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消灭东突厥的核心手段，是贿赂与分化 | 短史记
一、李渊向东突厥可汗称臣
当未来唐朝的开国皇帝，时为唐国公的李渊在太原密谋反隋时，突厥已是北方草原的霸主，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幅员辽阔，拥有“控弦百余万”的庞大军队。其中东突厥比邻隋地。大多数割据势力首领向东突厥统治者始毕可汗称臣，接受了突厥封号和狼头纛，以求能够得到这个北方强权的支持和保护。
李渊十分谨慎地处理与东突厥的关系。与其他叛军首领不同，李渊没有急着公开与隋廷为敌，以免过早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招来隋廷和其他竞争者的敌意。同时，李渊希望与突厥友好相处，以争取突厥对自己的反隋大业的些许帮助，或者至少要保证自己的根据地太原不受威胁。
617 年，李渊曾修书一封，遣使者送交始毕可汗。信中，李渊向始毕可汗提出了一项交易，以中原的钱财珠宝换取突厥的直接军事协助，或是至少让突厥承诺不干涉李渊统一中原。突厥只部分接受了这一提议。他们对李渊许诺的财物很感兴趣，同时视李渊为割据势力首领，要求他必须向突厥称臣，才会助他一臂之力。
李渊像
李渊的使者在七天之内就带回了回信。突厥来信要求李渊接受突厥的封号和旗帜，并提出派官员为其册封。谋士们见李渊对突厥来信的态度消极，都缄默不语，但李世民显然与李渊意见相左。李世民认为，接受突厥封号以换取突厥的帮助只是权宜之计，而且早有先例。隋朝开国之君隋文帝就曾接受过莫缘可汗的称号。此前起兵的一些割据势力的首领也纷纷向突厥称臣。李世民不明白父亲为何不起而效之。毕竟，向突厥称臣并不等于永远成为其附庸。
李世民开始向父亲施压，要求他满足突厥的要求。很快就有人向李渊报告，李世民麾下驻扎在兴国寺的士兵议论纷纷，说如果李渊拒绝接受突厥的条件，他们就会发动兵变。这次事件的主谋其实是李世民的重要谋士裴寂和刘文静。不过，谨慎的李渊一直等到他的另外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元吉617年阴历六月来到太原后，才给了裴寂和刘文静第二次机会，让他们详述推翻隋朝的计划。这一次，李渊以“事机相迫”为由同意了他们的计划。
先是“改旗帜以示突厥”。绛色是隋朝的官方颜色，李渊作为隋朝皇帝的臣子一直使用绛旗。现在，他需要用其他颜色的旗帜来表明自己建立新王朝的决心。谋士们在占卜后建议用白色，为了使改朝换代合法化，他们一直在太原地区散播预言和歌谣，称“白衣天子”即将出现，他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突厥统治阶层同样推崇白色。他们视持白旗者为自己人。李渊权衡利弊后，同意改用白旗以示他有意改朝易代以及在名义上臣服突厥。
刘文静不久后便启程拜访突厥。他告诉始毕可汗，唐国公李渊“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可汗听后大喜。但实际上刘文静有意歪曲了李渊的真实意图，李渊其实只打算在名义上臣属突厥，在确保太原无虞的同时，获得突厥最低限度的直接军事援助。刘文静想必还告诉始毕可汗，李渊愿意接受突厥封号，希望能够得到突厥的马匹。欣喜的始毕可汗派康鞘利等高官前往太原。他们带来了数千匹战马，其中一千匹是给李渊的礼物，其余的则用于交易。康鞘利此行的主要目的当然不是卖马，他是向李渊递交一封有关始毕可汗授予李渊突厥封号的信件。突厥使者一行被带到晋阳宫东门外的侧舍，李渊对来使毕恭毕敬，谨守身为可汗臣属的礼节，恭敬地接受了突厥可汗的来信，并厚赐两位突厥使节。康鞘利许诺说，突厥骑兵将协助李渊攻打隋都，兵力由李渊自定。
不过，李渊只需要少量突厥骑兵，以示自己已经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从而使刘武周打消从背后袭击太原的念头。在刘文静与突厥交涉的同时，李渊挥师西南。617年阴历八月，刘文静带着两千匹良马与李渊在龙门会合，随行的突厥骑兵仅有五百。李渊见此满意地说道：“马多人少，甚惬本怀。”然而，刘文静没有告诉他的主人，他曾在突厥牙帐点烛焚香，以李世民的名义与突利可汗在神灵前发誓结成香火兄弟。李世民因此与突厥建立起了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李世民的软实力，日后他将以此阻止突厥的敌对行动。
二、唐军击败强敌薛举的关键是贿赂突厥
阴历九月，李渊率军渡过黄河，与自己的三女儿平阳公主带领的七万人马会师。阴历十一月，李渊攻下隋都大兴城。不过，另一支割据势力首领，较早之前已在金城建立西秦的薛举，此时也正从另一个方向逼近隋都。双方的决战一触即发，战争的结局将决定李渊是继续控制京畿，还是被迫撤回太原。
618年年初，唐军成功击退了薛举对扶风的攻势。薛举为重新赢得主动权，与突厥和梁师都取得联系，三方同意合力攻打隋都。然而这一计划因薛举的突然辞世而未能付诸实施。阴历十一月，唐军在浅水原击败西秦军队，并活捉继位不久的薛仁杲，此人是去世不久的薛举之子。这次大捷不仅化解了西秦军队对大兴城迫在眉睫的威胁，更导致这个短命的政权寿终正寝，其广阔的领土也被置于唐军的控制之下。至此，唐军才首次在西北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
传统史家将浅水原的战略性胜利完全归功于李世民，对其军事领导才能赞不绝口。不过，李世民扭转战局的决定性因素其实是外交和贿赂，而非足智多谋的军事策略。当618年年初薛举与唐的战事刚刚爆发时，李世民居于劣势，处境岌岌可危。西秦军的兵力几乎是唐军的三倍。李世民和其他唐将接连失利，兵力损失过半，被迫退回都城。生死攸关之际，李渊火速派遣都水监宇文歆出使突厥，劝莫贺咄设退兵。莫贺咄设即后来的颉利可汗，牙帐就设在五原郡正北。唐使带来大量金帛贿赂，并许诺将来突厥可以直接控制五原、榆林二郡。莫贺咄设因此转变了立场。他本来已与薛举约好在指定日期发援兵相助，此时却自食其言，反而命令部下在浅水原之战中与李世民并肩作战。莫贺咄设的背信弃义使西秦军孤立无援，西秦和唐的实力对比也因此发生了决定性的逆转。西秦的命运在浅水原之战正式打响之前就已经注定了。
图：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中的突厥武士俑
三、唐军击败刘武周的关键也是贿赂突厥
618年以前，突厥的政策是煽动、支持反隋势力的活动，从中原的动荡和混乱中最大限度地坐收渔翁之利。突厥打着反隋的旗号，聚集了一批割据势力的首领，命他们向突厥称臣，并挑动他们互相厮杀。618年以后，突厥在操纵这些附庸进攻唐朝的同时，还试图通过复兴隋皇室来遏制崛起的唐朝。制定这一新政策的关键人物是嫁到突厥的隋朝义成公主。在她的策划下，突厥立隋炀帝之孙杨政道为隋王，置百官，居于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
但是，突厥改变立场奉行复隋政策，导致其与各割据势力首领的关系恶化。这些首领起兵反隋后，纷纷受封“可汗”，互不统属，仅向突厥称臣，其中一些人还自称“皇帝”。他们虽然在削弱唐朝上和突厥目标一致，但不愿意支持杨政道，更不要说向他效忠。诸割据势力首领与他们的突厥宗主产生矛盾，不仅削弱了突厥阵营对唐作战的能力，还为唐贿赂突厥以扭转不利局面提供了可乘之机。刘武周反唐失败后被其突厥宗主处死就是一例。
619年闰二月，始毕可汗到达夏州。他给刘武周配备了五百名突厥骑兵，命其攻打太原。但始毕可汗在当月病死，义成公主随即开始实施她的复隋大计。在诸割据势力首领中，刘武周对这样的政策转变尤为不满。杨政道的傀儡政权在定襄，恰好处于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不过，即便与突厥的关系出现裂痕，刘武周还是着手执行攻打太原的计划。作战初期（阴历四月到六月），他仍能得到突厥的支持。他屯兵黄蛇岭时，手下仍有突厥士兵。他率军攻占了太原东面和西南的几座城池，进而包围太原。阴历九月，太原沦陷。刘武周一鼓作气，又连下黄河以东数城。此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刘武周有可能渡过黄河进逼长安。李渊为保都城，甚至一度打算放弃黄河以东所有失地，但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就在刘武周看似稳操胜券之际，他的攻势却突然崩溃。阴历十月，李世民率部渡过黄河，抢先一步阻止刘武周的军队继续西进。620年阴历四月，李世民追击并歼灭了因粮尽而退却的宋金刚。刘武周弃守太原，仅带着一百名骑兵逃回突厥牙帐。
史料对这一戏剧性变化的细节语焉不详。但有记载说，当李渊收复太原时，随行的不仅有自己的人马，还有两千名突厥骑兵。这表明，在刘武周与唐军作战期间，突厥改变了立场。突厥先是为刘武周提供士兵和马匹，随后又放弃了他，最后站到了李世民一边。刘武周惨败的原因，似乎只可能是因为他和突厥宗主的关系破裂，以及唐与突厥达成了某种协议。刘武周及其手下大将宋金刚不久后便被突厥处死，这正是他与突厥关系破裂的明证。至于唐与突厥达成的协议，从下述事实中可以略见端倪——唐军后来并未占据刘武周的旧地，而是把它拱手让给了突厥。
四、以贿赂劝说颉利可汗退兵
当各地的割据势力无法继续担当攻唐主力后，突厥只能亲自出兵攻打唐朝。至此，唐和突厥之间名义上的君臣关系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双方进入公开对抗的新阶段。突厥处罗可汗在620年曾组织过一次规模庞大的攻唐计划，但因他在 620 年阴历十一月突然“疽发死”，整个行动计划随之终止。
622 年，颉利可汗集结三路大军攻唐。他亲率十五万精锐骑兵，在阴历八月大败守卫雁门的唐军，接着又包围了唐朝的发迹地太原。同时，另外两支突厥军队分头进攻甘州（今甘肃张掖）和原州（今宁夏固原），长安告急。唐廷在仓促应战的同时，派郑元璹向突厥求和。
郑元璹是处理突厥事务的老手，曾五次出使突厥。当时他正在为母亲守孝，为完成任务，他提前结束了本为三年的孝期。郑元璹劝颉利说：
郑元璹的外交手腕和唐廷的钱财贿赂再次奏效，颉利同意撤军。
李世民对郑元璹的出使成果甚为满意。他致书郑元璹，称赞他有“和戎之功”。但是，靠每年向敌方提供大量贡物得来的和平难以持久。
五、分化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
两年之后的 624 年，颉利可汗和他的侄子突利可汗再次引重兵来袭，兵锋直指距长安仅一百三十公里的豳州（今陕西彬州）。一些唐廷官员建议迁都，他们认为首都应远离西北边地。在李世民的强烈反对下，迁都之议最后不了了之。
但是，要在短时间内扭转唐军的劣势绝非易事。唐军的兵力、装备均不如突厥，难以和敌军正面交锋。于是，李世民转而施展离间计，在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之间制造不和，以破坏他们的军事行动。
颉利和突利是叔侄，但二人由于突厥独特的继承制度一直心存隔阂。突利是始毕之子，但 619 年始毕死后，他的两个叔叔处罗和颉利（ 620—630 在位）先后成为可汗，他却无缘汗位。这样的继承制度使突厥统治精英彼此争权夺势，互相倾轧。唐廷因而锁定突利作为分化瓦解突厥阵营策略的首要目标。
李世民仅带一百名骑兵来到敌军阵前，他试图以双方名义上的君臣关系为由，说服颉利退兵。他说：“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随后，李世民提出与颉利决斗。他对颉利说：“我，秦王也，故来一决。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人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唯百骑相御耳。”李世民的惊人胆识使颉利不知该如何回应。他怀疑其中有诈，笑而不答，未敢轻举妄动。李世民还派人给五年前曾与自己结为香火兄弟的突利传话，告诉他：“尔往与我盟，急难相救；尔今将兵来，何无香火之情也？”
使者还提出让突利与李世民一决雌雄，但突利拒不回应。太宗为故意误导颉利，作势要跨过两军之间的堑壕。颉利听说李世民与突利是香火兄弟，又见李世民如此轻举妄动，开始怀疑李世民和侄子突利欲合谋加害自己。不久后，一位突厥信使给李世民传话，说他的主人没有恶意，要李世民不要越过堑壕。颉利命令部队后撤，并决定派突利与李世民讲和。突厥最终不战而退。
六、再次以贿赂劝说颉利可汗退兵
626 年阴历六月，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不久之后，高祖禅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成为太宗。
唐廷内部不和给了突厥可乘之机，颉利和突利立即挥师南下，其骑兵据说有二十万之众。他们在阴历八月初九攻下泾州（今甘肃境内），随后行军一百五十公里到达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突厥骑兵迅速推进，令唐廷大为震惊，宣布京师戒严。同月二十八日，突厥军队出现在长安以北仅数公里之外的渭水北岸。突厥的精锐骑兵一天数次在城墙外纵马驰骋，挑衅唐军出城应战。唐都危在旦夕。
据大多数史料记载，太宗面对危机表现得英勇、睿智和雄辩。他仅带六名扈从到渭水与颉利见面，并成功地化险为夷。然而，这些记载大都是传统文人对太宗的歌功颂德之词。真相远没有那么富有传奇色彩。李世民在渭水岸边与可汗见面之前，已经从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突厥人执失思力那里得知，颉利入侵的真实意图是攫取财宝，而不是占领长安。因此，李世民和颉利的会面其实只不过是做戏而已。
执失家族的成员（执失淹、执失武、执失思力）曾于617年阴历八月作为突厥援军随刘文静南下协助李渊攻打隋都。他们因对李氏家族有功，在唐朝建立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例如，执失武获封上大将军（这是唐廷为表彰军功卓著者而授予的最高军事荣誉头衔中的第三等）右卫大将军、上柱国和安国公。朝廷还命人在新城为执失家族竖立功德碑。但与此同时，执失武还是突厥的中级官员，担任颉利发之职。因此执失家族有双重身份，他们同时臣服于唐朝皇帝和突厥可汗。当执失武和其子执失思力随颉利进逼长安时，突厥阵营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太宗事后回顾当时的情形时说：“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
正是突厥的内部分歧和执失家族的双重身份，促使执失武派儿子执失思力与太宗接触。太宗在大帐内与执失思力密谈，仅留一名贴身侍卫在侧。史料中没有留下有关这次会面的详细记载，只略记为“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效”。尽管如此，我们似乎仍可以推断，思力向太宗透露了颉利此役的真实目的，并建议贿赂可汗以化解这场看似严重的危机。二人结束密谈后，太宗下令将思力囚禁在门下省。此举实际上是在保护思力，太宗对他一直宠信有加。后来，到了七世纪三十年代，思力还曾数次以中间人的身份帮忙处理唐和突厥之间的棘手问题。太宗为了嘉奖思力的功劳，特赐其铁券，准其享受特权，还赐婚九江公主，并加授驸马都尉、辅国大将军和安国公。
太宗在得知自身及长安都没有真正危险后，才决定会见颉利。他和六名随从骑上马正待从玄武门出发之时，谏臣萧瑀突然跪在太宗马前，以危险为由劝说太宗放弃此行。太宗答道：“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第观之！”太宗这番言辞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显示局势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故意没有告诉萧瑀，自己打算贿赂突厥，而不是与之交战。而这一方案的制定，主要是基于执失思力提供的重要情报，还有名将李靖深谋远虑的建议，后者力劝太宗“倾府库赂以求和”。
太宗带着随从来到渭水南岸，指责颉利可汗背信弃义。唐为展示实力命大部队随后赶到。颉利见自己的使者去而不归，太宗无所畏惧，身先士卒，唐军又耀武扬威，担心这一切都是圈套。此时，太宗示意唐军从岸边后撤列阵，独自上前与颉利对话。二人谈话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后续发展表明，二人约定互不相犯，定期互市。阴历八月二十八日，太宗和颉利在长安城西的便桥杀白马祭天，宣誓结盟。突厥军队随即退回草原。
回顾渭水事件，长安虽然受到突厥威胁，却从未面临真正的危险。颉利的主要目标是从唐廷获取财物，而不是攻占长安。唐都有重兵防卫，可以长期固守，而来犯的颉利士兵大都是轻骑兵，善于快速推进（泾州距离武功一百五十公里，突厥士兵只用了短短一天的时间便从泾州抵达武功），速战速决，但对旷日持久的攻坚战缺乏准备。一般来说，在一次准备充足的长途奔袭中，如果士兵全副披挂，并让战马有足够时间吃草，部队每日的平均行军速度只有约二十二公里。如果部队还携带着攻城器具和充足的给养，行军速度会更慢。颉利只为他的骑兵配备了额外的坐骑，而没有为他们提供足以攻打长安的充足的后勤保障和器械装备。颉利显然从未打算占领唐朝都城。
许多唐朝官员对渭水事件和平落幕惊讶不已。太宗对渭水事件的处理，是巧妙利用敌方情报从而转危为安的绝佳事例。然而，四年之后的 630 年，在唐打败突厥，活捉颉利之后，太宗却开始以“渭水之盟”为“耻”。他希望臣子们忘记自己在与突厥议和的过程中曾发挥过主要作用。太宗对他们说：“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他命负责为自己编撰实录的史官掩盖他在事件中的作用，把向突厥称臣完全归咎于父亲一人。尽管如此，太宗无法否认，对突厥称臣和贿和曾是唐廷外交的两大基石。考虑到 630 年以前唐与突厥的实力对比，二者是唐在处理与突厥的关系时唯一合理可行的方式。太宗正是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的主角。
七、分化突厥，趁其内乱反攻
对突厥的赂和政策持续了很久。高祖也长期保留着突厥臣属的身份。619年始毕死后，他在长乐门为始毕举哀，痛哭流涕，还宣布废朝三日，命朝廷官员到突厥使者的下榻之处吊唁。同时，高祖还派遣使者带着多达三万段的绢帛前往突厥，代表自己出席可汗的葬礼。实际上，每当飞扬跋扈的突厥使者造访长安时，高祖都百般忍让，并以厚礼相赠。
至 624 年，除了陕西北部的梁师都，唐军已经消灭了绝大多数地方割据政权，唐廷因此有能力对突厥采取更为主动的策略。625 年，高祖已经暗示将改变对突厥的态度。他命朝廷官员将给突厥的外交文书改为诏敕。诏敕本是皇帝在给内臣、外臣颁布命令时使用的，现在用作给突厥的文书，暗指高祖不甘继续做突厥的臣属。不过，文字游戏不足以抗衡强大的突厥。突厥的军事优势在于机动灵活，进攻快如闪电，后退迅疾如风。太宗意识到，只靠被动防御绝不能保证唐的边疆无虞。但他需要时间整备兵马，以期给予突厥致命一击。
对唐廷来说幸运的是，东突厥的内部矛盾在世纪三十年代进一步激化。颉利因任用汉人为谋士，采用汉地的治理方法，并重用粟特人和其他中亚人，而冷落了自己的部众；接二连三的自然灾害造成饥荒，导致突厥人和大量牲畜死亡，但是颉利为了保障财政收入反而加重了赋税，这些措施使一些活跃于今中国东北地区的部落归顺唐朝；薛延陀、回纥、拔野古（活跃在贝加尔湖以北的广阔地区）也都起而反叛颉利。
颉利把这些部落的反叛归咎于突利，因为突利的牙帐就在幽州（今北京）以北，负责监督位于广阔的突厥汗国东部的诸部落。颉利又命突利平定薛延陀和回纥的叛乱，但突利未能取胜，二人的关系更加恶化。颉利对突利施以鞭刑，将其囚禁十余天后才释放。受辱的突利开始公开违抗颉利。628 年，颉利向突利征兵，遭突利拒绝。恼羞成怒的颉利下令攻打突利。这一事件成为压垮二人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突利密谋反叛，于是派出信使寻求唐朝的军事援助，但太宗拒绝伸出援手。突利眼见与颉利摊牌毫无胜算，便在 629 年阴历十二月向唐廷投降。
郁射设是另外一个背叛颉利的突厥首领。他是处罗可汗的儿子，在父亲死后的汗位竞争中输给了颉利，于是在 628 年率部进入河南。郁射设此举令颉利生疑，他派出骑兵追杀郁射设。颉利的军事行动彻底破坏了二人的关系。629 年阴历十二月，郁射设决定投降唐朝。突厥的内部倾轧，也使得其他一些突厥部落首领脱离突厥汗国，前往其他地方。
突厥精英阶层的矛盾，还削弱了突厥对附属部落的控制，在突利的领地和突厥汗国其他地区引发了一连串的叛变。大行台苑君璋在 627 年阴历五月率先抛弃了他的突厥主人。到了 628 年，契丹、奚、霫以及其他几十个部落纷纷起而效仿。629 年阴历十二月，靺鞨首领遣使入唐朝贡。在突厥汗国北部边疆的众多反叛部落中，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固和奚等大约十五个部落改为效忠薛延陀，承认薛延陀的首领为他们的新主人。这些部落结成了一个强大的反突厥联盟，直接威胁到突厥的霸主地位。庞大的东突厥汗国开始崩溃。
唐廷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良机，在同突厥的几次关键战役中主动出击。628 年，唐军击败梁师都，控制了河套南部。突厥曾以这里为跳板直接威胁长安，如今此地成了唐对突厥发动进攻的前哨阵地。同年，唐廷再次采用经典的怀柔之策，授予薛延陀首领夷男“真珠毗伽可汗”称号和唐军旗。夷男在郁督军山（今杭爱山）下设牙帐，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庞大的汗国，其疆域东至靺鞨，西达西突厥，西北到俱伦湖（今呼伦湖），南接大漠。颉利现在被夹在两强敌之间，北有薛延陀，南有唐。他意识到形势已经迅速变得于己不利，于是转而设法修复与唐的关系。629 年他匆匆派使者到唐廷，表示愿意成为唐朝的外臣和太宗的女婿。不过，为时已晚。
629 年阴历十一月，唐以李靖为主将，分兵六路攻打突厥。颉利失去了突利和其他部落的援助，很快被唐军孤立、包围，随后在戈壁以南的两次小规模冲突中被唐军打得一败涂地。双方的第一次战斗发生在 630 年正月，当时李靖带领三千骑兵从马邑直奔定襄。唐军兵临城下，颉利避而不战，向北逃去。但他遭到另一支由李世勣率领的唐军的伏击，不得不进一步北撤，退入阴山一带。然而，前往北方的道路上有强敌薛延陀阻截。颉利自知走投无路，决定向唐投降。但太宗断然拒绝受降，下令唐军再次发动进攻。李靖率领一万精锐骑兵奔向颉利大帐。当先头部队逼近颉利营地时，突厥军队不战自溃。十几万突厥人向李靖投降，其余的或归降薛延陀，或向西逃走。颉利逃过一劫，但还是在同年阴历四月被擒，并被押往长安。东突厥汗国就此灭亡。
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摧垮东突厥汗国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唐廷的军事行动，而是突厥的内部分裂和相互背叛。太宗在为大败突厥庆功时说：“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参与这两次作战的唐军分别只有三千人和一万人，数量其实不多。
本文节选自《多极亚洲中的唐朝》，王贞平/著，后浪 | 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出版，已获授权。原文较长，略有删节。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王贞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博士，现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唐代外交制度史、中日关系史专家。著作有《汉唐中日关系论》《唐代宾礼研究：亚洲视域中的外交信息传递》等。
=================================================
海子的自杀背后，藏着怎样的精神困境？ | 短史记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说海子，和他最著名的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一首曾入选过语文教科书（北师大版）的经典现代诗。全文如下：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 /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 我有一所房子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 /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 愿你有一个灿烂前程 /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许多人觉得，这是一首特别温暖的诗。
实则相反，这是一首对现实生活充满了无力感与绝望感的作品。
诗人开篇便说得很清楚，他现在并不幸福，幸福是属于“明天”的事情——“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有一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所有这些让人感到温暖的事物，都是“明天”才会有的东西。
诗人很清楚自己无力拥有这样的“明天”——他祝愿陌生人“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祝愿陌生人“有情人终成眷属”，对应的，是自己在尘世里前程黯淡、爱情无果。他祝愿陌生人“在尘世获得幸福”，对应的，是自己已经萌生出放弃尘世的念头。
1989年1月13日，海子写下了这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两个月后，3月26日（也就是32年前的今天），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他留下了给陌生人的祝福，但没有将“明天”留给自己。
语文教材里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诗“表达了‘我’对幸福生活的憧憬”。憧憬是没有错，但憧憬之外，这也是一首以温暖的辞藻包裹起来的绝望之诗。
♦ 海子，原名查海生
海子为什么会自杀？
据说，警察当日在海子的衣服里发现过一封遗书，上面写着：“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再后来，这封传说中的遗书又“丢了”①。或许，海子的自杀，确实无法直接归咎于某个具体的个人，但将之视为一种时代悲剧，却是恰如其分。
比如，海子曾是荒唐气功热的受害者。
除了那封传说中“丢了”的贴身遗书，海子自杀前夕还写有几封遗书，存放在他工作的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某同事的办公桌抽屉。这些遗书全部与“修炼气功走火入魔”有关。
3月24日，海子在一封遗书中写道：
“今晚，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是常×和孙×这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四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开我的心眼，我的所谓‘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们造成的。还是有关朋友告诉我，我也是这样感到的。他们想使我精神分裂，或自杀。今天晚上，他们对我幻听的折磨达到顶点。我的任何突然死亡或精神分裂或自杀，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一定要追究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
3月25日，海子在给家人的遗书中写道：
“爸爸、妈妈、弟弟：如若我精神分裂，或自杀，或突然死亡，一定要找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常×报仇，但首先必须学好气功。”
同日，海子在给好友骆一禾（诗人，《十月》杂志编辑）的遗书中写道：
“我是被害而死。凶手是邪恶奸险的道教败类常×。他把我逼到了精神边缘的边缘。我只有一死。诗稿在昌平的一木箱子中，如可能请帮助整理一些。《十月》2期的稿费可还一平兄，欠他的钱永远不能还清了。遗憾。”
他还给政法大学校领导写了遗书：
“从上个星期四以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因暴徒常×残暴地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引起的。然后，他和孙×又对我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听幻觉折磨，直到现在仍然愈演愈烈地进行，直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这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常×或孙×负责。”②
“心眼通”“天耳通”云云，显然俱是伪科学。据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的同事回忆，海子之所以会相信这些伪科学，会相信常×拥有特异功能，一项重要原因，是某位大科学家“曾经给常×写过一封信”。③
♦ 海子遗书中提及的孙×与人联合署名的论文《略谈“特异功能找矿”》
再比如，海子也是“诗歌崇拜热”的受害者。
写诗这件事，与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相较，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常见的文学创作。但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而言，诗歌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写诗是一项神圣的事业。
北大学生陈陟云回忆说，八十年代初的北大简直就是诗歌的北大，“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同学，几乎大多数都在或多或少地写着诗歌”④。海子也不例外，约在1982年前后，在诗歌创作上陷入了痴迷，毕业时的班组长鉴定里，便留有一句“在新诗创作上有一定成就”。
这种诗歌崇拜并非凭空而来。
包括海子在内，那些生于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在七十年代接受初高中教育时，被灌输了太多与伟大、崇高、超越、不朽相关的东西。所以，整个八十年代，既是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宏大词汇继续泛滥的时代。反映到诗歌创作中，便是诗的价值被无限拔高，写作者内生出一种浮夸的使命感，将自己视为英雄、烈士、殉道者——诗人西川便曾感慨说，“那时的诗人都跟英雄似的”，书写时大量使用先知式的、宣言式的、神谕式的词汇和句式，动不动就要创作“大诗”。⑤
这种浮夸的使命感，往往会不经意间改变了人的一生。
1983年，海子从北大法律系毕业时，在就业分配上拥有三种选择：安徽省司法厅、南京中级人民法院、中国政法大学校报。对一个出生在安徽农村，自小不知吃了多少咸菜的农家子弟而言，这是一个实现阶层跃升、成为城市居民的关键机会。
海子曾写信回家征询父母的意见，却又将父母的意见置之度外。其弟查曙明如此回忆：
“父母让我代替回复的建议是，让他到安徽省司法厅工作。理由是，那里离家近，相互之间能有个照应，但最终他自己还是选择了中国政法大学。后来，他同父母解释：一开始要求到地方工作，以后想调换大城市就比较麻烦，但从首都北京调往地方城市就相对容易多了。父母想想也对，尊重了他个人的选择。”⑥
较之安徽省司法厅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去政法大学做校报，是更好的选择吗？恐怕并不是。海子也并非不能胜任其他两份工作。大学四年，他80%的考试获得了“优”与“良”。他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叫做《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可见他也并非不能和光同尘。⑦
海子不愿离开北京，主要还是因为他不愿离开北京的诗歌圈。八十年代的新诗歌浪潮，看似热闹，实则局限在北京、上海、成都、武汉等几个高校云集的中心城市。回到安徽，海子找不到同类。为了与诗歌待在一起（更确切地说，是与一种诗歌圈子、诗歌氛围待在一起），海子选择了牺牲尘世更好的工作与出路。
这种牺牲，频频见于他的诗作。比如在《夜色》里，海子如圣徒般骄傲地宣称，为了取得诗歌、王位与太阳，他愿意付出漂泊异乡、没有爱情与生计艰难的代价：
“在夜色中，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
这是一种烈士般的心态。但其实，诗歌只是一种常见的文学体裁，并无任何特殊的神圣性可言，“诗歌烈士”是一种荒谬的东西。
♦ 人民文学出版社《海子的诗》封面
代价很快便显现了出来。
先是物质层面。
1986年，海子与恋人B的感情走到了尽头。好友西川回忆说，“他们到底因为什么分手，我不得而知。但在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海子的父亲则说，“女孩子的娘、老子嫌我们家里穷”。在这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海子写道：“两年来的情感和烦闷的枷锁，在这两个星期以充分显露的死神的面貌出现。我差一点自杀了。”⑧
在这之后，海子又有过三段恋情，全部无果而终。
好友骆一禾曾感慨说，海子在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的最后几年，“他的生活概括地说是一个赤子不谙世事的傻日子，他却唯独能够知道在昌平哪一家誊印社最便宜，可以花最少的钱打印诗集”，“他微薄的工资也时常要寄回穷困的家里去，用于垫付种子、农肥款子和资助三个弟弟上学的学费，在他死后留存的家信里我看到他的弟弟至今没有配上一副眼镜。”⑨
然后是精神层面。
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严格说起来，更多的是大院机关子弟的思想解放，文学领域尤其如此（史学领域也很典型）。毕竟，思想解放到何种程度，首先取决于一个人的视野到底有多宽广，也就是他到底能够接触到多少真实的信息，了解到多少关于这个世界运行的真实逻辑。海子这类农家子弟，虽然奋斗进了北京大学，但在这些方面仍有着天然的劣势。所以，他在北京诗歌圈里，也始终显得格格不入。海子有写作“长诗”的雄心，但北京的诗人圈子却批评说，他写“长诗”的想法是“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在很多诗歌聚会上，除了骆一禾，常常无人搭理海子。诗人卧夫曾感慨：
“海子的诗人身份处处受到质疑，导致他的诗歌不仅受到冷落，在北京诗歌圈甚至被贬得一无是处，这使他的惯常思维屡受重创。”⑩
这种格格不入，既有眼界与见识方面的原因（正如八十年代史学界最早走出阶级史观者，并不是农家子弟出身的历史专业人士一样），也与那个时代“诗人”实在严重过剩有关。追逐名利、抢夺地盘、彼此抱团、党同伐异，是八十年代中后期诗歌圈子的另一重面相。
试想，一个满怀“诗歌崇拜”（当时似乎鲜少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农家子弟，在一种浮夸的神圣使命感的驱动下（当时也鲜少有人觉得浮夸），牺牲了更好的阶层跃升机会，“以梦为马”狂热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之中。结果，却在物质与精神层面，遭遇了双重惨败。爱情因物质贫困而烟消云散，诗歌也得不到诗歌圈的认同——尽管失恋的他在诗作里反复吟唱“打钟的声音里皇帝在恋爱……苦心的皇帝在恋爱”，将自己说成诗歌王国里最尊贵、最具牺牲精神的皇帝。但在北京的诗歌圈子里，在一大堆的“诗歌皇帝”当中，他确确实实是一个边缘人物。
这会是一种怎样的打击？
所以，在海子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他开始练气功，开始在诗作里悔不当初，想象着自己可以“转回故乡”，做回一名“年轻的乡村教师”，然后再“和一位纯朴的农家少女”陷入爱情：
我是浪子 / 我戴着水浪的帽子 / 我戴着漂泊的屋顶 / 灯火吹灭我 / 家乡赶走我 / 来到酒馆和城市 / 我本是农家子弟 / 我本应该成为 / 迷雾退去的河岸上 / 年轻的乡村教师 / 从都会师院毕业后 / 在一个黎明 / 和一位纯朴的农家少女 / 一起陷入情 / 但为什么 / 我来到了酒馆 / 和城市 朗诵放荡疯狂的诗 / 我要还家 / 我要转回故乡，头上插满鲜花 / 我要在故乡的天空下 / 沉默寡言或大声谈吐 / 我要头上插满故乡的鲜花 ?
但他回不了故乡，也做不成乡村教师，更没有“纯朴的农家少女”在等着他。那个年代，几乎所有通过高考进入城市的农家子弟，都担负着整个家庭阶层跃升的重任。他们是家人的脸面与希望，必须在城市扎下根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海子也深刻地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在诗里留下“家乡赶走我”这样的句子。所以才会在1983年秋天，将刚刚工作得到的60元工资寄回村里，让那张汇款单成为“查湾村的头号新闻”。所以才会在家书里兴奋地写道：“妈妈，今年我要发财了，我写了好多东西都要发表了，都给咱们家……”
遗憾的是，他发不了财；不但发不了财，还失去了爱情；最后连诗歌王国的皇帝也没能做成。
后来的故事便众所周知了：这位被宏大词汇与浮夸使命感所俘虏、在阶层跃升之路上折戟沉沙的农家子弟，终于不堪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重负，将山海关的铁轨选作了归宿。再然后，他成了中国当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里的绝望，也被时代消解得无影无踪。
①陈宝正，《关于查海生（后事处理的）一些情况》。 ②以上遗书，全部转引自：燎原，《海子评传》，作家出版社，2016。 ③哲学教研室海子同事们，《海子往事及最后的出走——哲学教研室海子同事座谈回忆纪要》。 ④陈陟云，《在河流消逝的地方》，花城出版社，2007，第130页。 ⑤马俊华，《北大诗、海子的诗及其他》。 ⑥查曙明，《回忆我哥查海生与法大二三事》。 ⑦熊继宁，《海子与法学》。 ⑧《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第1029页。 ⑨骆一禾，《“我考虑真正的史诗”—海子诗集＜土地＞（代序）》。 ⑩张后，《有灯不点点蜡烛——访谈诗人卧夫》。 ?海子，组诗《诗人叶赛宁》。
===============================================
海子：我来人间一趟，不是为了绝望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古典君 Author 梅小西
春暖花开的日子，最容易想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温暖和美好。
春暖花开的日子，写下这首诗的诗人却就此离去。
诗人海子离开人世，到今天已整整32年了。
“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路上。”
春暖花开的日子，让我们在诗人的故事里读懂岁月，在诗人的诗里学会幸福。
仰望星空
1989年，3月26日
阳光明媚，风和日丽
典型的美好三月风光
山海关的慢行火车缓缓驶过
如往常的每一个日子
远在北京的学校还在困扰
一个叫查海生的老师已经消失两天
近在山海关的警方还在震惊
一个躯体被截成两半
没有人知道
一个诗人已经离开
那时的“海子”名声不显
那时的“以梦为马”
只是查海生一个人的呢喃
那时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还没有传颂世间
01
春暖花开的日子
你来人间一趟
1964年，3月24日
也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
安徽怀宁县的查湾村，查裁缝家
在连续夭折了两个女儿后
终于迎来了一个健康的男婴
欣喜而又将担忧、恐惧养成习惯的夫妻
便专门找人核算了下八字，说是五行缺水
而那年又正好是龙年，传说中龙以海为家
于是这个男婴就有了个吉利的名字——海生
查海生，海子的本名
一个陪伴了他走过25年岁月
倾注了父母无限爱与祝福的名字
海子童年在家乡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
4岁时，海子在“毛语录背诵比赛”中
成功打败众多老中青，拿下了第一名
当时的他一口气连背48条，且无一错处
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神童
父母很高兴，乡亲们很羡慕
海子也很兴奋，原来认字背东西
还可以让整个家都充满欢乐
没有人会去想
过慧的孩子要在以后的生活中承担多大的压力
1979年，海子15岁
以超过分数线80多分、全县第一的成绩
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
整个县城为之轰动
这年是他第一次离开生活了15年的故乡
曾经田间的劳作、谷物的生长
四季的轮转、风中的方向
自此成为他心底最珍贵的记忆
他从蝉鸣蛙声中走来
虽未成诗人却有了对诗意对远方的渴望
02
孤独是一种常态
那时的真知还未被功利所湮没
北大也是个名不虚传的地方
来到北大的海子很快沉浸在文化的海洋
他看到了真理、自由、智慧散发的光芒
哲学、文学、诗歌...
他如如饥似渴地阅读着
找到什么看什么
不同于乡间的封闭
京城的车水马龙和文化繁荣
让他觉得自己进入了天堂
连给家里寄去的信件都带着幸福：
“北大是所名不虚传的大学，
我在这里生活、学习得很愉快。”
大学时代的海子（后排右三）
但另一方面，海子又是孤独的
因为时代的特殊性（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
班里有些同学都已经有了丰富的
社会经验和人生经验
又基本都是各地的“状元”，各领风骚
成长环境、见识、阅历、年龄都不一样
他一个15岁的小孩，年纪小，个头也小
在巨大的力量包围中
虽心有一片海却还是免不了被忽视
再加上他不善交际、不喜所学的专业
渐渐也就成了边缘人
孤单、羞怯、不服输...
各种心理在他的内心矛盾地交杂着
内郁于心，唯有付诸文字
写着写着他就有了第一本自己的诗集《小站》
自行油印后赠给了部分诗友
虽然这部诗集目前我们无缘看到全貌
但其中流传出的诗已足够打动人心
纵然带着些青涩
我年纪很轻
不用向谁告别
有点感伤
我让自己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然后我出发 背上黄挎包
装有一本本薄薄的诗集
书名是一个僻静的小站名
——《小站——毕业歌》
在《小站》的后记里
海子还引用了惠特曼的一句诗：
陌生人呦，
假如你偶然走过我身边并愿意和我说话，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他写：我期望理解和交流。
海子（左）与友人摄于北京近郊
03
听闻爱情
十有九伤
海子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
哲学教研室工作
像80年代很多被计划所设定的人一样
虽是稳定不必担心离开校门就意味着失业
但也少了选择的机会
84年中国政法大学要在昌平建新校区
教学楼还没盖好
他们这批老师倒是先安排在了昌平
这个离北京城60里左右的地方
当时也算是偏远荒凉
而期待着交流的海子在这里
更是成为了“孤独的王”
他的房间里没有电视和收音机
他既不会跳舞、唱歌，也不会骑自行车
孤独是一只鱼筐
是鱼筐中的泉水
放在泉水中
……
拉到岸上还是一只鱼筐
孤独不可言说
——《在昌平的孤独》
《夜色》中，海子曾说
他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
而给他的人生留下最重一笔的爱情
便发生在他每日奔波于
昌平和北京城期间的那段初恋
女孩人称“波婉”或是“B”
是政法大学外语系的新生
江湖上还有个甜美的传说：
海子上课时问学生喜欢哪些诗人
B站起来回答“海子”
于是引来一场哄笑和一段爱情
爱会造就诗人
而遇见爱情的诗人更是有着
用不尽的语言，源源不断的灵感
你来人间一趟
你要看看太阳
和你的心上人
一起走在街上
——《夏天》
公元前我们太小
公元后我们又太老
没有谁见过
那一次真正美丽的微笑
——《历史》
打钟的声音里皇帝在恋爱
一枝火焰里
皇帝在恋爱
恋爱 印满了红铜兵器的
神秘山谷
——《打钟》
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人生中
最美好难忘而快乐诗意的一段时间
爱情就像沙漠中的一棵花
看上去美丽
却在风雨雷击面前如此的无能为力
B出身于内蒙古高级知识份子家庭
当这段感情为家人所晓
就再也不是两个人的事了
了解到海子来自遥远山村
有一大家子的负担
沉迷的又是换不来粮食的诗歌
B的父母就断然决定禁止女儿与之来往
这场拉锯战持续了交往的一半时间
直到最后两人从口角到不知道从何而谈
86年10月两人正式分手
这场失恋对海子打击极大
他想到了死亡：
在十月的最后一夜
穷孩子夜里提灯还家
泪流满面
一切死于中途
在远离故乡的小镇上
……
在十月的最后一夜
我从此不再写你
——《泪水》
也深刻体验到了世俗的杀伤力：
我本是农家子弟
我本应该成为
迷雾退去的河岸上
年轻的乡村教师
从都会师院毕业后
在一个黎明
和一位纯朴的农家少女
一起陷入情网
但是为什么
我来到了酒馆
和城市
——《诗人叶赛宁（组诗）》
04
天空一无所有
为何给我安慰
此后的海子虽然还有几次恋爱经历
却再也无法用尽力气
他的心扉至此遮掩
将生命完整投入诗歌
而此时世界也已经不是那个抒情的世界
商业浪潮来袭
文化在转型，城乡矛盾在加深
利益当前
没有人在乎你是不是在用心灵吟唱
有一次，海子到昌平的一家酒馆
对老板说：
我可以给你朗诵一首诗，你能给我酒喝吗？
老板说：
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不要朗诵你的诗了。
他想回到故乡重新找回诗意家园
可是，
“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你在家乡完全变成了个陌生人……要真正感受农村，必须在麦子割了以后，满地的麦茬，那个时候你站在麦地上，天快黑的时候，你会觉得大地是一片荒凉。”
最让他感到无措的是
他的父亲甚至不敢和他说话
原因竟只是他是一位大学老师
回不去故乡，现实又无从选择
满心的孤独与失落也无人可讲
待到英雄们在铁铸的摇篮中长成，
勇敢的心灵像从前一样，
去造访万能的神祗。
而在这之前，我却常感到，
与其孤身独涉，不如安然沉睡。
何苦如此等待，沉默无言，茫然失措。
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
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
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这是荷尔德林的《面包和美酒》
荷尔德林是海子最喜欢的诗人
这首诗也被海子奉为圭臬
海子拒绝认同当下的世俗生活
不想在物质主义的摆布中安然沉睡
他渴望倾听远离尘嚣的美丽回音
由是以诗人的骄傲
踏上一条孤寂的灵魂之旅
不为浮华名利
只为供奉起灵魂的温度
要有最朴素的生活和最遥远的梦想
即使明天天寒地冻
山高水远，路远马亡
——《枫》
赴西藏旅游
除了两次西藏流浪
他几乎将日常生活的所有精力
都用在了看书写诗上
加上之前的创作
他在去世前用7年的时间
给世界留下了近200万字的作品
05
春天
十个海子
88年底的时候
海子想要辞去在政法大学的工作
跟着朋友去办报纸
当他向家人谈自己的想法时
家人并不赞同他放弃铁饭碗的想法
看着家人有些惶惶的眼神
他最终还是放弃了
他对诗歌投入了极致的生命
作品也写很多
官方刊发的却极少
时代对诗歌已渐渐遗忘
他也属于籍籍无名状态
像那首被文艺青年念叨在嘴边的《以梦为马》
到1990年才在官方刊物发表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
我年华虚度 空有一身疲倦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岁月易逝 一滴不剩
——《以梦为马》
所谓的圈子也没有他立身之地
为此他还曾闷闷不乐地说过：
北京的诗歌圈子真有些霸道
据人考证
在海子最后的日子里
B回到北京和他见了最后一面
当时她已嫁到深圳以后打算移居美国
而在后面的一次同事聚餐中
海子喝醉了
第二天醒来，怀疑自己讲了不该讲的话
一个自己曾那么爱的人
怎能在醉后将她的隐私讲给别人
他无法原谅自己对B的伤害
他向来心气高、心思重
想要找人说点什么
又发现别人成家的成家
看孩子的看孩子，有事的有事
谁也不知，他是临时起意
还是酝酿已久
中国人向来讲求的是求生避死的哲学
若有人选择自杀
要么是“宁死不受屈辱”
要么是“士为知己者死”
或为信念慷慨赴之
或不愿同流合污以全清名
海子却都不属于
他素来对梵高、荷尔德林
有着异常的崇敬
死亡意象在他的诗歌也多有出现
如果非要有个理由大概就是
余华《活着》中讲的那样
生的终止不过一场死亡
死的意义不过在于重生或永眠
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时间
所以，有了《春天，十个海子复活》
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
在光明的景色中
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
——《春天，十个海子复活》
06
太阳是他的名字
太阳是他的一生
在这个愈发重视生命的年代
少有人能原谅随随便便的死亡
你可以批评，可以不屑
但却不能不承认
“春暖花开”的梦想依人诱人
乡间的麦浪也依然惹人喜爱
“十个海子”的火种
也开始渐渐在“以梦为马”的人
心间燃烧
海子用生命体验打开了一扇通往诗意的天窗
当你没有勇气流浪
当你没有勇气写诗
当你学会圆滑世故
当你学会向世界妥协
总要有人带着烛火在黑暗中潜行
用纯粹的、没有为世俗的沾污的文字
记下这世间的审美、生命、大爱
这世间可以没有诗人
却不能没有诗歌
一个人可以不写诗
却不能没有诗心、诗兴、诗情
不然如何用干燥的心灵等待万物复萌的春天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