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71)

被穷养长大,总会觉得缺爱

林正茗 真实故事计划 202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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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四套房,我大学穷到偷泡面。”
“父亲让我去戈壁体验生活,我差点和死亡擦肩而过。
“以为家里连2万块都没有,母亲却拿出10万块买车。
“穷养”是中国式父母一种普遍的教育模式。他们从物质匮乏的年代走过来,衍生出的思维和习惯,常常会投射到育儿上。这给孩子带来了巨大的困惑与不安,也造成了代际关系上深重的心结。
选择性穷养:父母只为他们认可的需求花钱

 

慢慢  30岁 西安

独立赚钱后,我开始报复性消费

对我来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花钱,最可怕的事情则是没钱可花。

2017年,我的工资上了6000。有天下班,我直接去商场,买下一件1200元的风衣。刷信用卡的感觉太爽了。

当时,我的信用卡已经欠了好几千块。我告诉自己,这是我辛苦工作的犒劳,应该的。

我工作超级拼命。那时我在广告公司上班,几乎所有时间都放在工作上。最忙的时候,我加班到凌晨三点,再赶早上六点的飞机飞去另一个城市。打电话跟母亲哭,也从没想过停下来。

可以说,我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赚钱,我特别害怕自己会没有钱。很大程度上,这种焦虑来自于童年记忆:我一直是小伙伴里最“穷”的一个。我羡慕他们的自动铅笔,羡慕他们可以吃上方便面,可以用零花钱购买各种新鲜东西。而我从来没有过一分零花钱。

我永远是站在一边看着的那个孩子。

其实,小时候一起玩的伙伴家境都差不多,要较真,我们家可能还更好些。爸爸是一个小包工头,我家是附近最早买电视机的几户人家之一。在大人的记忆里,他们也没有亏到我。举例是理直气壮的:只要和学习有关的事情,他们一定爽快给钱。比如,我想买一本《辞海》,40多块,那时候也不算小钱,他们不眨眼就买了。

但零食、玩具永远被视作无理要求,大人认为这是无用的东西。一次在集市,我因为太喜欢一个五块钱的电灯笼,想要买,开口哀求他们,被厉声责备到在集市大哭。

印象里,那是我最后一次“任性”,从那开始,我识趣地不再向父母要什么,只是默默幻想自己长大赚钱后,自由购买所有喜欢的物件。

工作后,我拼命赚钱,拼命消费。工资一千多块的时候,我用两三百的化妆品;工资近万,我就用两三千的 SK2。任何时候,我出门就打车,每月月供、各种卡账加在一起,要还款六七千。后来,我越来越发觉拼命赚的钱只够勉强生活,甚至填不上债务,我没有一点积蓄,这些事情让我陷入深深的焦虑。

这种循环持续到30岁。我意识到自己的收入已经到达了瓶颈,很难再进一步。我原本的收入目标是30岁能自由购买一万块以下的物品,但我当时拥有的,只有茫茫无边的债款。

我只能承认,无论再怎么努力,我也永远也过不上自由花钱的生活了,这个事实让我整个人崩塌了。

我辞去了广告公司的职位,在家里的床和沙发上整整躺了两个月。几天一出门,暴食,偶尔和男朋友出去散步,还整天想着去死。但想到如果我死了,很多人会为我伤心,就坚持了下来。

现在,我把所有钱都还清了,找了一份钱少事少的工作,带薪抑郁着。我仍然没有积蓄。这种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兜里从来没有过一分钱,站在一边看着小伙伴们买这买那。

 

图 | 为工作奔忙的夜晚

 

慧寂  23岁 北京

家有四套房,我去超市偷泡面

上大学的时候,有那么三四次,我逛超市,看看身旁没人注意,就把泡面和其他一些小东西藏在手提袋里,从收银员的眼皮下溜走。

大学四年,家里每月给我1000块生活费,到了学校我就发现,再怎么省,一餐也要10多块,钱完全不够用。

但我太害怕向父母要钱了,那种画面是我从小到大的噩梦,是地狱。

小时候,只要我对父母提出他们看来“不合理”的要求,就会遭受打骂。不是普通的教育惩罚,是被逼到墙角,按在地上,在小孩子记忆里堪称“惨痛”的真正的殴打。伴随记忆深刻的羞辱:我就不该把你生出来。

父母定义的“不合理”包含学习之外的一切。那时,不少同学都有游戏机,一个小男孩要战胜那种诱惑太痛苦了,印象里,因为羡慕朋友的游戏机,我会躲在被子里悄悄流眼泪。

其实,我家里一点也不缺钱,属于标准的中产。爸爸在外企工作,妈妈是老师,两人加一起月收入超过2万,家里还有4套房。但在我身上,全家人的教育理念一致:男孩必须穷养。爷爷说,这是家风, “穷家出孝子,白门出公卿”。

这种穷养一直延续到大学。我几乎没钱参与社交,和室友关系也不好。最后没办法,父母答应我搬出去住。起初,租房900块费用是父亲付的,但后来,由于(父母认为)我变得叛逆,就把钱停掉了,我靠帮同学代课,负担起自己所有的生活费。

现在,我在北京做着一份月薪7000多的工作。但除开租房,我每月都会将生活费尽量控制在800块以内,和大学里一模一样。多余的花销会让我本能地紧张。去年,因为胃病严重,我需要按疗程吃胃药。但胃药33块钱一盒的价格让我十分不舒服,那感觉比胃疼还难受。第一个疗程的药吃完了,我没有再买。

 

图 | 这个3月,在北京的开支

 苦难教育:刻意设置的障碍

 

曾小花 31岁 深圳

我以为家里特别穷,妈妈却掏出十万块买车

小时候,我是父母眼中最懂事的孩子,始终把“我们家穷”铭记于心。七八岁,妈妈带我去买凉鞋,我一眼相中一双60元的绿色凉鞋,但看到标价,我很小声地跟妈妈说:“我买那双10元的就好了。”当时,我脚上的鞋子早就小了,拖了很久很久,脚疼到受不了,我才小心翼翼地告诉妈妈。

我记得,从小妈妈就反反复复地说:家里穷,要省吃俭用过日子。实际的境况也是如此,有的时候,饭桌上全是青菜,没有肉。长身体的我,看到姑姑家吃剩的鸡屁股都在咽口水。

认定自己家里穷,我总觉得低人一等。有一次,老师发了家庭调查表,父母亲那一栏填职业,我填了“无业”,总担心老师看到后鄙视我。就连英语老师在课堂上提问:what’s your father?我都觉得不知所措。

我发现家里远没有妈妈说得那么穷,已经是大学毕业之后了。当时,妈妈突然说想买车,我觉得简直玩笑,家里连2万块都拿不出来。可是妈妈却一下子拿出十万块,和姑姑合买了辆20万元的车。

这简直天方夜谭。

追问之下,妈妈一开始搪塞说,是借了好朋友的钱,再问,她又说并不是。那之后,她逐渐对真实的家庭条件松了口,解释我们周围都是有钱的深圳土著,担心我和弟弟同别人攀比,才故意说家里没钱。

往日回忆一点一点揭开,爸爸妈妈确实没有“朝九晚五”的工作,但他们在深圳经营一家米铺,后来又经营了一间麻将馆。我读幼儿园3年学费是2万块,家里的沙发是2千块。

骤然知晓事实,我的第一反应是轻松:家里原来没那么穷,那我也不用再想着帮父母承担什么。只是,多年积累的自卑已经形成惯性,我发现我已经不可能像别人那样洒脱地生活了。跟同一圈层的人比起来,我的穿衣打扮,言行举止,已经不再是同一个“档次”。现在我的月薪过万,可我永远是带着烙印生活的人,烙印的名字叫贫穷。

 

图 | 十年前的旧衣,我还当做睡衣在穿

 

 

小龙 27岁 北京

爸爸教我体验生活,我与死亡擦肩而过

我差点死在18岁那年的暑假,是爸爸叫我去的。这件事他可能都不记得了。

我的爸爸对我的“穷养”是理论式的,他特别认同苦难教育那一套东西。他坚信,男孩子必须在真实的困境里学会独立,没有困境也得给我创造个困境。

上了高中,爸爸可能觉得那标志着我长大了,立马实施把我赶出家门的事儿。当时,他经营一家测绘公司,要求我每个假期跟着员工去荒郊野外、高山深谷学勘测,一待就是个把月份。

18岁暑假,我跟着测绘队去金昌,有个测绘点在特别陡峭的山上,我独自扛着好几斤重的仪器,不小心走到了悬崖边的小路,进退两难,往前跨一步就是近五十米的落差,那一刻背上的仪器变得特别特别沉,就好像要把我拽下去。极度恐惧中,我死死抓住身后山体上的石块,叫了半个小时,才被人听到救下。

后来,父亲知道这件事后,只问了我一句:没事吧?

父亲的严酷教育在我的成长中以一贯之。他要求我百分百服从,一旦拒绝去野外工作,就对我极尽辱骂。在其他事情上也一样。小学时,我喜欢打乒乓球,一旦考试成绩不好,父亲就直接把球拍摔了。

这类事情反反复复,让我总是怀疑自己是不是父母亲生的,多次离家出走。但必须承认,父亲的教育方式确实也教会了我独立,即便是变成没有星期五的鲁滨孙,我也能好好生活。现在,我和父母已经能心平气和地沟通了,但和解并不意味着理解,我只想远远避开他们,永远不要在一起。

 

图 | 穷游时,我露宿街头

缺钱和缺爱,青春的两种疤痕

 

菁菁 25岁 天津

1斤草莓,换来穷养女孩的初恋

我的妈妈是否爱我,是我小时候一直纠结的“人生命题”。我好像很难找到妈妈爱我的证据。

小孩子最直接的感受是,妈妈好像从不肯在我身上浪费钱。

我的父母是公务员双职工,家里不缺钱,但他们从不给我零用钱。小朋友们在学校分享1毛钱的辣条、5毛钱的跳跳糖,5块钱的信纸,我都没有,就这样被他们起哄“你妈妈不爱你”。

我很难过,但似乎确实是这样,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和鞋子,没有一件是妈妈给我买的,全都是亲戚们送的。有的鞋子大一码,磨脚,我告诉妈妈,她认为我是矫情,想要穿新鞋子。

初中毕业后,我和邻家姐姐都被安排去外地读寄宿高中。开学前一周,邻居阿姨来我家借钱,给女儿买新款手机和新衣服,母亲大方借给她2万块。而我,去学校报道的时候,带着充话费送的老人机,生活费每个月只有260元。周末食堂不开门,要吃饭得去外面买,可我连四块五的煎饼都不舍得买。

我试探着和妈妈说,生活费不够,她开玩笑般让我买袋榨菜凑合凑合。

我很小就渴望离开家,但离开家后,钱依旧不够用。我开始在周末兼职,白天去服装店卖衣服,晚上去超市卖牛奶、方便面。宿舍周末的活动我不参与,被大家说不合群。后来兼职早出晚归,又被同学说成不太正经。很长时间,我觉得我的生活没意思极了。

17岁时,我随口和一个男人说,好想吃草莓啊。当晚,他买了一斤给我送到宿舍。从小到大,我从没有过需求被父母认真回应的“体验”。他却这么重视我的那一句话。当时我就觉得,他对我比爸爸妈妈还好。我和他迅速相恋了。男人大我十一岁,在一起三年,他家的床单被罩,筷子碗,家具都是我打工一点点存钱买的。他在我面前说起想要什么,我就想方设法实现。我小心翼翼地对待他,直到发现他出轨,我第一反应还是原谅他,我只想和他在一起。不过,最终我们还是分手了。

分手很久,在一个聚餐场合,我们又见面了,他过来向我感慨:“将来我有了孩子一定要富养。不然别人给一块糖就被骗了”。我一怔,不知该说什么。

后来,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我已经能理解,父母总是把自己觉得最好的路安排给你。孩子要一颗桃子,他们种了一山橘子,一个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一个觉得自己要得不多。但理解不意味着原谅。现在,我在感情上成熟多了,不会因为谁对我好,就轻易喜欢谁。不过每次想起初恋,我还是会感慨,一个女孩的真心,一斤草莓就能换来。

 

 

 

张云天 30岁 南京

作为大哥,我成为家中被穷养的那个

我是家里早早懂事的长子,我有个比我小7岁的弟弟。

仔细想想,我的家里不至于穷,但绝对不宽裕,父母想要同时满足两个孩子的需求,就会比较吃力。而两个孩子之间,弟弟永远是被偏爱的那一个。比如,母亲会带他去买新衣服,而我一直穿着亲戚的旧衣服,有时候太长,有时候又太短。小学四年级,我作为优秀学生上台发言,穿了一身打补丁的衣服,感觉全校都在笑话我。

仿佛一种融在骨血里的习惯,从小,我会主动压缩自己的需求,觉得不公平也从来不说。潜意识里,我相信母亲喜欢省钱的孩子,我就在学校里尽量吃白米饭,把省下来的伙食费还给母亲。那种时刻,我总是感到一种承担责任的自豪:比起弟弟,我更懂事,更努力,能够为家庭分忧。

但物质的匮乏让我整个成长都很压抑。读大学之后,我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件羽绒服,是一件很土气的红色大衣,我穿了很久。那时候我交了女朋友,跟她一起出去时撑的伞都是坏的,我很尴尬。而那件羽绒服,我一开始没觉得有问题,后来她无意之间说这件衣服像她爷爷穿的那件,我忽然就有些敏感,总觉得那意味着什么。

我有时候想,我这种沉重别扭的人,这样纠结敏感的爱,女友可能也不需要吧——这又是一种悲观的心态,就像我所有的思考方式一样,根植在童年里,沉淀在漫长的时光里,可能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了。我没办法改变自己,更无法从头再来。

- END -

撰文 | 林正茗

编辑 | 林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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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疼,要了年轻人的“命”

刘鑫 真实故事计划 202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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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记得?在许多谍战片里,敌人想逼你招供什么,总有一关是要对付你的牙。因为连特务都知道,牙疼最要命,人最怕牙疼。人们总是恐惧牙科诊所,很大程度是害怕那种场面和它关联的想象。但数据里的一项现实是,大部分人,终有一天一定要走进那里:我国高达97%的成人在遭受口腔问题的困扰,其中人数最多的正是20-39岁青年。
 
傍晚六点,上了一天班的黄小菲随人流走出地铁口,解放下来的心情轻松畅快。天还蓝着,风很清冷,她一边走,一边漫不经心地想着什么,这时一缕凉飕飕的风猝然钻进了她的嘴里。
“咝——”一种尖锐的疼痛毫不设防地袭来,黄小菲弯下腰,倒吸一口凉气,这个动作又让她往嘴里含了一口风,痛感加倍涌来。像一滴水后面跟着无数排波浪,一波追着一波。那是一种神经性的抽痛,以左上颚最后一颗槽牙的龋洞为核心,向四面八方凶猛辐散,连带着她的整个左半边脑袋嗡嗡直响,如同一只大铁锤在敲打太阳穴,又如同一只铁爪子在脑仁里又挖又凿。
这是只有牙这种部位能够发出的疼痛,它藏在很多人恐惧的记忆里,一想一个激灵。若在平时,还有些缓冲余地,但倘若疼痛刚巧在关键时刻冒出来,那真是欲哭无泪了。另一个叫名叫瓜瓜的女孩,在距离高考只有三天的时候,牙疼爆发了。“多疼?就是超级的疼。”她描述不出来那种感受,仿佛有人抡着锄头在刨她右下的牙床,附近的牙龈长出一排尖顶发白的脓包,脸因发炎而肿起,再蔓延到淋巴和脖子的部位。但她清清楚楚地记着那种绝望:这是高考啊,怎么办?最后,她只能依靠大剂量止疼药,撑过了两天的考试。
一个人的牙齿,在一生中会经历多少次“叛逆”?来自2020年口腔医疗白皮书的数据显示,国内高达97%的成人正在经历口腔问题的困扰。这意味着每100个人中,只有7个人拥有健康的口腔,而年轻人已经成为各类牙科治疗的主力军。多半,这来自于人们对牙齿健康有意无意的忽视。在黄小菲的印象里,从小到大,她就没看过牙科,父母也没有那个意识,于是牙上悄无声息长出了一个吓人的黑洞;至于瓜瓜,她以前经常牙疼,只是没这么厉害,一直靠偏方止痛:小时候,奶奶会用咸盐和凉水给她勾兑一碗“药”,递给她:“含着,含一会儿就不疼了。”
图 | 牙科治疗现场
 
黄小菲说,决定治牙之后,她曾三过牙科诊所而不入:被吓跑的。
这个女孩极力描述在小小诊室里看到的那番景象:患者大张着嘴,躺在治疗椅上听凭摆布。牙科大夫全身雪白,蒙着口罩,手持高速涡轮机(一个更熟悉也更恐怖的叫法是“电钻”),在患者的嘴里大兴土木。牙齿坚硬,钻头锋利,两者剧烈摩擦的声音是一种令人极度烦躁的嗡鸣,尖利刺耳,在几个床位之间此起彼伏,绕梁不绝。
黄小菲想象着,她自己马上也要躺在那里。然后嘴里的牙痛似乎被吓退了许多,她站起来,赶紧走了。
逃跑者大有其人。北京协和医院无痛牙科治疗中心的医生景泉说,恐惧牙科,是当代年轻患者一个常见现象。很多人会在牙科诊室门外久久徘徊,最终离去,医生也见惯了。由于对“钻牙”的种种夸张想象,他们宁可吃止痛药或含冰块拖延病情,也不愿下定决心治疗。
另一重劝退的因素是钱。治牙费用非常昂贵,关键是,在人们的某种普遍认知里,牙疼毕竟不是那种关乎健康的疾病,似乎不值得在上面花那么多钱,何况过程如此恐怖。两种“恐惧”交替上演,刚刚说服一个,另一个又浮现。相当一部分人就这样被拦阻在牙科诊所之外。但事实是,拖延越久,费用越高,疗程也一定更加漫长。
高考一结束,瓜瓜马上奔赴当地医院,挂了牙科。医生看着她那颗已经被腐蚀到只剩一个牙根的槽牙,给出了“只能种牙”的结论,预计费用每颗一万元。瓜瓜愣在那里,对医生说“我要考虑一下”,径自回家了。
父母正等在家里,进门就问她医生怎么说。瓜瓜说没什么大问题,应该吃点药就好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瓜瓜打开电脑,疯狂刷百度知乎,关键词是“缺一颗牙不补会怎样?”她原想给自己找个台阶,期待有人能说一句,空着不种也没什么。但得到的答案全部都是“必须去种牙”“否则会牙龈萎缩”“整排牙齿会倒”“上面的牙齿会长得很长,影响下半辈子的咬合”……要多吓人有多吓人。
瓜瓜把自己丢在房间里,烦躁极了。百转千回,她也没法开口向父母讨这一万块。瓜瓜的父亲是木匠,收入很不稳定,有时候一个月能拿回三四千,有时候一分也拿不回。母亲在镇上的磨砂厂打磨零件,每月拿到2000块。这样微薄的收入,要供养一家七口人:爷爷奶奶,父母和瓜瓜,还有她两个在念小学的弟弟妹妹。这个女孩知道,就连她们三姐弟的学费,父母其实都快出不起了。
想来想去,瓜瓜还是鼓起勇气,和父母谈了这件事。这个女孩马上要上大学了,她实在不想带着这么一口牙走到新生活里。那一次天旋地转的剧痛,让她心有余悸。
和她预想的一模一样,父母对这么大一笔费用非常诧异。“改天我们陪你去医院再问问吧。”父亲说。她的父亲自己也有严重龋齿,经常疼痛难忍,但一直舍不得去做几千元的根管治疗。而种牙的“巨款”,更是完全在想象之外。
诊室里,爸爸和医生谈了很久,迟迟无法做决定。在烦躁和委屈的作用下,瓜瓜的语气激烈起来:“你们不想给我花钱治?”她越吼越大声,爸爸在她刺耳的声音下,整个人变得委顿,“是爸没本事,让你妈没一天清闲,也拿不出钱给你种牙……家里就剩千把块钱了。”爸爸的眼泪流下来,砸在地上。
瓜瓜也哭了,她一下子就后悔了,但说不出话。“我要是个富二代就好了。”回家路上,女孩绝望地想。
 
在牙科诊所门前,人们可以跑掉一次,两次,三次……但终有一天,牙痛会攻占所有理由,成为人们全部感官里的唯一boss,夺走你,折磨你,让你再也不可能逃避。这时,人们只能回到医生面前,开启那场口腔里的“正面战争”。
黄小菲选择的私立诊所,开在一栋居民楼的二楼,楼下是一家麻辣烫餐馆,周围全是普通民居,整个氛围是带着烟火味道的亲切(黄小菲边上楼边想:但愿价格也是)。推开门,她悄悄打量了一番三个身穿水蓝色工作服的大夫,最后选择了一位看上去“眼神温和”的男医生。
“放心,只要打了麻药,整个治疗过程就不会再疼了。你的龋齿非常严重,已经深达牙髓,需要进行根管治疗。但你不用害怕,根管治疗是牙科一种非常常规的治疗手段,我会把你牙齿中龋坏的部分清除,然后用材料填充,最后安装牙冠,你就能正常用它吃东西了。”男医生见惯了战战兢兢的患者,慢条斯理安慰着黄小菲。她感觉医生安慰的那些话里,有几个关键词听上去还行,另一些词还是吓人,但总体上,她感觉好点了。
治疗之前,所有牙医都会尽力宽慰患者。但真正能让患者放松下来的关键词还是“麻药”。打了麻药,黄小菲不怎么紧张了,因为她很快发现,用“电钻”钻牙这件明明白白代表着疼痛的事,其实只剩下嗡嗡声和清晰的震感,难受,但并不是不能忍。她甚至涌起一种“不过如此”的庆幸,这增加了她的勇气,就这样熬过了第一次治疗。
每个人的感受不尽相同。瓜瓜似乎就是某种耐药体质。她记得,自己刚开始打麻药,冷冰冰的工具探进去,“疼吗?”医生问。瓜瓜说疼。又是一针麻药。工具探进去,“疼吗?”瓜瓜说还疼。“你是抗麻体质吧?”又是一针。“张大嘴巴”,再来。女孩死死闭住眼睛,再也不敢看。
打麻药之前,另一个女孩Sol的护士把一块白布罩在了她的脸上。由于目不能视,听觉和嗅觉愈发敏感。最初,Sol闻到消毒酒精的清冽味道,随即,是来自自己嘴里的血腥味儿,且越来越浓。同时,她听到连续好几样工具在自己嘴里拉扯敲打。麻药效力很强,Sol没有感觉到明确的疼痛,但所有其他形式的“不舒服”全部填在嘴里,某种巨大的酸涩感像吹气球一样胀满。
Sol来牙科诊所是为了拔智齿。她那颗智齿从来没动静,她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直到它有一天突然在嘴里造反了。CT片显示,那颗狡猾的智齿甚至没有冒头,就默默地藏在牙龈下面,与后槽牙对峙,一天又一天,直到真正抢占了那颗后槽牙的生长空间,传递疼痛的神经才开始向大脑报讯。
人们来到牙科“治病”,要做的事情主要是这三件:拔智齿、根管治疗、种植牙(来自统计)。而当人们真正下决心治疗,很多时候是疼痛已经逼近了忍受极限,在这样的时候,任何等待都是煎熬的,这又与国内牙科医疗的现状形成抵触。景泉说,我国口腔医师严重缺乏,平均每8000人才能拥有一名口腔医师,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每5000位居民有一名口腔医师的标准,尚存在较大差距。
Sol记得,她一边捂着嘴哼哼一边赶去看牙医那天,医生对着X光片直皱眉:“这颗牙距离你的后槽牙神经太近了,万一操作有失,可能会导致眼歪、嘴麻,甚至面瘫。你还是应该去大医院挂个号。”Sol很害怕,去了一家公认的“大医院”预约,接下来就是漫长无可奈何的等待。等到Sol终于约上了拔牙的手术,已经是好几十天以后的事情了。
图 | 景泉教授在做牙科手术
 
瓜瓜的父亲最终凑足了一万块,交给女儿,让她去种牙。出发之前,父亲专门叮嘱她,别忘了问这钱能不能走医保。瓜瓜去问医生,对方告诉她不能。父亲担心瓜瓜没有讲清楚,又亲自跑了一趟医院,得到的回答还是不能报销。父亲就没有再说什么。
一番折磨之后,瓜瓜嘴里的“炸弹”被拆除了。她最后看了一眼白色托盘里自己那颗坏牙:“牙的主体部分只剩一个底儿了,黑黑黄黄的,上面还沾着血和一丝丝皮肉。”
这笔钱带给瓜瓜长久的歉疚,这个女孩觉得自己“罪有应得”:“我小时候真不该吃那么多糖。”
为什么我的牙会到这种地步?大部分人都本能觉得,一定是甜食吃多了。常用的代称是糖,人们会把情绪塞在那颗小小的糖果里。黄小菲捂着腮帮子想了想,觉得自己实在是冤,“我也不怎么爱吃糖呀。”当疼痛降临,人们在后悔不迭中,向自己发出的警告也大致如此:“以后绝对不能再吃糖了。”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景泉解释说,口腔相关的致病因素,和人的基因、生活习惯、社会发展状况甚至心理因素,都有很大关联。首先基因最重要,有的人,天生就是一口好牙,但这个羡慕不来。更多人的牙齿需要精心保养才能维持健康。所谓“保养”,说起来容易,少吃零食,少熬夜,认真刷牙,定期洗牙。但在现实中,很少有人可以长期做到。景泉能够理解那些捂着嘴喊疼却一转身还去喝咖啡的年轻人,“他们熬夜工作,精神压力越来越大,这往往就作用在口腔上,形成口腔溃疡或牙龈炎、牙周炎。”
这是牙科疾病年轻化的根本原因。但追根究底,又似乎是一种无解的循环。他举例说,人们工作劳累,需要放松和愉悦,有时候就需要摄入一些甜食,比如糖果、可乐、巧克力、奶茶,使自己脑中分泌多巴胺,产生快乐的感觉。人们依赖这种感觉,为此一次又一次放纵自己,这类食物又是很多牙齿疾病的肇因。“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排队看牙科。”
“积极的一面是,主动做牙齿保健的变多了。”景泉说,比如,以前人们看牙科只是为了治牙,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会来诊所洗牙。他认为,这是非常好的趋势:每个成年人都应该每年去洗牙1-2次,若能实现,整个社会关于口腔疾病方面的支出,实际上会降下来。但这位牙医话锋一转,“要真的全中国人都坚持半年洗牙一次,我算过,让中国现有16万牙医不吃不喝,每日每夜只洗牙,才勉强洗得完。”
这种困境,其实就是现实的一部分缩影:明知这样更好,却不得不做出那样的选择。比如瓜瓜,她的另一颗槽牙其实也坏到了必须再种一颗的地步,否则“只用右侧咀嚼,容易两边大小脸。”但父母告诉她,这一家七口已经绝不可能负担她多种一颗牙了。现在,还在读大三的瓜瓜暗暗下定了决心:自己要在大学毕业上班的第一年攒够一万块,把缺的这颗牙种上。
空闲时间,瓜瓜会翻来覆去计算,上班第一年攒一万块应该没问题吧。算到最后,这个女孩总会用确切的语气回答自己:“一定没有问题!”

- END -

撰文 | 刘鑫
编辑 | 林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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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下的新郎 -YMCK1025- 给 YMCK1025 发送悄悄话 (212 bytes) () 03/31/2021 postreply 14: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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