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的不眠之夜
清华二校门被拉倒的一瞬间
1966年8月24日夜，京城几千名中学红卫兵“血洗清华园”。
见证了清华大学半个多世纪荣辱兴衰的二校门在“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声中轰然倒下。
当上百名年老体衰的大学教授和校系领导在红卫兵的皮带抽打和驱赶下，背着二校门倒塌后的残砖断石在地上匍伏时，当红卫兵在被伤者的鲜血染红的水泥地上用墨汁书写“狗血”两字时，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文明的毁灭呵！
那桐，光绪年间举人，清末朝廷重臣。洁白的二校门上镌刻着他书写的清华园三个擘窠大字。1925年，这位经历了民国变故的满清遗老尚能在北京金鱼胡同家中寿终正寝。然而，他兴办的东安市场和题额的清华校门在文革中却不得安宁。在1966年红八月红卫兵破四旧时，一个被改名，一个被推倒。二校门虽因那桐的题额被红卫兵判定为封资修而难逃厄运，但血洗清华园事件却与那桐无关，而是起因于刘少奇被黜。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穿军装，神采奕奕地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国家主席刘少奇虽然依旧随侍在侧，但神情呆滞，见报的排名从党内第二号人物降为第八号。在中国的政治上空中，这无异是一个惊天骇雷。大概是因为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文革初亲临清华园指导运动的缘故，对政治十分敏感，或被斥之为十分投机的清华学生闻风而动，纷纷贴出炮打王光美和刘少奇的大字报。
8月19日，唐伟和陈育延这对在清华园里崭露头角的“金童玉女”打响了第一枪，贴出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耸人听闻的标题取得了爆炸性的效果。
文革初期曾左右清华运动方向的一批高干子弟也不甘落后。同一天，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雷蓉、王晓平、袁塞风和王新民等七人紧随唐伟和陈育延其后，联名贴出《三问王光美》。
8月21日，刘少奇的女儿，自动控制系学生刘涛不得不站出来表态，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上演了大义灭亲的一幕。
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写的那张置刘少奇于死地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也不知从什么渠道泄露出来，被转抄于清华园中。文中并未点名，寥寥数百字，但言简意赅，其中“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一句，让人吃惊，也让人感觉出毛对刘少奇的愤恨跃在纸上。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敢或不肯相信这是真的。转抄的大字报贴出后，迅即被人撕掉或覆盖，于是又重贴。如此反反复复，撕了贴，贴了撕，一定让毛泽东深感在中国言论自由之不易。
一时间，清华园里人头簇拥，热闹非凡，俨然成了得天下风气之先的圣地，吸引着北京市和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前来朝拜、取经。那几天，涌到清华园看炮打刘少奇大字报的校外群众，每天都有十万人之多。
迄今为止，尚无人出来证明清华学生这次炮打刘少奇的行动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如果文革中的每件大事都需要找出一个幕后黑手的话，我看只有请毛泽东他老人家出来承担责任了，就像两年后他向蒯大富坦陈他就是几万名工人进入清华制止武斗一事后面的“黑手”。
在历史大变革中，异常的喧闹往往暗含杀机。
三百多年前的甲申年间，李自成进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当流氓气未除的农民军将领胜利冲昏头脑地“绑吴襄而追求陈圆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大闹京城时，他们未曾料到山海关外辽东大地上崛起的女真族正在虎视眈眈。
当书生气十足的清华学生虚张声势地嚷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红楼梦》里王熙凤的名言），大闹清华园时，他们也没有注意到仅一墙之隔的清华附中校园里崛起的红卫兵正在虎视眈眈。
1966年初夏，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熏陶的清华附中学生沿用俄国十月革命中使用过的“红卫兵”一词作为他们的造反组织名称。成立之初，他们恐怕未曾料到这横空出世的红卫兵日后会像进关的清兵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向全国。
这早期的以高干子弟和红五类为主体的北京中学生红卫兵除了几篇受到毛泽东赞赏的鼓吹造反有理的文章外，日后更多地是靠铜头皮带名垂青史的。他们在红八月中用铜头皮带制造的红色恐怖曾让老百姓们闻风丧胆。
在中国历史上，学生运动从来都是由大学生们搞起来的，唯独这次红卫兵运动是由中学生带的头。因为少读了几年书，用铜头皮带代替钢笔墨水也就毫不奇怪了。
无论如何，文革让中国人民享受了一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结社自由的权利。不仅可以有组织，有纲领，在两年后行将退出舞台前，一些红卫兵组织居然还拥有了武装。
又因为是以高干子弟和红五类为主体，这早期的中学红卫兵将革命的目标限定于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狗崽子”，以及他门眼中那些对狗崽子们温情脉脉的中学校长和教师。当清华园中的大学生将大字报的矛头指向刘少奇时，他们敏锐地感到这场运动将危及他们处于高位的父母，或说得漂亮一点，将危及红色江山。
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颇值得玩味的奇点：毛泽东亲自支持的红卫兵竟然违背他打倒刘少奇的旨意。在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并带上红卫兵袖章后仅仅六天，北京十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却决定血洗清华园，撕掉那些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
其实，这多少有点本末倒置。红卫兵们应当先到中南海撕掉毛泽东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那绝对要比撕掉清华园里成千上百张无足轻重的大字报更加有效。
倘能如此，他们的父母和自身都可以免除后来的苦难。
史书上说十万清兵是被明朝的封疆大员吴三桂引入关内的。
几千名中学红卫兵也是由清华大学文革初期的几个左派领袖引入校内的。
八月下旬，清华自动控制系学生，高干子弟刘菊芬到清华附中上演了吴三桂乞兵一幕，恳请中学红卫兵头目“速选精兵，直入南门、西门，菊芬自率所部，合兵以抵二校门，灭右派于清华，示大义于中国”。
南门和西门是清华园两个主要校门。
我不知道刘菊芬是如何情词恳切地说动那些中学生的，这段话是我替她杜撰的，原文出自吴三桂致清摄政王多尔衮书：“速选精兵，直入中胁、西胁，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
信中提到的中胁、西胁是指喜峰口、龙井关诸处，长城的两座大门。
虽是套用，同菊芬学长当年的陈情可以庶几乎？
8月24日下午4时，几千名中学红卫兵在刘菊芬和贺鹏飞等人引领下杀入清华园。据清华附中当年的学生仲维光回忆，“那天黑压压的自行车队集中在清华附中的大操场上，一色褪色军装，手提宽宽的军用铜头皮带，浩浩荡荡杀向大学。”
贺鹏飞，清华机械系学生，其父为开国元勋贺龙，他在这几天的行为耐人寻味。几天前，他带头贴出《三问王光美》的大字报，而当许多崇拜他的学生跟着他N问王光美后，他又带领红卫兵去撕毁他们的大字报。
莫非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在刘和贺的统一指挥下，这来自十二所中学的几千名红卫兵如同正规部队一样对清华园实行了封锁和分割包围，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大有当年彭德怀搞百团大战的气派。当时在北京市和全国各地发生的小股红卫兵的零星战斗和它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战役的展开过程也显示出指挥者们的军事才能。不仅对需要攻占的军事目标（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和大字报作者）有周密的部署，还有涣散敌方军心，制造恐怖气氛的战地广播。
先头部队进入清华后，立即占领广播台，高音喇叭反复播放《安民告示》：“你们不是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吗？那就给你们一身剐！”和《造反歌》：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
当时，我正在教室里写大字报。杀气腾腾的广播声让人感到来者不善，我告诫自己：Don’t lose your heart tonight（今晚不要大意）。这一身剐和见阎王都不是好玩的。
我匆匆离开教室，骑车在校园里转了一下，只见已经进校的红卫兵正在展开队形，进入战斗位置。
在清华广播台所在的明斋门口，我正好碰到贺鹏飞和几个红卫兵从里面走出来。当贺看到我时，便停下脚步，用手指着我，对身旁的红卫兵说了什么。
8月22日，我曾贴出大字报《原北方局中的黑线必须肃清》，危言耸听地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发生过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事件，其成员大多来自原陕北红军。无独有偶的是，刘少奇反党集团的很多成员也都来自原北方局，如彭真、杨尚昆、刘澜涛……等人。
这张大字报是我读了太多的革命回忆录，察觉了一点党内山头主义的蛛丝马迹后借题发挥而成的，颇有文革中打击一大片和株连九族的色彩。我少年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妄评党内斗争，今日回顾，不胜汗颜。但当时因有毛泽东炮打刘少奇大字报在先，我的这张大字报贴出后不胫而走，竟也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轰动。
贺鹏飞的指指点点让我立即明白，我因这张大字报而被列为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了。但我也明白他们的总攻时间未到，不会对我立刻下手。因此，我示威性地骑车在他们面前画了一个圈，然后扬长而去。
公正地说，毕竟是将门出虎子，贺鹏飞对这次行动指挥得有声有色，大有可圈可点之处。即以拉倒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一事而言，一则可以掩人耳目，以砸烂旧清华来掩盖撕毁大字报的真正用意，二则可以对敌人起到威慑作用，而且如同当年解放大军将红旗插上蒋介石的总统府一样，成为取得胜利的标志。
然而，历史往往会同人们开玩笑。今天，清华二校门倒下瞬间的照片已经或将成为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中学红卫兵在文革初期制造红色恐怖的标志性镜头。
平心而论，如果当年中学红卫兵不以推倒封资修的二校门和对校中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分子肆虐来掩饰他们对抗毛泽东旨意撕毁炮打刘少奇大字报的行动，在刘少奇得到昭雪和文革被彻底否定的今天，历史将会为他们对抗毛泽东旨意的反潮流精神写下浓重的一笔。
文革的诡异之处在于当时的一切行为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清华大学的学生视炮打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为革命行动，而中学红卫兵也以推倒封资修的二校门和对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肆虐为革命行动。
在尘埃落定后，当初的革命行动都受到了历史的审判。
比那些在二校门的废墟旁匍伏挨打的老教授、老干部们幸运的是，我在红色恐怖肆虐前逃离了清华园。当我离开明斋后，我估计南校门和西校门一定已被封锁，但清华人称之为西南校门的出入口可能还未布防。我便是从这条“华容道”溜走的。
多亏吴三桂致清摄政王多尔衮书中没有提到直入西南胁。
记忆中那是一个很小的门，无一兵一卒看守，更无关云长横刀立马。我先躲在附近的教师宿舍楼旁确认并无人把守后才毅然骑车飞速冲出去。
如今这旧门已经被封掉，成了围墙的一部分，但还依稀可以辨认。因为门外的大路比门内小路高约1米，所以出西南门有一个约30度的急坡，这倒是有点华容道的味道。
当晚，据说有近百名红卫兵先后到我的宿舍来抓我，说是要给我一身剐。但他们扑空了。倘若那天我被红卫兵抓住，说不定我就有幸名列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中了。
红卫兵在清华园的肆虐伴随着游行队伍中令人心惊肉跳的口号声一直持续到清晨，躲在家中的“黑帮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也不能幸免于难。红卫兵逐家挨户打扫战场，除了就地处理的，很多人被殴打后集中关在生物馆。
多么名副其实的关押场所呵，失去了人的尊严后，难道不就是可以视他们为某种生物了吗？
逃离清华后，我又作了一个明智的判断。我没有回家，而是混在几百个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中，在北京大学一个饭厅里，躺在铺满稻草的地上安然入睡了。
在我进入梦乡时，另一股红卫兵杀入文联。老舍不堪凌辱，在北京太平湖投湖自尽。
那真是一个令许多人难以入眠的恐怖之夜。
第二天，红卫兵果然又到我家里搜捕我，但他们又一次扑空了。在京城一片红色恐怖下，三天后我决定和动农系的学生姚永宁一起逃离北京去重庆。
因为人穷，无多余衣物，必须回校取，差一点自投罗网。
深夜，我趁天黑溜到学生宿舍13号楼，见无人，便将自行车停在东侧入口处，情急之中未锁车。上楼后，我悄悄地潜入329室，只见门口和我的床上都是“绞死叶志江”的大标语，匆匆取了衣物后便原路返回。
至楼梯口，忽见“一高一矮”两人正从楼下追来，急掉头从西侧下楼。取车时发现车已被锁，但我有备用钥匙，开锁后飞身上车，溜之乎也。
三国演义里有名马救主的故事。刘表手下欲杀皇叔刘备，刘皇叔急骑的卢马奔出襄阳城。遇檀溪，河宽三丈，人马俱陷。后有追兵，刘急呼“的卢”三声，马从水中一跃而起，飞到对岸，救了刘皇叔一命，世遂有三国之争。
这辆我用数学通报的稿费购得的自行车也算是救了我的命。
亡命天涯返校后，我曾同“一高一矮”两人复盘那晚对弈棋局。
我问：既有两人，为何不留一人在车旁守株待兔。
答曰：因已将车锁上，谅我插翅难逃。后见我开锁骑车逃跑，已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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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北大三任校长及家人身上的痛
中共1949年建政至文革爆发，北京大学历经了三位校长：1949年4月至1951年9月的校长汤用彤，1951年9月至1960年的校长马寅初以及其后的校长陆平。在中共治下，身为北大校长、同时亦是学者的他们，不仅无法维系大学、学术领域的独立精神，而且他们和家人收获的是中共对他们的侮辱，乃至迫害。
上、汤用彤
学术成就
1893年生于甘肃的汤用彤，父亲汤霖是清末的恩科进士，平生致力于汉学。汤用彤三岁时，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哀江南》，父亲非常惊异。因此，他很早就开始在父亲的教馆中接受教育。
1911年底，汤用彤考入清华学堂，1916年毕业，因患砂眼病需要治疗，暂被留校教国文，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一年后赴美留学。在美留学期间，他先是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哈姆林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其后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期间，因其才学出众，与吴宓、陈寅恪并称为“哈佛中国留学生三杰”。
1922年，汤用彤回国，先后执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哲学系、南开大学哲学系、北大哲学系、西南联大哲学心理教育系等。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北大在北平复课，汤用彤始任文学院院长。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汤用彤是少数几位能融汇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他的学术代表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隋唐佛教史》等，这些研究填补了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佛教对中国的影响这一学术领域上的空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第一届院士81位，其中人文组（含社科）院士28位，北京大学的汤用彤与清华大学的金岳霖、冯友兰，均因哲学研究的突出成就等，一起当选中研院人文组院士。其学问可见一斑。
而汤用彤的这些成就都是在中共建政前取得的。汤用彤的儿子，北大已故教授汤一介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汤用彤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之后就没有写出过像样的学术著作，只偶尔写一些考证的小文章，更多的时间是在看书，查资料，写读书札记……
放弃留美和去台湾机会
1947年汤用彤利用休假机会，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中国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决定回国。
国共内战中国民党走入颓势时，蒋介石于1948年12月派飞机到北平“抢救华北学人”，汤用彤也在抢救名单上，但他并没有乘机南下。其后，离开的胡适也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却依然选择留下。
一念之差后的岁月
中共占领北平后，汤用彤被师生推选为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校长），任期为1949年5月—1951年9月。其后，马寅初接任校长，北大搬到燕园，汤用彤则担任北大分管基建与财务的副校长，与专业风马牛不相及。
1954年汤用彤出席《人民日报》主持的胡适批判会，回来后即患脑溢血；此后长期卧床，再无学术新成果。估计此时的他已然对中共心生恐惧，选择了明哲保身的态度。1964年3月他因心脏病发作住院治疗，5月病逝，终年71岁。
大概汤用彤不会想到的是，死后的他也没被中共放过。文革爆发后，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他的儿媳、汤一介妻子乐黛云，在某篇文章里写道：“我真是从心里庆幸他已于1964年离开这个他无法理解的世界。”
的确，如果汤用彤活到文革，一定避免不了被红卫兵抄家、鞭打的厄运。
儿子汤一介文革遭遇和自责
根据大陆《新京报》年刊发的《2015儒学家训下汤一介一门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文，汤一介在1943年春在西南联大附中读初二时，读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他和他的同学们虽然对“革命”一点不懂，但觉得延安“一定很有意思”，于是一行五六人偷偷前往延安，结果到了贵阳就被抓了回去。被教务主任接回昆明后，汤用彤并没有责备汤一介，而是联合几位家长写信给校长，“对联大附中提出了批评”。
多年后，谈及这段经历，汤一介说：“正是由于我没有去成延安，我才有机会在北大念书，也才能在北大遇到乐黛云，我们才能结合在一起……”
1947年，汤一介考取了北大哲学系，1951年毕业，期间加入了中共，开始接受了马列主义。毕业后与同学乐黛云结婚，并留校任教。按照汤一介的说法：“生活给了我这样一个错觉，好像通往‘真理’的门大开着，是一条平坦笔直的大道，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掌握真理，只要你熟记那些由前苏联输入的教条。”
1957年反右期间，乐黛云被打为“极右派”，汤一介则受到一定冲击。文革开始后，乐黛云成了“翻天右派”，汤一介则是“走资派黑帮”，并被中止上课资格，除了要接受批斗，每天还要在校内劳动，或在广场上拔草，或清扫马路等。之后，他和乐黛云、儿子汤双，与北大两千余名员工一起，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
在中共的洗脑下，汤一介夫妇曾真心支持文革。据二人回忆，汤一介“真心认为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站到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了；乐黛云则写道：“我们真的从心里为这次‘革命’欢欣鼓舞。”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文革中，汤一介珍藏的成套佛经，每函被抽出一本检查，有去无回。十年间最窘迫的时候，汤一介卖掉了父亲送给他的一套武英殿版《全唐文》，换了六百元。在这样的环境下，更说不上做什么学问了。
1973年，一场“反右倾回潮”风暴刮起，汤一介担心再次受到批判，正好北大相关部门要把一些“熟悉孔孟之道”的教员调到“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中，他便“很高兴”地加入进来。没想到，掉进了“梁效”这个名声很坏的深渊。在“梁效”大批判组中，汤一介很卖力，其中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就是他和另一个学者周一良编写的。“紧跟”、“迎合”成为批评组成员唯一的选择。
毛死后，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抓，被政治裹挟的汤一介也被没完没了地审查。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他在遗作《我们三代人》一书中，开篇即说“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接着用1.2万字的篇幅首次诉说个中细节，连乐黛云都大感意外。
或许是看透了中共，“觉悟”了的汤一介“再不说那些违心的话”，试图“恢复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在袁伟时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办中国文化书院，标志着汤一介自我的觉醒。晚年，汤一介最投入的是《儒藏》的编纂工作。
2014年9月，汤一介去世。学者赵白生认为：“杨沫（的儿子）也写过《忏悔录》，但真正能做到忏悔的是汤一介，他敢于把家人的孤陋抖搂出来。”
中、马寅初
1882年出生的马寅初的经历，是那个时代不少知识份子的缩影：在新式学堂学习、赴美留学、在国民政府任职、在大学任教，中共建政后选择为其服务，但却惨遭批判。与不少有着类似经历的知识份子相比，马寅初还算是幸运的：虽遭批判，但由于其民主人士的背景和影响力以及中共的顾忌，未受太多冲击，是以活到了99岁的高龄。
提出“控制人口”主张
身为经济学家的马寅初缘何遭到了批判？这还得从其提出的控制人口的理论说起。
1951年，马寅初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l，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20‰。这次人口普查引起了马寅初的怀疑，他认为此次抽样方式不能真实的反映人口的真实增长情况。
于是，马寅初花了三年时间进行调查，发现中国人口实际增长率是每年22‰，有些地方为30‰。如此高的增长率，很可能导致50年后中国的粮荒。马寅初将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并在1955年7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宣读，但很多人表示反对。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主张。马寅初的主张受到了毛泽东的欣赏。
3月，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会议上，支持马寅初的邵力子就计划生育问题做了长篇发言。他针对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规定，提出“不造成以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产”，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四条“男20岁，女18岁，始及结婚”的规定，主张提高结婚年龄，宣传迟婚。他还主张大力向农村推行节育工作等。
邵力子的发言得到了马寅初的大力赞同，不过，马寅初坚持反对人工流产。他认为有比人工流产更好的办法。这就是“最好是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
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提出了他的《新人口理论》。根据对50年代早期的人口发展趋势的统计，他判断高速人口增长不利于将来中国的发展。因此，他建议政府控制生育率。
“新人口论”遭到批评
然而，此时毛发动的“反右”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展开着。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也遭到了批判，有人说这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这让曾认为中共高层认同控制人口的马寅初不知所措。
1958年初，中共中央做出了“全面大跃进”的战略决策，希望推动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在毛和中共看来，只要利用中国人多的优势，调动人们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中国的经济就一定会有飞跃的发展。毛曾说：“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这样，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开始受到了高层批判，鼓励多生育取代了对人口的控制。如陈伯达在北大举办60年校庆的大会上，就指名道姓的说：“马老要为《新人口论》做检查。”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也不点名的批判了马寅初。
7月9日，毛在召见邵力子等人时，邵仍希望毛支持节育，但毛却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但又应付了一句：“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
对此，马寅初并不以为然，他认定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遂于当年5月9日和7月24日—3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再谈我的平衡理论中的‘团团转’理论》和《再谈平衡论和团团转》两篇文章。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再次掀起批右高潮。周恩来特意约马寅初谈了一次话，劝马寅初不要过于固执，从大局着眼，还是写个检讨好。不过，马寅初依旧并不承认自己的理论有何错误，而是对那些批判自己的文章一一进行了驳斥，并写成5万余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要求《新建设》杂志编辑部公开发表。
杂志社收到马寅初的稿子后，不敢擅自作主，遂上交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小组审阅。时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康生，素以“整人”为能事，他一方面让编辑部刊登了马寅初的文章，一方面迅速部署了对其的全面批判。不仅报刊批，北大也组织了“批马”座谈会。
一天，康生亲临北大座谈会现场，听到发言者都不能击中要害，遂打断别人的发言说：“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
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围剿马寅初的高潮。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布满了北大校园，连马寅初的住宅燕南园36号也贴满了大字报。全校的批判会连续不断，语言越来越粗暴，帽子越扣越大。批判的核心就是“马寅初的新理论，是源于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是对人民大众的蔑视”。
辞职赋闲在家
在这种全国上下暴风骤雨般的批判下，马寅初没有妥协。他在文章里表明了态度：“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不过，马寅初不得不于1960年1月提出了辞去北大校长的报告，并得到了批准。随后，他又被罢免了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只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此外，他还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马寅初从此赋闲在家，其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而不加控制的中国人口，犹如脱了缰绳的野马，在几年内迅速增长。中共为此不得不在后来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这无疑证明当年马寅初的理论是正确的。
文革保持风骨
据大陆《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一篇文章披露，文革爆发后，马寅初身边的一位勤杂人员也戴起“红卫兵”袖章，并突然有一天，向他叫嚣“要造你的反”。马寅初虽然有些措手不及，但却毫无畏惧之感，只是冷冷的看着对方，一语不发。
这个勤杂人员继续威胁马寅初：“马寅初你听着：你是老牛鬼蛇神，以后你要听我的指挥！如胆敢违抗，我定饶不了你。”马寅初并不为其所动，反而继续我行我素。
结语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中共向马寅初做出了形式上的道歉，同年9月马寅初任北大名誉校长。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病逝。因为一个正确的理论不容于一个专制的社会，马寅初的一生就这样悄然走过，其内心的凄苦又有谁知呢？
下、陆平
入职北大
出生与吉林省长春市的陆平，1933年加入中共，1934年至1937年在北京大学教育系学习。中共建政后，他曾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铁道部副部长等。1957年10月至1960年3月，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7年11月起任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在1960年，校长马寅初被批判被迫辞职后，陆平还兼任校长，直至1966年6月。
《中华读书报》曾刊登过对陆平女儿陆莹的采访，文中提到了批判马寅初的事情。据披露，批判之事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名，当时重点批的是马寅初的“团团转”，捎带着批他的人口论。陆平曾在中宣部表示，马寅初是北大校长、民主人士，让北大党委组织批他不合适。为此他还受到了批评，但到底没有进行全校的批评，只在系里由北大毛思想学习研究会开会批。
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的王曾瑜在《敬爱的马校长和可悲的陆平》（选自《那时我们正年轻——北京大学历史系校友回忆录》一书）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件事：陆平来到北大后，要继续反右倾，在压力下，他增划了大量新“右派”，并将矛头指向时任北大副校长的邹鲁风。原来陆平和邹鲁风为了配合大跃进，曾派法律系毕业班组织一个调查组，结果调查报告的结论竟与彭德怀一致。反右倾开始，陆平就把调查组的右倾问题全盘推诿给邹鲁风，狠整的结果是邹鲁风自杀。
按照王曾瑜的说法，他们这个阶段的北大人都对陆平存有恶感，因为他害了许多无辜者，耽误了不少人的学业。
文革遭非人虐待
在反右倾中害了北大师生的陆平最终没有逃过文革。文革爆发后的1966年6月1日，北大大膳厅贴出了聂元梓等7人的《宋硕、陆平、彭佩云究竟做些什么》的大字报，指责三人，这三人中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佩云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大字报一贴出，轰动全校。
当晚，陆平召开全校大会，强调内外有别。然而，不久，毛却下令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大字报全文，其背后正是毛为打倒刘少奇等人的计谋。大字报播出后，北大震惊，全国震惊，许多曾对大字报持观望态度及许多持反对意见的师生，迅速转变态度，支持大字报。
随即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声称“为陆平、彭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至此，陆平等人的命运被注定。
据陆莹回忆，2日，正好是星期六，她和陆微、陆征、陆昀分别从学校回到家。此时，北大冰窖11号的院墙外里三层、外三层的围着学生和前来“了解北大情况的”人，不少人激愤的高呼“打倒陆平”的口号。当晚，还有中学生跳墙进入院墙夹道，敲打着朝院墙开的门窗，大叫“黑帮陆平出来”！
次日，陆平被带走。陆莹透露，陆平在生物楼被吊起来打得很厉害，以至于被打得大小便失禁。此外，还连续多少天不准睡觉，用强光灯泡照射眼睛。其后，陆平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上被批斗，胸前挂着大牌子，坐“喷气式飞机”。在被连续批斗之余，陆平还不得不在校园从事除草，清扫垃圾之类的活计。之后，陆平被发配到江西农场劳改两年。
陆平的家人自然也受到牵连，其妻子成了“与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的顽固分子，被隔离审查。儿子陆征也遭到同学的批斗，他“被用铁丝捆了，装进麻袋用马车拉走了”，还被打成了脑震荡。大女儿陆微徒步一个月去山西绛县插队，二女儿陆莹去云南插队。家里就剩下10岁的小女儿陆昀，还被学校推出校门。
文革结束后，陆平被“平反”，但他很多年不能去北大，因为“见到未名湖就难受，是挨打挨批斗的地方”。
结语
身为北大校长的汤用彤、马寅初、陆平的经历再一次告诉我们，在中共治下的所有大学，都早已丧失了独立精神，早已成为了中共的附庸。北大昔日精神的复活惟有等到中共灭亡之日！
2017-0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