各摆一个饭勺，旁边挤满了人。个子小的李婷婷挤不过别人，有时抢不上饭，脚趾头还会被狠狠踩到。
推搡和口角每天都在发生。她已经麻木。
更坏的事在后面。中央空调坏了八次以后，彻底修不好了。停掉了空调的船员宿舍，待不上五分钟，就前胸后背湿透。船员被迫从三层搬移到顶楼的六层。这一层原是VIP的专属区，现在成了船上仅有独立空调系统的地方，挤下了200个船员，分别扎堆在豪华的娱乐场和中餐厅里。
他们拥挤地睡在大通铺上，床垫和床垫之间刚刚可以下脚。缺水，他们没办法洗床单。餐厅和夜总会铺着厚厚的地毯，有常年的霉菌，睡久了，皮肤上长出灰绿色凸起的菌粒，那是种癣，奇痒无比。
人们的神经紧绷，因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能相互纠缠一个月。
有一次中午，大家在娱乐场里聊天、休息，一个女生问大家有没有电饭煲，挨个问过去都摇头。后来，一个男生说，想起来了，我知道哪儿有。女生就认为男生是故意戏弄她，给她难堪，气到动了手，还扬言要去拿刀。
还有一个女生，每天去驾驶舱砸门，讨说法，砸坏了驾驶舱的望远镜。
他们找了所有打发时间的方式，三国杀，斗地主，狼人杀，打麻将，玩了几次就厌倦了。
最抑郁的时候，是很多人在一起，每个人都在说着自己的事情。“就感觉自己有点游离了。没有一个人跟自己的想法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在说着自己的话。”李婷婷回忆。
封锁期间，船上多了五六对情侣，还没解封，又有几对分开。外卖虽然可以送达，但配送费一次需要200马币（折400元），很多新手船员都找家里人要钱，又瞒着家人自己的处境。
直到今年三月，中国大使馆介入，包机送船员回家。从船上下来以后，担惊受怕的情绪却没有停止，李婷婷发现自己变得易怒，没有安全感。在厦门上岸后，被安排了一所昂贵的酒店作为隔离点后，李婷婷充满怀疑，“为什么不安排一个价格便宜点的”。她对很多人都不信任，在酒店楼下枯坐20小时，最后也于事无补。
二副王强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在船上待了这么久。这艘客轮的前身是“东方神龙”号，登记在香港船东都文龙名下，跑国际航线。船上干了十几年的老员工曾跟他回忆，老板实力不错， 2004年前后的顶峰时期，日入千万。
王强在船上干了四年，当2019年3月再次登上这条船上时，船上的生意已经入不敷出了，但工资发得还算及时，偶然拖欠两三个月，也很快结清。妻子劝他回家，放弃那一点点收益。他不甘心，虽然耳闻这两年生意下滑，但是几年的合作，他对船上比较放心。
游轮起初是条赌船，近两年香港旅游业持续惨淡，船东将航线改为马来西亚到泰国一路，游客也从香港和大陆游客，变成了东南亚各国的人。海滨的路灯杆，到处贴着招揽顾客的海报。
“ORIENTAL DRAGON”号外观。图源视频截图
2019年11月，王强在休假前接到最后一个指令，让他将“ORIENTAL DRAGON”号开往马来西亚的槟城：因运营不善，船东将此船租借给了马来西亚的一家公司，租期两年。
在开往马来西亚之前，船东招来了一批新的船员实习生，航海专业大专或本科毕业，通过学校联系的中介公司，分配到这艘船上。他们中60%的人是来做服务员工作，很多人将是第一次见海，第一次出国。
“ORIENTAL DRAGON”号的确是一条十分适合新手的船，20岁的李婷婷刚修完学校课程，她回忆，船上的招聘要求“比较宽”，不需要游轮专业，也不做经验要求。陈望东之前干过几年销售，在25岁的年纪，他希望自己出去闯一闯。海员生涯的伊始，他打算先积累一点经验。
李威在甘肃当了五年兵后转业，当地社保局给介绍工作，领到手的小册子，有辅警、海员，家人合计，部队的环境比较封闭，当了五年兵，怕他一转到地方工作不够老练，有意叫他到外面“历练”多见见。登上了这条船，家境普通的李威，成了家族三辈第一个出国的人。
船上还残存着豪华的遗迹，柔软的酒红色地毯，夜总会圆形的灯球，墙面挂着抽象艺术画。光是尖沙咀沿岸的高楼大厦散发出寒光，就足以叫他们兴奋并且眩晕了。现在，三百元一天，一些旅游团的老年乘客就可以享受到。
除了晕船，李威生活得还不错。他住在三楼两人间，每个房间有独立的卫生间，可以洗澡，有烧水的电热水器。
服务员的生活是规律的，分早晚两班——11点半到下午6点，晚上到次日6点。上完夜班走回宿舍的路上，可以看到虚弱的太阳，像剥壳的嫩蛋黄从海平面一点点冒出来。他总是忍不住举起手机拍下这幕，层层叠叠的红热的霞光仿佛有重量，把海平面压倒。
海员有自己的生活，船每周会靠岸一两次。他们有三个小时岸上自由活动的时间。大多数船员结伴吃饭购物，李威会带着女朋友上岸吃海底捞，去夜市吃烧烤、卷饼、飞饼、冰淇淋。
2020年3月，他们得到消息，马来西亚政府要求暂停航线，等情况好了就会复航。当时疫情席卷全球，邮轮停航的消息每天都在爆出。
停航以后，大家开始找乐子。当时滞留在船上的有中国人、缅甸人和乌克兰人，因为语言问题，大家只在自己的圈子内社交。缅甸人在甲板上踢球，陈望东和朋友们围着桌子搓麻将。
“20多岁的年纪，过着60多岁的生活。”他们自我调侃，明明是一群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却过上了提前退休的生活。在甲板上散步的时候，陈望东望着3000米外的岸边，开始怀念那些并不正宗的中国菜。他与三五好友每天都会下船去槟城游玩，他总是去吃中国菜，有时也会配一杯冰咖啡。
起初，他们并不是很担心，全球都瘫痪了，他们只是瘫在了海上。那时，每周还有燃油和淡水的补给，会照常在滨城港口提供，小艇装着新鲜的蔬菜，肉类从槟城驶向游轮。运营航线的马来西亚公司代理人每隔一周会上船做常规检查。
50来岁的租家代表向他们承诺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也“提醒”他们，签订的合约没有到期之前，他们不许回家。
一直到2020年8月，近半年过去，船依然没有复航。他们曾经有过很多次希望，但又一一落空。
船员从四月份开始就再没收到工资。船东安抚他们，生意不好，让他们理解，等资金周转过来，过两个月工资就会发下来。慢慢地，他们食物的种类少了，蛋糕水果没了，每天都是咖喱鸡。
那时疫情一度缓解，有船员得到消息，可能就要复航。但希望再次落空。马来西亚运营公司代表通知船员，他们和香港船东的公司正在打官司。对于船员，他们有两个方案，要么拿一个月的工资自费回家，要么继续在船上等待官司的结果。而当时，自费回国起码需要2万3千元人民币。
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李婷婷细数，类似的反复“不下8次”。船员的心被高高举起，又被重重抛下。船上开始各种流言，人心惶惶。陈望东听说，缅甸人把船上的东西往海里扔；有个情绪激动的女孩，据说要往海里跳。
恶劣的环境让李婷婷的心情也变得糟糕。她开始频繁吵架，“生平都没有吵过这么多架的”。最激烈的一次，她跟好友吵架吵到身体贴着身体，差点就要打起来，原因是好友借用她的化妆品太过理直气壮。“现在想想也没有多大的事情”，李婷婷说，大家都试图通过吵架来发泄内心的情绪，大吵小吵不断。
9月4日，一名乌克兰船长上了船。此前，前船长与船东和租家进行谈判，达成了协议，拿着拖欠的工资和机票独自下了船。新来的船长身高1米8，50多岁，金色头发已变为白色。他继续替租家安抚骚动的船员们。
王强和大副组织过一次水手罢工，靠了岸之后，他们各自回到房间，不离港，也不工作。随后乌克兰船长指责了他们，“你们这是违法的。”接着紧急召开了水手会议，让他们继续值班。
那一次，王强决定，租家代表一来，就和他谈判，“要求支付我们所欠的工资，还有换班的计划，给我们订回国机票，这些都要落实。”而租家代表表示，只能支付他们一个月的工资。谈判破裂，王强冲着乌克兰船长说，“我们的今天很可能就是你以后的明天。”对方没有理会。
进入诉讼期后，法院给船上了封条。陷入僵局后，船东方出面了。先劝解船员“现在比较困难，理解一下”，再作出承诺“钱会在几天之内到账，没有那么快”，最后给出具体时间“你们再等一个礼拜”。王强被说动了。
众人怀揣希望渡过了一周，船东告诉他们，船不会靠岸了，工资也不会支付。“当时我们就比较惊讶。”王强说，自此之后，一周一次靠岸的机会也被剥夺了，他们成了大海上一朵无依的浮萍。
噩耗在11月18日传来，李婷婷的奶奶去世了。前一年的这天，李婷婷让奶奶等她一年，“我跟她说一年就回来”。
奶奶是李婷婷最亲近的家人。生长于河北的一个农村里，李婷婷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老太太勤快，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了好多瓜果，西瓜、甘蔗、莲蓬、玉米……就因为李婷婷羡慕别人家的果子。李婷婷一直希望自己长大后努力挣钱，让奶奶过上好日子。
听到奶奶去世的消息，李婷婷崩溃了。她开始打电话，市长热线、劳动保障热线、外交部……船员在10月份都纷纷打过求救电话，而这一次，那些声音一如往常，给出的答案也和之前一样：“对你们这个事情一直进行关注，现在正处于经济纠纷，我们也插不进去手。”
每一位船员都错过了很多。陈望东的奶奶也在疫情期间去世了，当地要求一切从简，陈望东没能赶得上奶奶的葬礼。王强的妻子独自过完了自己的生日、春节，也一个人撑过了老妈住院的时期。
船上的日子变成了一种朦朦胧胧的等待。
今年春节之后，一个女生天天往船尾一坐，就是看着大海。王强找了人看着她，怕她倒下去。后来，女生和一个男生打架，拿着水果刀追着对方满船跑，扬言“你们不安排我（回国），我就要把他杀了。”男生吓得只敢睡在驾驶台隔壁，待在王强旁边。这之后，女生开始“刀不离手”，想要换取一个回家的机会。
王强给女生安排了一个VIP客房，拜托客房部的经理找来小式空调，慢慢疏导女生的情绪，又和保险公司交涉，支付了女生4个月的工资，安排她先行自费回家。
接着又有一个女生因为母亲住院，来驾驶台一坐一宿。王强再次找保险公司，同样支付4个月的工资。随后，十个、二十个……大批大批的船员开始“占领”驾驶台，最多的时候有五十多个。
王强拍下当时的视频，保险公司最终安排了一位代理上船来了解情况。代理马上被船员们团团围住，有女生抱紧了代理的大腿不让走，仿佛抱着最后一根稻草。
不被允许靠岸后，王强、大副和一个安全官开始轮流值班，接管船员的大事小事、安抚大家的情绪，同时向各个组织联络、求救。10月底，船长向国际运输工人联盟（ITF）发出求救，11月，王强向槟城海事部门发出弃船通知。
终于，日本的ITF组织回复了他们。在它的牵头下，他们的弃船保险生效了，位于伦敦的保险公司开始给船员发放物资。
事实上，船员被船东遗弃的事情时有发生。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跟踪，2020年船东弃船事件高达45起。在几个月甚至几年都缺乏补给、没有薪水、甚至是充满安全隐患的情况下，生存成为唯一目的。
直到这次，3月20日，王强才接到了保险公司组织遣返的安排。
遣返的船员告别“ORIENTAL DRAGON”号。受访者供图
两天后，大副、二副组织大家在六层的游客餐厅开了会。听到遣返消息，大家起了短暂的欢呼声，有人站起来，更多的人低头发消息。陈望东第一次感到心情好了不少，在此之前，他已经很久没有健身的欲望，因为营养跟不上，他感到身体变得差劲。
像是冥冥中有预感，李婷婷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回家了，妈妈做了好几个菜，她吃了一碗又一碗。现在，她把遣返的事告诉母亲，母亲回她：“大概什么时候能回家？家里还为你留了很多菜，养了很多鲫鱼，还有你最爱吃的虾。”
3月25日，包括李婷婷在内的18名女生第一批离开了这艘船，她们乘坐小艇到达吉隆坡，继而飞往厦门，在酒店进行14天的隔离。
返回那天，李婷婷专门去驾驶台给大副和王强送了点零食，感谢他们的付出。王强在驾驶台看着她们坐上船，拍了一段视频放到了朋友圈里，配文“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们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和欲哭无泪！”
安排遣返的批次是大副和王强决定的，陈望东抽到了第三批返回的机会，他的好友抽到了第二批，也只能相互说一句“有缘再见”。这次之后，陈望东说自己不会考虑再做海员了。
4月8日，陈望东坐船返回槟城，他发了七八条朋友圈，其中一条写道“既然做不了海贼王，那就回家做路人王。”但是，海上漂流的一年，在李婷婷的心里投下了一片阴影，无法痊愈。李婷婷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看看奶奶”，但她决定将这段经历埋在心底，因为怕在天上的奶奶担心，“我觉得她希望我过得好。”
王强作为驾驶员，需要维持“ORIENTAL DRAGON”号的日常运行，在船东与租家的官司没结束前，仍旧无法离开。保险公司有一个承诺，等第三批船员遣返完成，就开始着手安排6位中国驾驶员的归程，但王强不确定的是，这会不会也是一张空头支票。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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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并不知道，通过无障碍优化，视障人士也可以正常使用手机。
“科技向善”并非一句口号，而是无数件“好事”的累积。当一件好事发生，它极少以惊天动地的姿态出现，更多是带着润物无声的温柔，照亮少有人关注的角落，给予生活其间的人们前行的力量。
得益于信息无障碍化的推进，手机已成为视障人士的“第三只眼”、密不可分的生活工具，让无法看见的他们，得以享受便利的生活。
对一位视障者来说，障碍无处不在，它们是身旁无处不在的磕磕绊绊，也是漫漫人生里难以逾越的座座山丘。
2014年，刘彪越过山丘，从北方来到深圳，当了一名程序员。
时隔多年后，他庆幸当初做了这个决定，不然现在的他，应该是一位盲人按摩师，在按摩室的小小天地里，度过重复的时光。
刘彪体会过从光明到失明的过程，视网膜色素变性一点点夺走了他的视力。多彩的世界随短暂的童年一起逝去后，他的未来逐渐被黑暗笼罩。
这个理想源于一本志愿者赠送的《C语言程序设计》，它指引刘彪走到了编程的门前，但打开这扇门的过程，却异常艰难。
母亲和八九岁的妹妹，两个女人用一台复读机、几盘磁带，把这本书逐行逐句转化成声音，遇到不认识的单词，就拆成单个字母来念。
刘彪再将声音转录到盲文笔记里，“4、5百页的书，每天读8页，花了一个夏天才抄完”。
他明白选择这条路，前途必然障碍重重，但他不想回头。
家里没有电脑，程式只能在刘彪脑子里演算。而第一次上机实操，已是两年以后，家里花500元钱，为他购买了一台最低配置的二手电脑。
第一次上机刘彪就懵了，“之前脑子里想的，和真实场景完全不一样”。
借助早期的读屏软件，将屏幕上的文字转化为语音，刘彪用耳朵代替眼睛，开始了编程之旅。他很快发现，读屏软件功能少、缺陷多，版本多年未更新，用起来大费周章。
“举个例子，编程软件有代码自动补全、提示功能，明眼人能看见，但读屏软件读出不来，你只能摸着键盘，把代码一点点敲进写字板里，再反复测试”。
刘彪在虚拟世界中遇到的困境，和现实如出一辙，“我们有读屏软件，但并不实用。我们有无障碍设施，但很多形同虚设”，出门依然是一件危险的事，“你可能在盲道撞上电杆、单车，甚至被带入坑里，一脚踏空”。
刘彪试图通过编程，改变这种状况，让更多像他一样的视障朋友，享受到无障碍的便利生活——哪怕只是在网络上。
刘彪和同事在一起工作。
2010年，刘彪考入长春大学特教学院，针灸推拿专业。
刘彪并没把心思放在“主业”上，绝大多数时间，他都窝在宿舍学习编程，“从每天几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假期时我可以一整天不出门”。
2014年，临毕业前一年，得知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中国最早专注信息无障碍的专业机构）在招募视障程序员，刘彪认为机会来了。
他坐了36个小时火车，从长春来到广州，再转汽车赶往深圳。
尽管有同行的广州同学帮助，对刘彪来说，这依然是一趟异常艰难的旅途。
“那时可以网上购票，但网页没有无障碍适配，光是验证码就能把你卡死”，刘彪说，他只能选择到购票大厅买票。
跌跌撞撞的旅途中，刘彪曾很多次向路人求助，“别人可能帮，也可能不帮”，离开宿舍，离开代码构成的世界，现实中的刘彪举步维艰。
距刘彪第一次到深圳已过去6、7年，常人眼中的世界，变化并不显著，但刘彪却感受到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他把耳朵凑近手机，一连串语速极快，常人难以听清的语音倾泻而出，在声音的指引下，他用手指触摸屏幕，像明眼人一样接收、回复微信消息。
除了聊天，他可以用手机购物、买票、打车、订餐，甚至步行导航。“而在几年前，这还是很难想象的”。
刘彪认为，在信息无障碍的推广上，国内近几年的进步可谓突飞猛进——只是这种进步很难被普通人感知，“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盲人也可以正常使用手机”。
让刘彪自豪的是，这场“信息无障碍”运动，他是重要的推动者之一。
2021年3月底的一天，刘彪出现在信息无障碍研究会办公区，地上铺设的盲道，把他指引向工位。他和伙伴们一起，在电脑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的办公区地面，铺设了一条盲道。
15岁那年的理想，在深圳这片开放、包容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刘彪如愿成了一名程序员，并成长为所在团队的技术总监。
不仅是程序员，他同时也扮演着用户、测试者、意见领袖的角色，协助国内的科技公司、合作伙伴，推动其产品信息无障碍的进程。
刘彪在电脑前工作，为了直观地向我们演示，他点亮了屏幕。
刘彪最早参与的无障碍优化产品，是手机QQ和QQ空间。
之后，他和微信、腾讯文档、微云、腾讯会议……几乎所有的腾讯产品都有过合作，通过定期例会、Tapd平台（腾讯敏捷研发协作云平台），为腾讯的技术团队提供无障碍优化方案。
刘彪估算了一下，这些年他已为包括腾讯在内的合作伙伴反馈了上万条优化意见。
“和腾讯的合作让我印象最为深刻”，刘彪说，“这是一家把无障碍纳入标准研发流程的公司，它重视我们的意见，对反馈的处理也很及时”。
但刘彪也承认，并非所有公司都能达到这样的响应速度，“有些产品的无障碍优化，一直处于修修补补的状态，我们的需求优先级也很低”。
站在程序员的角度，刘彪对同行表达了理解，“一是使用场景少，开发耗费大；二是这本身不是别人的KPI（绩效考核），有时我们提了需求，对方说先排期，再从长计议，但后来就没有再议”。
“你花了心思和精力做的工作，普通用户感知不到”，刘彪说，“换了你，也不一定有动力去做，对吧？”
同样是使用手机QQ的OCR功能，对图案进行扫描测试。
刘彪对“无障碍”的朴素理解，就是用耳朵代替眼睛的功能，帮助视障人士“看见”这个世界。
“举个例子，用QQ聊天，别人发来表情，以前手机读屏软件是不能识别的，你不知道别人说了啥，也搭不上话，通过无障碍优化，现在表情可以读了，沟通就更顺畅了”。
另一个与之相似，但更为实用的功能，是手Q的OCR识图技术，“它可以将图片中的文字提取、识别、转化为语音，被视障者‘看见’”。
讲到这里，刘彪记起了母亲和妹妹为自己录制编程教程的往事，“如果当时有这样的技术，她们就不至于那样辛苦”。
刘彪的工位背后，写着“让每个人都能通过科技，平等享受现代文明”的标语。
除开聊天场景，OCR技术在现实中也大有用武之地，它为视障人士提供了“第三只眼”，“可以用它扫描药品、食物包装，了解它们的功效、保质期，避免误食”。
刘彪通过OCR功能扫描包装盒的二维码。
“我们常用的功能，对99%的普通用户来说，可能都是‘隐藏功能’”。
以安卓版QQ空间的“图像描述生成”技术为例，利用AI学习和理解图像、组织语言，为图片生成一句话描述，比如，“一位戴着棒球帽的中年男士端着一杯咖啡”，让视障者用耳朵“看见”图像。
在视障用户中，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功能，“但普通用户一辈子都不会用上”。
相比协助合作伙伴开发创新性功能，刘彪的日常工作，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对细碎、复杂的“犄角旮旯”的清障中。
例如，手机上代表搜索的“放大镜”图标，明眼人都会用，“但视障者是看不见这个图标的”，如果不在图标上增加“搜索”的语音标签，那视障者就无法正常使用。
“一个产品，有无数的界面、数不清的图标，需要我们逐一测试，进行无障碍优化”。
刘彪独自在商店选购饮料。
刘彪认为，科技的发展，带来了更便捷的生活，但也会产生新的障碍。“清障”的工作，呈现着螺旋式上升的状态。
“比如，触屏手机出现前，视障人士可以用键盘打字，触屏手机普及后，他们无法摸到键盘，也无法使用智能机的软件，障碍就形成了”。
面对未来，刘彪依然保持乐观，他认为，“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产品，将无障碍优化前置到产品设计之初，这体现了社会对残障人士的关爱”，传递了充满善意，让人振奋的信号。
深圳市某小区，郑锐的家中，他向我们展示了左脚膝盖上的一处旧伤痕，它来自4、5年前，他在公交站台的一次失足。
“马路到站台原本只有一层台阶，但其中一个被切成了两阶”，郑锐一脚踏空，摔倒在地上。膝盖手术、住院一周后，他又在家躺了三个月。
他至今仍有些愤愤不平，不明白台阶为什么要那样设计。
“这样的伤痕，我的（视障）朋友身上都有，只是多少的问题”。
相比刘彪的乐观态度，面对“无障碍”的进度，郑锐更像是一位不留情面的批评者。他认为，即使是在深圳，这样一个残障人士福利在国内领先的城市，无障碍建设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对于“信息无障碍”，郑锐的态度较为温和，承认“它一直在进步”，但还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归根到底，一是产品经理对（视障）用户的需求不够了解，二是实体企业和互联网企业没有形成配合”。
郑锐和儿子辰辰在一起。
“提个问题，假如你是一名产品经理，你认为在网络聊天时，视障人士更愿意接收语音消息，还是文本消息？”
“你会想当然地以为，视障人士愿意收到语音消息，因为我们看不见嘛”，但实际上情况是，“我们更喜欢文本消息”。
“一段约300字的语音，你需要花60秒去听”，而换成300字的文本消息，用读屏软件不到10秒就能读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像刘彪这样的程序员，因为他们能从视障人士的角度，协助产品经理，提出有价值的改进意见”。
但要解决互联网企业和实体企业配合的难点，仍需要时间。
读屏软件极快的语速，只有长期适应的人才能听清。
郑锐举例，当他拿到一个包装盒，“我可以用手机去扫，但我并不知道拿的是正面还是背面，哪一面有字？”光是找准拍摄角度，就要花很多时间。
“如果盒子有一个盲文标识，告诉我哪边是正面，二维码在哪儿”，这个过程会简单很多。
“有的药品包装，字体特别小，甚至超出了手机的识别范围”，这些都需要优化，“但它不是互联网产品经理自己就能解决的问题”。
孩子辰辰3岁了，出门在外，他已可以充当爸爸的向导。走到不熟悉的地方，“孩子会帮我用把路牌拍下来，我再用OCR功能识别”。
另一个场景，是郑锐为孩子讲故事时，可以拍摄图书文本，将其转化为语音。
“我希望它能增加一个功能，扫描时可以提醒我，有没有对齐文字，如果没有对齐，镜头需要往哪个方向移动”。
在孩子的协助下，郑锐用手机识别图书。
同时郑锐希望，面对复杂的应用场景，产品能更加智能和细分。
在现实场景里，曾有一位志愿者帮郑锐打饭，“我请他描述一下饭盒里是什么。他说，是‘一根长条状、有根和叶子的、绿颜色的蔬菜’”，郑锐问，“你说的是不是青菜？”
“他说是。我说，你直接告诉我这两个字不就好了吗？”
而在网络场景里，郑锐却有着相反的需求——同样一幅画面，一般识图软件只会识别为“女孩”，而安卓版QQ空间则为它增加了这样的描述，“蓝天白云下，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的女孩站在草地上”。
“这样我脑子里就有一幅清晰的画面了”，不同的场景，需要不同的描述方法。
出门在外，孩子是郑锐的小向导。
面对郑锐的意见，腾讯优图实验室OCR研究组组长刘银松认为，不久之后，这些都不成问题。
刘银松回忆，OCR技术在无障碍优化上的应用，始于2016年上半年与手Q项目的合作，至今已经历了三次升级。
视障人士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比如应用场景复杂，抖动、光照、运动对识别造成的干扰……”都随着产品升级，在不断得到解决。
腾讯优图实验室OCR研究组的工作日常。
“第一代是端到端的检测识别；第二代侧重高精度，结合语义上下文信息识别；第三代更多关注结构化的场景”。
所谓结构化场景，“即结合图像上的纹理信息、上下文语义信息、文字之间的位置信息等，来做结构化提取”，让OCR识图功能更加精准、好用。
“随着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完善，将推进更多产品的无障碍化”，刘银松相信，它们将会为障碍人士的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和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