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越过六十载的寻亲记 | 人间
不知父亲和娘是如何一次次在绝境中寻得吃食的，我们最后竟都挨过了最难的日子，活了下来。那几年中，我与娘的关系奇迹般缓和起来，她备好的吃食，总能有我的一份。
配图 | 《春江水暖》剧照
编辑 | 许智博
南 山 秋
理性乐观派，
用自己的方式与自己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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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017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误打误撞进入了一家老牌出版社，入行不到两年，见识了出版行业的起起落落。出版听起来“高大上”，其实也是一门生意。一本书就是一个利益综合体，做书的编辑除了要有专业知识，还要面对很多奇葩的人和事，处理各种关系。有前辈说，出版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不相信。的确有编辑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但新人也在不断涌入，为了把好书奉献给读者，他们还在坚守初心。写下自己短暂的从业经历，记下遇到的那些人，我是想留住一本本书背后的故事。他们也应该被记录。
1
2017年5月，我即将研究生毕业，工作却依然没个着落，心中不免焦虑万分。这时，一个老师突然问我有没有兴趣去某出版社当编辑，说他有一个姓朱的老乡在这家出版社工作，最近升任编辑室主编，“正在组队伍，想招一个专门搞历史的人”。
这是我从未想过的就业方向——历史学研究生就业面很窄，除了去中学当老师、考公务员，差不多就只剩下继续深造读博了。老师口中的这家老牌出版社，学术书做得非常好，在我心中是“圣殿”般的存在。
6月，这位朱主编正好来我市参加一个学术会，在老师的引荐下，我们仓促见面。大热天，朱主编穿着长袖西装，汗水已经把他胸前的衬衫浸湿了一大片。他背了个沉重的黑色公文包，穿梭在各个教授之间，不停地发名片、扫码加微信，忙得像个推销员，我都没有上去打招呼的机会。
之后，我向这个出版社投了简历，经过层层筛选，终于在7月成功进入文史编辑室。入职那天，朱主编跟我大谈“出版人的使命与情怀”，说话时，他不大的眼睛很聚光，嘴巴一直咧着笑，嗓门又大又响，显得精神头很高昂。大概是因为工作长期伏案，他的脖子已经明显前倾，又因操劳过度得了神经炎，走路都有些歪了。
这些都让我很触动，每天都想卷起袖子大干一场。可工作了一个月后，我发现现实中的编辑工作既没有《编辑部的故事》里的插科打诨，也没有日本职场剧里的光鲜亮丽。每天编辑们都埋在一堆稿子里，被规定的流程、繁杂的事务折磨，整个办公室如同一潭死水。
我很好奇大家为什么会来这儿工作，一个前辈说，他们都是被朱主编的“热血”忽悠过来的。工作之后才发现朱主编只会画大饼，待遇也不见涨，坚持到现在，就是在等着做他答应的“好书”。
我问：“那接到好书了没？”
同事们冷笑，然后继续埋头看稿子。
转眼到了年底，一晚加班结束后，朱主编突然拉着我去吃宵夜，说“你来了那么久，也没跟你好好交流过”。
从下午开始，朱主编就一直咧着嘴笑，我猜他可能签了什么大单，想找人炫耀，只好苦笑同去。
饭桌上，朱主编依然和我大谈出版人的情怀，我听累了，最后连敷衍的话都懒得说。看我露出不耐烦的样子，他话锋一转，问道：“X大的季教授你认识吗？”
我顿时来了精神——季教授是学术圈里的大佬，他写的书我读过不少，是我的偶像。
朱主编得意地说：“我找季教授谈了一个大项目，‘民国大师文集系列’，书很容易做，资助费也不错，把这么一套书搞好了，就能劝季教授成为咱们室的签约作者，以后咱们在社里的地位就稳了。”
在出版行业，民国大师的文集一直都是热点：一来，这些大师的著作基本都过了版权保护期，不用交钱，又不易触碰红线；再者，这些文集基本都有现成的材料，编辑们不用做太多的修改，出版成本非常低。
看着朱主编一脸谄笑，我就知道，这本书估计又是一个“交易”。自从出版社改制，开始自负盈亏后，出版市场的竞争就变得非常激烈，不仅社与社之间在抢选题，连每个出版社内部各个编辑室之间也在抢夺资源。不久前，隔壁编辑室刚搞了一套民国大师的丛书，反响很好，获得了一堆表彰。显然，朱主编又眼红又担忧——因为隔壁室的主编跟他资历相同，俩人正为了一个升职机会明争暗斗。
不知朱主编怎么联系上了我们社的重要作者季教授，提出“照猫画虎”，也搞一套“民国大师”——国家正大力号召复兴传统文化，不少高校趁势跟风，相关研究的项目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头。作为学术界大佬，季教授当然不甘落后，也想做一套符合自己身份的书。季教授和朱主编一拍即合，朱主编奉承道：“当今的大师为过去的大师整理注释，强强联合，乃是学术界的佳话。”
不知季教授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在饭桌上听了朱主编的复述，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2
凭借季教授的名望、朱主编的关系网，出版所需的“资助费”很快便从高校申请到了。不出意外，我们社也麻溜通过了立项，接下来就是关于合同细则的谈判了。
经过反复商讨，双方最终敲定：这套丛书共10本，每本书的资助费为3到5万，书稿由季教授的学生进行整理，我们给每个整理者3千到5千的“整理费”；季教授本人只用撰写一个整理前言与后记，我们会付给他一笔不菲的“顾问费”——这也是朱主编能签下季教授的关键原因。
此前，我一直以为大教授都不拘小节，尤其是对金钱看得淡，没想到季教授却连每次的校对费都抠到几块几毛。我私下嘲笑季教授抠门，朱主编却摆摆手让我闭嘴，说现在高校对项目资金使用限制很严格，文科项目经费少，大家都想尽办法套现，“让学生帮忙报销发票很容易出问题，（高校教师）跟出版社合作，用劳务费的名义结算，既体面又实在”。
我不得不佩服季教授的手段，但依然很疑惑——他看起来也不像是缺钱的人，怎么连这点小钱也在乎？这下，朱主编不接话茬了，只说晚上有酒会，让我们去把季教授陪好，“一定要尽兴啊！”
我不清楚这个“尽兴”是何意，但领导既然有安排，我只能服从。不过，能结识季教授是莫大的荣幸，我还是激动万分。
在晚宴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季教授。
他年近古稀，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脑瓜顶中间锃亮。虽然身形显得老迈，但一看气质就是很有学问的样子。他戴了一副金色大方框眼镜，两边的腮帮子耷拉着，端坐着抽着烟，时不时指导正在打牌的学生，有说有笑，没有一点师长的架子。
开席后，季教授只喝茶，但眼睛时不时地向门外瞅，大家也都跟着拘束，没人敢率先动筷。突然，一个人闯了进来，叫着：“季老师，跑了好几家店，才找到你要的澳洲红酒。”季教授赶紧欠着大半个身子接过红酒，解释道：“年纪大了，只喝红酒了，对身体好，而且澳大利亚的日照足，红酒更好喝。”
大家笑了笑，朱主编跟另一个老师像是接到了命令一样，同时打开了两瓶白酒，给在座的各位老师满上。
酒一喝起来，气氛就大不一样了。别看是红酒，季教授喝起来却不含糊，不仅主动跟每个人碰杯，每杯还必须来个祝酒词。喝到中间，季教授干脆把袖子一撸，各种荤素段子满嘴跑，不文明的词汇也频频蹦出，惊得我一愣一愣的。
朱主编开始敬酒了，他跟各个老师勾肩搭背，把腰躬得更低了，嘴里一直说：“以后出书找我。”老师们拍着胸脯答应：“没问题。”
很快，朱主编就把自己灌得五迷三道的，最后连“以后大家都是兄弟，出书好商量”之类的话都跑了出来。
回到家，我过了好久都没反应过来——这个酒，怎么喝出了一种江湖气，甚至还喝出了分赃的感觉呢？
3
项目敲定，接下来就是给编辑们分配任务了。但奇怪的是，编辑室里的老编辑集体拒接季教授的书。作为新人，我被安排了5本书的编辑工作，项目组里的其他伙伴，也都是工作才两三年的新手。
后来一个前辈告诉我：做这种书，发稿量是按普通书的3折计算的，但付出的精力却一点不少；而且，这种“民国大师文集”可能已经出了几百种版本，价值早被挖干净了，重做没有多大意义；此外，季教授手下的那批人仗着自己名校出身，出了名的难伺候。所以老编辑们才不愿意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书。
我没有选择的机会，只好硬着头皮往前推进。在与季教授商讨时，他提出了一个令人为难的要求：第一批书要在2018年6月出版——因为秋季开学后，他们学校要进行教师职称评选，一些帮季教授干活的青年教师，需要这些书当评选资本。
我手中有2本书在“第一批”的清单里，我们正式展开编辑工作定在春节后，想在4个月内完成任务，是个巨大的挑战。
不过很快我又遇到了更令人头疼的问题——催稿。
这些书的作者都是高校教师，手上的事多，搞学术拖拖拉拉很正常。其中一个陈老师的书，是第一批书中的“主打”，朱主编要求我在春节后第一时间就要拿到编校稿，可陈老师一拖二五六，从春节拖到清明，我一天催三遍都不行。
最后，我们只好找到季教授，说如果陈老师再不交稿，“那违约就要算在你们头上”。后来听说季教授专门跑了一趟，把陈老师臭骂一顿，他才加班一周，把稿子给了我。
虽然闹得有点不愉快，但我和陈老师的交流也因此多了些坦诚。陈老师说自己也不想拖，实在是没工夫：“我已经毕业五六年了，现在正准备申请副教授，说句老实话，我现在又不跟季老师在同一学校，做是情分，不做是本分。”
听他言语之间颇为不满，我便问他当初为什么答应接这个项目。陈老师叹了一口气说没办法，季老师的面子太大，以后在圈子里混，还要靠他提点。我觉得陈老师有些虚伪，便带点讽刺地说道：“也不算白忙，这个不是有钱拿的嘛！”
“就这几千块钱？还不够费工夫的呢！”陈老师愤愤地说，这书是挂在季教授那个大学名下的，他所在的学校不认，而且花那么多时间整理，都赶上自己写一本书了。
我说如今好多高校教师出书都是随便搞搞，陈老师很不屑：“我是不会像我那些师兄弟一样，让一个漏洞百出的书流出来的，好歹也要稳住学术的底线。”
听他这么说，我顿时放心许多，也顺口问出了困扰我许久的问题：“季教授那么大名气了，干嘛申请做这个项目？按理说，他也不差这点出版费吧。”
“季老师不在乎，可是他手下的那些年轻博士们在乎啊！”陈老师说，自己也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30多岁才开始工作，之后买房、结婚、养孩子，正是要钱的时候，几千块钱也很重要。况且文科项目的经费就那么点儿，只有靠项目数量来凑，“如果连这点资助季老师也不帮他们，以后谁还跟季老师混呢？”
我也听过一些传闻，说季教授当初并不想做这个“民国大师文集”系列，毕竟是炒冷饭，传出去不好听。可他的几个学生找到朱主编，冒用季教授的名义放出风去，把出书搞成既成事实，季教授才不得不妥协。
私下里，季教授曾无奈地对我说：“我也想出好书，但是在这个圈子里不能只为自己考虑。自己好不是真的好，尤其是自己的学生嘛，也是要多照顾照顾的。事情既然做了就做好，共赢嘛，毕竟肥水也没流外面去。”
想到这些，我心中五味杂陈，其实在读研那会儿，我就感受到了如今学术圈的浮躁之风，一些老师对金钱的计较尤甚，哪怕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也不能免俗。
不过也能理解，毕竟在现在这个社会中，没有物质基础，任何活动都无法进行下去。搞学问也不能只靠单打独斗，有钱才能呼唤到人干活，而那种纯粹的学术环境，大概只存在于书本之中了。
当初，朱主编特地跟陈老师交代：“能搞多细就多细。”陈老师果真照办，不仅对原始本进行了校勘，还结合其他出版社的版本做了综合添改，他添加的注释甚至达到了全书的1/4。
一遍顺下来，怎么也要一个月，时间太紧。我向朱主编求助，没想到朱主编却说：“就这点资助费，别瞎忙，没必要都按照他修改的来。早点搞完拉倒，时间第一。”
我愕然：这种敷衍的态度跟他平时强调的“出版人的责任心”完全不符啊。看我不动，朱主编坚定地盯着我：“稿子的最终修订权在编辑手里，这也是合同里标明的，他再抗议咱们也是按章办事，怕啥？”
尽管我们按朱主编说的囫囵看稿，但还是因为别的作者拖稿，导致出版时间从6月推到了8月。眼看季教授那边就要开学了，第一批书还有几本没有完工。季教授直接找上门来发火，说新书发布会已经准备很久了，如果再拖，就要按合同走程序追责。
朱主编站在旁边像是挨训的小学生，不断地道歉。季教授走时，朱主编送他出门，临走还从办公室捎上了两瓶红酒。次日，朱主编捂着头，带着一股酸臭的酒气来到办公室，让我们在开学前先印出几本样书，应付完发布会再说。
8月底，季教授的新书发布会在X大召开，当天我因为有事没去，朱主编带另一个新同事去的，说是去见见世面。他们回来后，我问那个同事咋样，他一拍大腿就乐了：“那收益可真是太大了。”
同事说，他坐在会场中间，四周全是季教授的学生。他听见几个青年教师在底下低声抱怨自己的钱拿得少了，说季教授分配不公，甚至还有人说季教授占着位置、把着项目不往下放，好处都留给自己：“年纪那么大了还那么爱出风头，不知道我啥时候能出头……”
同事对我感叹道：“总之啊，我感觉他们就是看着有好处才跟季教授混的，季教授哪天真没利用价值了，他们翻脸绝对比翻书快。”
我想，或许这也是季教授不停做项目的原因吧，不然他真的会变成孤家寡人。
我打开浏览器，登录X大官网，发现新书发布会的照片和报道占了一整个版面。大家都夸书不错——其实很多人拿到是样稿，内容漏洞百出不说，有的样书甚至只印了一个封面，内页还是“白板”。那些来参会的人，大多只是走走过场，根本不会翻看新书。即使发现了问题，碍于季教授的面子，也不会在现场声张。况且，这群人大多自己也出过书，知道是怎么回事。看着专家学者们在称赞一本本不存在的“书”，我觉得莫名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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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套丛书收尾的阶段，季教授的一个学生联系到我们，说要在书的扉页加上一个“项目资助声明”。虽然签订合同的时候没有提及，但这也是常规操作，朱主编爽快地答应了。
没想到过了一周，又有一个作者打来电话说，还要再加上一个“项目资助声明”。我疑惑了——项目资助声明代表此书是这个项目的结项成果，一套书怎么可以二用给两个项目当“成果”呢？可同事却见怪不怪，说这种太常见了，他还见过一本书加了四五个项目名称的，“只要出钱的人没意见，咱们也不管”。
朱主编虽然面露难色，但还是答应了。不料，季教授又来电话，说还要再加两个“声明”。既然有先例，我也没多想，直接报给了朱主编。没一会儿，朱主编冲进办公室，说季教授这样太过分了：“一般一本（书）跟一个项目，两个我也就不计较了，哪能得寸进尺跟四个（项目）？底线不带这样降的。”
我小心地说，我看别的书也有这么搞的。朱主编一口回绝：“不，我不管别人怎么搞，反正在我手里这就是不行，这就是学术不端！”
我不再吱声，赶紧回复。季教授还想争取，主编亲自去了电话，耐心解释了很久。他说现在查得严，最好不要乱搞，并且坚持只能上一个资助声明。
商谈之中，不知季教授是生气还是厌烦了，说干脆一个都不加。主编依然没退让，之后他对我们说：“省事也不是这么个法啊！写的烂跟不想写是两回事，这是态度跟原则问题。”
可麻烦远远没有结束——既然是“丛书”，就要有“编委会”，编委会主编自然是季教授，但接下来编委们的排名却引起了小小的风波：起初说好，副主编只有两个，但是到底写谁的名字，却在季教授的学生之中产生了纠纷——他们都想当副主编，因为这对今后评职称还是很有帮助的。
那段时间，朱主编的电话就没停过，好几个作者都跟他说自己在此丛书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让主编跟季教授好好商量。主编知道这事是个坑，就只说客套话，绝不表明态度，他还叮嘱我：“这事让他们自己折腾去，最后告诉咱们结果就行了——记住，不管谁找你，你就说把意见向上反映，啥事往我身上推就行。”
没几天，季教授改口说，副主编要变成3个，之后又变成5个。眼看“副主编”越加越多，朱主编只能出面协调，最后和稀泥，直接取消了“副主编”，全部成“编委”。
为了避免再出争执，编委名录按照姓氏拼音排名，朱主编打趣说：“排后面的，要怪只能怪爹妈不会起名喽。”
10月，这套“民国大师文集”终于上市了，通过质检，获得好评，社里大大称赞了我们一番。朱主编决定再接再厉，赶紧把第二批的书的合同确定下来。
按照原先的设想，这套丛书一年出版一辑（10本）就行，朱主编却打算将第二批扩到12本。他拿来一大堆选题单，让我填写后去找总编“特批”立项。
我们室本年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我提醒朱主编，说我们实在没时间做。这时朱主编已经把我当成“自己人”了，他跟我透底，说每年年底学校的审计工作很严格，是季教授决定提前的，“他也好安心”。
“先把资助款拿到再说，做不做的出来另说。”说到资助款，朱主编眼里冒光，抿了一口茶，表情很享受，“拿到钱先把季教授的顾问费给付了，他也就不会说啥了。”
我忙了整整一个周末，终于把选题单全部搞完，刚以为可以松一口气，没想到在周三即将下班的时候，朱主编突然急吼吼地冲进办公室，把一堆选题单扔在桌上，宣布“开会”。
会议上，朱主编摘下了眼镜，用纸巾随便擦了擦，手明显在抖。最后，他红着脸急促地说：“赶快，联系这几个选题的作者，告诉他们，这些书不出了。”
如此一来，第二批书只剩7本能做了。编辑们都很震惊，上周还跟季教授在敲定细节，这周就违约，实在太打脸。我们询问原因，朱主编含糊地说，这几个选题跟隔壁室的选题重复了，上面不想浪费资源。
这个理由很牵强，选题重复在业内很正常，只要有资助款，社里根本不在乎做几遍。不过看朱主编的样子，大家也明白应该是出了大事，于是一哄而散，去联系各自的作者了。
朱主编挨了季教授的一顿臭骂，对方威胁说，要是再敢减少，就要撤稿，以后再也不会跟我们合作。最后，朱主编答应以后提高季教授的稿费比例，方才作罢。
这样一来，其他作者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他们整理稿子变得很敷衍，几乎没什么修改就直接寄给我们。不过这也减轻了我们的编校工作量。我还是有些担心，朱主编却满不在乎开玩笑说：“都是大师的作品，谁要说错，让他们去找大师们去，大师就是这么写的，你能比大师厉害？”
2019年上半年，第二批书如期完成，但新书上市明显冷清了很多，季教授连宣传的朋友圈都没发。
本来说好要继续商量第三批书的事，季教授却一拖再拖，朱主编也热情不再，告诉我们不要再催没交稿的那些作者了，“就算他们主动询问，我们也要拖一拖”。
朱主编阴晴不定的态度让人疑惑，直到在一次酒宴上，喝多了的他才告诉我们当时宁肯得罪季教授也要减少选题的缘由：出版社做书的成本中，“制版费”向来是一笔很大的支出，排一本几十万字的书，要付给排版公司大几千元的费用，季教授出一本书只给我们三五万元的资助费，如此一来，“制版费”就显得太高了。
本来，第二批书里有5个选题是隔壁编辑室做过的，那5本书最终的电子制版文件已经存入了社里的数据库。为了省去“制版费”，朱主编动起了歪脑筋，他找到数据库管理者，偷偷拿到了这5本书的电子版，然后又私下找了内部的排版员，以“外编”的形式让他们直接在上面修改。这样，我们可以省下一大笔费用，财务报表就很好看了。
不过，这个违规行为被隔壁编辑室的同事发现了，他们直接捅到了出版社总编那里。按理说，大家都是一个出版社的，套用电子版无可厚非，可朱主编没有走正规流程打报告，连总编也瞒着。做领导的就怕被下属欺瞒，总编更不喜欢手下自作主张，加上朱主编之前报选题违反了很多流程规定，惹了众怒，总编干脆新账旧账一起算，一口气毙掉了我们的5个选题。
“不怕同行投诉，就怕领导不信任。”因此，朱主编宁愿得罪季教授，也要执行总编的指示。
5
6月的一天，朱主编悄摸摸地找到我，让我和其他几个同事在周末的中午去一下“大库”。
大库是我们出版社存放图书的仓库，位置偏远，以前只听说过，但没去过。库门打开的一瞬间，我就闻到了浓重的油墨味与霉味夹杂。库房超大，冷气开得很足，四周层层叠叠，大架子上摆满了书。远处黑黢黢的看不清，不知里面到底还有多少存书。
周末偌大的库房只有我们几个人，朱主编七拐八拐带我们来到深处的一个架子旁，凝重地指了指地上的几个大箱子，让我们赶紧搬走。
按理说，书一旦入库，就跟编辑没什么关系了，我们很好奇，就开玩笑说，朱主编像是在带领我们偷书，盗窃公家财产。朱主编也乐了：“读书人爱书，怎么能叫偷呢？”
几个大箱子很快搬完了，我趁着间隙扒开箱子，看到了熟悉的封面——全是“民国大师文集”。这套书当时印了300套，一半由X大与作者们购买，细数一下，我们运来的大部分书都在，有的甚至连封装都没动，说明一本都没卖出去。
这也正常，市场上的这种“大师文集”太多了，我们做是精装版，价格偏高，普通读者也不会买；搞学术的人用的基本都是全集，很少会买这种不完整的版本；学校图书馆的需求量也不大，一般有一套就够用了。反正“资助费”挣到手，我们就已经完成任务了，存书到期照旧化纸浆呗。所以，库房旁边摞了一堆堆发霉损坏的书无人过问，压根不缺这一套。
下午回到办公室，朱主编又让我们把书全搬进来，见缝插针地摆放，让原本就不宽敞的办公室雪上加霜。
直到几天后全社开年中大会，我才明白朱主编“偷书”的“良苦用心”。
出版社年中大会，除了总结、规划工作，还要推出下半年的一些新政策。这几年出版不好做，领导们想着法儿改革，所以一开大会，我们就很紧张，不知道又要折腾啥。
那天，我拿到社里的总结报告，看到其中有一条“清理库存”的政策。总编说，我们以前太看重资助费了，不关心销量，导致大量图书积压在大库里，就算最后化成纸浆，也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还损坏了我们社的名声。因此，领导们决定从现在开始，实行“库存成本管理制度”，一批书在仓库放置达到一定时间，就开始向对应的编辑室征收“库存成本”，每半年考核一次。这样，“才能督促各编辑室在申报选题时考虑书能否卖得动，不能啥书都接”；同时，也鼓励编辑参与到销售环节中，“不能书做出来就撒手不管”。
我登时明白了：我们做的这套“民国大师文集”资助费低，给作者的酬劳却很高，如果再算上“库存成本”，这批书就直接成亏损书了。于是提前听到风声的朱主编干脆把书拉回办公室存着，大库查不到，就能掩盖一阵子。
之后的那段时间，每个编辑室仿佛都很忙，走廊里“咣当咣当”的小推车声不绝于耳——大家似乎都在往回“拉货”。
可书一直放在办公室也不是办法，朱主编让我们联系作者，说这些书现在打半折，问他们愿不愿意多要些。他还厚着脸皮去找季教授，不知许诺了什么，在季教授的示意下，他的学生又下了不少订单。
就这样，我们编辑化身为推销员，每天要花很多时间打电话、发货。朱主编比我们更累，他白天联系各个书店与图书馆，晚上穿梭于各个酒桌，终于把这些存书卖出了一大半。实在卖不掉的，干脆做成几个套装，送给一些作者当礼物，把钱算在“公务支出”里。
最后的账目统计，我们的报表又是所有编辑室里最好看的。
我觉得这样不妥，毕竟这些书都是出版社的财产，可朱主编却说：“嗐，这几本破书，谁在乎呢？每年出那么多书，谁会一本本去核对去？又没少自己的工资一分，谁也不想惹麻烦。你没看到每年有多少化纸浆的（书），都这么过来的。”
还剩下几本破损的书，送都送不掉，朱主编就拿去垫电脑显示器了。我每天看着自己辛苦做出来的书被压在那里吃灰，心中不是滋味。
做完这套书，我对出版也失去了兴趣，一直在想，什么才是做书的意义。如果只是为了挣那点资助费，看着书变成纸浆，那么我的工作就毫无价值。同事劝导我，说作者出了书、拿了稿费、评了职称；出版社拿到了资助费，利润多了一大笔；朱主编拓展了人脉，业绩更好看了；咱们拿到了工资，皆大欢喜。
“最后书卖得怎么样，还有关系吗？考虑那么多干嘛呢？”
近几年，国家对出版行业的管理越来越严格，三天两头强调“严把质量关”。我们社的领导层也大换血，新上任的领导开始清理流程。这让我更加心慌——虽然朱主编一直说要遵守流程规范，但他一直带头违规。其他编辑室已经盯上我们了，如果他再这么干下去，万一捅出大篓子，可能连总编也护不了他。
我细数自己手上的工作，发现已经埋了好多的“雷”，经过半个月的煎熬，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出版社。
临走时，朱主编专门跟我谈话，解释了他的“功利心”。他说，现在想出一本好书太难了，我们这种老牌的出版社行事刻板，一些青年作者因为资助费不够出不了书，而那些名牌大学的大教授却是选题做不完、经费花不完，“当初季教授分配任务，大都给了他有名声的大弟子们，我就建议分一些给小年轻们做，是给年轻学者一个机会，无论怎么说，先混个名声也不错的”。
我们编辑室虽然挣了不少的钱，但这些钱也补贴给了那些没有资助费的书。季教授的一个学生写了一本小书，很不错，但因为体量太小，没有申请到基金，还是朱主编帮忙挂靠到其他项目上，才得以问世。
朱主编越说越激动：“我也想紧跟潮流多出好书啊，但是咱们这种大社，规矩太多了，那些热点选题要反复审核，研究讨论，等到书出来了，热度也就过去了。现在政府不拨款了，咱们社那么多人要养，领导们只好逼着我们多接资助费多的书。大环境如此罢了！”
大家都说出版行业的黄金时代不在了，的确如此，我们社如同一个蹒跚的巨人，迈着沉重的步伐，每走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我开始有些同情朱主编了。他当编辑的时候出过不少好书，只是等他当了主编，一切都变了，他除了顾自己，还要负责全室人的“钱途”与仕途，以至于他觉得只有自己职位越高，才能有能力出更好的书。
离职后，我听闻朱主编又想重启那套“民国大师文集”第三批，就向前同事打听。不料那位同事一肚子牢骚：“嗐，朱主编听说季教授又拿下一笔基金，就想着把以前那个系列改头换面，再出一个新系列。”
季教授好歹也是学术大家，再怎么着也不会出重复的书，于是朱主编天天带人去“磨”。最后，季教授只答应把之前落下的选题做完，当然，朱主编又把他的“顾问费”提高了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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