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如砌墙，我终于垒起来了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丨连载12
征稿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城市正成为我们最为主要的生活空间。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城市所塑造着，也塑造着城市，审视着生活，也被生活审视。我们每个人，都因不同的时代与个人遭际，在心底建构出城市的万般模样。2020是个被迫禁足的年份。无论我们人在何处，是淡定、是烦躁，是一筹莫展、是心有余悸，都是一个适合的机会，让很多人重新审视自己与“一座城市”的关系。眼下，人间编辑部大型征文再一次开启——「人间·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记录下你与自己现在或曾经所处城市的故事，记录下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出的，关于梦想、爱与希望问题的答复，记录下所有你在此处念念不忘的人与事，记录下它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模样。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人在城中」。期待你的来稿。
2005年初夏，正在上高中的我在母亲的强制要求下辍学，去长沙当泥瓦匠学徒。
在此之前，我从没去过什么大城市，只从电视里知道长沙是“娱乐之都”，很多明星都去过。还有书本上出现过的橘子洲、湘江、岳麓山和爱晚亭。
在车上，我安慰自己，“就算辍学也没事，就要见识大世界了，努力闯出点名堂。”对一个少年来说，这句话既无奈又残忍。车里有大叔说，自己年年打工，年年没钱，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名堂。可至少他体格健壮，能承受重活。而那时的我瘦小、稚嫩，还瘸着一条腿。
可是，既然已经踏上了这条路，还能说什么呢？随身带的红色编织袋里，已经装好油灰刀、砌砖刀、抹泥刀、铁泥板、吊线锤和泥瓦线了。
1
车子驶入长沙汽车南站时，我实在难掩失望：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很快全身就湿透了。放眼望去，四周是低矮的平房，一排排脏乱的饭店，各种举牌子的“掮客” 围过来。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当时还非常友好地对每一个“掮客”说：“泥瓦匠师父让我坐7路公交车，数着站到路桥集团下。”那些人见我不吃饭也不打车，转身就走，嘴里骂着“乡里别”——不过那时的我，还听不懂这个词。
我不懂的东西还有很多。找到7路公交车后，看到驾驶室立着一个铝合金箱子，上面写着“无人售票”四个字，我第一时间理解的意思是——城里的车子不卖票，不要钱。
我是第一个上去的，坐在最后一排。接着涌上来一批乘客，只见一名女士拿着包对着驾驶室上的一根杆子“滴”了几下，然后找了座位坐下，我随即确定，的确是不用买票的。
车子发动后，我目不转睛地看窗外的风景，想看清长沙，却被喇叭里司机的声音打断。他用长沙话大喊，“投币，投币，后排那个还没投币的细伢子，赶紧投币。”
我听不懂长沙话，前排的人都回头看我，我以为他们和我一样，被司机吵到了，同样对他们点头，微笑。过了一会儿，一个大姐跑到前面又“滴”了一下，车厢才重新安静下来。
几天后，师父告诉我，无人售票的意思就是你自己乖乖把钱放进去，“在城里连喝水都是要钱的。那些坐公交刷卡的人是城里人，我们这种做工的丢硬币就行了。”
我这才知道，是那位大姐帮我刷了公交卡。于是，我有了来到长沙后的第一个愿望——我想办一张属于自己的公交卡，我想做城里人。
工地位于香樟路上的一所大学里。
临时宿舍是工友们在学校角落搭的棚子，他们将钢架扎稳，顶上盖石棉瓦，四周围上防雨布，就算弄好了。里面臭气熏天，床是一块厚胶合板，不透气、积水，我花10块钱买了一张软凉席铺上面，不用盖被子。每天早晨起床，我汗流浃背，席子粘在背上，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吃饭也在工棚里，6块钱一餐，伙食一般。工友们用“驴胶补血冲剂”碗装饭，骂骂咧咧地抱怨吃不饱。洗澡就在工棚旁边，用自来水管冲。
宿舍都是男女混住，女人和夫妻用帘子隔开。晚上，床板“吱吱嘎嘎”响，我假装咳嗽，工友们笑：“小孩莫咳坏嗓子，谁不想体面？可累死累活赚的钱谁舍得给宾馆。”
工棚对面就是一排小旅馆，30块一晚，开空调按小时收费。女工友倒也丝毫不害羞，嚷嚷道：“发了钱要去对面尝试一下，开空调办事应该很舒服。”
当时，我的工资也是30块钱一天，想了想，就算自己有老婆，应该一样舍不得去宾馆。两顿正餐就要花去12块，再加上早餐至少要吃2块钱的包子，算下来一天只赚16块。
简单算了一下，我就不再想在城里安身立命了——办一张公交卡，第一次要充值100块，其中押金17块，我得做6天苦工才能拥有它，卡里的钱就算没用掉也不能退，到底还是投币划算。
师父也建议我不要办公交卡，“你要接受自己农民工的身份，再小你也是农民工”。
我记得自己当时慌极了，鼻尖冒汗，不断地安慰自己——“我的函数学得好，物理竞赛拿过奖，化学老师可喜欢我了，看过好多古今中外的书，怎么会是农民工呢？”
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身份，我还是不愿接受，只怕困在里头，往后的生活都是暗无天日。可绕了一圈后，我发现曾经引以为傲的成绩完全不能改变自己当时的困境，农民工这个身份，当时的我若不接受，就会立即饿死街头。
2
我的活计是跟着师父给学校修建葡萄架。
葡萄架的方柱要用砖垒，我便学着砌墙。初学，难免笨手笨脚，师父总是对我大发脾气，动辄就骂：“瞎了你的狗眼。”我好不容易砌起来的墙，他瞟了一眼，二话不说就推倒了——“你要出师了，长沙就没高楼大厦了。”
在他眼里，光勤奋是没有用的，还得“灵泛”——“放线、挂直角、用平水管都是技术活，卖苦力我不会找一个瘸子。”我的腿在12岁那年受过伤，一直没钱治疗，师父总是用最狠的话来戳我，可我不能和他有任何冲突，因为学不会手艺就没法立足。
平时，师父并不是一个严肃的人，他和其他工友相处时很爱开玩笑，尤其是女工友，嘴上从来不把门，总是要占点便宜才心甘。起初我一直想不通，为何他一面对我就板着脸，直到有次他发现我的左手指被砖块磨烂了，我才知道他是关心我的。
那次，师父发脾气，自己骂自己：“XX，你个*****的，学生仔手嫩，不给他买手套，哪怕缠点胶带也好……”我听着暖心，却还是因为被师父强制要求休息哭了——挨骂不哭，手指烂了不哭，不让我干活，我就真的忍不住了——休息半天就少半天的钱，工地上干活的人都心疼。半天不做事，扣除开支，我只能赚1块钱；若第二天还不能做事，就得白花14块，所以我不怕累，就怕没事做。
中午休息时，我躲在工棚一侧的雨布里，不想吃饭，不想倒贴钱。食堂阿姨特意跑到工棚来问：“那个小孩呢？”我偷听到了师父的话，“正在伤心吧，手指伤了干不了活。他不错，我收过那么多的徒弟，就他3天能上手砌墙。我不想让他在工地上混，却骂不走，我要对他好一点，你把饭打来，伙食费记我账上就行了。”
大家都在外面吃饭聊天，师父还一个劲儿地夸我：“他是一只上山虎，就算混工地，也会不一样。”
原来在师父眼里，我没有那么不堪，我松了一口气。后来我才知道，别人跟师父学手艺，至少要打杂半年，只有我一个人，他第二天就正式手把手地教手艺了。
也是从那以后，师父不再骂我了，其他工友偶尔想让我去打杂，都会被他制止，说他徒弟是做大师傅的料，不让干小工的活儿。
之前我不喜欢“农民工”这个身份，我讨厌讲粗话，也不想和他们一样浑浑噩噩，总想与其他工友区别开来，端着自己的“臭架子”。后来我才发现，自己才是工地上最不中用的那个，没有手艺、体力比不上任何人，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工友每天赚的都比我多。
生活的锤打会让很多人学会接受自己的身份，我也终于感觉到，自己真正融入了这个集体。
3
在工地上做苦力的工友，一般都是拖家带口的，“哎呀玩泥巴又累又脏，光鲜的城市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谁不想轻松地干活啊，但是钱从哪里来呢？很现实的。”他们总这样抱怨。
工友里年纪最大的是详叔，60岁了，不干活时基本就在工棚里躺着。工友们笑他爱躺尸，他却有自己的打算，“我不能把体力耗费在别的东西上面，女儿还要上大学。”详叔以前是个游手好闲的浪子，自从在工地的垃圾堆里捡了个女儿，就变了样。
其他中年工友，几乎每天都要喝酒，才不会感觉那么累。偶尔还有精力，会去外面的小巷子里找廉价的小姐，三四十块钱一次，还能还还价。
小姐们也看不起我们，叫我们“黄套鞋”。因为我们干活时都穿着泛黄的解放鞋。光顾她们的工友也不生气，“管她们喊什么，只要能少点钱，叫‘绣花鞋’都行。”
以前，我以为找小姐的人都是“坏人”，然而面对他们，我却厌恶不起来。那只是他们的需求，当家里打来电话，他们还是那个顶梁柱，“我再加把劲就好，我再想想办法。”
其实，于我而言，那是顶难过的一段时光。因为我已经不住地在想，眼前的人和事说不定就是我的未来——周而复始的体力活；赚了钱假装去小巷子逛街，却蹑手蹑脚进了小出租屋。这种生活看起来是如此索然无味。
明明在校园里吃住，却分明是个农民工，虽然年纪相仿，但我破衣烂衫，满身泥土，被晒得跟黑炭似的。保安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学生，是那帮做苦力的。”
我偶尔也会拿出书本，却越看越悲凉。有次我在工地上看书，忽然有人拍我后背，回头一看，是个女生，说注意我很久了，“你好小哦，怎么来我们学校干苦力了，给你防晒霜。”我自惭形秽，连接防晒霜的勇气都没有。
女生执意将防晒霜塞到我长了茧子和水泡的手里，我忍不住问：“你难道就不怕我们这些农民工吗？”
她眼里似有泪花，说：“我弟弟和你一样在工地。”
那几天，那个女生经常会来工地找我说话，带我吃她们学校的食堂，逛小吃街，给我讲鬼故事，说她们学校下面还住着两万人，她学的是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我以前怕鬼，自从妈妈出车祸以后，再也不怕了，她被撞得面目全非……”
还没来得及细听她的故事，她就放暑假了，最后一次来找我时，她给了我电话号码。我将纸条放在胸口的口袋里，下班再拿出来，发现纸条被汗水浸湿了，一碰就碎了。
后来，我和师父要转场去别的工地，收拾行李时，我魂不守舍，在足球场上发呆。我当然留恋那些生活中的美好，渴望交到朋友，也希望能和那个好心的女生好好地说一声“再见”。
详叔看到了我的样子，劝我、也像是劝每一个人——“工地上的人一辈子流不完汗，每一滴都没用，血汗钱就真的是血汗钱。除此以外，这里任何东西都不属于自己。”
等多转了几次场，不用他们说，我也看明白了。四处迁徙的命，是没有资格停留的，“你以为是你亲手盖的房子有感情，就算死在那里，人家只要花几个钱就把你送走了。”
我知道，他们不想让自己陷入一种错觉，把修建的房子当成自己的。有时候，看着一面墙砌起来，我会花几分钟站在一旁欣赏。想起小时候用泥巴堆一座房子，还会在房子里捏两个相爱的人、几个小伙伴，只不过它们很快就会倒下。
而眼前的这面墙是可以承载风雨的，我有一种满足感，我想那些过来人也一定曾经如此憧憬过，继而又被刺痛过，“砖不是你的，墙不是你的，房子不是你的，不要强行赋予一些东西过多的意义。”
尽管我可以回答他们，技术是我的，情感是我的，但依旧没有意义。当习惯了这种停留与离开，就不容一丝伤感，只能紧握着砖刀——砖刀才是我们的依靠，如同编织袋和黄套鞋代表了我们的身份一样。
4
来长沙好几个月，除了工地，我没去过其他地方。
小时候，我偶尔在老家的田野上看到若隐若现的飞机飞过，总心心念念想要靠近，于是有一天，趁着下雨，我请详叔陪我一起去看飞机，他说过自己是“跑江湖”的，有门路带我进飞机场。
长沙黄花机场离工地有几十公里，我们在公交上站了2个小时才到。而后又兜兜转转几十分钟才走到候机楼外面。前一秒还威风凛凛的详叔，突然胆怯了起来，结结巴巴地问路过的工作人员，“请问去哪里买站台票，我知道比火车票贵，我有钱。”
过了一会儿，详叔走了过来，大骂：“什么破机场，竟然把站台票取消了，我以前还逃过票。”
我过去挽详叔的手，说取消了就算了。可就在我们准备乘坐公交车回去的时候，一架刚起飞的飞机出现在我们的头顶上，详叔开心得像个孩子，“终于看到飞机了，我要回去告诉我女儿，飞机的肚子好大，直往云里窜，真的厉害哦。”
路上，详叔一直在自言自语：“我一定让我女儿多读书，有出息才不会被机场的人骂‘神不隆冬’，我是老了不中用了啊……”
我最后转场的工地在贺龙体育馆附近，与百花人才市场只隔着一条马路。彼时，我已能独立砌墙，勉强算是大师傅了——别的大师傅拿50块一天，我手脚没有他们快，只有38块一天，负责砌写字楼的隔间，吃住在写字楼的毛坯房里。
工头给我配了一个小工，比我大1岁，碍于我是大师傅，他只敢让我叫他小周。
小周是主动辍学的，跟着母亲来到工地。小周母亲嗓门好大，每次洗头时，整层楼都能听见她在喊：“洗发贵得蛮，只能滴一滴……香皂一过你的手就薄得不像话……”
她每次见到我，都会骂小周：“蔡师傅和你年纪差不多，听说3个月就出师了，肯定赚老多钱了，你不努力，我是没钱给你娶媳妇的。”小周的父亲是个赌徒，与他母亲离婚后就消失了，小周自己也说：“不是穷人家的孩子，谁会来工地受罪。”
小周一直打定主意不去工厂，他总给我说：“工厂是吃青春饭的，而学一门手艺虽然累，以后赚得多。我向我女朋友保证过，要努力奋斗，来了长沙就要做地道的长沙满哥。”
来工地没几天，小周就把长沙话学得有模有样，后来干脆只说半吊子长沙话了。我常陪他去仰天湖的小巷子打电话，那种用木板隔开的电话亭，时间跳得老快，小周每次都掐着时间挂电话，“58秒就得赶紧放听筒，超了就干脆再讲一分钟。”
那里烟火气十足，我们却依然格格不入，5块钱一只的烤鸡、淋了很多油的盖浇饭让人看着就饿，还有那个吃炒饭要多加一个蛋的人，实在让人羡慕。巷子旁边还有那种隔间KTV，只要花3块钱就能唱首歌，我们都想发泄一下，可5分钟3块钱实在不划算。
那时，我们最喜欢逛的是侯家塘的新一佳超市，那里冷气开得十足，干净整洁——工地上到处都是灰，我总想换个环境待一会，哪怕只有一两个小时也好。
每次去之前，小周母亲会反复告诫他，只能逛不能买，“超市死贵，实在要买，我知道哪家小店便宜……”
其实，工地附近有很多著名的“城市地标”。
有一个摩天轮，号称是“亚洲最大”，每天晚上都灯光闪烁，很漂亮。小周一直想带女朋友上去坐一圈，他用长沙话问的价，可都说不打折。
我最想去的还是田汉剧院。田汉作词、贺绿汀作曲、周璇演唱的《天涯歌女》是祖父最爱的歌曲，祖父说自己读大学时还和同学一起排过田汉的话剧，可如今的我，却连田汉剧院的门票都不敢问。
只有不远处的古井公园不用考虑门票，它对所有人免费开放。我喜欢光着脚踩路面上的鹅卵石，累了一天，就当做了个足底按摩。白沙古井的水也是免费开放的，只要拿个瓶子就能舀水喝，我从小就喜欢井水，馋它的清香无私。
小周对井水不感冒，只偏爱5块钱一包的白沙烟，“井水是‘乡里别’丢不掉的，我连1块5的矿泉水都不喝的，要喝酒喝冰红茶，这白沙烟还是能显档次的。”
5
于我们而言，贺龙体育馆最闪耀的时刻，还是有明星来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和小周，还有工地上的年轻工友们经常会被那种氛围感染，不自觉地就将自己融入其中。
印象最深的是Beyond和黑豹乐队一起来开演唱会，那天，工友们坚决不加班，我们一起洗干净身上的泥土，换上自认为最体面的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不能让人看扁了”——其实我们没有买门票，只是早早地去广场占了一块空地。
听着体育场里的音乐响起。我禁不住感叹，“若是窦唯能来，黄家驹还在，就算不进去也是最好的夜晚了。”
工友们不知道窦唯，也不知道魔岩三杰当年在香港开演唱会的盛况，他们只是怕自己跟不上潮流，以为追演唱会就是时尚——要让人看得起。
当《无地自容》的音乐响起时，里面有人喊：“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好吗？”
我和工友们就一起举起双手喊：“你看到了吗——”
一直到曲终人散，我们依旧坐在那里，没人想做回灰头土脸的自己。可没有选择的人，总渴盼有力气反抗命运，在这种与自己无关的喧嚣里，我们至少可以假装放纵一回。
那时候，我做过最奢侈的一件事，就是给超级女声纪敏佳投了几票。当时我还没有手机，是把钱给工头，让他帮我投。他问我为什么不投第一名，我说自己见不得纪敏佳老是被拉去PK。
年长的工友不以为然，说：“浪费钱，不该凑的热闹就别瞎凑。明星开演唱会，杂货铺的矿泉水涨价、瓜子涨价、下酒的花生涨价。晚上吵得睡不着，第二天没精力……”我知道，他们只是不好意思说自己更爱街边录像厅而已。
不过之后再有演唱会，我也不听了。进场前我卖荧光棒，演唱会结束就骑着工头的电动车拉客。借车的时候还不能说实话，有时说去看亲戚，实在没有借口了，干脆说想去“红灯区”看看，还车时给工头塞包槟榔，再借时他就很爽快。
有时候，一晚上赚的就抵好几天的工钱。即便兜里有钱，我照样不敢乱花。我在解放鞋里放的钱已经叠了一沓，却连一个二手风扇都舍不得买。
有天晚上，我实在热得睡不着，就和小周沿着劳动西路散步，大概半个小时后，突然就走到了湘江边，这是我一直想来而没来的地方。
江风吹得我们无比满足，一排排座椅更让我们欣喜若狂，每隔几百米便有饮用水和洗手间，我们躺了上去，这是自从住在工地以来，从未有过的惬意。
有大妈在耳边喊：“有船坐，坐船么？”不用问，超过5块钱，我们无动于衷。等到了半夜，还有小偷来搜身，我都懒得睁眼，只是提醒他，“几张餐票你用不了的。”
在工地干活，我其实不太担心自己的安危，有时心里甚至还会想，若真有个三长两短，倒是不用苦熬了。
以前工地管理混乱，安全帽得自己掏钱买。有位工友舍不得，结果脑袋被落石砸了个坑，人一下就没了。他其实是最惜命的，他儿子就在对面的中南大学读书，“我要加油，爹卖力，儿读书。”每次爬架子，他都要再三检查，有工地出现过电梯坍塌事故，但凡是10楼以下，他都只走楼梯，常在嘴边念叨：“孩子还没大呢，出来卖命没办法，总有一代人要出头。”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意外我也遇到过。
有次我和小周走在路上，“砰”的一声巨响，塔吊的吊钩就掉在不远处，两三百斤的铁钩子把人行横道砸出一个大大的坑，如果再往前一步，我俩就什么都没了。
周围的人神情夸张，说后生真走运。很快有记者来采访，问我们有何感想，我和小周茫然相对，我说了句：“该上工了。”
小周憋了很久，说了句：“给根烟抽。”
6
等到9月，白天依旧酷热，晚上开始转凉。若不是看到旁边雅礼中学那些身穿校服的学生，我真以为自己是地道的民工了。我突然很心慌，就去报刊亭买了份试卷。
我之所以把钱攥出水了还没用，是觉得自己应该要继续读书——我不怕吃苦，却怕没有希望，我总觉得自己活着从来就不是为了维持生计，楼层都会长高，我不想再四处流窜了。
那时候，小周还让我陪他去百花人才市场看了看，“我觉得我也是人才。”他说。
我俩终于大方了一回，准备20块门票钱，却还是被门口的保安拦住了——我们没有简历，打印一张纸当然容易，“我们只在工地上做过事，就在对面。”那时我们都还没学会撒谎。
“你们该去西长街劳务市场站着，等人来挑。或去天桥底下挂个牌子，写上打孔糊墙什么的。”保安睥睨掩鼻，可能在他眼里，我们僭越了，他要守住那道门。
12月，我终于回到学校，准备来年6月的高考。回去没多久，就听工友说，小周留在了长沙——他因制造大量假餐票被公安机关带走，“那小子聪明，几个月就会说正宗的长沙话，抽芙蓉王，最终留在了长沙”。
此后，我越发不想去长沙了，觉得自己挤不进，打工几个月，那张公交卡我一直没去办。可高考分数下来后，我还是填了长沙的学校——因为爱上了一个人。当然，这一次，我是揣着正儿八经的 “通行证”——录取通知书来的。
在长沙下车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办了一张公交卡。我也有了自己固定的宿舍，好像终于有那么一点归属感了。
在工地上那短短几个月，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咬着牙熬过了半个世纪一般。拿到学生证的那一刻，才发现自己依旧青春，虽然手上的茧像是开出了花儿，但镜子里还是一张稚气未脱的脸。
女友是外校英语系的，在她的陪伴下，我第一次爬了岳麓山，那时山下的梅溪湖还没有开发，她对着那片荒地喊：“我还要陪这个男生走很远的路。”
我们喜欢在橘子洲大桥上来来回回地走，波光粼粼，微风徐徐。她喜欢唱歌，尤其是那首《知道不知道》，“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
我跟她说，湘江边上的椅子曾收留过我，她就温柔地抚摸着它们，“多谢你收留我的郎君。”我揽她入怀，在火树银花下拥抱亲吻。女生的吻真甜，好似她再亲一下湘江，江水马上就会变成糖水。
我们经常一起做兼职，发传单，卖英汉词典。有时回去太晚，宿舍关门了，我们就坐在草坪上通宵聊天。其实她学校对面的小巷子里就有便宜的小旅馆，一晚只要25块。但我们每次都会等到天亮，路过时一起傻笑，说下次去。
得空时，我们去逛黄兴路步行街，她爱吃傣妹火锅，太平街的臭豆腐和酸萝卜每次都要买一点。去金满地买衣服时，砍价比我的那些工友还要狠。
那时候，我以为我们只要再往前跨一步，就是一辈子了。
女友年纪比我大，毕业也比我早，等她走了，我觉得自己像小周了，“你等等我啊，我要在长沙安一个家。”说是这样说，电话里的她却总是欲言又止，再后来总是淡淡地说没接到电话，忘了回。
我从来都是一个知趣的人，什么话都不用说，一个转身我就知道，自己又是一个人了。
再往后，长沙好像又与我不相干了。仰天湖的小巷子我找不到了，新一佳超市破产了，原来的公用电话亭都不见了。就好像我的工友们一样，开了很多山，建了很多楼，还是和以前一样，大楼开售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忽然觉得自己也没比从前更好，就算长沙话说得再好，攒齐了各种公交卡，却依然感觉没有容身之处。上了大学，处境更尴尬了，老家想回也回不去了，那边的人嫌贫爱富，习惯对读书人冷嘲热讽。
为了留下来，我拿了很多证书，又读了研究生。只要有空，就在外面干活——在导师的律所做事，周末去培训学校教课，没有案源时就去医院发传单、做推销，去法院跑腿，给当事人的孩子做家教，人情冷暖尝遍，做一些在他人眼里看来与读书人身份不相称的事。
以前的工友知道了，都调侃我：“以为你会是我们这批人里最有出息的，早知道还不如来砌墙。”我不恼不怒，尽管西装革履，却从来只当自己是个农民工。
这些年，身边总有人说应该早几年买房的，其实长沙的房价一直不高。说来也好笑，我和我的工友们在15年前就知道应该买房，那时长沙中心地带也不过五六千一平，周边不到二千一平的都有，谁都知道房价会涨，可那又怎样？对于一天只赚16元的我们，清楚又如何？
因为怕被这个城市赶走，我一直不停地奔跑，一直同时打着三份工。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这个城市的很多东西我都买得起了，怯生生地停下四处张望，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不在工地了。
尾声
再后来，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拿到钥匙的那一刻，其实也没有多激动。
一个平常的下午，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在这个城市打拼了十几年，实在太久了，突然就累了。我想，我也不会再为了一个人流离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了，也不再会为了爱情背井离乡，因为浮萍好容易才扎稳了脚跟。
生活亦如砌墙，感情如是。都是辛辛苦苦、一块一块砖垒起来的，日子久了，就垒成一面墙，感情深了，就垒成一个家。如今安身立命的地方有了，家却还是奢望。当然，比起凋零的工友们，我已经算好的了。
我的师父死了；详叔好不容易把女儿养大，却被诬陷成人贩子，差点进了监狱；睡在我隔壁床的那对夫妻散了，那个女工友最终还是和别人走进了开着空调的宾馆房间。
他们一辈子也没能好好看看长沙这座城市，可又能怪谁呢？谁又会在意？我只当他们回家了，回了属于自己的家，那里没有歧视和驱赶。
时代或轰轰隆隆，或悄无声息，总在向前。一代人消亡，一代人登场，更替摧枯拉朽，城市又焕然一新。
湘江水往北流去，白沙井的井水清甜，路边的香樟清香，秋天的银杏悦目，爱晚亭的枫叶红火，橘子洲的烟花绽放，黄兴路的繁华依旧。城市从来都是那座城市，熙熙攘攘，利来利往，再厉害的人也只能过这一生，再卑微的人也要过好一生。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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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从未有过的认真严肃表情看着我：“华子，你说我们练散打的，出路到底在哪儿啊？我要像你一样，是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能考研，考好大学，我干这事？”
我自小喜欢看功夫片，尤其痴迷李小龙。我买了很多截拳道的书在家自学了好几年，盼望有一天能成为武功高手。
2010年我考上大学，依着分数进了中文系。开学后的第二个周末，我们宿舍一帮人在校园里四处逛荡，突然发现篮球场上支起了很多太阳伞，过去一看，才知道是社团迎新。
我们跟逛市场似的，左瞅瞅，右看看。舞蹈社的师姐身材好棒啊，航模社的模型好帅啊，走着走着，在一边不起眼的角落里，我一眼瞥到个招牌：散打社。过去问了一下——随便练练就不收钱，打着玩；想进一步深造，就交几百块年费。
教练是个1米9的大高个，很壮实，一张黑脸很吓人。听那里的学员们都称呼他“军哥”，他本身是体育系的老师，闲着没事，出来教着玩。旁边有在那里示范表演的学员，打得热火朝天。这更加坚定了我加入社团的兴趣，当场掏钱，报名入会。
散打社每星期周六日训练，地点在篮球场旁边的空地上。一个铁架子立在那里，吊着几个沙袋，有大有小。架子底部是个上锁的铁皮柜子，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手靶、脚靶（拳套自己买）。第一次去，军哥教了大家一个“鞭腿”，我练得很上瘾，每次都去得挺早的。
下次训练，我又早早到了，简单热了个身，继续开始踢鞭腿，踢得沙袋啪啪响。练了一会儿，累了，就停下来休息，看到旁边站了一个穿蓝衫的年轻人，中等个子，脖子粗壮，上身斜挎着一个小包，几缕黄毛在前额处飘着，愈发衬得他的国字脸不端正。
“这是哪里来的小痞子，等会儿让你吃我一腿。”我不屑地想。
黄毛的出现仿佛让我有了动力，我站起身来，把沙袋当作他，努力地踢着。这时突然听一个声音在背后说：“你可以这样踢，威力更大。”扭头一看，黄毛已经走了过来，他把挎包往后捋了捋，挥手让我闪开。只见他站定之后，摆开架势，一记势大力沉的后腿扫踢，沙袋整个飞了起来，震得整个铁架子直晃荡：“你这样试试，直接把腿抡出去，不要提膝。”
我照他说的试了试，刚开始不习惯，扫了十几腿之后，找到了窍门，发现确实力量更大。
“没事，多练练，习惯就好了。”黄毛细致地指导着我。
说话间，一位穿着裙子的漂亮姐姐走了过来，扭动着身子朝黄毛撒娇：“你还不走吗？要迟到了。”黄毛朝美女点点头，朝我一挥手：“练着，走了。”
我愣在那里，嘴里说了声“哦”。看着两人手牵手远去的背影，我心想：这是谁啊？
过了一会儿，几个师兄陆续来了。我就跟他们说了这事：“那个小黄毛还挺厉害的。”
“哈哈，小黄毛？阿震听了不得气死。”一个师兄笑了起来。
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训练，震哥也来了。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对我笑笑，转头对军哥说：“这位老弟很刻苦，昨天早早就来了。”
“这是小李，学过截拳道。”军哥这话之前我以为是夸奖，现在听来就是嘲讽。我羞红了脸，只能打沙袋出气。
我问：“这跟军哥教的鞭腿不一样啊，是不是教错了。”
“没有，都对。”震哥开始解释起来：鞭腿是散打里的技术，打之前小腿先要有一个向上收起的动作，折一下，然后再甩出去，就像旧社会赶车时车夫甩鞭子一样，故名鞭腿，着力点是脚背。泰式扫踢则不用曲折小腿，而是直接大腿小腿像根棍子一样扫出去，着力点是胫骨。鞭腿快，扫踢重，各有千秋。中低位腿法，扫踢好，高腿爆头就用鞭腿。
解释完了，震哥说两种腿法都要练。看似简单的腿法还有这么多道道，真是获益匪浅，我又开始热情高涨地练习起来。
经过几周的接触，我跟震哥渐渐熟了。我俩都是直性子，对脾气，说话谈得来，渐渐成了好朋友。当时处于中二期的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练成绝世武功，一身功夫的震哥简直是我眼中的古代侠客，对他崇拜得不行。
震哥是体育系的，最开始是练田径。可他自从看了散打班的比赛后，就死活非要转专业。可是当时对于新生转专业似乎有什么限制，没办法，震哥只好先在军哥的散打社练着。他从小就好勇斗狠，小学开始就跟人打架斗殴，初一时带人把他们学校初三的扛把子给揍了，一时名声大振。直到上了高中，在家长和老师的苦劝之下，才消停下来。从此一门心思练体育，总算有个大学上。
震哥很有天赋，才练了一年多，在散打社里就成了军哥之外最能打的，他拳重腿重，抗击打强，连大三大四的师兄也不是他的对手。
军哥找了关系，准备让震哥参加省队的选拔赛，说要是能进省队，就等于进了体制内，有了个铁饭碗。我们当时一票大一的菜鸟，都崇拜极了。师兄们也羡慕不已，毕竟这种事不常有。
一般人“站架”，左手左脚在前，右手右脚在后，这叫做正架。看过李小龙电影的都知道，李小龙习惯右手右脚在前，格斗界管这种站架叫做反架。我因为是练截拳道出身，也学李小龙，习惯站个反架（虽然我并不是个左撇子）。一般来说，反架比较稀少。再加上截拳道的标志性技术，侧踹——就是李小龙“阿达”一声踹出去的那一脚，就数着我用得最好。
军哥就让我多陪震哥练练，主要是让他熟悉怎么对付反架和侧踹。训练完了，我们就经常一起去吃个饭。震哥的女朋友去等他，看到我俩对练，说：“使劲打他，别让他好过。”两人的调情把我弄得老大不好意思，一脚踹歪了，摔了个大劈叉，惹得周围人哄堂大笑。
练了好几个星期，我们的关系更铁了。一天训练结束后，我、震哥和他女朋友一起到学校附近的大排档吃饭。正聊得火热，突然听到旁边传来了争吵声，有三个年轻人说菜里吃出了苍蝇，要老板免单赔钱。那三个人流里流气，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眼看着这三人不依不饶，老板和老板娘都快急哭了。震哥往前一步，说：“哥几个，你们这做事不地道啊，我看这苍蝇是你们放的吧？”
“你看，那苍蝇翅子都还没沾湿呢。菜里带的，苍蝇都煮熟了。”
被震哥戳穿了伎俩，三个想碰瓷吃霸王餐的小子不乐意了，其中一个抄起马扎就抡了过来。震哥一把推开他女朋友，对我吼了一声：“华子往边靠靠！”同时飞起一腿，一个侧踹就把对方踹倒在地，捂着肚子打滚。另外两个见同伙吃了大亏，一起扑了过来。只见震哥不慌不忙，摆开架势，一拳一个，干净利落地把两人打倒在地。
这三个人赖在地上，也不起来，一个嚷嚷着叫人，一个说要报警。我们一时手足无措，看来这是被讹上了。震哥也不过个大二学生，也有点慌，他让这三人起来，问他们“是不是男人”。
对方显然是职业玩赖的，也不接茬。这当口，旁边有一个一直冷眼旁观的中年人走了过来，对那三个人说：“你们先别报警，钱我有。”说着，他从兜里掏出自己的钱包，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这人盯着那几个小子看了一会儿，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他轻哼一声，说道：“你们是跟谁混的？小波？还是老五？”
那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没敢吭声。那中年人又说：“叫你们老大来，我跟他聊聊。”这人声音浑厚，不怒自威。一个小混混就拿起手机，打起了电话。那中年人转身朝我们走来，他看了我们一眼，突然脸色一变：“你们好的不学，净干些打架斗殴的烂事，是不是不想混了！是的话老子现在就给你们教练打电话！”
这是什么情况？这人是谁？认识我们教练？他怎么知道我们是练过的？
我们看这人，鼻子出奇的大，鼻梁特别高，但向一边偏着。我看向震哥，发现他也一脸懵，我俩心里都没底。震哥说话也带着哆嗦：“别，我们不敢了。”
那中年人一脸不耐烦，朝我们摆了摆手：“抓紧时间，滚蛋！”
震哥刚才的那股子狠劲早没了，跟我一样惊慌失措。他抓住女朋友的手，招呼我：“走，华子。”
回到学校，我们还惊魂未定。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他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我们商量好不跟军哥提这事。
第二天下午，我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照常去训练。军哥看起来跟之前没什么两样，看来是不知道这事。
练了一半，正休息呢，远处过来一人。我们一看——坏了，正是昨天那个中年人。
军哥看到了他，走过去打招呼，两人亲切地聊了起来。我跟震哥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心说这下完了。只见两人说了一会儿，走了过来，军哥介绍说：“大家过来一下，这是我的师兄，你们按辈分得叫师伯。”
我们都喊他“老冯叔”，老冯扫了我们一眼，目光停留在我跟震哥身上，笑了笑：“大家都练练，让我看看身手。”
于是我们又热火朝天地练了起来。老冯指指震哥，转头对军哥说：“这小子练得真不错。”
军哥说：“他叫阿震，是我们这几届的好苗子，要打省队选拔赛的。”
“哦，怪不得。”老冯意味深长地看了震哥一眼，点点头没说什么。
一天训练结束后我正要走，军哥过来问我晚上有没有事。我说没有。他说那好，今晚你跟我出去一下。我问他要干啥，军哥神秘地笑笑：“没啥，就是去吃饭。6点你在北门等着，我到时候过去接你。”
我浑身激动不已，抓紧回宿舍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兜里揣了一把小折刀。
收拾完毕，我跑到北门等着。几个师兄也陆续来了，我们互相打了个招呼，就站在路边等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开了过来，师兄们说：“来了，准备走。”车在我们身旁停下，副驾驶位置的车窗摇了下来，是军哥的脸，他点点头，我们拉开车门进了车。
在吃饭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次要去做什么——原来本市两个搞建材批发的老板起了冲突，双方也不想闹大，就想着找人坐一起讲和。
“一方是我哥们，找我帮个场子。记住了，咱们去是谈判，不是打架。我不点头，你们几个就站着别动。一切听我的。”军哥说。
军哥又特地对我说：“小李，你是第一次干这个，紧张吗？”我说不紧张（要面子嘛）。军哥笑笑，点点头：“你就跟着xx他们，别乱说话，别乱跑。”
吃完饭，我们坐车到了一个茶楼，一行人径直上了三楼。军哥推开一个单间的门，我看到屋里已经坐了四五个人，老冯穿一件灰色毛衣，正在那里抽烟。他抬头跟军哥点点头，也看到了我，朝我一笑。
军哥对我们说：“你们几个在外面等着。”说完关上门走了进去。
过了得有一个多小时，门开了。里面人都出来了。大家握握手，说要去哪里玩一下。军哥说我就不去了，我得送他们回去。在回去的路上，我忍不住说：“这就完事了？我还以为要打架呢，刀我都带着。”军哥白了我一眼，哈哈大笑：“我可巴不得别打架呢！”
快到学校时，军哥停下车，说：“这次每个人分500，刚子你给他们分分。”
师兄刚子掏出一个包，拿出一沓钱，数了数，给我们每人500块。这是我第一次“挣”到这么多钱，回去越想越觉得，真他妈带劲，颇为自己能亲身参与这种江湖上的事感到荣光，心底萌发了想从中文系转到体育系的想法。
第二天碰见震哥，我跟他说了这事。震哥一脸懊恼：“我也想去啊，可是军哥不让。”
在散打社混了几个月，通过师兄们的闲言碎语，我已经对军哥的关系网了解了个大概：体育系的教授老郑，是国家队退役的散打高手，在全运会拿过名次。他退役后在我们学校任教，老冯和军哥都是他的徒弟。老郑对于“接私活”这种事，一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他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本市黑白两道，自己徒弟都不少，只要不出大事，都能搞定，赚个外快，没问题。
为啥？因为好苗子是要打比赛、拿名次的，这要是外出打架出了事，那可得不偿失。而震哥就是打比赛的苗子，是我们队里天赋最好的。老郑已经托了关系让他下个月参加省队的选拔赛，所以军哥不敢带他去。
但震哥可不这么想，因为下个月正好他女朋友过生日，看中了个包，得好几千。震哥想给她买一个，但自己手头有没有钱，所以他不想放过任何一个挣快钱的机会。他问我分了多少，我说500。他眼里流露出羡慕的目光，说这一单军哥和老冯至少能分到2000。
“我得想办法挣点快钱。”震哥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喃喃自语。
对他这种想法，我也是能理解的。我和他也熟了，知道他家庭条件很一般，父母给的生活费也就将将够他自个儿填饱肚子。女友家庭条件好，挺能花钱，他也不想输了面子。他平常带女朋友出去，总要下馆子；周末或假期出去玩，住的都是带星的宾馆；到了圣诞节、情人节，总免不得要买几件贵重的礼物。
别看在人前显摆，背地里震哥的日子可苦着呢。平日只要是自己一个人吃饭，就是啃馒头吃榨菜丝，要不就跟队里的兄弟们蹭饭吃，改善改善伙食。他有点钱就留着，就等着花在女朋友身上。我印象中，震哥似乎总是在找人借钱，他也找我借过好多次，每次都是几十上百的，有些还了，有些久了就算了。
下一周训练的时候，我没有看到震哥的身影。问其他师兄，都说不知道。想去问军哥，一看他那张黑脸，就怂了。
我朝他打招呼，一眼瞅见他右手打着石膏，急忙询问怎么回事。震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跟我们说了经过：原来上周他跟女朋友到常去的那家酒吧泡吧，期间跟老板闲聊，说起想挣点快钱。老板说他手头正好有点账没要回来，得有5万多块。他提议让震哥帮忙去要，不管要回来多少，先给震哥3000块，要回来的钱三七开。
震哥心动了。他怕军哥知道，没敢找散打队里的兄弟，就带着老板找的几个人跑去要账。结果打了一架，把右手掌骨打骨折了。选拔赛还有半个月，眼看是参加不了了。
军哥气得直骂震哥不争气，老郑更是气得要打断震哥的腿：“这么好的机会，我找了人给你争取来的，你就这么浪费了？就为了那几千块钱？真是只顾眼前、不考虑将来吗？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惹事、别惹事。我早知道你这样，我白费这些劲干啥呀！”
震哥当时被训得跟条丧家犬一样，低着头，大气不敢喘。
但那天震哥说这事的时候，并没有太消沉。一问才知道，原来昨晚那老板来送钱了——老板还比较讲义气，听说震哥因为自己的事不能参加选拔赛，又多给了震哥1万块钱。
我说选拔赛咋办，震哥的眼神忽闪了一下，摇摇头，用满不在乎的语气说：“今年去不了，大不了明年再去呗。以后的机会还有的是。”
话锋一转，震哥语调快活了起来：“我现在有钱了，可以给小凤买包了。”
我看着震哥咧着嘴在那里傻笑，想象着他女朋友受到礼物后的情景，心底却泛起一丝悲凉。震哥接着说：“我妈给人当保洁员，一个月挣1500。这些钱快够她一年挣的了。给小凤买完包，还能剩下3000多，我全给我妈邮回去。”
震哥从包里拿出一沓钱，在我眼前晃了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华子，你见过吗？”
我看着他那张得意的脸，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心里不是滋味。
震哥的遭遇并未对我转专业的决心造成影响。我整天抱着本《运动训练学》在那里看，自己中文专业的书懒得搭理。看着一起练散打的兄弟们，我觉得我未来的路就在这里。
一天训练结束后，我鼓起勇气把自己的想法跟军哥说了。军哥当时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去接嫂子，听我说完，脸更黑了。他拿起手机跟嫂子打了个电话，说有点急事，让她先自己打车回家。把手机揣兜里，军哥头也不回地对我说：“走，找个地方吃个饭，咱们聊聊。”
我们到篮球场附近的食堂，打了饭，找个地方坐了。饭我们都没吃，两人坐对面沉默不语。
还是军哥打破了沉默：“小李，你知道我们练体育的有多羡慕你们正儿八经文化课考上来的人吗？你中文系是一本，我们呢？比你们差了几百分。你还想转专业？你是天赋异禀吗？还是百年一遇的武林奇才啊？你要是有柳海龙、邹市明那样的天赋，上小学就有体校的来要你了，还用得着上了大学？你才学了几个月，已经十八九了，你去跟那些从小开始练、到现在比赛打了几十场、练了十几年的人竞争？你觉得你有多厉害？啊？！”
军哥说得激烈，喝了几口水，沉默了一阵。我也不知如何接话。
军哥接着说：“你看看阿震，为了几千块钱就出去打架，结果葬送了自己的前途。你正儿八经本科毕业，再努努力考个研，找个好工作，不比成天打打杀杀的强？想靠这个吃饭，不管是走正道进体制内，还是走歪路混社会，都不好混。出人头地的有，但概率比考研考博的低多了。你愿意吗？就算进了体制内，最终能出头的才有几个？每年几万武校的毕业生，他们都去打比赛挣钱？还是都去参加全运会拿名次？大部分都混了社会，给人当保安，当打手，看场子，收债。你愿意过这样的日子？！”
我低着头，不敢看军哥的眼睛，但我还是能感受到军哥两眼的寒光：“小李，你学习好，将来肯定能考上研。别走这条路。”
我抬起头，军哥盯着我，摇了摇头：“你不是吃这碗饭的人，相信我，我看人挺准的。”
军哥的一席话，如同醍醐灌顶一般，一下子点醒了我。他给我分析的利弊优劣让我看清了自己的位置，也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我还是应该按部就班地读书、考研。格斗这块，还是当个爱好最好，别指望靠这玩意吃饭。
这之后，我仍然每周去训练两次，风雨无阻，但是我的主要心思都用在了专业课的学习上。震哥此时去训练变得有一搭没一搭，军哥一提起他就叹气——后来我们才知道，震哥跟老冯走得越来越近，现在在他手下做事。军哥气得够呛，骂震哥不争气，骂老冯祸害人，发狠要跟老冯绝交。
我们说起这事，军哥也是一脸无奈：“当年我也是不学好混社会的。可这又怎么着？混社会有出息吗？没有。我就是看清了这个，知道这里面的浑水有多深，才退出来，老老实实读到研究生考老师的。老冯当时深陷在里面了，我劝过他，不听，只能这样。你现在看着他开辆大奔到处显摆，不知道背地里吃了多少苦。又有几个能像他这样混出头的呢？我跟阿震说，你不是这块料，别指望混社会能混出什么名头。可这小子头铁啊，脑筋又不灵活，早晚得出事。”
一个师兄问，老冯到底是干什么的？军哥听了，沉默了半晌，最后说：“就是个混子。当年给人看场子收债，后来把人砍进ICU，进去蹲了5年，刚放出来。”
“切！”军哥不屑地说，“那是他老板看他出来后可怜啥都没有，送给他的二手车。”军哥欲言又止，末了，叹了口气，突然笑了：“老冯当年就不走正道。当年在散打队的时候，这小子打比赛就老是玩阴的，各种犯规动作。”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想说却不敢说，军哥看我欲言又止的样子，问我怎么了？我鼓起勇气说：“军哥，你不也接私活吗？”
军哥听了，眉头一皱，随即大笑起来：“哈哈哈哈，说得对，我也接。之前混过道上，怎么可能完全撇干净。上次是帮朋友忙。”他顿了顿，语调突然低沉下来：“我有数，老冯也有数，可阿震没数啊。”
过了两个多月，震哥突然出现在训练场上。他剃了短发，脖子上啷当着一条大金链子，喜气洋洋地说要请我们吃饭。
我们问要不要叫上军哥，他伸手挠了挠头：“昨天找军哥了，被他一顿骂。”我们看他头发剪短了，问怎么回事。原来，老冯的老板有一个房地产公司，最近因为征地拆迁款的问题跟村民闹起来了。老板的意思，闹就让他们闹，钱一分也不多给，过了几天，让震哥带几个人去，让村民揍一顿，撒撒气。
“我们去了，好家伙，一堆人围了上来，尽是大爷大妈。那巴掌拳头劈头盖脸地就打了过来。我们抱着头，保护好自己的要害，就让他们打呗。那才多少劲，跟咱们练抗击打时的力度差太远了。”震哥说得眉飞色舞，双手在空中比划着，“可是，打咱不怕，架不住这帮老娘们挠人啊，我的头发被撕掉了好几缕，差点没疼死我。所以我现在只能剃个毛寸。妈的，我倒是想动手，可都是老头老太太，咱怕被人讹上啊，只能忍着。后来打了半天，我们没啥事，这帮人先累的没气了。然后老冯说，你们动手打我们，监控都拍下来了，我们要去告你们，一下就把那帮土老帽吓住了。”
接着，震哥开了一辆车，还跟了一辆，把我们拉到一家饭店。席间闲聊，震哥就说起来老冯当年“碰瓷”的伎俩——老冯的鼻梁特别容易骨折，一拳就塌。最开始老冯愁死了，根本不敢打实战。后来老郑专门规定，跟老冯打实战时，不能打鼻子。可这样老冯也打不了高水平比赛，在选拔赛中就落了败。但老冯的鼻梁骨折得容易恢复得也快，没多长时间，就好差不多了。
“要不说老冯脑子活啊，你们猜猜他怎么弄的？”震哥说得兴奋。
根据伤情判定标准，鼻梁骨折，属于轻伤害，打人的要不想进局子留案底，怎么也得掏个一两万了事。老冯就专门到酒吧挑事，拉扯起来了，他就故意把人往监控那边引，然后说些臭话刺激对方，让对方忍不住动手。这时老冯就利用练出来的躲闪本事，不让人打到自己的要害，然后瞅准时机，把自己的鼻子送到对方的拳头上。一下，鼻梁就骨折了。然后这老小子就捂着鼻子在地上打滚，自己这边再有几个兄弟上前拉住打人的，然后报警。这么搞了七八次，在本市酒吧出了名，都叫他“趴鼻子冯”。酒吧保安一看到他来了，都不让他进。他就又去周围城市到处用这个方法碰瓷。
“你们猜老冯靠这个赚了多少钱？”震哥一脸神秘，“小30万。”
他伸出三个指头，在我们面前摇晃着，脸上满是羡慕和得意的神情，仿佛这钱是他自己得了一样。他看向我，说：“华子，你说老冯他牛X不牛X啊，啊哈哈哈哈。”
我应和着，脸上勉强堆起笑来，心底却不可遏制地涌出一股厌恶感。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忽然明白了军哥的话——我跟桌子旁坐着的人不属于同一个世界。看着震哥手舞足蹈的样子，我只替他感到悲哀。
这时一个师兄突然说：“怎么军哥没跟我们说过这事？他俩不是挺熟的吗？”
“可能是怕我们不学好吧。”另一个师兄边吃菜边接茬——这话一说，大家都沉默了，空气仿佛凝固了。震哥脸色很难看，那脖子下晃荡着的金链子，越发的像一条铁链，一副阻碍他前行的枷锁。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跟震哥的交集越来越少，震哥几乎不怎么来散打社训练了。按我们学校的情况，考研从大二下学期开始就要准备，我也从那时开始去得少了。直到大三上学期，我基本没见过震哥，去了也知道军哥不愿意多提，就不多问。
直到一天，听说震哥进局子了，还被判了一年。我惊讶不已，这天训练后，军哥才断断续续说起震哥那半年干了什么。
老冯和震哥的老板是本市一霸，90年代就开始混社会，一路摸爬滚打，黑白两道都有关系。进过局子蹲过狱，后来纠结了一伙人当“沙霸”，逐渐控制了本市的建材市场。如今此人早洗白上岸，涉足房地产建材、酒店、洗浴中心、夜总会以及高利贷等多个行当。不少行当都处于灰色地带，总有正规途径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时，就轮到老冯和震哥出手了——他们是老板养的打手。夜总会有人喝酒闹事，老冯带一票人去镇场子；放出去的高利贷收不回来了，震哥领着一车人去要债；两帮有势力的人起了冲突，老冯去当中间人说和，震哥就在旁边站着撑场子。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想着法折腾你，让你乖乖认输：拆迁碰到了钉子户，震哥就带几个人大晚上跑人家外面，把音响调到最大，彻夜嗨歌；小区搞装修，所有需要用到的东西，从沙子水泥地板砖，到三合板木地板防盗门，必须用老板家的，不能用别人的，人家要是不用，震哥就堵住楼梯，看到有人搬着别家的建材上楼，就撒泼耍赖，人家要硬往上走，他就故意往人搬的东西上撞，然后捂着头倒地不起，要人赔钱，几番折腾之后，不想惹麻烦，只能乖乖用他老板家的……所有这些，完事之后，震哥都能分上千的好处费，他这半年靠这套，领了三五万。可是存不住钱，每次完事之后，一伙人都会跑去吃喝玩乐一番，钱在兜里还没捂热乎，转眼就没了。
当时大学城附近新开发了一个广场，晚上人流很多。那老板看出了商机，想垄断那里的烧烤。震哥跑前忙后，把几个竞标者给吓跑了，让老板顺利拿到了场地。这次出力，震哥也获得了一个摊位，不用交摊位费，原材料都是从老板那里低价批发。从老冯到震哥，都觉得这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结果震哥还是把它搞砸了——一次出摊，客人催促他快点烤串，那人喝了点酒，嘴里不干不净，震哥就恼了，抡起盛菜的盘子就摔人脸上，把人摁地上打了一顿。因为下手太狠，对方肋骨被打断了几根，构成轻伤，以故意伤害罪被判了一年。
“阿震学籍没了，女朋友也跟别人跑了。”军哥深深地叹了一声。我们都知道，震哥缺钱花要挣钱，军哥拦不住但也理解，甚至还抱着他挣够了钱回来打比赛的幻想。现在，震哥想通过打比赛走正道的路，就彻彻底底堵死了。
半年后，老冯和军哥找关系托人，震哥被提前放了出来。当时军哥在校外开了个拳馆，见震哥出来后无所事事，就让他过来当个助教。震哥一开始不愿意去，说抹不开面，后来好说歹说才来了。军哥说，年轻人犯点错，走错路没什么，改过来走正道就行。
当时正值我考研备战的黄金期，好长时间没去练了。一天我突然想去活动活动筋骨，一到拳馆，那熟悉的汗味夹杂着臭脚丫子的味道，直往我鼻子里钻。馆里正在进行分组教学，我一眼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震哥。
震哥人变了不少，看起来苍老了不止十岁。之前张扬的莫西干头没了，也没染发，就剃着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平头。他正在那里教新来的学员基本技术动作。我远远地看着，他背对着我，踢出一个标准的泰式扫腿。学员们看了，纷纷模仿，震哥一一为他们纠正动作。
这场景一下子把我拉回了三年前，想起了那个染着黄毛的国字脸少年教我扫腿的画面。我不轻易流泪，但说实话，当时鼻子一酸，眼泪就出来了。
休息时间到了，震哥让学员们解散休息。他一转身，正好与我四目相对。一瞬间，我们两人谁都没有说话。震哥脸上的表情，由尴尬转为笑意。他咧嘴笑了，朝我扬了扬手中还未卸下的脚靶：“华子，你来了。过来踢两脚。”
我也笑了，走过去，摆好架势，踢了几脚。一时间“嘭嘭嘭”的声响震得安静的拳馆嗡嗡响，准备离开的学员们好奇地围了过来。
我边踢，震哥边喊：“好，右边”，“起个高扫”，“转身来一个”，“好，不错”，“发力脆一点！很好”。时间仿佛又回到三年前，在篮球场上，那个小黄毛教我踢扫腿的时光。
踢完脚靶，我俩走到旁边休息。震哥拿出一只烟，朝我看了一眼，我摇摇头。震哥笑了笑：“你还是老样子啊。”
他点上了烟。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聊过去，聊他当打手的日子，聊他跟人跑了的女朋友，聊未来。他右手夹着烟，皱着眉，一脸沉思。烟抽了一根又一根，烟圈吐了又吐，震哥的上半身笼罩在一片蓝色烟雾里。
他用从未有过的认真严肃表情看着我：“华子，你说我们练散打的，出路到底在哪儿啊？我要像你一样，是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能考研，考好大学，我干这事？我脑子不转弯，读书读不进去，做生意又没有头脑，只会横冲直撞，打打杀杀。我就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
我想说点什么帮他缓和一些这尴尬的气氛，却发现什么也说不出来——震哥说得对，那就是他。
2014年我大四毕业，顺利考研走了。由于换了手机号，之前的卡找不到了，以前的联系人很多也就联系不上了。一年多的时间，我都没有军哥和震哥他们的消息。
到了2015年的暑假，就想着回母校看看，顺便找老朋友们玩玩。
循着熟悉的路，我到了拳馆。时间正是下午，天气闷热。我急着进去凉快凉快，一推开门，就传来了熟悉的拳打脚踢的声音。我环顾四周，几十个人正在热火朝天地练着。我仔细瞅了半天，没发现什么熟悉的身影，震哥也没在。
正在这时，一旁的办公室门打开了，一个魁梧的身影走了出来。我一看，喊了出来：“军哥！”他抬头看向我，那熟悉的黑脸咧开了嘴。
“小李，你回来了？”他快步朝我走来，身后一个戴墨镜的人随后也走了出来。我朝军哥走去，握了握手——这是当年散打社的老规矩，握手时，不是正常握手，是要加力试劲的。军哥的握力还是那么强，我感觉掌骨快被他捏碎了。
终于，军哥松了劲，伸出另一只手拍着我的肩膀说：“不错，小李，功夫还没放下。”
“呵呵，怕见光。”老冯跟我寒暄几句就走了，军哥领我进办公室。
关上门，我问：“老冯叔怎么看起来不一样了？总觉得脸上哪里不对？”
“哈哈，不愧是我的徒弟，眼就是毒。”顿了一顿，军哥意味深长地说，“他眼睛有问题。”
我嘴张得大大的，不敢相信军哥说的话：“出什么事了？老冯叔那样精明的人，又有势力，还能吃这亏？”
小半年前，老冯在路上因为车辆刮擦，跟别人起了冲突。双方下车理论，互不相让，说急眼了，就动了手。老冯突然又想，何不借机碰个瓷？本来他们在车一侧打，他故意把对方引到车前，好让行车记录仪拍到。然后又施展闪转腾挪的技术，想着让对方打鼻梁。对方一拳是打中鼻子了，可没想到这拳头没收住劲，竟然滑向了左眼——那人手上带着的一个大戒指，直接把眼球捣烂了，左眼就瞎了。
老冯的遭遇让我唏嘘不已。突然我想起来了什么，忙问道：“军哥，震哥呢？怎么没看见他。不在这干了？”
听我一问，军哥那张黑脸突然沉了下来。沉默了半晌，他才开口：“阿震没了。”
这六个字仿佛晴天霹雳，让我感到一阵眩晕，磕磕巴巴地说：“死了？震哥死，死了？什么时候的事？”
军哥长叹一口气，跟我说起这事来：震哥新谈了个女朋友，本地的。那天，女朋友跟他说，自己的弟弟最近在学校受欺负了，被学校里的混子敲诈了几百块钱，想让他找人去教训教训他们。军哥知道后，本来让震哥带几个馆里的兄弟去吓唬吓唬就得了。震哥说不用，自己去就行。
军哥说，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怕你暴脾气起来了，再把人打进医院。震哥笑着说：“教练你放心，我早不打架了。我这次去，就是去讲道理。不听我就直接报警。”他就自己去了。
结果那天下午，军哥接到震哥女朋友的电话，说是震哥被送到医院ICU了，让他快去看看。军哥去了才知道，震哥被人捅了——那天震哥去到学校跟小混子们理论，那帮小子根本听不进去，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震哥掏出手机说要报警，没想到一个小子突然掏出了匕首，照着震哥肚子就是一刀。这一刀捅在胃里，导致胃大出血，到底没救过来。
“当天晚上，阿震就没了。我帮着料理的后事，唉。”军哥说着直抹泪。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内心还是难以接受震哥去世的事实。
军哥擦了擦眼角的泪，用略带哭腔的声音说道：“老话说，常玩刀的人死于刀。阿震当年打打杀杀，挨揍的净是别人，自己没怎么受过伤。怎么到最后，跑去跟人讲道理了，竟然被个小X崽子给捅死了。你说这算什么？”
沉默半晌，军哥喃喃自语道：“这就是命。这就是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