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华侨小姐的我，离过两次婚，仍然活得美丽
我叫郑丽如，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有中国的文化和道德，也接受了很多西方社会开放自由的文化。现在的我终于在传统和自由开放中找到自己的路，明白人生就是要快乐、健康、美丽地活在当下，凡事简单一点、看淡一点，平淡是福。
我是台湾客家人，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爸爸是工程师，是全家的靠山。妈妈是个非常贤惠、吃苦耐劳的家庭主妇。她什么都顺着爸爸，对我们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小时候出去玩，爸妈手上总是牵着我们三个小孩。妈妈的手上总是有三件外套，天热她给我们拿着，天冷了就给我们穿上。
父母非常注意孩子的教育。爸爸是那种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知识分子，特别注重学业，要我们认真读书，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至于其它无关的东西，会浪费人的精力，会影响学习，那么就不要了。比如说我想跳舞，可爸爸说那是“不三不四”的东西，不仅不让我跳，连电视里的综艺节目都不让看。
而钢琴则是必学的。5岁起我们就开始学钢琴，每周都会有私人老师来我们家教钢琴。我们三兄妹每天都要练习1个小时的钢琴，否则不许玩，还会被鸡毛掸子打屁股。作为孩子，我们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只能一切照做。
1981年，哥哥快到当兵的年龄了，我刚刚小学毕业。那时候台湾有不少人移民到美国去了。爸爸希望我们能有更好的学业和事业，也想要移民。
拉丁美洲的哥斯达黎加是个气候温和、人民友善，还容易拿到居留的国家，爸爸说我们全家可以移民先过去，然后在那里等美国的绿卡。爸爸卖掉在台湾的家产，带着我们一家五口和两个皮箱，从台湾坐飞机到夏威夷，再转机到危地马拉，辗转了30多个小时，才到达哥斯达黎加。
刚到一个新国家，我们什么都不懂。还没买车，我们坐公车连钱币都看不懂，到超市也看不懂哪个是油、哪个是肥皂。有次遇上一家台湾人，他们教我们怎样适应当地的生活，后来成了我们的好朋友。爸爸会一点英文，因为是工程师，他给一些台湾来的孩子做家教，教那些孩子数理化。慢慢地，他的这些学生也都成了我们的朋友。
我们不懂西班牙语，上课听不懂老师说什么，平时也没法和其它小朋友玩在一起，弟弟很害怕，还老急得哭。我也好不到哪里去，经常感觉孤独。爸爸就鼓励我们“读书第一”，还请了家教来帮我们学习。他教导我们要上进，要“自己努力”。
我试着去接触几个比较看起来善良的外国同学，送一些中国的糖果和小礼物给她们，还叫她们来我们家吃饭。慢慢地就交了几个朋友，开始适应当地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语言越来越好，我感觉融入了当地，完全地适应了当地的生活。
19岁那年，我当选为哥斯达黎加华侨小姐，第二年在主办方的邀请下再次参赛，当选为中美洲华侨小姐。
本来我父母，尤其我父亲，是不同意我参加华侨小姐选拔赛的，他认为这是很没意思的东西。但是我父母几个在哥斯达黎加的台湾朋友一直推荐，说“反正就是好玩，让她玩玩吧”，帮我说服了父母让我参选。
跟我一起参赛的女孩子们都很重视这次选美，她们有很多漂亮的礼服，闪亮闪亮的，让我很羡慕。我父母却把这件事情看得很淡，既没让我参加训练，也不同意我花钱去买衣服。后来，妈妈见我很失望，才向她的朋友借了一件旗袍和一件礼服，我自己再向一个朋友借了一件白色礼服，就这样灰姑娘似的去参赛了。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最后我却当选了。
当上华侨小姐是件很荣耀的事情，当选之后我很开心。爸爸却不觉得有什么，就好像我是参加一个派对回来而已。哪怕是后来主办方邀请我和我的家长去中美洲巴拿马、洪都拉斯搞活动，吃喝玩乐全包，爸爸都不去，妈妈就当是去度假，除了照了几张相，谁都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
当上华侨小姐后，有朋友介绍我去T台上走时装秀和接电视广告。我很高兴做这些事情，也逐渐萌发了做模特的念头。但我快要上大学了，爸爸管得又特别严，所以走秀和做广告的事我偷偷地干了几次，就没有继续下去。
我们家是特别传统的那种家庭，父亲管教特别严。我们如果要出去玩，跟谁去、去哪里，一定要报告得很清楚才能出门，而且在晚上6点（即天黑）以前必须回家。我一般会跟弟弟串通好，说我们去图书馆读书，然后我们就能一起走出门。出门后他去玩他的电动玩具，我去跟朋友约会。
父亲还不许我和男生多接触，哪怕是打个电话都不行。记得有一次下大雨，同行的男同学没有伞，我和他共伞，快到家时我把伞借给了他，让他雨停后再还给我。后来雨停了，那个男生来还伞，开门的是我爸。看见门外的男生，马上变了脸，直接把人家关在门外，转过身来就说我“你怎么能把伞借给男生呢！”我解释了原因，结果却招来父亲一顿大骂。我虽然觉得委屈却也没有办法。
1989年，我不到20岁，我们全家终于拿到了美国的绿卡，一起搬到了美国休斯顿。我有点不开心，好不容易适应了哥斯达黎加，我都已经上到大二了，还瞒着父母有了一个男朋友，现在又要从头来过。不过爸爸说一我们就得做一，我们自己是没办法自己做决定的，而实际上我也一直很听父母的话。所以我们就搬到美国去了，男友也不了了之。
我转学到休斯顿大学继续学金融。这是父亲为我挑选的专业，他说这个前途好，做商场女强人挺好。我没有经验，当然听从了父亲的安排。
在美国的大学里我一如既往的是个单纯的乖乖女。我从来不缺课，也很少去参加派对，既不抽烟也不喝酒，那些东西对我没有诱惑力，我也不知道美国花花世界里的东西。
1992年大学毕业，因为我会中文、英语和西班牙语，这种语言优势让我在一家大型食品公司做人力资源管理。因为学的是金融，一年后我转入银行系统。
刚开始上班我挺有满足感的，因为可以自己上班赚钱了。但很快我就发现银行的工作其实并没有多少吸引力，所以就犹豫着是否要转到教育界去。
我一直特别喜欢小孩子，觉得他们特别可爱，我很喜欢、也很有耐心和他们说话、玩耍。听说休斯顿学区有培训计划，被录取后的第一年是边当老师边做培训，白天教书，下课之后每周还有两三个晚上要去大学补修教育课，一年培训结束后能通过考试的人，就能拿到老师的证书当老师了。我犹豫了一下就报名参加了培训。
爸爸知道后非常不高兴，认为我去做老师是“大材小用”了。可是我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商场女强人。我在电话里对爸爸说：“我真的特别喜欢孩子，先让我试试看吧。”已经回到台湾的爸爸无可奈何，终于同意让我做老师试试看。
从我做老师的第一天起，我的教学就非常顺利。美国的小学老师是什么课都要教的，从早到晚都要教学生阅读、写作、数学等，我都是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教的。我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当老师的料。看着孩子们慢慢地学习、慢慢地成长，我非常地有成就感。
带班两三年后，父亲从台湾飞到美国，进到我的教室看我教书。在我的教室呆了大概2个小时后，看见快乐的我和学生，爸爸终于同意让我选择教师做为终身职业，并为我的业绩感到骄傲。就这样，我一直做老师，带了18年的课。
为了让自己对教育有更深的了解，我在做了老师之后还继续回到大学自修，拿了一个双语教育的硕士学位，这个学位也让我后来得以成为学习障碍诊断师。
在美国上大学时，因朋友的介绍，我交了一个男朋友。他是马来西亚人，长得特别帅，对我很好，我们在一起很开心。但是他大学没毕业就辍学了，靠四处打零工生活。我的父亲和兄弟们都不喜欢他，一致认为他不稳定、没有前途可言。
爸爸让我带他去见男友，说请男友吃饭。我以为爸爸是想认识男友，后来才反应过来爸爸是去让我们分手的。父亲对我的男友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男友接受了我爸爸的建议。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喜欢什么人，是不是真的就爱我的男朋友？我跟男友好仅仅是因为他长得帅、可以一起玩而已，让我和男友分手也并不觉得伤心，就接受了父亲的决定，毕竟爸爸是为我好。
1992年大学毕业后，有人给我介绍了第二个男朋友。他也是从台湾到美国的客家人，他的父亲是带博士头衔的工程师，母亲是台湾的大学教授，哥哥和姐姐都在哈佛上大学。他的家庭背景和工作的稳定都让我的父亲满意，于是我们交往了。他对我也很好，和他在一起我觉得稳定、有安全感，于是我们在1995年结婚了。
刚结婚的时候我们也很开心、很幸福。我喜欢旅游，丈夫就会在周末和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两个人的生活，自由地快乐着。
我想要自己的孩子，可结婚几年还没怀上。去医生那里检查，被告知是我们双方都不太好，我们就开始尝试人工的方法。那时候很辛苦，要定期去医生那里打针、吃药，很快我就变得体型臃肿。所有的费用医保不报，得自己出。这样子坚持了四五年，我们花了很多钱，身体上很辛苦，精神压力也很大。丈夫想放弃了，他认为没有孩子也无所谓，可我不愿意放弃。实际上因为想怀孕，我的注意力一直在治疗上，对丈夫慢慢地疏远了。我们之间已经有了裂痕，但是我没有意识到。
2000年我终于成功怀孕，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巨大的喜悦暂时掩盖了我们之间的问题。我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到儿子身上，丈夫不理解我的母爱，抱怨我说：“你100%的时间都在孩子身上，我一点都不重要，其它什么事情你都不在乎！”
我跟老公说，“这段时间儿子需要我们100%地去爱他”,丈夫却认为我应该分一点爱给他。但是我真的分不出时间给他，我要让儿子长得健全，要让他吃得好、玩得好、学习得好，什么都要给儿子最好的，就像我的父母对我们一样。
慢慢地老公晚上不想回家了，他说“一回家就烦，都是婴儿、小孩子的杂事”。
2008年，儿子8岁，我们终于决定各自去寻找自己幸福的人生。
我和老公协议离婚，友好平静地分开了。我们还专门咨询了心理学家，告诉儿子：“爸爸妈妈决定分开，但我们仍然是你的父母，我们仍然会像以前一样爱你。”儿子从出生起就很听话，故此也能平静地接受现实。但是我一直拖着，不敢告诉父亲，直到离婚后两年才告诉他。
爸爸叹息说，“我已经感觉出来，你们分开了。”
慢慢地我发现他的情绪不稳定。有时候他会为一些小事情大发脾气，乱扔东西，有次甚至将文件夹砸到我的头上。事后他特别后悔，又是道歉又是写保证信，可是过段时间又会重复。他自己也对我说“当我开始高声说话时，你要提醒我啊。”可是真到了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用。
美国老公以前被人用枪指在头脑上抢劫过，所以他警告我儿子以后玩枪时，不准把枪指在他头上。有一天儿子玩得开心，忘记了警告，不小心用玩具枪指着老公的头。忽然间我老公跳起来，一手抓着儿子衣服的领子，一手抢过儿子的玩具枪，顶在儿子的太阳穴上，大吼道：“我跟你说过几次，不要用枪指着我！”。
他看起来特别恐怖，我一时反应不过来，直到几天后还看见儿子的头上有一个圈圈的疤痕，脖子也破皮了。儿子的亲爸知道了，赶来和美国老公说：“孩子的管教、打骂之类的事情，请不要出手，这些问题，我们做亲生父母的会解决的。”
事后美国丈夫也痛哭流涕地道歉，可这样的事情下次又继续发生。我都不敢让儿子和丈夫单独相处了，去哪里都把儿子带上。
2013年，我们三人一起去一个很大的野生农场度假。第二天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我让儿子去刷牙，说了几次儿子没有动，美国老公忽然间大声地冲我儿子吼：“你妈妈跟你说了几次，你为什么还不去刷牙？”他跳起来抓着我儿子的脖子，一把拽起来。想起上次玩具枪的事件，我赶紧过去，想拉开他的手。我说：“你不要抓我儿子，快放手！”他不仅不放手，一边暴怒地扯着我儿子去卫生间刷牙，另一只手拖着我穿过房间，吓得我大喊“救命”。可这是个乡村，农场里没有其他人，没有人能听见我的求救，我和儿子都受了伤。
我非常生气，觉得真的没有办法再原谅了。后来他向我道歉，说：“我搬出来住吧，我不想再伤害你跟你儿子了。”我对他说：“你可以做十件友善的、对我们好的事情，可一次暴力就把以前的好全抹去了。就像一锅很香的汤，一滴墨水可以让整个汤都黑了。”他不停地道歉，直到我的心又软下来，原谅了他。
丈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情绪包，谁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忽然爆发。他心情好的时候对我好，可每次发脾气就是魔鬼，不是把我、就是把儿子推倒在地上。他因此丢了好多次工作，也经常去看医生和吃药。而每次发完脾气他都会流着眼泪向我道歉，道歉书都写了上百封。
我一直告诉自己：夫妻一场不容易。美国老公心肠好、人还是不错的，他其实也挺可怜的，他生气的时候没法控制自己，这是病，不是他的错，做为夫妻应该多多互相谅解、互相帮助，我应该支持他、帮助他治疗疾病，所以不要轻易离开他。
但是他发病的时候实在太暴力，对我和儿子有心理虐待和身体伤害，我实在受不了，所以只能自私一点，在2018年和他离婚了。实际上离婚时我还是挺难过的，担心他以后一个人在发病时怎么办。原本我希望能够白头到老，结果还是一场空。
当然我还是不敢告诉父亲。爸爸年纪大了，经不起情绪波动。
我的两次婚姻都失败了，我有点难过，但也不是伤心欲绝。我常常问自己，是我不爱他们吗？说真的，我不知道。我觉自己在处理和男生的关系上真的既不成熟，也不理智。也许我的传统家庭对我保护得太好，让我在安全的温室里分毫无损地长大; 再加上我长大后一直在学校上班，始终生活在比较单纯的环境里。
包括沟通。我们那种传统的家庭，什么事都是爸爸说了算，其他人没话语权。比如我妈妈很顺从丈夫，即使对爸爸不高兴了也放在心里不说。我很感谢我爸妈这么照顾我，爸爸虽然严格，但我了解那是他的爱。我妈妈是一个很可爱的传统妇女，以前不觉得她这么矮小，现在看看，其实她是个很瘦小的妇女。
美国的生活开放一些，也轻松一些。来到美国之后，我开始有自己的想法。我在努力学习融入的同时，也在努力改变自己。
我教养孩子的方式就比我父母要开放。我希望儿子是多方面的发展：学习功课当然要好，社交方面要多交朋友，其它的如艺术、音乐、体育等方面都要涉足，全面发展。所以儿子各种兴趣课都尝试过，我还带着他到全世界旅行。我鼓励儿子交女朋友，要他多了解女性。我不限制儿子必须怎样。我只是给他导航，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决定都要他自己做。
现在的我教育事业稳定。年近半百，我想我终于真正地了解自己的需求，也了解了自己的个性。
比如说我的爱好。我从小就想学跳舞，因为父亲不许没能继续。可跳舞是我最大的爱好。大学里我修学了民族舞学，开始跳民族舞。教书的时候我会教孩子们跳舞，让他们有机会上台表演，庆祝不同的节日。
在休斯顿的侨界中我也很活跃，经常在台上表演跳舞。我会自编舞蹈，然后教人跳。跳舞让我觉得心安，也很开心。
开始时，我跳不同文化的民族舞蹈，比如各种中南美洲的民族舞，当然跳得最多的是中国民族舞。2017年起我遇上一个好舞伴，我们经常约在一起练习跳舞，我也正式专攻国标舞。2019年起我正式参加国标舞的正规比赛，经常行走在美国的不同城市，这让我更加开心了。我喜欢旅游，跳舞可以满足我这个愿望。
2017年我还遇上了休斯顿东方时装队。这个时装队不仅要求队员们外表美丽，内在也一定要美丽，还要性格好、与人能相处好。我们在一起不仅走T台做服装秀，更多的是互相学习如何更好的生活，我学到了好多知识，感觉又回到了18岁参加选美的那个时候，非常开心。
按休斯顿教育界的规定我可以随时退休，儿子也已经上大学独立了，我身上已经完全没有负担。年过半百的我不再因为朝九晚五的辛苦，而让日子忙碌得没有头绪。我仍然美丽健康，还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享受人生，去重拾小时候的爱好，寻找自己的乐趣。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皆由主人公本人口述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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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在茅台酒里的镇子和年轻人
无数经销商挤破头通过各种渠道抢购茅台酒，消费者心甘情愿用高价买一瓶成本80多元的酒，茅台镇的年轻人愿意把自己的人生泡在酒里。市值2.52万亿的茅台，无疑是财富和权力的巨大象征。
茅台的神秘和背后的利益造就了这个独特的行业，而要揭开这层神秘面纱，就必须前往茅台的源头一探究竟。
文 | 易方兴
编辑 | 楚明
泡在酒里的人
在茅台酒厂上班的周亮，常说自己是「泡在酒里的人」。
茅台酒厂的车间就像一个空旷但不长草的足球场，地上堆放着发酵的高粱，周亮的工作就是把高粱铲到一个不锈钢蒸笼里，以及光着脚在高粱上踩来踩去，像是海边的人踩沙子。
酒厂就在贵州仁怀市茅台镇上。酿酒在当地有行话，蒸笼叫作「甑」，把高粱加入蒸笼的过程叫 「下沙」，把蒸酒喊成「烤酒」。这三个词总结了周亮的日常工作。
3月的茅台镇气温最冷只有几度，但他依然穿一件短袖，露着胳膊，赤着脚。因为烤酒，厂内温度不低，又得出力，衣服总是汗湿。他每天跟工友们要铲好几吨的高粱，一铲就是七八个小时。发酵后的高粱有了酒味，周亮的脚就在这些沾了酒味的高粱里泡着。
像周亮这样的茅台酒厂一线工人，脚上会有一股酒气，「洗也洗不掉。」当地足疗店，他跟工友每隔三四天就去一次，保养自己的脚。
贵州茅台酒厂的员工们在发酵前将蒸熟的高粱摊开冷却 图源视觉中国
他会关心很多事，比如今天食堂吃什么，脚比昨天更酸了，晚上要吃谁的酒席之类，但在3月8日，茅台股价跌到每股1960元的这一天，周亮作为酒厂员工，对此毫不关心。
实际上，这是股民眼中的大事件。在股市里，「茅」就是财富和龙头的象征，甚至各行业的龙头股都用某「茅」来指代。茅台每次涨跌，就意味着掀起巨大的财富波澜。这一次，茅台从每股2600元的高点跌至1960元，跌去的市值相当于蒸发了1个京东。
「那又如何？」这个28岁的年轻人反问。他是真的不关心，茅台酒厂的饭碗太「铁」了， 「我们酒厂流传着一句话，就算从今天开始一瓶酒也不卖，酒厂一样能发工资到我们退休」。
有时候他累得想辞职，但想想福利待遇也忍了。茅台酒厂的工作在当地是高收入和面子的象征。每年365天，他有一百多天都在放假（高粱埋在窖坑里发酵，所以他们会休发酵假）。在这个西南地区的县级市，茅台酒厂员工年平均工资约15万元。而且食堂有一日三餐，逢年过节还发米面粮油，又住在当地，日常花费极少。
他从不担心失去工作。这份底气源自茅台酒稳定的高额利益。茅台酒厂是公认的毛利率最高的企业之一，达到91.33%。出厂价969元的53度飞天茅台，直接生产成本只有81.87元，到了各地经销商手里，卖1499元，但一般人买不到这个价。在北京，如果你想买茅台，在国贸的茅台体验店，一瓶茅台的价格是2700元。
无数经销商挤破头通过各种渠道抢购茅台酒，消费者心甘情愿用高价买一瓶生产成本80多元的酒，像周亮这样的茅台镇年轻人愿意把自己的人生泡在酒里。
茅台的神秘和背后的利益造就了这个独特的行业，而要揭开这层神秘面纱，就必须前往茅台的源头一探究竟。
泡在酒里的山
茅台酒厂位于大娄山脉。
这本来是一条平平无奇的山脉。坐飞机去贵州省北部的茅台镇，能够俯瞰它。山脉海拔1500米，从飞机上看像是一条弧形的褶皱。但这条平滑的褶皱，在茅台镇这里像是垮掉了一块，海拔陡然降到了400米。地势越低，温度越高，这使得大娄山脉在茅台镇这里，拥有了酱酒酿造中一个重要因素——高温。
李轩今年30岁，已经喝出酒肚子，是当地一家小酒厂的老板。为了追求这独特的高温环境，他的酒厂也跟茅台酒厂一样，开在赤水河畔的大娄山上。在当地，酱酒的核心产区面积有7.5平方公里，都分布在山区。僧多粥少，所以整面山壁都被凿开，密密麻麻生长出上千家酒厂，如今已经找不出一块空地。3月份，每个酒厂都在发酵，行走在山间，空气里都漂浮着一股高粱发酵的气味。山也是泡在酒里的山。
光有高温还不够，还要有独特的微生物环境。甚至连当地的蚊子幼虫这样的生物，都参与了酱酒的发酵过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气味。很多人形容过它，有的会说「好浓的酒香啊」，还有的会说，「像是没晾干的衣服味」，还有人会说「像是饭菜馊了几天」。
李轩抬起头深深吸了一口空气，知道自己终于回家了。他经常出差，以拓展市场，陪人喝了不少酒，但效果不佳。酱酒行业茅台是老大，生意不愁，他们这些小酒厂的老板只能跟着喝汤，但不稳定。8年前就陷入过低谷——那时赶上禁止三公消费，白酒滞销，许多小酒厂资金链断裂、倒闭。如今，在茅台的光环下，酒厂数量比当年只多不少，「竞争已经白热化了，天天为卖酒发愁，真怕资金链一断，又出什么意外」。
李轩介绍自家酒厂，常常以「我们家酒厂离茅台酒厂不远」开头。但事实上，在这里，任何一家酒厂都离茅台酒厂不远。爬上山，能看到茅台酒厂的办公楼，楼顶上「爱我茅台，为国争光」8个字清晰可见。
李轩说自己家酿的酒，跟茅台的口感一样。他卖了个关子，要想知道什么，就得去他的酒厂看一看。这一路，沿着狭窄山路盘旋而上，只要两辆运酒的货车相向驶来，路就会堵。半个小时的路，开了一个小时。
山路的拥堵，也是酿酒行业兴旺的象征。这座山，无时不刻都在堵车。两条车道已经是山路宽度的极限。当地不少房子都建在山崖上，有的底部需要打上十几米高的水泥支柱，远远看过去像是悬挂在山体外。
十多年前，这些路都是梯田，如今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酒厂。当地的农民，成了酒厂工人。酒改变了这座山，也改变了山里的人。
李轩已经习惯在山路上开车，边开车还能边左顾右盼地聊天。他说， 茅台的「神秘」，在他这里不算什么，因为茅台酒的酿造工艺在当地并不是什么秘密。
简单来说，就是12987工艺——一年1次生产周期，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整个地区一共约10万人，酿酒历史有上百年，攀起关系来，谁家都有个开酒厂的亲戚。
李轩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数了一下，自己有5个亲戚都在酒厂，其中一些的血缘关系图都难以讲清，一概以「叔」来称呼。酱酒生产已经扎根到了当地人的家族体系之中。
这年头人们都往沿海城市跑，更少有年轻人愿意留在乡镇，但茅台镇人大多不愿意外出，因为出去打工，无论地位和收入，大都不如在家乡这般自得自足。
到了李轩的酒厂，30个窖池出现在眼前。在山顶上挖出来一块平地，简单的装修之后，地面分布着长方形的坑，这就是窖池了。每个窖池有4个浴缸那么大，深约3米，成本30万左右，最小的酒厂也得有十几口窖池。他开厂算晚，2019年窖池才刚刚开始建，酱香酒最少也要3年才能卖，今年正好该卖酒了。
整个茅台镇，一千多家酒厂，大家用的原料相同，酿酒工艺也相同，区别最大的只是各自取的名字不同。
泡在酒里的镇
这座堆满酒厂的山上，所有的一切都依赖于茅台的成名。山如此，镇子亦如此。镇上任何一个宾馆，都设有品酒台。在这里，你能够感受到每一瓶酱酒背后汹涌的利益。
如果说神秘，能让人对一瓶酒产生好奇，那么酒被赋予的意义，则能使人愿意为此支付高额的溢价。
任何一个来到茅台镇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在茅台的叙事体系中，为革命做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茅台镇，唯一一片能看见红色山体的土地，就留给了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种种跟革命有关的故事，当地人每个人都会讲出一段来。
早年间，这里还建了一座铁桥，取名「胜利大桥」。到了现在，这座桥修缮之后，通向茅台镇的1915广场，以纪念茅台获得1915年巴拿马金奖。每到夜晚，广场上最惹眼的生意之一，就是租赁红军服装，让游客穿上拍照。
在茅台的另一面，酒也与权力密不可分。在茅台镇，有句话很流行，「买茅台的人不喝茅台，喝茅台的人不买茅台」。在中国人情社会，茅台是社交的硬通货，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茅台9次想注册「国酒」商标，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把「国酒」二字印在了酒瓶、工厂大门、山壁等能看到的任何地方，但最后遭到了五粮液、剑南春等集体抵制，只能作罢。
尽管如此，茅台作为「国酒」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故事的光环会让茅台增值，也会赋予茅台镇价值。
茅台镇某种意义上更像是茅台元素的合集。最容易感受到这一点的就是茅台机场。3月份，在茅台机场，一到中午，就会有一群酒贩子，在候机口守着ZH9237航班降落，不知道的人可能还以为是谁的粉丝接机团。
按照茅台机场政策，只要乘坐ZH9237等3趟航班，就能凭机票和身份证，以1499元的原价买两瓶53度飞天茅台。因此，茅台打造了一个特定航班上座率最高的机场。现在，ZH9237在6个月内的所有经济舱机票都已售光。
每个乘客刚一出来，就会有酒贩子围上来。
「每瓶茅台加500块钱收，卖不卖？」
在茅台镇，一切获得茅台酒的渠道，都暗中标好了价格。比如茅台机场本身，就是茅台集团雄厚财力的象征。这里原本都是山，当年建设的时候削山填谷，挖填方总量达到了37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两个半杭州西湖。建这座机场，茅台酒厂出资70%。
除了交通，另一个被紧密绑定的渠道，就是以茅台国际大酒店为代表的住宿。但是，你最好也不要起「住酒店买茅台」的心思，因为在这家全国入住率最高的酒店，无论什么时候打订房电话，听到的永远都是「满房了」。
有人开玩笑，在茅台镇，除了像李轩这样卖酒的，剩下的就是倒酒的。33岁的陈凤每天像上班一样蹲守在茅台国际大酒店门外，她这几年靠倒卖茅台酒，在仁怀买了3套房，把孩子送到地级市遵义去上学。仁怀市教育水平有限，直到2019年当地中学才有人考上清华北大，所以能把孩子送去外地读书，在当地人看来也是有实力的表现。
茅台国际大酒店门前有座摆着酒杯雕塑的喷泉广场，从广场边登上26级台阶，就能到酒店正门口，那是每个有资格在酒店买茅台酒的人的必经之路。一看到有人提着茅台酒出来，陈凤就追着对方问卖不卖，一直要从台阶上问到台阶下，每天她都要跑几十趟。
除了收茅台酒，她还有办法订到大酒店的房，因为「有亲戚在酒店里上班，能拿到名额」，但也得加钱。她最近招揽生意很卖力，因为不久前她搬箱子，不小心打碎了两瓶茅台酒，5000块钱就这样没了。
泡在酒里的日子
茅台镇这十年的改变是巨大的。作为茅台镇的女婿，陈志见证了这一切。2013年初，他结婚后来到茅台镇， 「那时候好多酒厂厂区里都荒废得长草了」。当时经过赤水河到镇子另一头去，还得花几毛钱坐船。他一时找不到事做，就开起了摩的，一开就是8年。
禁止三公消费，虽然在短期重创了中国的白酒业，但在长期来看，则加速了中国白酒行业的调整，让白酒从公务消费转变为更个人化的消费，顺应了消费升级时代的潮流。
陈志的摩的生意，从2015年开始好转，到2018年前后赚得最多。这一年也是镇上各种项目开工数量激增的一年——不光是酒厂，还有酒店、广场、旅游景点。
他发现很多四川的老板来茅台镇开酒厂，并且从不拖欠工资。有段时间，他还在酒厂兼职，再卖一些酒厂的散酒。各种工作加起来，一个月有1万多工资。这在整个遵义，乃至贵州，都算是不错的收入。
茅台镇后山上有块空地，陈志总把摩托车开到那片空地上，俯瞰整个茅台酒厂的厂区。5年前，对面还是绿色的山坡，如今已经盖满茅台酒厂的库房。他知道这些都意味着金钱。茅台酒厂每年生产五六万吨酒，只卖4万吨左右，剩下的就都贮藏在这里，成为财富和底蕴。
作为一个县级市，仁怀已经算作富裕。毕竟，这里2019年的人均GDP达到约23万元，甚至超过了北京。
富裕起来的酱酒从业者的生活方式除了在酒厂上班之外，大部分时候娱乐项目都是打麻将。当地麻将打得大，一晚上能输好几万，抽的烟也都是软中华。
只要不开车，就总有人喊陈志去打麻将，「有三个赖子，还分为硬赖子和软赖子，翻倍翻起来不得了。」有一回，他一盘牌就输了一千多，当天就输掉了2个月的工资。因为输不过别人，他只好戒掉了麻将。
不仅是茅台镇，整个仁怀市都有一种财富过快膨胀之后的「暴发户」气质。
茅台镇上大部分是酒厂，人们生活娱乐还是要去13公里外的仁怀市。李轩也是如此，他2015年在仁怀买了房，房价一平米涨到8000块，比遵义市都高了几千块钱。当地人讲话都已「我们仁怀」开头，说起「我们仁怀比遵义房价都高」都觉得面上有光。
茅台酒厂的待遇，是每个仁怀人津津乐道的谈资。陈全福在仁怀经营一家小品牌酱酒的经销店，他的妻子则在茅台酒厂上班。如今正是茅台市值高企之时，待遇也属全行业最好。疫情时，茅台酒厂提出员工工资不受疫情影响。更为诱人的是，根据产量，员工每年过年还能领到年终奖。今年，陈全福妻子就拿到10多万的年终奖，这数额超过了一部分互联网公司。
像他们这样以酒为业的夫妻档，通常能在当地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他们住在仁怀市的高档小区碧桂园里，开奔驰车。乔迁之时为了庆祝，还请了两桌朋友吃饭，每个朋友还随了500块钱祝贺。那天他打麻将打到第二天，输了1万多。
但无论故事怎么讲述，茅台的市值总不能无止境地涨下去，正如股价出现超过20%的下跌一样。像周亮这样的茅台酒厂员工可能不用担心什么，但当地围绕酱酒而诞生的小酒厂们却时刻面临危机。
李轩有些担忧，茅台的价格还是那么高，但他酒厂的酒卖不出去。「明明无论是酿造工艺、原料，还是口感，这里的其他酒都和茅台都很相似。那些买茅台和囤茅台的人，真的是在买茅台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茅台酒，既是酒，也不仅仅是酒。一瓶酱香型白酒真正的价值，李轩最明白不过，「我担心泡沫破裂，一切从头再来」。
（应访问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