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刚见到我时，她曾微笑着劝说，“你就去看看，不买也没关系”。此刻我明确表示不买，她立刻变了脸色，再次挽住了我的胳膊不松手：“你再看看，再看看。”一旁那个晒茶叶的男人也直起身来，眼神略带警告，朝我观望。
我有些怂了，看了看四周，并没有路人经过，于是立马表示：“我可以付茶水费！”她挽着我的手放松了一些，“你去外面买肯定吃亏的……你说说吧，能付多少茶水费？”我放下15块钱，她最终放开了我的手。
去年8月，95后男孩贾青独自到杭州旅行，遭遇了一场由三位老奶奶主导的魔幻骗局。
贾青性格随和，喜欢“顺其自然”，出游前，他并没有做详细的攻略，只是粗略地计划先到灵隐寺转一转，再买一些茶叶带回去。
天气炎热，在火车站附近的公交车站，他先是遇到了第一个老奶奶，建议他改变路线，不要去灵隐寺，而是“去九溪玩水”，凉快之后再顺便去附近的龙井村买茶叶；紧接着，在换乘车站，他遇上了第二位老奶奶，告诉他要去本地茶农家里才能买到正宗的茶叶；随后，他被这位老奶奶带到了一家茶店，第三位老奶奶已经等候多时，她拿出两种茶，称一个是“雨前龙井”，一个是“雨后龙井”，给贾青沏了两杯。10分钟后，对茶了解甚少的贾青花费700元买了一斤茶叶。
这场经历宛如接力赛，三个老奶奶一棒接一棒，最终把贾青传到终点。事后，他觉得不对劲，在网络上搜索，看到相似经历的帖子，才得知被卷入一场精心策划的“茶叶销售大赛”。贾青懊恼，但也觉得无可奈何，毕竟，“她们实在是太高明了”。
高明之处首先在老奶奶们的外形打扮：她们头发花白，脚蹬运动鞋，手里挎着一个买菜用的布兜，看起来只是出门去市场。
其次是她们的耐心，每一位奶奶都有恰到好处的热情，话题从指路切入，再来一场和茶叶毫不相关的闲聊，让贾青放松警惕。她们保持着随意、平静的态度劝说贾青，直至他走进茶店。
网络上几十篇相关的帖子看下来，贾青发现网友们的经历与他相似，但多数只遇到了一位老奶奶，没有他那样丰富。至于他高价买回来的“龙井茶”，最终变成了“薛定谔的茶叶”——到底值多少钱，只有上帝知道。
为了体验一把这样贾青帖子里“精妙”的茶叶骗局，这个清明节假期，我去了一趟杭州。
正是采春茶的季节，市区道路两侧常见“龙井茶店”，走进去就有人来讲述龙井茶的历史：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到龙井村狮峰山下的胡公庙品尝西湖龙井茶，赞不绝口，将庙前十八棵茶树封为“御茶”。
▲ 传说中的十八颗“御茶”。图 / cfp
上个世纪，龙井茶价格水涨船高，冒充的事也不少见。到了2008年，GB18650—2008《地理标志产品 龙井茶》正式实施，确定了龙井茶的质量标准，也划分了三大产区：西湖产区、杭州产区、绍兴产区。
在西湖产区，根据茶树生长的地理位置，茶叶被分为“狮峰龙井”“西湖龙井”“梅坞龙井”，其中“狮峰龙井”最贵，有行家告诉我，它的价格在每斤5000元以上，而龙井村正是它最大的产地。
我先去了贾青那次旅行的起点：火车站。在我的预想中，火车站是老奶奶出现的重灾区，但没想到的是，我在那里晃悠两个多小时，甚至主动搭讪了所有出没的老奶奶，她们要么说起杭州方言，我压根听不懂，要么对我爱答不理，冷漠得根本不像骗子。
又一位老奶奶出现，我立马上前询问：“您知道去哪里买茶叶吗？”一旁的小孙女拉了拉奶奶的衣角，示意她不要理我，两个人迅速走远，孙女嘴里嘟囔着：“是不是骗子？”
寻找骗子，却被人当成了骗子，这让我有点想流泪。两小时过后，我开始怀疑，这种老奶奶骗局是不是已经消失了？但等我离开火车站，坐上出租车时，骗局终于露出一角。
我告诉出租车司机，我要去龙井村，原本沉默不语的司机听说我要去买茶叶，顿时变身“话痨”。在等红绿灯的间隙，他拿起手边的保温杯向我示意：“西湖龙井，一斤2000块，我每年都买四五斤。”言辞中带着得意。
除了向我铺垫价格，司机还试探着问我要买多少，作出一副仗义的架势：“你给我说说要买多少，买得多了我让他给你打折！”同时还告诉我，可以慢慢看，“我把计费表停掉了，不费钱的，你买完我再带你回去。”
穿过一条隧道后，远处的环山和大片的茶田映入眼帘，车子拐进一条小路后停下，两家名为“龙井问茶”的茶馆就坐落在那里。司机带我走进其中一家，仅有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两盘茶叶，一个三十岁左右、老板娘模样的人走出来向我介绍，左边的茶叶750元一斤，右边的1000元一斤。她熟练地拿出两个茶杯，分别捏了一小撮给我沏了两杯，让我“感受一下两种茶的不同”。
▲ 店内唯一的桌子上放着两盘茶叶，和一杯泡好的茶水。图 / 徐晴 摄
一罐茶二两，150元，为了套话，我还是买了一罐。等借故让司机先走后，我问买茶的老板娘：“拉我来的司机是不是跟你们有合作？”她也不掩饰：“双赢嘛，他接送客人能赚两份钱，还有我们这里的免费茶叶喝。”没多久，又有一拨被带来的新客人走进了茶店，也许是担心我泄露“商机”，老板娘看买完茶叶的我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就索性把我的杯子拿到室外的桌子上，客气地将我“请”了出去。
看着这一拨新来的游客，我不禁产生了一丝同情，但很快，我就被“打脸”——原来我才是小丑，以为看穿了“套路”，实际上，还有更深的“套路”等着我。
沿着这个村子小路往里走了几百米，一位偶遇的阿姨把我拉到家里，叫我看看她家的茶叶。攀谈中她告诉我，我买到的并不是西湖龙井。村口的那两家茶店，一家是外地人开的，一家是20公里外另一个村子的人开的，他们租用了本地村民的房子，每年的租金高达60万，给到司机的回扣能有60%。
她让我拿出刚买的茶叶和她家的龙井茶对比，“外地的茶叶颜色碧绿，叶片大大的，真正的龙井茶小小的，绿中带黄，没那么好看的”。她还拿出了一个小布袋，里面装了一沓“西湖龙井”的防伪标贴纸。她家里有三亩地，每亩地茶叶的产量在40斤左右，炒完后数量会变少，一共领到了120个125g规格的防伪标，“只有双峰村的本地人才能去村委会领取”。
我看了一眼我刚买的茶叶，果然没有什么防伪贴。等等，双峰村？“什么村？”我追问道。阿姨看着我的目光带着同情：“小姑娘，你太天真了。”我郁闷地打开百度地图，才赫然发现，这里并不是我要去的龙井村，龙井村在山顶，这里只是半山腰的双峰村——我彻彻底底被出租车司机骗了。
▲ 真正的“西湖龙井”、“狮峰龙井”都有防伪标。图 / 徐晴 摄
此时是下午4点，站在双峰村的我五味杂陈，眼看着一辆接一辆的车驶来，流水线一样：停下，放人，买茶，离开，重复着同样的一套流程。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和我一样，原本想去龙井村，结果，最后被带到了双峰村，买了一堆不知道哪里来的茶叶。
等离开双峰村后，我还是不死心，想去真正的龙井村一探究竟。
等我真的走在龙井村的主干道上，心里不禁乐开了花——这里到处都是贾青描述的“头发花白、手上戴着银质或玉质的镯子、看起来慈祥又热情的老奶奶”，她们散布在茶店里、小路边和巷子口，有人经过，就会凑上前去询问：“要不要我家去看看茶？”
在这里，骗局也变得更加隐晦。
以清明、谷雨两个节气划分，龙井茶分为“明前”“明后”“雨前”“雨后”，“明前”品质最好，卖的价钱最高，可以达到几千元至几万元一斤。上个世纪，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出了新品种龙井43号，除了产量大，比过去的老茶树（又叫“群体种”）多1/3，它的开采时间也比老茶树早10天左右，这样也相对降低了龙井茶的价格。
当地人告诉我，因为种茶、采茶、炒茶的成本太高，即便是当天新采、新炒的43号茶树，想要赚钱，最低也要卖到750元一斤。但在龙井村的茶店里，200、300、400一斤的茶叶十分常见。
5分钟后，一个阿姨挽住了我的胳膊，带着我走进了小巷深处。和双峰村一样的剧情再次上演：两个竹盘、两种茶叶、两个茶杯。区别只有定价，左边一斤400，右边600一斤，她反复建议我，“买400的，性价比高”，还对我比了“3”和“5”的手势，表示“如果买的多，可以这个数给你”。
当被问起这些茶是不是狮峰龙井时，她反问：“不是狮峰龙井还能有什么嘛？”我说没有防伪标啊，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这是政府规定的，1000块以上的茶才有防伪标，懂不懂？这是政府的规定。”
▲ 同样的套路，还是两种茶叶先给你泡好，没有防伪标，但有“特制包装袋”。图 / 徐晴 摄
之前刚见到我时，她曾微笑着劝说，“你就去看看，不买也没关系”。此刻我明确表示不买，她立刻变了脸色，再次挽住了我的胳膊不松手：“你再看看，再看看。”一旁那个晒茶叶的男人也直起身来，眼神略带警告，朝我观望。
我有些怂了，看了看四周，并没有路人经过，于是立马表示：“我可以付茶水费！”她挽着我的手放松了一些，“你去外面买肯定吃亏的……你说说吧，能付多少茶水费？”我放下15块钱，她最终放开了我的手。
后来我又询问了两家茶店，一位奶奶告诉我，她家的茶叶分为300、500、800三档价格，“都是狮峰龙井”。当我问起有没有品质更好的茶叶，她才找出一个小布袋，“这个2000元一斤”。而村口那家，一位大叔称自家的狮峰龙井5000元一斤，我问他，别家怎么有便宜的茶叶，他隐晦地表示：“每年狮峰龙井的产量就那么多，那些300、400一斤的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 龙井村的每一家茶馆都卖“西湖龙井”、“狮峰龙井”，直接装在后面的黄色塑料袋里。图 / 徐晴 摄
那个下午，我四处晃荡，两手空空，两个一直在路上招揽客人的女人隔着马路，不满地对我喊话：“走了好几圈了，买不买啦到底？”
从龙井村回来后，我通过帖子和贾青联系上了，他跟我讲了魔幻骗局的后半段：得知自己被骗后的第二天，他又去了公交站，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他遇到的其中两位老奶奶居然结伴出现了。
他拍下了两位老奶奶的照片后，坚决地踏上了去龙井村维权的道路。因为证据在手，无法辩驳，最终，茶店店主把钱退给了他。
离开杭州前，我托朋友介绍了几位双峰村和龙井村的村民，终于弄清楚了两个村子骗局的起源。
在多年前，龙井茶骗局是有时令的。杭州的春天是公认最美的季节，等春天过去，游客骤减，龙井村的老奶奶才会组队出去拉客人，“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赚点钱”。
双峰村的村民也佐证了这个说法：“20年前的骗局很夸张的，我小时候去上学，公交车上一堆龙井村的老太太，买好了月票，每天出来拉客人，当时27路公交的每个站点都是那里的人。”
网络上的“老奶奶骗局”，也大多发生在5年前。最近几年，年轻一代的龙井村人外出工作，不仅种茶、采茶、炒茶的技术面临失传，“老奶奶”也要后继无人了。
贾青返回龙井村维权时，茶店店主解释说，老奶奶们负责揽客，茶叶卖出去，她们会拿到20%的报酬。原本他自家的茶叶向来销路不错，已经很多年没用这种方式招揽客人，但2020年受疫情冲击，销量大跌，才又“重蹈覆辙”。
而双峰村发生冒充龙井村的骗局，更多是因为茶的销路困境。
一位村民告诉我，双峰村虽然产“西湖龙井”，但对外宣传一直是个问题，在西湖产区的几个自然村里最没有名气，村口连一块明显的标识和广告牌都没有，唯一一块导游石碑碎了不知道多久。一位在市区里开茶店的双峰村人说：“每次和别人聊龙井茶时，大家只知道翁家山、龙井村、满觉陇，根本就不知道双峰村，以为我在瞎忽悠。”
他还告诉我，外地人在双峰村开起茶店后，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他们会刻意阻止游客跟本地村民接触，这样一来，游客既不知道自己在双峰村买了假茶叶，更发现不了这里并不是龙井村。
▲ 外地人开的茶店门外，一位老师傅正在炒茶。门内是出租车司机带来的游客正在品茶。图 / 徐晴 摄
这样的骗局在村子里人尽皆知，存在了十几年，但“没人能管”。一方面，外地人办理的营业许可上写的是“龙井茶”，不是“西湖龙井”，租村民的房子也合法合规；另一方面，当地村民也因为高额的租金和可观的人流量，默许了这种行为。
总有“漏网之鱼”走进村子，被本地人拉到家里“科普”，买到真正的西湖龙井；或者走进餐厅消费，给村子创造营收，钱最终也能落到每个村民的钱包里。
离开的那个下午，游人依然络绎不绝，每一辆公交车都是爆满。看了看，叫车排到了34位，无奈之下，我只好走路下山，到半山腰的双峰村时，终于拦到了一辆出租车。
司机是又一位大叔，接上我之后，他不断地问我有没有买茶、买了多少。得知我已经买过，隔着口罩，他仍然亢奋说道：“孝顺！带回去给老爸喝，那给老妈带什么？”他几乎是两只手“啪”得一下拍在了方向盘上：“要带丝绸！丝绸博物馆你晓得吧？我们等一下就路过，打85折，晚一天活动就没有了！我等下把表停掉，不费钱，你去买，我等你好吧……”
疲惫的我立马精神了，想起来我在网上翻阅过的另一个帖子：年轻人小童被司机带去“丝绸博物馆”，到了地方，才发现是“丝绸工厂店”，那里的丝绸质感粗糙，但价格高得离谱，一件短袖上衣一千多元。
原来这个司机也是“托儿”。这次体验，我真是被骗够了，于是绞尽脑汁地想了3个理由：玩得太累了、有人在等我、我妈妈不喜欢丝绸。司机终于放弃了劝说，沉默着一脚油门踩下去，全速离开了龙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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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后，兵哥几乎天天问我大舅的近况如何。我能怎么说？——“你爹跟我要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大锯做八仙桌呢”？
2019年春节，因为3倍加班费没舍得回家；2020年春节，因为疫情没能回家——快两年没回家的兵哥如是对我说——东北的冬天又很长，家中两年没见面的老父亲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过年对于老人来说就像一种仪式感，一年到头来全指着这一天呢。
兵哥是我的远房表哥，比我年长许多，我们从小就是玩得很好的发小。他是我身边许许多多出外打拼的兄弟中的一员，也是为数不多的扎根外地的成功者。
兵哥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远房大舅，比我父亲年长许多，是同辈人里的老大哥。大舅一辈子都在农村，他面孔忠厚，手上布满老茧，是带相的老实人。
每年过年我都要去探望大舅，害怕今年疫情再来又封城，进了腊月我就开始挨家挨户地走亲访友。按照往年的礼数，我要给大舅送一箱酒、一条胖头鱼和两只鸡，满满的三样礼——他一个人生活，倒是吃不下许多，反倒每年都掐算着时间，给我准备他自己做的豆包和自家种的花生。
今年我刚进院门，就看到一棵柳树在院子中央直直地立着，已经没了叶子，中间空出一个树洞，被风撕得越来越大。大舅远远地招呼我：“来啦小子，今年来的早啊。”大舅其实还不到70岁，但常年的劳作让他看着极其苍老。
我熟练地推门让步，进了房，屋里的摆设一切如旧：热融融的灶台边上垛着一捆捆苞米秆，大木桌子上摆着早上吃剩下的馒头，黄底黑边的搪瓷碗上扣着一个盘子，旁边的洗手盆底沾着一层黑泥油，水龙头被一个自行车红内胎套着，边上还拧着几圈铁丝。屋里屋外，只有一台38寸的电视机算是比较现代化的物件了。
与往日不同，屋里还摆着一大盆酸菜、半扇猪肉和两大盘圆滚滚的豆包，是为过年特意准备的。我打算撂下手里的东西就走，却在门口被大舅一把拦下：“小子，今年疫情你大哥能回来吗？”他把我往屋里推，好像有更多问题要问。
“今年中央倒是提倡就地过年，但是非要回来估计也没啥——我大哥没跟你说啊？”
“他没给我准信儿，一会儿回来一会儿不回来了，再问就是‘不知道’。”大舅边说边拍大腿，不知道他的厚棉裤穿了多少年，氤氲起了好多灰。
“去年都没回来，今年肯定说啥也得回来了，我回头问问他，大舅你放心吧。”我赶紧挣脱大舅的手，迈步往外走，大舅跟在后面喊了几句什么，我也没怎么听清。
随后几天，我都快忘了大舅，远在北京的兵哥突然发来微信，让我过两天去大舅家串门前告诉他一声。
我回复他“早就串过门了”，随即就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兄弟你倒是快啊，今年我怕是回不去了。”兵哥的语气略带寒暄，却有托付之意。
还没等我说什么，他就一气儿说了一大堆：“兄弟啊，你岁数小，多跑两趟。糖就要点散装的冰糖就行；碧根果多买点，我家老爷子爱吃；烟就买几条红塔山就行；保暖衣买两套，一套加绒一套不加——哦对，帮我看看厨房水管好没好，能整你就帮我整整吧。”
其实兵哥回不回得来与我关系不大，但一个独居老人码排了那么多猪肉、酸菜，还有自己唯一能展示的豆包手艺可能就落了空。我顿了顿口气，问道：“那你没跟我大舅说不回去了啊？”
“最近天天视频打预防针呢，两年没回去，我也怕他想啊。”兵哥解释说自己拖家带口，3个人来回得做6次核酸、还容易隔离14天，花销之大，麻烦至极。
“但是‘怕他想’他就不会想了吗？”我心里想着，嘴巴里有一个独居老人和他的酸菜、猪肉和豆包，但是说不出口。
收了兵哥的钱，我按照吩咐去市里给大舅买了一切应用之物，也再次开车到了大舅家。
这次，大舅正在院子里打磨一把生了锈的木锯，他边磨边念叨：“老了，不中用 。”看见我，他只点了点头，没那么热情了，想是已经知晓儿子一家不能回老家过年了。
大舅放下木锯，接过我手里的一大袋子，弯着腰往屋里走，我跟在他身后，打量着饱经沧桑的锯和那棵破洞的柳树。进到房间里，地上的猪肉不见了，切好的酸菜不在了，豆包也被分成一份一份的。
“去年啊——说起来是前年了，你大哥十月一（国庆节）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了，我也没多寻思。没成想啊，过年就不回来了，说过年加班给得多。”大舅打量着手里的保暖衣，叹着气，随后熟练地换好新衣服，对我“嘿嘿”干笑——可能每年过年，兵哥都会给他买两件新的吧。
厨房里被红色内胎裹着的水龙头还在“滴答滴答”响——我完全忘了水龙头的事，没有买零件，悔得直拍脑袋，这意味着我又要跑一趟了。
这时，大舅在我背后发出一声惊叫“哎呀！”我赶紧扭头，见他把衣服恭恭敬敬地端在手里，看着价签，随即又把从超市买来的各类东西挨个翻找价签看。
“没多贵啊，你这件衣服200多一套，打了折不到500，不算贵了。”我一时没琢磨过味儿来，没明白大舅平时是不会花这些钱的，这些东西的价格明显超出了他的想象。
“原来也是买这些东西，你哥都没让我看见过价钱，我问过几次也不说，没寻思这么多钱啊，我这也不用吃这些个东西啊。”大舅喃喃地说。
我本以为应该仔细点留下价签和小票，如果兵哥打电话问大舅，人家父子好核对。亲戚之间人心难测，人家找你帮忙，也难保提防着你，找不到票据核对账目，钱多钱少是一回事，心生隔隙是大事——但是现在看来，兵哥每次买东西都撕下价签，倒是我狭隘了。
端详完价格，大舅把一袋被自己撕开的糖果又仔仔细细地装了回去，然后指着那个半冻半滴答的水龙头说：“你大哥前年十月一走以前就一直在修这个水管，我就跟他说不着急，过年回来修也行，你哥也没跟我说过年不回来了。”
“哎呀，又是钱啊，你帮我堵死吧，我打水上隔壁老刘头家就行。”大舅又往房子的北面指了指。
老刘头我知道，贵州人，说话时一口不太流利的东北话夹杂着云贵的方言。他二十来岁就来了东北，在这个村子里结婚生子，在贵州可能也没有亲故了。跟大舅一样，老刘头几年前也没了老伴，他有一个远嫁的女儿，听说很少回来。
“猪肉让我扔后屋雪堆里埋起来了，酸菜留了点，剩下的分了，豆包还没分呢，你要不再多给你妈拿点吧。”大舅赶紧拎起两大兜子豆包。
我含糊其辞地说“都够都够”，拔腿便走，我打算在晚饭前把新水龙头给大舅换上，也就能安心回家了。
进了院子，我发现大舅和老刘头都在院子里。他俩一个弓着身子，在磨锯子；另一个身子弓得更矮，在磨斧子。大舅向老刘头介绍我，老刘头满脸带笑说记得，只是不知道我现在居然都能开车来回跑了。
“大小子，你啥时候有时间还来啊，再来帮舅带一个好点的大锯啊，能砍树的锯。我这把锯太小了，也钝了，不中用了。”大舅憨憨地拍着我的肩膀说。
“这是干啥啊？锯树干啥啊？这树好好的。”我看着那棵秃柳，一脸疑惑。
“啥时候来，想着点帮大舅带把就好了，五金店要没有，农机店估计有，大舅给你钱。”说罢，大舅便收起工具进屋做饭了——这两个空巢的鳏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搭伙过日子了，看灶台上的东西，两人也吃不了多少。
一转眼就到了小年，我猛然想起伐树的锯还没给大舅买，便赶紧买了送去——我以为，老年人的世界有时不适合年轻人去揣测，因为没必要。他们想要什么物件，很可能是出于某些爱好或习惯，如果年轻人过分打探，有时反而会使他们被迫打消那点念头。
“大舅，你要的东西带来了。”我边说边从车里拿出一把大锯，这锯是两人用的，中间宽两边窄，因为太大，得整个从后排斜插进副驾驶才放得下。
大舅见了心喜，老刘头更是喜上眉梢，我却不知道他俩喜个什么劲儿。大舅看出我的疑虑，说：“你刘大爷要做一个八仙桌子。”
“我们贵州，人死了要准备八仙桌，好几张八仙桌摆得高高的，请人做法事。”老刘头看了看外面的柳树，接着说：“法事要做好几天，儿孙们要跪几天几夜嘞，我这离开贵州也快50年了，别的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就是这桌子我记得真亮（清楚）的！我想自己死的时候也有，正好你舅同意啊，不然我一个人也做不成啊。”
大舅十分轻松地说：“我打听了，一个村子也没有相当的桌子。我打算把门板和我这饭桌毁成两个桌面，去年西屋房塌了，房子大梁做几个桌子腿儿，今年这个树也开口了，趁着里面还没空，也改个桌腿儿，余富出来几块好的（木料），就做两个骨灰盒。”
大舅的语气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想打断他这种懈怠人生的想法，直说这是没影儿的事，毕竟大舅才不到七十岁，想这种事实在太早了。
“大小子，你不是我，你想不到这一步，你刘大爷跟我都身边没啥人，我俩互相照顾着日子还凑合，你刘大爷也跟你爷岁数差不多，该想这步了。十年二十年的日子，我也是一个人，在还能动弹的时候做好了打算，（到时）不让你大哥麻烦。”
其实，我能理解大舅的心情，这种“空巢老人”守着一个村子的荒凉，一个时代的荒凉，满眼望去都是荒凉。他哪里是为另一个老人还愿？分明是把自己的事情也想好了。
大舅年轻时是种地的好把式，他学过木匠、泥瓦匠和厨子。以前谁家盖房子，总少不了他帮忙进料；谁家结婚，总少不了他帮忙做菜出席面；谁家老人过世，也总会找他帮忙钉个祖宗板或骨灰盒。可就是这样一个年轻时处处要强的人，去年看到自己当年盖的房子塌了，想必是个不小的精神打击。
老刘头拍了拍那棵柳树，说：“等我啊，我家还有点虾米，我拿来咱俩炖点酸菜。”说完他走出院子，又走进自己的院子，剩下我与大舅无话，我心里仍然觉得大舅为自己准备后事，太早太早了。
没多久，老刘头拿来一罐虾米，还有许多红的绿的条布，以及他用铅笔画下的要在八仙桌上刻的画。
“你来看啊，这个地方要画这个女的，这个女的手里应该拿一个甚么子东西我忘了，能弄个花就花，拿个别的什么东西也没关系……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我再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布条，多扯点吧，我印象里应该有可多东西咯，就算只有一个桌子，我也好知足啊。”老刘头对大舅比划着，边笑边幻想，感觉如果一张做好的桌子就摆在眼前，他会毫不犹豫地当即赴死，且毫无遗憾。
如果老刘头也走了，我很怕大舅也会想着离开。他们都是阡陌大地上刨食的蚂蚁，坚强无比，也许会忍受孤寂的二十余年如一日的生活，也可能万事看开，便一去不回。
眼下，还有六七天就过年了，两个离群索居的老人，就这样准备着给自己的礼物。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要不要把这件事跟兵哥说，我觉得有必要，但是又觉得没必要。这事可大可小，你可以当作老人的消极状态，但也可能是没事做，做点小手工。
那段时间，兵哥几乎天天问我大舅的近况如何，我能怎么说？——“你爹跟我要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大锯做八仙桌呢”？
这件事在我心里纠结着，难以化开，一直到大年三十，还想着那两张八仙桌的我决定再去大舅家看看。
到院子里时，那棵大柳树已经横躺在地上了，四处摆着它的“残肢”。一个被锯出来的木墩子上摆着我第一次来看见的那半扇猪。
进到屋子里，是两张大桌子，圆桌子是原来的饭桌改的，方桌子是一扇厚厚的门板改的。八条桌子腿儿布着走向不同的纹理，桌子侧面贴着要刻上去的八仙画。桌子细闻闻，还有木头的“生”味儿。看来，两个老人家准备用这桌子摆酒菜过年了。
老刘头对我说：“大小子帮我买几个香炉吧，我太爷死的时候有一鼎老大的香炉，那么大的香炉才能插得稳香。”
大舅对老刘头炫耀着：“做工不错吧？跟你印象里差不多吧？”
老刘头扁扁着嘴，睁大眼连连说：“差着不多咧，知足啦！”
我细细地抚摸着这两张承接生死的桌子——也许是老刘头魂牵梦绕故土的样子吧。人为什么一定要有所寄托？大概是同他一样，老伴走了，孩子不在身边，就只能远远地从前半生里硬找出一个故乡的样子，渴望用人生最后一刻对故土的追思去弥补人生的完整。
而大舅则是借着老刘头的所需，弥补自己生活的完整。有些人要权要钱，有些人要幸福，有些人只是要完整，这两张八仙桌就是横架于“完整”之间的桥梁。
刚到中午，大舅已经准备吃除夕的最后一顿饭了。他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不必非在大晚上包饺子，年也不算团圆，也就没必要准备年夜饭。
“大小子在这吃吧，我们就两顿饭，你吃完这顿还赶得上回家吃下一顿呢。”大舅说。
那顿饭有猪肉炖的酸菜，里面烩了一层虾米；有我买来的各种干果；有韭菜炒的鸡蛋；还有许多豆包——都说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可大舅家只能吃豆包——因为他准备的豆包太多了，邻里都会做这东西，送不出去，就只能自己吃。
老刘头和大舅互相倒酒，两个老人家怕我尴尬，就把电视打开了看。一经烘托，气氛还真就上来了，情到深处酒到浓时，老刘头也开了肚肠，满口一杯酒，抓住我的手，打开了腔。
“孩子，我真得谢谢你啊，没有你来来回回跑这么多趟，我这事儿办不成啊。”他呷了一口酒，看了看我，“我来东北那年刚也就二十多岁，二十几我都记不太清了。”
他眯着眼睛，边对我说话边看着电视。我问他咋不回家，这么多年跟老家还有没有联系。
“想啊，刚来东北的时候是被押来的，想回家不让回啊。那个年代家里也不太平，我四五个兄弟都找不到了，家里老头也被关起来，天天写检查。”老刘头说，他的东北之旅是在那个动荡时期开始的，他们一家先是定居北京，几年后又因为历史原因，兄弟四散，家道中落，他被一路下放到了北大荒。
“那个时候只能给家里写信，写了好多哇，都没得回信，后来才知道，好多信都是托人送的，人家根本没给我邮出去。但是我也不失望，那个年头失望的事情太多了，这种事情不值得难过了。”老刘头点上烟说：“后来啊，那都是好多年了，我认识了我老伴，稀里糊涂地就结了婚生了孩子，也没跟家里说。但是好在跟一个同乡联系上了，回了家一看，只剩下兄弟两个和老妈了。”
大舅打断了老刘头的话，说大过年的就不谈这种事情了，但是老刘头心里的苦水淌出来，就没那么容易轻易止住了：“上一次见面是二十出头，再一见面我都有孩子了，我妈给我做的蕨菜根炒肉，临走又给我拿了好多蕨菜和辣椒酱，说让我路上吃。我也记下了新家地址，在一个小县城里，从东北到那儿，要先到遵义再坐板车到毕节金沙县，再咋个走，我就记不清咯。”
老刘头尽力地在脑海中翻找着回家的路线，驴车套着板车，一路晃晃荡荡，可是再往下走，那段回家的路就迷失在了他的脑海中，翻找不清了。
“那你没再多回家几趟啊？老娘不还在呢吗？”大舅好像也在回忆自己的人生。
“没啦，没回家过几次，那个时候家里总得种地，哪有时间回贵州啊，路途也太远，走一趟要花很多钱呐，在我妈走以前，也回去了八次，第九次赶回去奔丧，就再没回去过了。”
老刘头叹着气，又突然说起自己的女儿：“我闺女在外地嫁了人，我也不要求她把我接走，我也不去。我看明白啦，有些事情没办法的，也不给儿女添麻烦，多养活一张嘴是多大的负担啊。”
老刘头眼中含着泪，喝下了一杯酒，“东北也有蕨菜，东北的土地比我们家乡的好，种出的庄稼黄莹儿的，真好”。
大舅说，老刘头年轻时候也是种地的好手，土地和家人一样，都离不开他。他深知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才能收获，为了让这片金黄哺育妻儿，他只能慢慢淡薄了母亲与家乡。
或许说起来，这有些“不孝”和“薄情”，但是只有身处其境的时候，才会明白自己只能选择放下一头。现在的兵哥何尝不想接大舅去北京安享晚年，但他的儿子、老婆都要养，对老父亲的关怀，就只能隐匿于撕掉价签的保暖衣上了。
连续三年都没有回家的兵哥，明年会不会也不回来了？大概率是可能的。这并不代表兵哥对父亲态度失衡，只是人之常情罢了。以“理中客”的高度审视“空巢老人”的孩子们是容易的，却鲜有人体谅。他们哀叹农村的落寞，又拍手叫好城市化建设的速度，可每一个大都市的繁荣背后，都有无数人肩负着两头，一头是嗷嗷待哺的家庭，一头是垂垂老矣的父母。两头都在跳着脚地望啊望，可是都望不见另一头。
时代疯狂前进，注定要撞倒一些人，老刘头就被撞倒了，他选择理解和包容，就像他母亲当年理解他一样，他也理解自己的女儿。
大舅给我夹了好几筷子酸菜，不停地打岔，老刘头才咽下了继续讲述的欲望。其实老刘头说了那么多，我也没记住多少，关于他的一生，我仍是知之甚少。
我特意在机顶盒里调了一个“历届春晚精品展播”，才算把饭桌上的气氛调节的舒缓一些。饭毕，我和大舅收拾碗筷，只听见电视里传来了当年黄宏的声音：“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出门的时候，已经日落黄昏，我沿着水泥路一个弯一个弯地绕过一片片土地回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了，村头已经没了狗吠，这些老人越来越孤独。
车子开过一片庄稼连着的坟地时，我想：人一苍老，就像颓圮的土墙、崩坏的石磨、纤毫毕现的土地，坍塌，无力，荒凉。人们总祈求和死去的亲人在天上相见，实际上哪个升天了？他们都被埋在地里，每当夜晚来临，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一同躺下。
快进城时，夕阳已经被夜色压得很低很低了，我们的生活也差不多，大部分的日子都被压得很低很低。
到今天，北方万物开化，冰雪早已消融，我不知道大舅家的那半扇猪肉还剩多少，豆包有没有吃完，他有没有打算开春种点什么。
也许，大舅也一点点接受了儿子已经成家立业、回家的次数会越来越少的事实了吧。那两张八仙桌子，此刻应该稳稳地立在屋子里，和它们还是一棵树、一扇门的时候一样，被风吹彻。
相信自己灵魂的
高贵和诚实，并且用生命
和不完美的世界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