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欧美人不坐月子，是因为体质与中国人不同」 | 短史记
闭门不出长期卧床、关紧门窗防止吹风、戴帽裹巾厚衣厚被、不能洗头洗澡乃至刷牙、不许喝凉水吃冷饮乃至所谓“凉性”水果……这些都是当代“中国式坐月子”的核心禁忌。据说，如果不按照这些要求去做，产妇必然落下使之悔恨终生的“月子病”。
反观欧美乃至日本等国家，并没有这种禁忌，这些国家的产妇也从未听闻落下过何种“月子病”。
对于这种反差，一种常见的解释是：欧美人（白人）不坐月子是因为他们和我们人种不一样，体质不一样。
这种解释，是相当荒唐的。
一、“人种不同”之说不成立
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人种不同”之说是不成立的。
当代生物学认为，“白/黄/黑/棕色人种”的划分缺乏科学性，无生物学意义可言。遗传学家Cavalli Sforza在世界各地进行探测，试图找到了“种族”存在的遗传学证据，但他始终没有成功。另一位遗传学家J.Craig Venter从亚洲人、拉丁人、白人、黑人身上提取基因，结果也发现“种族”并不存在。略言之，就基因的相似度而言，一个中国人与另一个中国人的区别，也许要远大于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欧洲人。①
史学界也已廓清了“白/黄/黑/棕色人种”这一划分的由来，指出它并不是一种通过科学研究（哪怕是不靠谱的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而是“一种与客观事实无关的文化构造”。比如，早期的来华传教士，几乎全部将中国人认定为“白人”。利玛窦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自己的书中说“中国人属于白人，只有一些南方的省份，由于接近热带，所有的人都肤色较深”②。直到后来中西方发生了政治和文化上的冲突，中国人才被西方从“白种人”里剔除了出去。
图：利玛窦与徐光启
换言之，如果当年的现实政治是另一种模样，有另一种需要，也许划分的标准就未必是肤色，而会是其它体貌特征，比如眼睛的颜色、头发的曲直等，人类也有可能被划分成黑眼人种、棕眼人种、蓝眼人种之类。正如历史学者Frank Dikotter所言：“种族并不存在，它们是被虚构出来的。”③
更重要的是，许多中国人似乎并不了解，古代的欧洲人也与古代的中国人一样，是要“坐月子”的，他们还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禁忌。分歧发生在近一百年左右，是现代医学的洗礼，让欧美人在近代抛弃了有害的月子禁忌，且证明了不坐月子并不会留下所谓的“月子病”。
二、欧洲人以前也“坐月子”
英国学者Petrina Brown的著作《Eve: Sex, Childbirth and Motherhood Through the Ages》，扼要勾勒了欧美女性的千年生育史。书中回顾说，在细菌和感染之间的联系，尚未于19世纪末被现代医学揭示之前，欧洲人保护产妇的手段，一直是将他们密不透风地关起来：
这种以密不透风来保护产妇的模式，与中国的“坐月子”几乎完全一样。而且早在都铎王朝时期，就已相当流行。书中说，那个时代的欧洲产妇，生下孩子之后“至少得卧床九天”，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她们的卧床期远长于此（9天）”。这些年轻的母亲们被要求长期平躺在床上。不能移动，也不能洗澡：
进入18世纪后，上述做法仍在继续，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公元1772年，欧洲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传染病。死亡的妇女中，有20%是刚分娩的产妇。一位叫做查尔斯·怀特的助产士，在那一年出版了一本谈产后护理的著作。她在书中说，产妇们的生活状况是这样子的：
直到19世纪，巴黎的医院，仍禁忌让产科病房通风。公元1864年，外科医生雷恩·李福特去巴黎产科病房。他发现，产妇们的床全部“被摆放在凹壁中，像英式的马厩。通风几乎是不可能的”。⑦
以上种种，与当代中国流行的“坐月子禁忌”，几乎毫无差异。
中国的这种“坐月子禁忌”的全面成型，至晚可以追溯到南宋人陈自明所写的《妇人良方》一书。这本书被誉为“我国第一部妇产科系统之作”。当代中国流行的所有“坐月子禁忌”，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
试摘录书中部分文字（相当重口味，不耐者可跳过）：
除了喝童子尿之外，书中的其余禁忌——密闭毫不通风、不许下床行动、不许多说话多笑、不许洗漱沐浴、不许洗脚，甚至于不许低头……否则就要得“蓐劳”（也就是月子病）——几乎全部被后世继承了下来。
图：今天流行的种种“坐月子陋俗”，都可在这本千年前的《妇人良方》找到记载
附带一提，除了禁忌的具体内容完全相同之外，古代欧洲与古代中国，对“坐月子禁忌”的理论阐释，也有一些相近之处。
欧洲当时流行的是“恶露抑制”假设理论。认为产妇怀孕期间，血液里积累了许多污物毒素，必须借助排出恶露来清除。而冷空气进入子宫，身体发冷、喝或接触凉水、受到惊吓等，都会导致子宫关闭血管出口，使得恶露难以排出。⑨
中国传统医学典籍，也同样想当然地从恶露和血液角度进行揣测与假设。比如，在明朝人江瓘编纂的《名医类案》里，产妇分娩后发热，几乎都会被诊断为“恶露未尽，淤血入络，又感寒邪”。⑩
三、感谢塞麦尔维斯，感谢现代医学
现代人不必再“坐月子”，与“现代产科医学”在19世纪获得了重大突破，有直接关系。
1843年，美国医生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发表论文《产褥热的传染性》，认为产褥热可以通过医生之手，从一个病人传染给另一个病人。
霍姆斯观察到：不少医生在解剖产褥热病人尸体后，再为其他产妇接生，那些产妇大部分都患上了产褥热。
但是，当时的产科医学界不能认同霍姆斯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产褥热的发生可以与瘴气有关，也可以与上帝有关，但不可能与医生有关。主流产科医学界批评嘲笑了霍姆斯的观点，霍姆斯则谴责同行无知，称呼他们是“职业杀人犯”。?
图：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
大约同一时期，维也纳总医院的产科医生、匈牙利人塞麦尔维斯（Ignaz Philip Semmelweis）也发现：该院的两个产科病区，死于发热的产妇比例存在明显差异。
其中，由助产士管理并训练学生（不参与尸体解剖）的病区，产妇死亡率通常为2%-3%；而由医生管理并训练学生（参与尸体解剖）的病区，产妇死亡率高达10%-13%，在恶性病流行期，甚至会达到20%-50%。
当塞麦尔维斯的一位同事因解剖尸体划伤手指而突然去世后，他开始意识到“感染尸体上的物质”（那时候还没有“细菌”这个词）很可能是产妇患上产褥热的根源。他要求医生在解剖完尸体后，不能仅仅用肥皂、清水和指甲刷洗手，还必须以氯水浸泡。不久，相应病区的产妇死亡率降到了2%。
遗憾的是，塞麦尔维斯的发现，并没有为他带来荣誉。相反，他受到了维也纳医学界的攻击——要一群产科医生承认自己是导致产妇患上产褥热死亡的元凶，毕竟是困难的。
塞麦尔维斯是一个对自己的观察结论怀有高度信心、坚持己见的人。他不愿向腐朽和无知妥协，却又没有灵活的社交手腕，同时还缺乏演讲和写作的天分。如此种种，让他的人生在发现了“产褥热致产妇死亡”的真实原因之后，走向了崩塌。他的发现很难被同行理解和接受，他的职业生涯也变得颠沛流离。
1850年，塞麦尔维斯在维也纳无法立足，无奈离开。1861年，为了“帮助丈夫保护妻子，帮助孩子保护母亲”，他终于克服写作上的恐惧，完成了著作《The Etiology，the Conecpt and Prophylaxis of Childbed Fever》，想要将自己的发现介绍给世人，并反驳医学界的批评。然而，该书影响有限，欧洲主要医学刊物大都拒绝刊登塞麦尔维斯的文章。愤怒的塞麦尔维斯，选择以公开信的方式激烈谴责那些有威望的同行，说他们是“凶手”、“参与大屠杀”，呼吁“现在这种杀人的行为该停止了。”
1865年，47岁的塞麦尔维斯不明不白死于精神病院，遗体上有被殴打的痕迹。?
图：塞麦尔维斯（1818～1865）
霍姆斯与塞麦尔维斯生前，没有能够将产妇们从产褥热的恐惧中解救出来。但他们的发现，首次从科学角度揭开了产褥热的神秘面纱。塞麦尔维斯意识到了“尸体上的物质”是感染产妇、致其死亡的关键，他去世后不久，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德国医生科霍(Rober koch)相继发现了细菌，通过大量实验，证明了感染是由这些病原微生物引起，进而建立起了细菌感染学说。霍姆斯与塞麦尔维斯在医学史上的地位，终于获得世人的重新肯定。
20世纪上半叶，又有磺胺类药物及青霉素问世。自此，产妇分娩后伤口被细菌感染的威胁解除，欧美医院里的产褥热得到了彻底控制。西方的产妇们，渐渐彻底告别了荒唐的“坐月子禁忌”。（完）
图：《中国建筑》1935年第5期刊载的《产妇医院病房设计图》
注释
①（美）贝姆·P.艾伦：《人格理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15页。
②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4页。
③Frank Dikotter：《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1999年。
④（英）彼得林娜·布朗/著，刘乃菁、刘剑/译：《夏娃：母亲走过的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第3-4页。
⑤同上，第59页。
⑥同上，第79-80页。
⑦同上，第101页。
⑧（宋）陈自明/原著、（明）熊宗立/补遗、（明）薛己/校注；余瀛鳌等/点校，《〈妇人良方〉校注补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477-478页。
⑨（美）纽兰德/著、侯明君/译，《医生曾经“惹”瘟疫：细菌、产褥热和伊戈奈克·麦赛尔威斯的奇异故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第16-17页。
⑩（明）江瓘/主编、焦振廉等/注释，《名医类案》，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2013，“产后”条，第601-612页。
?（美）洛伊斯·N·玛格纳/著、刘学礼/译，《医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368-370页。
?同上，P370-377。另可参见：（美）哈尔·海尔曼/著、马晶 李静/译，《医学领域的名家之争：有史以来最激烈的10场争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第29-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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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布18年的黑暗经典《罗织经》，其实是一本伪书 | 短史记
谈一谈《罗织经》。
主要说两个问题。一个是：目前市面上出版的各种《罗织经》，皆是伪书。另一个是：唐代酷吏来俊臣撰写的那本《罗织经》，主要内容是什么？
先说第一个问题。
这些伪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罗织经》。在此之前，中文世界并不存在《罗织经》这本书。原因很简单：武则天时代，酷吏来俊臣等人确实编有一部《罗织经》，这部书也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极有名的黑暗经典。但是，这部书是唐代酷吏集团的内部读物，并未公开刊行过。所以，随着武则天时代的结束，这本书便渐渐失传了。
♦ 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罗织经》
2003年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的这部《罗织经》，署名为“唐·来俊臣著”。出版者显然也很清楚《罗织经》早已失传这个事实。所以，其“注译者”在“代序”里，用了这样一段文字，来解释这本书的来源：
这种解释，只能被视为此地无银和欲盖弥彰。理由有三：
简言之，这部所谓的《罗织经》，其实是说不出来源、提供不了依据、更未曾做过考证的三无产品。
♦ 伪《罗织经》开篇“阅人卷”云云毫无依据
再说第二个问题——来俊臣撰写的《罗织经》里，到底有些什么内容？
唐代人刘肃的《大唐新语》是这样说的：
这段材料说得很清楚：《罗织经》的全名是《告密罗织经》，是由周兴、来俊臣及其下属，将多达数百名告密者组织起来，从他们的告密行径中提取出种种经验，总结成书，专门用来“网罗平人，织成反状”。简言之，这是一部集体创作的、专门教人如何成功告密、如何成功给人栽赃罪名的技术型专著。
《告密罗织经》全书失传，其中记载的种种技术手段，后人已无从得见。不过，《新唐书》中载有一项“技术”，很可能属于《告密罗织经》的内容。该“技术”的操作办法是：
大意是：来俊臣手底下招揽控制着多达百余人的告密团队，这些人分散在全国各地。每次实施告密任务时，便组织这批人同时动作，以造成声势引起皇帝的注意，时人把这种手段叫做“罗织”。来俊臣还与自己的下属一起，撰写了一篇《罗织经》，详述如何实施有效“罗织”。来俊臣的党羽全按照《罗织经》来办事。
这种告密手段，也见于《册府元龟》。内中说，来俊臣等人“招集告事者数百人，共为罗织。数州相连，千里响应。欲诬陷一人，即数头别告，皆事状不异，异口同音，以惑上下。……又造《告密罗织经》一卷，其意皆网罗前人，织成反状。”④——来俊臣们维持着一支几百人规模的告密队伍，想通过告密来整谁，就能够整谁。
此外，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着即承、失魂魄、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以及铁圈笼头等，这些骇人听闻的酷刑如何操作，或许也会载入《告密罗织经》当中。
另据《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的记载，这部《告密罗织经》的字数是“数千言”⑤。
依据上述史料对《告密罗织经》的记载，去对照今天市面上销售的所谓《罗织经》，也能很清晰地看出后者是一本现代人编造的伪书：
在《告密罗织经》的指导下，武则天时代的告密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
陈子昂在给武则天的奏章里说，当时的常规操作是“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有点恩怨就去告密，一个人被告密，百余人去坐牢。韦嗣立也在给武则天的奏章里，拿狄仁杰等人遭遇告密来举例，说狄仁杰这样的人“被勘鞫之际亦皆以自诬”，他们落到了酷吏们的手里，除了自我诬蔑之外，再无别的路可走，何况其他人（这大约也是《罗织经》的手段之一）。“当时称传谓为罗织，弄法舞文，伤人实甚”——“罗织”这套手段，实在是害了太多的人。⑥
♦ 武则天像
陈子昂与韦嗣立们的批评和劝谏不会有结果。
因为重用来俊臣这批酷吏，本就是武则天深思熟虑的结果——她需要通过汹涌澎湃的告密风潮来制造恐惧。而且，武则天也有一项不便公开说明的“罗织经”，那就是：要想做好“罗织”这项工作，便不能任用有品德的好人，须多用地痞流氓。所以，她重用的酷吏当中，侯思止是一个“贫，懒不治业”之人，后来沦落到给别人做家奴；索元礼是一个在唐朝毫无根基的“胡人”，相当于游民；来俊臣也是个“不事产”者，其生父与养父皆是赌徒。⑦
与武则天和来俊臣们的真罗织手段相比，当代伪《罗织经》里那些“事不至大无以惊人，案不及众功之匪显”的套话，实在是太小儿科了。想象力赶不上史实，大约也是这个意思。
⑦《新唐书》“侯思止传”、“索元礼传”、“来俊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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