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1977年7月，18岁时，我从湘潭市三中高中毕业。
早在半年多前，已经打倒了“四人帮”，人们都在传说，我们应届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参加高考，考上了就可以直接上大学，不用下乡了。这让人兴奋的消息传了数月，但直到毕业时，靴子仍没有扔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按照“文革”的惯例，进入了下乡的程序。
好在父母不想让我步大哥大姐后尘，下到湘赣边界酃县那么远的地方去，而是帮我联系了离家只有几公里的霞城农场。记得是9月23日，正式下放到了这个农场。
一、下乡趣事
下乡到农场的方式，既不同于落户到某个农民家里（如我大姐大哥）或者落户到知青点，也不同于投亲靠友（如我二姐，下到湘潭红旗公社，安家到我父亲的朋友家里），也不同于回乡知青（如我的许多来自农村的同学那样）。
据我所知，霞城农场是在1950或1960年代由霞城公社官办的农场，主要的农活有：种水稻，种黄花菜，种橘子树等几项。农场有总场和分场两个场地，本人下的是分场。我下乡的那一年，分场知青有百余人，有橘园组、蔬菜组、农业组、基建组、猪场、饲料组、针织厂等。记得农场职工执行的是工分制分配原侧，最高每天10分工，每10分工可分配1.48元。每天每1分工预发一角线，10分工即发1元钱，年终再按1.48元进行结算分红。我被分配在橘树组，工作主要是种橘子树，养护桔树。干的农活有：挖树坑，种橘树，给橘树挑粪施肥，挑水浇水。
我们农场的经济效益和收入，与周边的农场、农村相比，还是比较好的。我们新下去的知青，第一年每天可以拿到6分工，也就是说每天的工钱大约是9毛来钱。每周还可以休息一天。如果每月按照26天计算，每月大约有23块钱的收入。这可不是小钱！记得工厂的技术工人，第一年月工资也就是18元。
虽然每天的劳动很辛苦，也很乏味，但也有些值得回忆的趣事：
打牙祭
沉闷的知青劳动生活中也有一个亮点，就是每天临到中午，人累了，肚子也空了时，食堂里总会飘来饭菜的香味。这对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在工地上劳动了半天的知青们来说，很有吸引力。平时的饭菜大多乏善可陈，吃的都是些素菜，没有什么油荤，不值一提。
好在农场每过十天半月会打一次“牙祭”。每到打牙祭的这天，从早上出工开始，大家时时都想着这顿中午饭，巴望着散工的钟声敲响。农场也颇有些人情味，这一天的11时许，农场早早地就敲响中午散工的钟声。大家从农场的各处，扛着锄头、铲子，挑着粪桶水桶，迅速回到中心地带，回到食堂，排队等候吃饭。
农场平时不发餐券，凭脸拿饭盆儿打饭吃。到了打牙祭这天，则每人发一张餐券，凭券吃饭，大约是怕人多吃多占吧？而这一条规定却给我们带来了福利，打牙祭那天，总会有不来的人，这样，有的知青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吃空额，打两份菜，好不痛快，简直就是饕餮大餐！40年后，每每想起那些个肉炒榨菜，红烧肉，回锅肉，家乡肉，肉炒辣椒等菜，仍口水在唇，舌上生津。真是：
成长岁月去农村，
待哺少年缺油荤。
所幸半月打牙祭，
大快朵颐似狼吞。
写“扎根书”
我是1977年9月份下的乡。这个时候下乡，早已没有了十年前早先下乡时的天真烂漫了，我的想法和其他知青是一样的，一旦有机会，就会早日脱离农场这个苦海，根本不可能有在农村坚持多少年，甚或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想法。但在当时那种“左”的环境中，一般都不敢公开议论这事儿。
可能是由下到农场更早一些的知青发起？或者是上面有要求？到了大约1977年10月的时候，我们农场掀起了一个“写扎根书”的不大不小的高潮，形成了一种不小的压力。好像每人都要写扎根书：本人志愿坚持扎根农村一辈子。记得有人来跟我说这个事，动员我写，第一次，我用哼哼哈哈的态度婉拒了，第二次三次，我好像用“正在写、正在写”的方式巧妙地搪塞。一直搪塞到了我上大学，也没有写这个什么劳什子的“扎根书”。真是：
文革后期劝扎根，
强弩之末气势终。
试看声言扎根者，
田埂早已无影踪。
我的第一桶金
在霞城农场我劳动了差不多五个月吧，当时，每周周末我都会回家吃饭。因为我已经有收入了，我曾经向父亲提出，是不是我应该向家里交一点伙食费，父亲说不用了，所以这半年的周末，我都是在家里“啃老”。
如果按照每个月23块钱的收入计算，我的银行存折里面积累了100多块钱，加上家里给我的钱，当时银行折子里大约有了200元钱了。而且我是一个十分节俭的人，也没有任何花费。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笔财富，当时我并不会使用它，更没有学会用这个资本金去创个什么业，冒个什么险。这200元钱大约有好几年都趴在我的存折上。
40年后，我的一位初中高中同学跟我说，当年，我曾经对他说，有什么需要钱的地方，尽管跟我说，我的银行账上有200元钱。你可以部分拿走，也可以全部拿走，随你去干什么！他说这句话让他记了40年，虽然他没有从我这里借走过一分钱。真是：
上山下乡仅半年，
积蓄巨款逾百钱。
可惜僵化罔冒险，
第一桶金未闯关。
二、我的高考之路
补习班和分科
恢复高考的消息，大约是1977年10月下旬传来的。当时得到的消息是，77级高考，将在一个多月后举行，在此之前，在乡下和工厂的知识青年，可以参加原中学组织的补习班。好像文件上说，原则上所在单位应该同意考生请假补习。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盼高考盼了多年，终于来了，着实让我兴奋了好些天，不管考得上考不上，怎么也得去试试自己的运气！
但说句实话，对高考，我没有任何把握，我的几个哥哥姐姐，都曾经错过了高考，不可能有任何高考经历与经验，身边参加过高考的几无一人，因此只能靠自己去拼，去碰运气了。
记得大约在1977年11月，在经过农场同意后，大约用了三四周的时间，我回到了我的母校湘潭市三中，参加了高考补习班。补习班里既有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也有过去毕业的往届生。好像是应届生多，而往届生少。理科班人多，而文科班人少。
补习班分文科理科两个班，每个人首先必须确定，自己到底是准备报考理科，还是报考文科。这可难为了我，以我当时的理解，未来的四化建设中，当然更需要为四化直接做贡献的理工科人才，理工科学生毕业后，肯定更受欢迎，同时，我的理科成绩也并不弱，数学，物理，化学这些科目，常常在班上名列前茅，因此，老师朋友家人劝我报考理工科的，不在少数。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则更倾向报考文科，因为我个人对文科更感兴趣。老师同学们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回家问父母，母亲明确表示，不要报考文科，道理很简单，1957年打的“右派”中，大多是学文科的，为了尽量不让你犯错误，最好不要报考文科而应该选择理工科。当然，在最后关头，我自己还是循着我内心的呼唤报考了文科班。
补习班里的事情，基本都忘记了，但最近在我高中同学聚会时，一位同学告诉我，我在补习班的一篇模拟高考作文，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作文题大约叫“我的理想”，我大概是写了自己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而且有成名成家的想法，对此，老师和同学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以我高中的班主任朱孟球老师为代表，他们认为，当作家当然可以成为青年人的理想，而且有成名成家的想法也没有什么不对。而另一派观点则认为，成名成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要不得。在当时，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思想交锋，不可能作出定论。记在这里作为花絮吧。
记得补习班里人才济济。但实际上，后来并没有几个考上大学。在当时，大家对考试成败并没有太看重，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次没考上可以下次再考，而且即使不读大学，在工厂和农村维持现状也是不错的。但实际上，第一次没有考上的，大多数以后都放弃了高考，而在工厂农村维持现状的，以后的命运都不太好。这是后话。真是：
返校补习，
科分文理。
学习一月，
终身受益。
考试经历
模糊地记得，77级的高考安排在了1977年的12月，查阅相关资料才知道，是12月11号至13号。我高考的考场，好像设在了湘潭市三中，这可能也是我发挥比较正常的原因吧？因为这个学校，就是我刚刚离开半年的母校。
当时的文科考试一共有四门：政治，语文，数学，史地。其他科目考试的内容，都不记得了，只有语文一科，还记得一些，一是一开始就考拼音，大约是“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我是1966级的小学生，因为所谓“教育革命”，从我们这届开始，已经不学拼音了，故在这个题目上，我纠缠了很长时间，改了很多次，最后可能改对了。出来后，在厕所里，两个考生讨论说，他填的是，“我们一定不会被淘汰”，不觉内心一惊一喜，感觉自己应该答对了。
作文题是《心中有话向党说》。我到底写了些什么？完全不记得了，现在推理估计，可能是努力拼搏，为实现四化而更加努力地学习吧。
还记得一件事，当时我们考场的纪律非常严格，没有任何人可以延长考试时间，不能有任何交头接耳和互相偷看的行为，这种严格的方式，对于我们这些在文革期间中学读书的学生来说，还真不多见，对每个考生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考试现场，监考老师因为看我答得还可以，在我身后停留的时间较长，可能体现了老师爱才惜才的心情吧？
当年我所在的农场有一百多名知青，报名参加高考的大约二三十人，结果没有几个考上。记得只有梅宇航、范娟娟几位。
近几十年来，我一直在询问我曾经劳动过的农场的情况。了解情况的农友告诉我，知青纷纷离开农场后，1980年代农场实际上就名存实亡了。现在，原总场所在地，因为湘潭市政府东移至岳塘区被征用了，现在建成了万达广场和湘潭市政府办公楼。分场则已分田到户，光剩一个牌子了。真是：
当年高考四门功，
史地数政加语文。
看似题简要求少，
顺利通过能几人？
填报志愿
因为自己当时做的都是文学梦，故当时填报的志愿都是中文系。记得当时《湖南日报》用几个整版登出了当年可报考的学校和专业目录。我参照这个目录，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第三志愿是我家乡的湘潭大学中文系，每个志愿只让填报一个专业。从我报考的学校和专业来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我对自己的估量，是考一个外省的学校应该还可以，但要我报考像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高校，我自己觉得还有一定差距。二是从这三个志愿填报的情况看，当时我的志愿是心无旁骛地报考中文系，一心只想当作家。真是：
做梦只做文学梦，
学完中文当文人。
可叹它业先录取，
作家梦破且服从。
录取通知书的曲折
高考后，我又迅速回到了霞城农场，老老实实地当起了农民，每天兢兢业业地挑粪挖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怠慢。因为我老觉得，能不能录取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农场给了你时间去补习和考试，已经很是宽容了，自己应该有感激之心，懂得回报。二是认为如果考不上，还要继续在农场务农，而务农的表现，是自己能否被招工的重要因素。
在这些日子，我天天规规矩矩，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和非分之举。当然，与所有的考生一样，我无时不刻不在默默地等候着高考录取的消息，忐忑不安，焦急等待，应该是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吧！
因为家人在地区招生办有一个熟人，我和我二姐能够较早的知道一些情况，到了2月份，高考的分数线已经出来，大约文科理科的录取分数线是220分或是218分。我们还提前知道了，我的分数是276分，而我二姐的分数是271分，二人都超过了分数线，肯定将被录取。但是被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录取？当时还不知道。这时，在了解这些情况后，我是一边劳动，一边度日如年地每天都期望着能得到录取通知书。又因为当时我们家掌握的是内部消息，不便于向外透露，当然也是怕变化，所以每天都与平常一样去劳动，消息不敢丝毫泄露。那种日子，真的不好过。
到了2月中旬，几乎所有被录取的考生都收到了通知书，我和二姐（她在湘钢工作）都还未收到通知书。真的太奇怪了！家人开始着急了，有一天，专门派我二哥到市里地区招生办了解情况，原来地区录取名单表里有一整页漏缺了，我恰恰就在里面，经过与省招生办联系，发来了这张名单，这才向我补发了录取通知书。而我二姐的通知书，在已经到了车间的情况下，被车间的相关人员锁在办公桌的抽屉里了，直到催问方才找了出来。好一个好事多磨！真是：
十年未做棘围事，
巨细繁复环节多。
倘若工作有纰漏，
望眼欲穿好事磨。
接受喜报戴红花
1978年2月，我与二姐双双被大学录取（她被上海第一医学院制药专业录取）的消息，在短时间内，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在湘钢，尤其是在湘机，引起了轰动。为此，湘潭电机厂特意组织了相关人员，带着喜报，带着大红花，敲锣打鼓地将喜报送到了我家，这种送喜报的动作，多少年都没有出现过了！引起了邻居的围观，和羡慕的目光，大家都说，王家真是厉害，一次考取了两个，一家出了两个大学生。这在当时，真算得上一件大喜事。真是：
王家姐弟同入闱，
齐登金榜心如遂。
忽闻前人传喜讯，
红花映靥别样美。
录取与报到
收到通知书后，一方面是因喜悦而奔走相告，一方面也有不满意，我的三个志愿均为中文系，而录取的则是湖南大学名不见经传的政治理论专业。对于政治，对我们这些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等各个政治运动的知识青年来说，有着天然的反感和顾虑。政治在中国，被认为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还将它作为专业去学习？而且在高考前公布的报考学校和专业中，并没有这个专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思想上不通是自然的。
后来到学校报到后才知道，一机部所属湖南大学是在所有院校确定招生专业登报以后，才决定招收这个政治专业师资班的，为了招收到更优秀的考生，省里同意这个师资班提前录取。因此，后来我们班的所有考生都不符合考生的志愿，几乎都是从文学和新闻专业志愿的考生中转录到了这个班。因此，入学后的稳定专业思想的工作做了很长时间，任务十分艰巨。这是后话。当然，虽然有诸多的不满，我并没有放弃读此专业，而是无奈地服从了分配！
记得是在3月初，我背起了家中准备的棉被和行李，来到了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报到。为什么时间记得那么牢呢？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报到的当天晚上，在东方红广场散步时，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电台联播节目里，有全国人大当天开幕的消息。
我的新时期开始了。我的大学历程开始了。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这是多么让人期许的时光。真是：
懵懂岁月文革兴，
高中毕业尚未停。
革命无情废高考，
知青可怜下乡行。
虽有舵手帮团去，
不见久旱逢甘霖。
可喜上方现明主，
复考集珠榜题名。
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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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山大雾里迷路
翻过这座山梁，回到厂汗村
1974年8月，我到内蒙古固阳县忽鸡沟公社厂汉大队厂汉村下乡。村子地处高寒山区，四周全是连绵不断，如海浪一般重重叠叠的山坡。那些光秃的山坡不高，看上去很相似，辨认不出来，勉强可以记得山头在天空的映托下的各种形状。除了走河槽路以外，爬坡是家常便饭，有时要翻山越岭。
下乡后最害怕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山路，我曾经有过几次走山路的惊险经历。在群山大雾里迷路，是我最忘不了的一次。至今想起来，那些画面还清楚地出现在眼前，仍然能感觉到当时的紧张和恐惧。
1975年初春，我要到固阳县城去办事。厂汉村有个小学和初级中学，学校的杨校长来找我，问我是否能把他的外甥女从固阳县城顺便带回厂汉村。杨校长夫妻都在教书。那女孩约有十几岁，有时来她舅舅家看孩子做家务。这女孩挺老实聪明，可是先天耳聋，家里不放心让她一个人坐车，我立刻答应了。
回来那天一早从固阳出发很顺利，上午10点多在三岔口下车。我俩背着包，各自携带了些东西。我们先顺着河漕路走，沙土地很软，一步一个浅坑，走起来吃力。初春季节，天上有点阴云，我怕下雨，想赶快回到村里去。于是我建议换条路走，爬上半山坡，远远的可以看到二合公村，再往前走大约3里路就到厂汉村。女孩子盯着我的嘴巴，连同我的手势，她看懂了，同意换条路。
刚爬上半坡走了一点路，看到路边有块干净场地，我好奇地看了一下，有个旧窑洞，开着门呢。听见外面有人声，窑洞里出来个大婶子，她很热情，非要我们进去喝点水。一聊起来，她在附近村有亲戚。没想到这么偏僻的地方还有人住，窑洞里空空如也。我心想，在土坡里挖个洞就住人，人穷到这个地步还是要活下去。
我惦记着要下雨，一会就告辞了。但是，我离开窑洞门口时没注意，一侧身就走上往西北方向一条小路，而往厂汉村应该朝正西方向走。我们俩只顾低头看着脚下山路，走了很长时间。怎么没看到二合公呢？我想一定是走得太快，已经路过了。但是往前看，没有厂汉村的那座标记性的秃头山。我们俩不在坡上，而是走到底下的山坳里，就像走廊一样，只见两边是高高的连绵不断的山峦，有时出现一个分叉，走进另一个山坳。这条路本来不熟悉，记不清到底该是什么样子，只好琢磨着朝西往前走。
又走了半个多小时，我估计该到厂汉了。可是山沟越来越窄，回身一看，不得了，四面全是山，抬头望去，一片狭窄的天空在头顶上。转身一看，四面有好几条山沟，不知道该走哪一条。我让女孩在坡下守着背包和袋子，我爬到一座小山头去瞭望。
当我气喘吁吁的爬到山头一看，立刻发慌了，眼前一座座山头像大海里朵朵波浪，无边无际！转身看，四面都是山坡，我们俩就在山坡的海洋中间。我惊呆了，不顾一切，一口气接连上了好几个山头，还是看不见村子。我知道迷路了，怎么办？
我知道，在这个地区，往往看上起来荒无人烟的沟里会有个小村子，或有个放羊人家住在深山里，就像刚才路过的那个窑洞那样。退回去不认识路，停留在这里不行，只能继续走。抱着侥幸的心理，我估计方向朝西边去，可能会遇到务柳沟村，那个小村子在厂汉北边不远处。
抱着这个希望，我一边走，一边拉着嗓子使劲喊：“有人吗”！“喂”！山沟里回荡着我的喊声。我停下脚步仔细听，没有回答。再走，再喊，再听，还是没有丝毫声息，安静得发怵，我身上一阵阵发冷。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大雾渐渐降临，视野被挡住了。只见一团团白色浓雾在狭窄的山沟里涌动。就像大火烧起来时，滚滚浓烟冲进来，弥漫整个山沟。也许是深山里容易形成大雾。我拉着女孩子一边走一边想找个地方躲躲。渐渐地，浓雾填满山沟，天空也看不见了。我伸出一只胳膊看不见自己的手掌，女孩吓得紧紧抓住我的衣服，睁着两只恐慌的眼睛看着我。到后来我连她的面孔都看不清了。
这时我很紧张，也很后悔。我想一定得保持镇静，我有责任把女孩子带出去，女孩子要依靠我的，万一出什么事，我背不动她。我和女孩紧挨着，挽着胳膊一起走，累了，我俩互相抱着肩膀站一会。山沟里悄寂无声，连鸟叫声都没有，只听见我们俩的脚步声和呼吸声。走啊，走啊，趄趄趔趔地摸索着顺着山沟走。
渐渐地，我累了，走不动了。女孩子也累了，我们的呼吸越来越急。一阵阵恐惧袭来，我害怕极了，觉得要瘫软下来了。我脑子里不停地在想，这样不行，要保护体力，不能太累，身边没有带水和食物，饿极了走不动怎么办？我们放慢步子，走一段，就地坐下来歇会，紧紧地互相挽着胳膊。四周仍然白色浓雾弥漫，就像被关在巨大的蒸汽笼里，只见眼前白雾团团，只觉得脸上，头发上有雾气在缭绕。四周还是没有一丁点的声息，简直像死一般的寂静，令人毛骨悚然。
我的手表告诉我，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昏昏糊糊不知道走了多远。不知不觉大雾渐渐退去，慢慢地可以看清一点前面的路和周围的山影，我们俩都振作起来。我还是希望会不会有人在附近居住，找到一个窑洞就好了。一路走着，看见两三个很小的山洞，里边地上有些破烂东西。可能很久以前有放羊人用过，我俩都不敢呆在里面，万一遇见野兽什么的，连逃都没法逃。我冷静想了一想，还是得走下去，一边找村子。
在这时候，我隐约听见远处有“啪”地一声在空中划过，好像是甩鞭子声，又好像是幻觉，我立刻停下来静听，但只有一片沉寂。继续走了一会，好像又听见一声鞭响，虽然很远很轻，我听清了是鞭响。我马上大声呼喊“谁-在-那-边-”没有回答。我又喊了几声，我们屏住气，站着等回音，抬头朝四面高坡上看，还是没有任何声息，只好再继续走。
就这样走走停停，突然间，我听见一声很长的，拉着长调子的吆喝声，紧跟着一声清脆的鞭响。我马上断定，这附近有人在放羊！在哪儿呢？我丢下背包，估计声音传来的方向，立刻爬上山头去，除了那茫茫的一片无数个山头，像大海里的波浪，其他什么也看不到，我赶快跑下坡。
女孩子耳聋，看我爬上爬下，不知怎么回事，憋着脸要哭了，我顾不得多解释，又爬上另一座山坡，一连爬了好几个，还是看不见人。我知道决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不停地大声喊着，最后我爬上一个比较高的山坡，站在山顶头上，把双手合成喇叭形，连着大声呼喊：“有-人-吗-”！
过了一会，隔着几个小山坡，在西面方向，有个人出现了，离得好远，是个放羊的老乡，大概是他听见我的喊声，就朝我这边来了，手里又响一下鞭子。我激动得就像落水的人看见了船只，马上挥手喊：“喂！我是厂汉的，去厂汉怎么走啊？”放羊的老乡慢慢的走近了，穿着一件羊皮袄，也朝着我喊道：“去哪各来来”？这时，我快要哭出来了。
等放羊的老乡走过来，站在我对面的山头，手朝正南方向指着，大声喊：“厂汉在那边”！原来厂汉村在我们的左手边。隔着山沟，我大声喊着，仔细问老乡该怎么走出去。他指给我看怎么出去，然后他说：“你们走各哇，我瞭你们的。”我这才赶紧拉着女孩子，按照他说的方向转向左边的山沟，他一直远远地瞭着我们，不时地打个响鞭，打个手势，表示走对了，或者表示在那里该拐进哪个沟。过了一阵，我发现他赶着羊群随着我们，保持着看得见我们的距离。最后他挥挥胳膊，示意要我们继续走，朝南直走翻过山去，就上了朝厂汉村去的山路。
当我们翻过最后一道山梁，看见那条通向厂汉村的熟悉的弯弯曲曲的山路，我才放心了。当我扭头回看背后的山坡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在我们后面那片像大海波浪一样的群山，恐怕是永远走不到头的。后来听老乡说，我们已经走出务柳沟村的北边好远，迷失在那西北面的深山里，就要碰运气了，短时间里是走不出来的。
从这次经历，我才懂得为什么山里的人打招呼，说话必须慢悠悠的，一个字一个字说，拉着长调子，声音才传得远，对方才听得见。要是说得快，声音马上就被淹没，对方根本听不见。怪不得西北山歌调子都拉得很长。
回到厂汉村已经是下午三点多，杨校长一家正在着急。天空阴沉沉的，下过一阵雨，地上湿漉漉的，但是没有雾。后来我才明白，深山里常有雾，我们走进了有雾的地区，又走出来了。那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大的雾，深山里的沉寂，是我平生经历过最可怕的沉寂。
我一下子倒在炕上昏睡，起不来。接连好多天没有精神，常常做同一个噩梦：在山里一片漆黑找不到路。在后来的日子里，每逢我坐在屋外面眺望时，看见从东边三岔口，往北边漫延的，掩隐在烟云中的远山，以及那些山石嶙峋，重重叠叠的群峰，不觉地会打个寒噤，心里疑惑：如果没有那位放羊的老乡，是不是我会从此消失在那片群山里面。
于Briarcliff纽约
2018年8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