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72)

我卖掉婚房去非洲创业,被人用枪顶住头

自PAI 自PAI 2021-03-30

 

郭林/

壹拾柒/

 

我叫郭林,来自湖北,2009年大学毕业后当过英语老师,机缘巧合下去非洲加纳做了英语翻译。在那里,我发现了采金设备的巨大市场空间,毅然卖掉国内婚房,换来30万资金开始创业。

 

2011年8月,我创办的采金设备公司在西非开业,但没过几天,本地商户就用枪顶着我的头,威胁我关店。一番斡旋打点后,公司才得以继续营业,没想到越发展越好。

 

十年后的今天,公司已经跻身行业前列,净资产过亿,年销售额两个多亿。而我也实现了财务自由,从老师转型成为老板。

 

 

今年初,我在非洲打高尔夫球的照片,每年我都会不定期去非洲出差。

 

我敢于创业,是因为从小就有帮家里脱贫致富的想法。我的人生受家庭影响很大,贫穷的原生家庭曾一度使我自卑,但也让我深深明白一个道理:勤能致富。

 

我1986年出生在湖北咸宁嘉鱼县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靠种植蔬果为生。我家种过西瓜、冬瓜、白菜等蔬果,但那时候农产品价格低,忙碌一年也卖不了多少钱。家里生活一直比较拮据,我逢年过节才能吃到肉,只有春节能添一两件新衣服。

 

搞种植还要靠天吃饭,老家毗邻长江,一到汛期我家的地就可能被淹,经常隔两三年就淹一次,循环往复,父母只能眼睁睁看着快要收获的庄稼、水果化为乌有。

 

1996年,我爸觉得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难以维持生计,便独自前往武汉做起了贩卖药品的小生意。

 

 

我6岁时在村里学习骑自行车,上小学三年级时爸爸去了武汉。

 

后来我查资料才发现,爸爸的决定相当明智。单是1996年到1999年间,老家就爆发了3次洪灾,最严重的是1998年特大洪灾,许多村民的房子和地都被洪水淹没,甚至命都没了。

 

1996年,爸爸在武汉郊县勉强站稳脚跟后,把全家人接了过去,我也从老家转学到了武汉郊县的学校。以前家里穷,我还没什么感觉,毕竟整个村都是这个生活水平,直到来了武汉,我才意识到自己和同学的差距有多大。

 

我穿的都是旧衣服,本地同学却经常有新衣服穿,他们不止玩具比我多,零花钱也比我多。我零花钱只有一块钱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好几块。

 

贫富差距让我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少年时的我就曾发誓:以后一定出人头地,让家里人过上吃穿不愁的好日子。

 

 

11岁时,我(右一)和弟弟在多层蛋糕前合影,这在老家根本看不到。

 

我转到武汉之后,学习环境和教学质量都比原来好一些。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校就开始教英语了。爸爸见我对英语感兴趣,专门买了磁带给我听,我每天跟着磁带学习英文字母歌和英文单词,英语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

 

除了兴趣,激发我努力学习英语的另一个原因还是自卑。作为转校来的外地生,我能感受到一些同学的不屑与排挤。以前在村里,我的成绩在班上能排前十名,还担任班长。

 

到了武汉之后,以我的底子很难与同学们竞争,于是只好在新学科英语上多下功夫,用成绩来证明自己。

 

 

我12岁时,爸爸做医药生意挣了些钱,买了辆边三轮摩托车。

 

小升初时,我以全校前十的成绩考入了对口中学。我学习一向自觉,6点起床早读,晚上常常学习到十点或十一点才睡觉,成绩经常名列前三,完全不需要爸妈操心,他们可以安心打理生意。初三时,学校根据学生的成绩分了两个重点班,我有幸进入其中。

 

那几年一切都在变好。我的成绩突飞猛进,家里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爸爸此前尝试了很多生意,贩药、开蛋糕店、当鱼贩子,还收过破烂。

 

印象中,我们总是在搬家,后来靠药品生意赚到钱之后,爸爸在郊县买下一块地盖了房,我们终于有了家,再也不用频繁搬家、居无定所。

 

考入高中后,我已不像之前那般自卑,三年时间很快过去。2005年,我在高考中发挥正常,考上了武汉的中国地质大学。我喜欢英语,第一志愿填了英语专业,由于分数不够,后来被调剂到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大一时,我(右一)在第九届世界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做志愿者。

 

虽说那时家里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可也不算太好。我大学学费还是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一年6000元。每月生活费也就三四百块钱,大部分零花钱都是自己做兼职挣的。我做过家教、发过传单、当过保安,还在餐厅洗过盘子。

 

做着做着,我意识到这些兼职几乎都是下苦力挣小钱,不会对未来发展有太大价值。想到爸爸此前做生意的经历,我对商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大二时,我在学校发现一个商机。当时学校洗衣机还不是很普遍,一栋宿舍楼只投放了两三台洗衣机,实际上是不够用的。于是我和两个同学合伙凑了600块钱,买了两台洗衣机,收费标准是三块钱一次,可以上门收件,洗干净脱水后再送货上门。

 

在校园发了宣传单后生意还不错,但一到寒暑假就中断,断断续续做了一年多,课业忙起来后我和合伙人就放弃了。当时我们没什么财务概念,光知道本钱回来了,每人另外挣了一两百块钱。

 

这次创业不过是业余时间的小打小闹,我的重心还是在学习上。虽然没读到英语专业,但我仍没放弃学习英语。我认识了很多留学生朋友,与他们交流不仅可以提高我的英语口语能力,还能让我了解很多国外文化。

 

 

大二那年,我和非洲留学生朋友相约骑行。

 

2008年,我参加了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获得了一等奖。同年,我在学校英语辩论赛拿到冠军,还代表学校到北京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与全国排名前百的高校精英交流学习。

 

这个比赛每个高校仅有一至两个参赛名额,我在比赛中只获得了鼓励奖,不过能参与这种大型赛事已经很开心,更坚定了我把英语学好的决心。

 

 

2008年5月,我代表学校参加全国英语辩论赛。

 

到了大四,课业减少,我又开始和一个朋友谋划创业。我们创办了一家翻译社,名字叫译道,主要负责帮学生撰写英文简历或英文论文,收费标准是千字50元。翻译社有一批长期合作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外语学院,他们翻译能力比较强,可以通过我们接活儿。

 

这个项目还是失败了。很多需要写英文简历的同学都直接找班上英语较好的同学代写,而英语论文的需求量又太小,那些想发表在国际期刊的论文也不是我们能翻译得好的,我们只零零散散地接了一些活儿,没挣到什么钱。

 

临近毕业时,我的心思已经很少放在翻译社,和同学们一样忙着实习找工作。我先是应聘到浙江一家袜业公司做了外贸助理,负责外贸跟单,每月工资1000元。

 

不巧正赶上金融危机,外贸订单骤然减少,很多外贸公司倒闭,我觉得这个行业前景低迷,于是辞职重新找工作。

 

 

我在袜业公司实习时的名片。

 

当时很多大学生的第一想法都是进外企,外企工资高,可以达到年薪十万,身边有一些认识的人拿到过保洁、联合利华、IBM的offer,相比之下,阿里巴巴仅是第二梯队。

 

这些公司我都去应聘过,还尝试了联想、美的、海尔,但都被拒之门外。也许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找工作确实很难。

 

找工作屡屡碰壁后,我重新规划了自己的定位,不再执着于外企,转而找与英语相关的工作。我先是应聘到一家少儿英语教育机构当了老师,负责教三至四岁的小朋友学英语,还要带着小朋友跳舞、唱歌,每月工资600块钱。

 

两个月后,我去了黄石的新东方教育机构兼职英语老师,教高中生英语听力和口语,没有底薪,一节课100元工资。

 

新东方的几个创始人经常在全国各大高校巡讲,每次听他们的讲座都让人觉得鸡血满满,人生充满激情,这份工作正好适合找工作迷茫期中的我。

 

 

我在新东方实习任教时的照片。

 

2009年7月,我大学毕业了,认识的一位新东方正职老师想回老家扬州创办英语培训学校,我便以授课老师的身份参与了他的这次创业。遗憾的是,学校创办两个月后以失败告终。

 

扬州的素质教育抓得特别严,基本不让学生在外面补课,有补课的也是学校内部开的培训班,所以我们很难招到学生。项目失败后,我曾想过再回新东方,思索一番后还是放弃了。

 

一是在新东方每月也就挣两三千,考核很严格,评分过低会被淘汰。二是我没有出国经历,当时新东方很多老师都是国外留学回来的,他们把国外的文化穿插着段子来讲,讲得非常精彩。一对比,我完全没有优势,感觉很难出头。

 

 

在扬州时,为了省钱,我经常自己买菜做饭。

 

我猛然想起,大四时老师曾在学生群里发过一条招聘广告,是非洲一家公司需要招聘一名英语翻译。以前我总觉得非洲又是灾又是难的,所以第一次听到这份工作时并不在意。

 

等到一年折腾下来也没找到好工作,我才想起这个机会。很幸运,岗位还在招人,我立马报了名。

 

听说我要去非洲工作,爸妈非常担心,他们觉得非洲是一个比较落后,还疾病横行的地方。我虽然对非洲的真实情况也不是很了解,但觉得趁年轻可以多闯闯。

 

就像爸爸当初从老家到武汉闯荡一样,只有大胆尝试才有出头之日。爸妈知道我从小到大都是懂事、有主见的人,最终还是同意了。

 

2009年10月,我的非洲之旅开始了,目的地是非洲西部的加纳共和国。下了飞机后,我第一印象是很热,从机场到城市的规划、建筑,感觉就像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建筑,跟我们老家的县城差不多,看样子比较穷。街上到处都是黑皮肤的人,还挺新鲜的。

 

 

这是招聘我的公司在加纳的门店,主要做选矿设备产品零售和批发。

 

加纳被称为原名“黄金海岸”,一个盛产黄金的地方。招聘我的公司规模不大,10人左右,到了之后我才发现,所谓的翻译只不过是在店里用英语卖东西,跟国内超市的导购员差不多,令我大失所望。

 

天天守在店里啥时候能出人头地呢?我主动向老板提出做业务员,想跑市场拿业务,赚更多钱。

 

非洲条件相当艰苦,整体比国内要落后很多,当时国内网络已经普及了3G,但这里只有2G,QQ经常掉线,别说与家人视频,就连文字信息都经常发不出去。

 

但既来之则安之,我很快适应了非洲的生活。加纳官方语言是英语,我凭借语言优势和开朗的性格,很快与客户打成一片。

 

 

我身着非洲民族服饰,感受当地风土人情。

 

加纳采金历史悠久,但主要以小作坊手工作业为主,采金效率低下。我们售卖的是国内较为先进的机械设备,在这边很受欢迎。我拜访了全加纳重要的十余个采金工地,寻找批发商和采金大客户,没多久就拿下了几笔大订单。

 

年底,老板看我业绩不错,奖励了我1万美金,还提拔我为销售经理。这才是我理想的工作啊!既可以运用语言优势,又能发挥人际交往能力,同时运用一定的商业头脑,为公司创造最大的效益和价值。

 

后来,老板因病要回国治疗,把大大小小的事情交给我打理,从国内采购、报关海运、港口清关到店铺销售我全程参与,了解了整套运营流程。

 

 

我在门店拍的照片,手里拿着《加纳华商指南》。

 

工作中我注意到国外客户购买量在迅速增长,同期购买量已经超过加纳本地,这些客户主要来自加纳周边的几个采金国家,比如布基那法索、马里、科特地瓦、几内亚,其中布基那法索的客户占多数。

 

经过调查,我发现布基那法索是个很有前景的国家,黄金开采量居非洲第四,中国的采金设备慢慢也被这边的客户接受。由于布基那法索当时还没有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中国商人比较少。

 

我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与其在竞争激烈的加纳市场靠降价拼杀,不如换个国家,挖掘新市场,开辟蓝海。

 

然而老板觉得风险太大,不确定因素太多,最终没有同意开分店。我实在想不通,做生意本来就是风险与收益并存,既然看准了,他不同意我也要自己搏一搏!2010年9月,我果断辞职,一个人去了布基那法索考察。

 

 

当地的天气,如我创业的激情一般火热。

 

在布基那法索实地考察一周后,我写了一份商业计划书,并在2010年10月取得加纳一位同行老板的青睐,拿到了120万人民币的投资。项目确定以后,我兴奋地来到了这个新兴的市场开创事业。

 

然而,不管计划筹备得多么详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难以预料的问题。第一关就是语言。在英语国家身经百战的我,在法语国度束手无策。

 

只能找一个既懂英文又懂法语的本地翻译,辅助我开展前期工作。一个月后,我才注册好公司,租好店铺、仓库和房子。

 

趁着货还没到,我抓紧策划前期宣传。在打印好传单后,我开始了非洲版的“千里走单骑”——我骑着摩托车,由翻译带路,历经三个星期,前往布基那法索全国20多个采金工地,宣传我们新店开张的信息。

 

效果非常不错,开张第一天,我们的销售额就突破了一万美金。

 

 

我和翻译骑摩托车前往采金工地发传单。

 

万万没想到的是,店铺顺利开张之后,我和投资老板在公司决策权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由于我没投钱进去,除了十万人民币年薪,只分得5%的干股,对于公司没有实际控制权。

 

如果还跟原来打工一样,任何决策都要听老板的,那我创业还有什么意义?2011年5月,我与投资老板再次因管理决策发生分歧,这一次,我没有服从,无奈又痛心地离开了自己一手筹备创立的公司。

 

这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惨痛教训,创业没有资本,就只有帮别人打工的份,一定要有自己的股份,才有发言权和控制权。

 

 

回国前一天,我坐车从工地赶回住处,脸上写满不甘。

 

我离开了公司,收拾行囊坐上了回国的飞机,心想一定要卷土重来。回国之后,我把爸妈为我准备的婚房以30万的价格卖掉。

 

这是家里占地拆迁时分配的安置房。我已经做好了破釜沉舟的打算,如果失败,大不了再努力几年重新挣钱买房。

 

想做国际贸易,卖房换来的这30万元还远远不够。我做了一份商业计划书,利用一切机会在飞机、火车、高尔夫球场、商业会所接触老板们,推销我的非洲创业项目。但没有人相信我,都觉得我是骗子。

 

后来我又去采矿设备的厂家和供应商那里尝试,终于遇到了我人生的贵人肖总。他是湖北省农机厂家代理商,几番考察后,肖总投资了70万元和我签订了合作协议,他让利10%,我占股40%。

 

 

第二次创业时做的商业计划书。

 

事实证明,与肖总合作是非常明智的。他在国内有采购资源和采购经验,而我对非洲市场非常了解。我们分工明确,他负责国内发货,我负责国外销售。2011年8月,我们的公司成立了,取名东鑫机械。

 

“东”代表东方、中国,“鑫”代表多金,寓意在非洲挣大钱。

 

9月份货柜顺利到店后,公司顺利开业,可营业没几天,当地商会就通知我过去。第一次通知我没去,我知道肯定不是好事情。第二次他们直接威胁我必须过去,不然就过来闹事。没办法,我只能带着公司一名本地经理过去。

 

一到商会就看到十几名采金设备同行,他们不等我说话,立刻围上来声讨我,我的黑人经理不停地帮我说好话,但完全没有用。

 

过了一会儿,几个人把我强行带进了一个小房间,掏出一把手枪顶在我的脑门上。

 

我毕竟才二十几岁,以前完全没有经历过这些场面,吓得差点尿裤子。虽然心里知道他们肯定不敢随意枪杀中国人,但那种恐惧的感觉会让人觉得一切都可以妥协。

 

对方很愤怒,说中国人不能做零售,这是在抢他们的饭碗,威胁我马上关门停业。我立马服软,承诺关店。

 

 

枪在非洲管理还是比较宽松的,这是我刚到加纳时拿的一把霰弹枪。

 

被迫关店停业后,我向当地的一位华人朋友讨教经验,在他的建议下,我找到了一位本地人入股,承诺给他5%的股份和十万年薪。

 

这位本地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是当地青年协会秘书长,有一定社会地位。在当地工商部门更改股权投资人之后,我们公司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合资企业。

 

由他出面与商会和其他政府部门公关,我们在价格上也对当地经销商做了一些倾斜,尽量让他们多挣些钱,这才使得公司能继续开下去。

 

 

公司第一家店的门头,印着各种机械设备的照片。

 

得益于西非淘金热的兴起,我们的业绩和利润保持着高速增长。2011年,公司营业半年的销售额超过500万元。

 

2012年,市场行情依然火爆,由于备货资金不足,公司找银行贷款了200万元,全部投入货物采购,同时还成立了两家分公司。这一年,总销售额直接突破了2000万元!

 

分公司举行开业典礼时当地市长等政要也来参加。

 

2013年初,公司又抢滩登陆科特迪瓦,成立了第三家分公司。然而好景不长,2013年5月,国际金价下跌,金矿投资热情递减,市场萎靡,很多同行纷纷倒闭。我的公司也受到影响,生意大不如前。

 

我一度觉得看不到未来,完全没有工作的动力。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合伙人肖总提出转型,于是我们回笼一部分资金大力推广农机产品,慢慢打开市场后,公司终于起死回生。

 

 

在国内风靡多年的时风牌三轮车,卖到非洲后也很受欢迎。

 

业务稳定后,我总算有心思考虑自己的人生大事。在回国相亲时,我遇到了人生的另一半,她是我初中同学,以前读书时我们说的话加起来也不到十句,但相亲时双方看对了眼,都觉得很满意。

 

她和她家人觉得我老实上进,踏实肯干,不仅没有嫌弃我无车无房,还非常支持我在非洲创业。

 

2014年1月,我们在国内举办了婚礼,结婚初期,她每年至少有半年待在非洲,陪伴在我身边。有了妻子为我打理生活,解决后顾之忧,我将重心更好地放在了工作上,公司销售额逐年递增,团队人员越来越多。

 

 

在非洲时,妻子在烘焙材料匮乏的情况下为我做的生日蛋糕。

 

创业没有什么顺风顺水,2014年10月,布基纳法索发生政治事件,约10万民众参与抗议游行,街上都是战车和士兵,时不时有人扔烟雾弹,场面十分混乱。受此影响,我们只能闭店停业两个月,直到新总统上任才重新开业。

 

重新开业后,公司加大业务拓展力度。2015年,公司首次分红,决定从利润中拿出15%至20%分给股东,此后,几乎每年都会分红一次,辛苦创业终于给我带来了高额回报。

 

2016年,我在非洲花10万美金购买了一套房产,占地1000平米,建筑面积200平米,带有一个独立院落。后来几年,我又陆续在武汉市区购置了一些房产和一辆代步车,生活质量大大提高。

 

 

我在非洲购置的房产,院子很大。

 

2018年至2019年,公司一直稳步发展,2020年,疫情突袭。在家乡武汉疫情形势严峻的时候,我立马向母校中国地质大学捐赠了5000美金的防疫物资。

 

疫情是场灾难,但同时也给我们公司带来了机遇。都说乱世买黄金,疫情后黄金价格猛涨,金矿市场需求旺盛,对我们设备的需求量也上去了。

 

许多外国同行不能来中国采购,竞争也更小了,去年公司的销售额几乎翻倍增长,达到2.4亿元!

 

截止到2021年3月,公司业务已经覆盖非洲6个国家,分公司发展到10家,各国员工200多人。纵观非洲,一共50多个国家,公司目前产值还不到非洲市场的千分之三,所以未来依然潜力巨大。

 

接下来,我会逐渐把重心放在公司经营管理和团队建设上,我需要培养更多的人才,争取让公司业务占据非洲市场的半壁江山。同时,我会学着放手,把机会留给年轻人,把时间留给家人。

 

 

这是去年年底在国内拍的照片,我们家儿女双全。

 

回想十二年前,我还在为自己迷失在茫茫求职大军中而绝望,如今已经拥有了一份不错的事业,完成了小时候想要脱贫致富的目标。

 

我为自己经营着一家年销售额过亿的公司感到骄傲和自豪,但创业不会一劳永逸,未来公司会发展成什么样,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但我会乐观面对一切。

 

曾经的创业经历让我相信:没有谁注定会失败,再难也只是暂时没有成功。

 

 

-THE  END-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皆由主人公本人口述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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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丰台,一群老人在车棚里撸铁

周婧 真实故事计划 2021-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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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了40年的健身房蜗居在二七厂家属区的地下车棚,来健身的都是奔70,80岁的爷爷辈。“馆主”徐伟总结,健身房有三大特点:存在年头最久、来健身的平均年纪最大、健身条件最简陋。这里承载着老伙伴们的年轻记忆,也消磨着他们现在欢乐的退休时光。
 

 

角落
像厂子里上班打卡那样,每天上午10点,下午2点,老会员们准时来到“二七健身房”,开始撸铁。“来了您。”彼此打声招呼,话不多说,脱了外套,毛衣,仅穿一身汗衫,拿起器材,开练。
“馆主”徐伟梳着莫西干发型,上身仅穿一件背心,腱子肉露出来,颇有些硬汉风。他从里面开门,健身房是废弃的自行车棚改造的,半地下,外面没有标牌,没有哪个新顾客会闯进这里。走进健身房需要经过两道门。第一道门内是一个小客厅,放着一张旧床,一个桌子几把椅子,旁边放着小型取暖器。侧身往右再拐个弯,才能看到“二七健身俱乐部”的招牌,低调地悬挂在墙上。
墙壁没有粉饰,裸露出原始的结构,墙面上贴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健美明星的海报和健美杂志彩页。墙壁打着一排木架,上面堆满了各种物件:烧水壶、茶叶、水果、牛奶、保温杯、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屋梁上挂着几盏灯笼,那是卖酒的会员送来的,过年图个喜庆;最里处,供大伙装置物品的衣柜,是从二手市场淘来的。
环顾四壁,这里就像一个一百多平米的普通家庭,除了零散放在地上的杠铃、哑铃、支架……它们绝大部分都已油漆脱落,锈迹斑斑。闲置的时候,上面会罩着一层花格子床单。有的设备垫子坏了,会员从自己家沙发卸下旧垫子,帮它换上,时间久了,房间里的铁疙瘩各有各的“特征”,生气盎然。“这架子用了快40年了,哑铃也有三十好几。”徐伟一个一个自豪地指过去。
“二七健身房”里没有人说得上来“健身”那一套东西,但每个人都是真正的“练家子”。徐伟说,这里从来没有引进跑步机、划船机等“新鲜”玩意儿,也没有“有氧”“无氧”这些时髦的修辞——大家不习惯那些。但最晚到来的“新手”也练了快10年了,不少人跟着健身房40年,风雨不误。每天,他们只是简单地俯仰拉伸,做基础器械练习,让自己尽情地流汗,按照健身房老会员的说法,“你们年轻人叫‘撸铁’,我们叫练气。”

图 | 健身房一角

 
老朋友
在二七健身房里,公认“练的最好”的是61岁的赵树元。他也是最老的“会员”之一,当时,“二七健身房”还是二七厂田径场边一个简陋房子,雨天漏雨,晴天漏灰,几乎所有器械都是员工自制的。
他是健身的老手。年轻的时候,赵树元定期买《健与美》杂志,一板一眼照着上面的标准练习,“胳膊维度要达到40厘米,胸围120,腰围80,这个身材比例是倒三角形,特别好看。”他是那个时代的潮流青年,穿喇叭裤,牛仔衣,还把自己练成了一个衣架子。那时三班倒,但凡空出一点时间,他就往健身房跑。
那个年代,男人们的健身启蒙大多来自于这间房子。53岁的刘霄云记得,下班后他就戴上粗线劳保手套,开始锻炼,直到出一身汗为止,他说他特别崇拜男性的“阳刚之美”,电影里那种。
后来,听说北京什刹海开了家“正规”健身房,刘霄云马上去报了班,“那时一个月工资24元,报学习班就花了18元。”
66岁的贺春生是二七厂的锻工,工作之余利用废弃的材料制成哑铃,单杠,“也没什么娱乐活动,就在车间举起来玩玩。”那会他工作忙,只有周末才有机会去“健身房”锻炼。
在男人们的记忆里,下班去健身房“出汗”,锻炼完再结伴去工人浴池洗澡,“那感觉,特爽。”徐伟回忆说,他也是那么过来的。
那个年代,“健身”的概念还未普及,厂子三班倒工作辛苦,大部分男人的空闲时间,还是专注在老婆孩子或者烟酒茶牌上面。这个爱好把他们几个连接在一起,今天你做点什么,明天我贡献一件设备,维持住那间小小的健身房。几十年,它绕着二七厂转了几道圈,甚至一度无处安身。最长的一次,足足有小半年,健身房没有着落,徐伟只得把器材寄放在二七田径场的主席台下。那时老伙计们总围着徐伟耳边唠叨,“想想办法,健身房宁愿破不能没。”
这么多年,“二七健身房”的年卡费用一直是300元,多年来没有涨价。“够房租就行。”徐伟说。 
图 | 在健身房锻炼的“老炮”们
 2018年,健身房第四次搬迁,徐伟找到这间废弃的车棚,大伙又一起把设备搬了进去,这是他们现在的家。从任何角度看,二七可能是北京最“落魄”的健身房,没有一件完好的设备,有的甚至是徐伟从外面捡回来的。走进去,没有人穿标准的健身服装,反而处处都是“忌讳”:穿皮鞋,赤裸上身,穿宽松休闲的衣裤……但这里又是北京最“稳定”的健身房,老板从来不需要想办法留住顾客,回忆天长日久,每个人都仿佛已经属于这里。
一些会员也曾被外面健身房的“高级”吸引,但新鲜了一阵子,不约而同还是回到二七,像出去玩的孩子注定要回到家里那样自然。50岁那年,赵树元在离单位不远的一家健身房办了张卡。有次,他在杆子上倒挂着练腹肌,店长看到后惊慌失措,马上跑来制止:“老师傅你别这么练,别摔着。”几次,他再也不想去了。“我在这里穿衣服很随便,穿背心短裤都没人管,在外面行么,不行,这里都是哥哥兄弟。”
71岁的老封也曾去过环境好的健身房,那是他儿子给他办的卡,但他只去过两回。“一个人练没意思。”他说。“这里都是熟人,大家在一起练有氛围,聊天开玩笑,多好。”
健身房一开就是四十年,全年无休。徐伟配了几把健身房的钥匙,几个老会员手里各有一把,万一他临时不在,总能找到人开门。徐伟说当年在老健身房拍的照片,里面的人如今已走了三个,“去年老秦走了,66岁,他是锻工,肺癌5年,得病的时候一直化疗住院,还总跟我说等病好了,还来锻炼。”
回忆
四次搬迁,二七健身房的墙上一直挂着一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大红牌子,它勾起所有人的青春记忆,带着激情和伤感。八十年代初期,全国体育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每次二七厂办运动会,这块大红牌子总是率先入场,健身房的男人们年轻时都是运动场上的佼佼者。
他们经历过最剧烈的时代变迁。徐伟曾经是工人足球队的守门员。因为一场发挥出色的球赛,他被二七厂点名招了进来。那是徐伟一生中最激动的日子,从小,父亲就在二七厂工作,在徐伟的印象里,父亲总是意气风发,一个人撑起全家。在那个年代,能进二七厂工作,就意味着吃上了皇粮,一辈子顺风顺水。他曾以为自己也将这样度过一生。
许涌涛也是作为“特长生”被二七厂招进去的。他的母亲是二七厂的电焊工,母亲退休子女接班,他把这宝贵的机会让给了妹妹,自己在粮食局工作。七年后他凭借着自己一身的“绝技”,电吉他、二胡样样精通,成为了二七厂文体汇演的一员,一年中有一半时间都在排练节目。
青年时期的许涌涛打心眼里为二七厂骄傲,“二七厂是随便能进去的么,你自己要优秀,还得看看家里有没有人,父母是厂里的员工退休了才能腾出一个名额接班,进去都得托人说好话。”他有两套工作服:一套干活穿,一套上下班穿,“这叫路服,铁路人的工作服,老一辈讲我们是吃两条线的,指的是火车道两道线,走要哪都受人尊重。”
可这样的辉煌没有持续太久,八十年代末,轮到他们这一代人接班进厂的时候,正赶上国企改制和“下岗潮”。他们被迫迎接一种从未预测过的人生。2004年,43岁的徐伟离开了工作13年的二七厂。单位以每年1400元的工资“买断”他的工龄,他不得不面对失业的现实。
“我父亲那一辈厂子里人最多的时候,一万多人,到我这剩不到两千人,现在人越来越少了。”徐伟有些无奈。生活还要继续,因为踢球留下旧伤,他无法从事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只好当保安看大门。
几十年后再看,每个人命运里,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失意轨迹。对于土生土长的子弟来说,二七厂是一个极端封闭的体系,工作之外,它把生活也包揽下来,学校,医院,活动中心……应有尽有。许多一辈子待在厂子里的人,进入社会根本找不着头绪。
这是所有人记忆里的痕迹。“我们父亲这一代在二七做了一辈子,我们这一代呢,夫妻两人都是厂里的双职工,到头来连养老都不能保证。”贺春生感叹。即使如此,对于二七厂,他们都有着说不清楚的情感,那段记忆融在他们整个青春里,骨血难分。就像健身房注定应该叫做“二七”,不可能是别的名字。
图 | 年轻时在老健身房锻炼 
随着人生渐老,他们越来越频繁地谈起过去。退休前,心里的弦在颠沛中坚强地绷紧。现在松弛下来,强行压了那么多年的感情不可遏制地涌上来。谈起往事,贺春生总是说不完,他觉得年轻时“那么多苦都白吃了”,“对着高炉炼铁,眼睛受不了,太亮了,身上手上都冒烟,可那时候只想把技术学好,也不休息,眼睛熬坏了,现在也看不清东西。”他大声说,激起一片应和。
只有他们懂得彼此心里藏着多少东西。细数下来,健身房还聚在一块的老会员里,家庭离异的就占了一半。赵树元有过两次婚姻,“人这辈子该经历的逃不过。”他把这称为“命数”,年纪大了看开了许多。也有离异后后悔的,老封回忆,“那女人贤惠,被男的气走了,我们轮流劝,男人还是没挽留住。”这样的事情多了,即使相熟的人也不好插手,工作失意,情场也失意,男人们只能来健身房,发泄心中的闷气。
老封是少数折腾出成绩来的人。很早,他就利用工作便利倒卖毛线,买断工龄下岗后,索性正式做起了毛线生意,2001年手上就有了小一百万,之后在北京买了两套房,生活安逸。
老封为儿子攒下一笔钱,想让儿子自己去做投资,可儿子失败了,还被法院判了一百来万,“我给他的钱全砸进去了。”但老封也看得开,人没事就好,常年在商业上打拼,他已经能够把这些看淡。老封心里更加遗憾的是,他本来一直以为儿子像他,也爱踢球,小时候踢了9年,可长大后,儿子突然连球赛也不看了。老封问,儿子就说自己本来就不爱踢球,都是父亲逼的。老封只能感叹一句,“踢不踢球身体好就行。”
不服老
健身房的会员们年龄渐长,但各个都不服老。71岁的刘宝利得了两次脑梗,说起原委老伙计们都知道,“他有高血压,但不吃药。”听到这话刘宝利也会不好意思的笑笑。62岁那年他查出高血压,以为坚持锻炼就能好,直到四年前他运动时突然晕倒,送去医院紧急手术,才捡回一条命。手术后他连端碗端力气都没有,“说实话在健身房几个哥们我这岁数的,都没我力气大,我那会能举起100公斤的杠铃,现在成了这副模样。”他觉得失落。
他开始慢慢在家扶着墙走,再然后来回上下楼梯,接着他开始往外走,两公里、三公里、五公里……就这么一点点,他坚持着。再次出现在健身房时大伙感到惊讶,现在他能举起50公斤的重量,大家叫他““瓦尔特”,就是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主角,是个英雄。
82岁的杨洪增也在去年崴了脚,他洗澡时不小心摔倒了,医生告诉他岁数大了,保守治疗。走不了路,他担心肌肉萎缩,每日坚持散步,骑自行车,几个月下来也恢复的很好。“我这个岁数,锻炼都是为了自己。”他说,他年轻时渴望拿下健美先生的名号,现在那股子任性还在。
刘霄云算是这里的“年轻人”,他今年53岁,退休后他爱上了演戏,在各个剧组里做群众演员。他在健身房里分享做演员的经历,“刚结束的宫廷戏,我就双手端着茶递上去,没台词,就这一个动作,我从白天等到黑夜候场了十几个小时。”“那可有的等。”老伙计们和他打趣道。刘霄云说他渴望扮演硬汉的角色,这样才能展现他的风采,但给他的机会并不多,“导演就跟我说,这次您没展示锋芒,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找你,也别失望。实际我挺失望的,大老远去是吧,怀揣着一颗拍电影的心,没想出名就是参与一把。”
50来岁的男人是闲不下来的,“他们还想着找份兼职,为儿子挣结婚钱。”在健身房徐伟了解每个人的情况,他也劝老伙计们健身也要量力而行,“都是60以上的老人了,谁还没个病。”会员贺春生有心脏病,做手术搭了支架,住了两回医院,却没敢告诉儿子,“告诉孩子也只是让他操心。”每次上医院,他还是找健身房的朋友,“有车的一油门就能送我过去。”
图 | 健身之余,下下象棋
对很多人来说,健身房里的老朋友,是晚年生老病死唯一能够依靠的人了。他们信奉远亲不如近邻,老同事几十年的交情,只要开口有求必应。去年,会员许涌涛的母亲80高龄住进了医院,老太太出院回家不方便,徐伟知道了,在群里一召集,有车的出车,有力的出力,大伙几个一起把近200来斤的老太太抬回了家。
车间互帮互助的传统在延续。有人生病,许久不来,会员们惦记着轮流去医院探望;有人做生意要送货,其他有车的工友主动提供车辆。每隔一段时间,徐伟会在群里组织大家一起吃饭,餐费实行AA制,就在健身房的客厅里,煮上火锅,带上酒肉,“大伙时不时聚聚,图个热闹”。
当年的小伙都晋升为爷爷辈,每日去健身房打卡,老会员们也将自己的孙子带过来,和老伙计们唠嗑、抽烟、喝茶,带孙子之余调剂下生活。
夜幕降临,健身房的热闹还在继续,在这里时光慢下来,许涌涛坐在老旧的铁架子上回忆道:“我妈妈在世的时候是二七厂的电焊工,当初健身房组建的时候,大家画个图找点料,就让妈妈做,那会我还是个孩子,叔叔们见到我都夸小伙子长得好呀,走上我们这锻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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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周婧
编辑 | 林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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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哥诡异遇险 -YMCK1025- 给 YMCK1025 发送悄悄话 (212 bytes) () 03/31/2021 postreply 20: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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