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飞刀走穴”18年，每年外诊100多次，时常感觉“快要猝死”
医生口中的“飞刀”，指利用业余时间赶往外地，与合作医院医生一起，为患者会诊或做手术。能当“飞刀医生”的，大多是一线城市大医院的主任级医师、顶尖高手。
由于医疗资源不断向大城市集中，呈现出不平衡的现状，这个位于医疗系统外的灰色地带，灵活地向欠发达地区输出了医疗技术，为医患双方带来了便利。
但不可否认的是，“飞刀医生”与外地医院的合作，大多基于口头约定，这种不牢固的关系，时常也会让执行出现异常。
2021年3月的一个星期六，张保大夫驱车行驶在大广高速上。目的地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内蒙古宁城县中心医院。
当天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张保不敢开快。不时有电话打来，询问他的位置，电话那头，是一位输尿管癌症晚期，正等着他做腹腔镜手术的病人。
2003年，张保在同济医科大学博士毕业，入职宣武医院，以腹腔镜手术知名。
当时的宣武医院，是北方地区最早开展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的落点之一。内蒙古宁城县中心医院主动和宣武医院联系，希望开展本院的腹腔镜手术。
出于医生的天职，同时希望锻炼自己的临床能力，早于国家大规模对口帮扶政策出台前，张保就已开始义务帮扶这家医院。
“和现在不一样，那时手术不叫飞刀，也不叫走穴，很多是义务的，没有费用的。就是单纯的帮扶和援助，共同成长”，张保说，两家医院的合作并没有任何商业色彩。
“路不好走，要翻山，没有高速，天气差，开车很危险”，张保陆续和内蒙、河北、东北、河南、甘肃、云南等地的多家医院，建立起了帮扶关系，将腹腔镜及其他泌尿外科微创手术技术、诊疗知识传授给当地的外科医生，帮助他们建立起一个个可以独立手术的科室。
“有的基层医院的条件太差了，甚至一些基本检查设备都没有，规范意识也需要强化”，张保到河南新蔡县做手术，需要带着自己的超声波机器，坐五个多小时的高铁，两个多小时的汽车。
“如果只有一个患者，有些专家可能就不去了，我经常是只有一个患者也会去”，张保觉得一旦开始和基层合作，就很难停下来，“总想着尽可能地帮到他们”。
“再说当地医生也欢迎我，对我热情”，张保觉得医生救人天经地义，把自己用到极致，得到认可，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事。
“医生出去做飞刀手术，医院领导有时候会有意见，认为没把精力完全放在自家医院，我只有不停给他们灌输思想，走出去做手术，也是把自家医院推广出去。现在每年业务量都在增加，就是因为患者信任我们”。
和其他飞刀医生一样，张保也面临着本院考核的压力。作为科室主任和学科带头人，他仍然要首先保证本院学术研究和工作，并在泌尿外科微创手术领域保持领头位置。
张保常常下班后赶高铁去外地医院，凌晨做完手术后赶回北京上班。同事称他为“铁人”。他在2019年累计外出诊疗一百多次，“有时感觉自己心慌气短，有快猝死的感觉”。
从2009年医改推行多点择业注册制度，至2017年《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实行，国家在逐步为医疗资源“松绑”的同时，飞刀医生的执业过程，依然受到当地或供职医院的各种限制，始终处于灰色地带。
中国目前医疗资源不平衡，患者到一线城市看病成本高昂，飞刀医生们通过外出手术，在患者愿意承受的范围内收取劳动报酬，张保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无论从患者的诊治、经济角度，供职医院的声望、对方医院技术的提高上，几个层面都是有利的”。
“飞刀医生的这种看似‘私下‘的行为，其实是有政策的支撑，并且合乎国家医疗下沉的方针的”，张保认为。
第3903期
摄影&撰文 | 徐阳
编辑&统筹 | 睿智
承制 | 春光菲林
出品 | 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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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解封一年后，他们仍在封闭中，有人怀念方舱医院，有人当宅男至今
2021-04-08
△回想起一年来遭遇到的种种心酸，尹莉落下了眼泪。
下午6点，尹莉把柜台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准备下班。她是武汉一家大型超市的营业员，今天是她最后一天上班。与此同时，韩琪和安迪分别从家中出发，赶往武汉市中心的一家小饭馆参加聚会，同桌的人有白领、司机、家庭主妇、自由职业者……
新冠肺炎康复患者，是他们共有的身份。2021年4月8日，武汉解封一年了，而他们的自我“解封”，仍在进行之中。
尹莉坐电梯前往地铁站。
尹莉在一家连锁超市工作，病愈回来后，同事们对她明显疏远了很多。为了“避嫌”，她调到了新的门店工作。
第一次见到尹莉，是在2020年12月30日，55岁的她，第二天就退休了，那是她最后一天上班。
她离开岗位，工装还穿在身上，穿过三个居民区、两个菜市场，一路走回家，“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走这条路了”。面对即将开启的下半场人生，她有些期待。
武汉解封过去一年了，尹莉还没能完全走出封闭的状态。
她依然觉得别人看她的眼光不对，她也很想告诉对方，“我已经没有传染性了”，但她说不出口。
尹莉在车站候车。
疫情暴发时，尹莉还在超市工作，因为大量接触顾客，包括她在内，很多营业员都被感染了，“但无法确认是上班时感染，还是下班后感染的，不能定为工伤，后来也没人去追究这个问题”。
是否为“工伤”这个问题，尹莉已经不去想了，她自认为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国家化大力气救了她，已经知足了。
2020年3月，武汉方舱医院挤满了患者。
尹莉是武昌方舱医院的第二批患者。
病房有两个临时开水间，因条件有限没有地漏，积水越来越多。尹莉承担起了打扫的工作，她问护士要了四个桶，每间开水房两个，每隔几小时就去倒一次。
直到现在，尹莉到医院复查，还有当时接管方舱的护士记得她：“你是31床的对吧？那时你每天都来倒水，一次提两个桶，男生都提不动……”
尹莉认为，这都是她应该做的，她不愿“欠人人情”。
尹莉在看自己感染时的肺部x光片。
尹莉时常怀念在方舱的日子。那是一个封闭的场所，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开放，又单纯，“一群不认识的人，生活在一起，互相照顾，结下过命的交情”。
反而是离开方舱后的生活，让她很不适应。
尹莉的床头贴着她和爱人的照片。
尹莉的家，是武昌区一个小区的水泵房，这是单位分给她的宿舍。
走进房间，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扑面而来。一年过去了，尹莉依然保持着每天用消毒水泡衣服的习惯。
宿舍17平方米大，只有一个卧室，没有卫生间、浴室、厨房。上厕所要去对面的办公大楼，洗澡在保安宿舍的公共浴室，烧饭在门外起一个炉灶……
康复出院前，楼里和她相熟的保洁大姐给她打电话，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当时我挺开心，觉得还有人在关心我”。尹莉回到家后，才发现她上厕所那栋楼，她平时进出的门上，挂了一把大铁锁。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进去过了”。
尹莉到保安宿舍的公共浴室洗澡，每次都带着酒精，洗澡前后会把自己碰过的地方擦一遍。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劝她，“不要再来了，对大家都好”。
尹莉的卧室中放着一只洋娃娃，她说好看就买回来了。
丈夫也被尹莉“连累”，他在博物馆上班，“去年博物馆开馆，单位说，让他别去了，换人了”。说起这件事，尹莉抹抹眼泪，“有时我和老公吵架，我都不敢做声，确实是我害了他”。
康复以后，尹莉变得沉默多了，“好多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不说出口，因为就算我说了，也不起作用”。
她从不跟人吵架，遇到对自己“不公平”的事，也不愿吭声。
尹莉说，病友们也常遭遇这样的事，大家常相互鼓励，“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该做什么做什么，都会好起来的”。
如他们所言，时隔一年后，随着恐慌情绪的消失，尹莉很少再因“新冠康复者”的标签受到“特殊待遇”，但要彻底走出这种封闭的状态，仍需要时间。
“希望退休之后，能多学点东西，多帮助点人，重要的是，要为自己而活。”
韩琪、安迪和刘宝昌在KTV聚会唱歌。
和尹莉告别后，我们来到武汉市解放路的一家KTV。
韩琪、安迪和刘宝昌正在包厢里唱歌。韩琪是位30多岁的单亲妈妈，安迪是20出头的小伙，刘宝昌是一名40多岁的司机。
因为一场大病，这三个原本不搭的人，成了患难之交。
音乐切换之间，三人沉默不语。
生病前，安迪开了一家旅游公司。病愈后，公司也开始恢复工作，但他很少去公司，“怕给合伙人和员工造成麻烦，后来干脆在家办公，有一年没去上班了”。
出院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全家人买了保险，“之前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健康，不会考虑这些问题。没想到突然得了这个病，要不是国家负担费用，我们这些人还真的可能会倾家荡产”。
跟同龄人相比，安迪爱好不多，平时宅在家看剧，在“唱吧”唱歌，有些粉丝互动，也不算寂寞。长期宅家的“后遗症”，是这一年他长胖了很多。
刘宝昌展示病友们给援鄂医疗队赠送的锦旗。
“父母现在对我也没什么期望，只要我好好活着就行”。
“以前总想着赚多少钱，开什么车，买多大的房子，每天加班、应酬……”相比起来，安迪觉得现在的生活也不错。
“但也不能宅一辈子”，他可能结束宅家，尝试回公司上班，但那至少到明年了。
韩琪和女儿小宁在武昌方舱医院治疗期间留影。
韩琪是安迪在方舱医院认的干姐姐。
韩琪刚进方舱时，女儿小宁在其他医院治疗。在女儿转入方舱前，因为想念女儿，韩琪每天都会哭。安迪时常安慰她，陪她聊天，一来二去成了朋友。
和尹莉一样，韩琪仍然怀念方舱的生活，“医生、护士、病友，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回到现实生活，却常被人当‘病毒’看待”。
韩琪说，从隔离点回家第一天，车刚开到小区楼下，邻居们马上就回屋里去了，没人和她打招呼，她的心情一下落到了最低点。
女儿小宁在武昌方舱医院期间画的画。
“大家心里都清楚，像我们这种康复患者是不会传染的，但心里还是对我们有排斥”，韩琪说，现在到学校接送女儿，熟人开始给她打招呼，但不会靠近。
“我也会自然地离他们远一点，不是怕传染他们，而是一种条件反射”。
出院前，小宁和一位照顾自己的护士姐姐拥抱在一起。
韩琪是病友群的群主，“说起来挺心酸，我们这个群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康复后，丈母娘不让老婆回家、邻居要卖房子、亲戚断绝来往……
安迪说，有和他住同一小区的女病友，“康复出院后，丈夫和孩子都搬到了公婆家，留她一个人独居”，病友在家中摔倒，撞破了头，给老公打电话，老公也不敢回去看她，“后来是我送她去的医院”。
“武汉解封一年了，但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封”，安迪说，即使亲友恢复了联系，即使邻居恢复了来往，但有些隔阂，一旦形成后，就很难再消除了。
小宁写给医疗队的感谢信。
刚出院时，病友们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聚会，后来大家陆续上班了，一个月也至少要聚两次。今年春节，许多人都没回老家，而是和病友们一起过年。
韩琪说，“我现在觉得，亲戚朋友都可以不要，只要我们这些病友能在一起”。我们记起，而在和伊莉交谈时，她也曾多次流露出类似的想法。
抱团取暖，或许也是逃离封闭的一条捷径。
在这次聚会的尾声，几个人在KTV包厢里，相互依偎，合唱起了一首《明天会更好》，边唱边哭边笑。
《中国人的一天》第3904期
摄影&撰文 | 加加
编辑 | 匡匡 小为
统筹 | 小为
出品 | 腾讯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