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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醒来，前一夜还在加班的工人们失业了。
2008年10月15日，合俊玩具厂的大铁门被贴上了封条，旁边附有一纸通告：“由于企业经营者经营不善，导致企业倒闭。”高管连夜出逃，6000多名工人一脸错愕：“我们的工资呢？”
在此之前，合俊玩具厂在樟木头存在了12年，而今这家产品远销海外、年销售额达十数亿港元的工厂，成了镇上的一场旧梦。几天后，樟木头镇政府宣布将为合俊玩具厂垫付员工工资。头发蓬松、神情木然的工人们一个接一个来到工厂门口排队领钱。
对于同在樟木头镇打工的张跃均来说，那天与平日没什么不同。之后10年，他进过工厂，摆过地摊，身份渐渐从打工者变成视频博主。2020年11月，张跃均又一次来到东莞，想起很多网友提及的“合俊厂”，他特地赶来，拍下了工厂原址。
镜头里，一辆“货拉拉”缓缓驶入工厂，樟木头樟洋工业区原合俊玩具厂所在地一片静谧。厂房已易新主，被重新装修后出租给了7家公司，偌大的宿舍楼零散晾挂着几件衣物。
回到家中，张跃均从网上找来合俊厂“结业”当天的视频片段，打开剪辑软件，把自己刚刚拍到的素材剪在了同一画面中。
视频发在了抖音上。相隔12年的视频画面拼凑在一起，让人有些恍惚。不断有评论出现在张跃均的视频下方。
“时间过的（得）好快，一晃23年！”一名1997年在合俊厂上班的网友看到后发出感叹——那年，他结识了在“世电磁带厂”上班的老乡，后来两人结为夫妻。
住在合俊厂旁边的男孩也看到了视频，他回忆以前家里开的百货店，就在合俊厂边上，生意红火，“如果合俊厂不倒闭，我现在已经是富二代了”。
张跃均在抖音发布了大量东莞打工生活场景的今昔对比，跨度长达10余年，大多是由他亲自拍摄。时不时地，他还会操着一口四川话出镜，网友评价他“长得像张信哲”。高挺的鼻梁，棱角分明的脸庞，略偏黝黑的肤色，确实很容易让人想起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歌手。
张跃均拍摄的今昔对比视频。（张跃均\摄）
20年前，张跃均来到被称作“小香港”的东莞樟木头镇。彼时这里港资工厂遍布，上下班时间，大街上密密麻麻都是穿着厂服的工人，“招工”“租房”，路边贴满了广告纸。
如今，一切不复存在。
而这些光景，被张跃均无意中记录了下来。
2000年，四川南充到广州还没有直达火车，张跃均背着一只尼龙帆布袋，辗转坐大巴到达重庆，再转乘去往广东的列车。
火车驶出重庆站，车厢里混杂着打牌的声音和泡面的味道。窗外景色变换，张跃均的内心随之起伏。
他对目的地充满了想象。
90年代初，四川老家便陆续有人踏上开往广东的长途汽车，国道上，大巴颠簸行进，路程必经贵州遵义桐梓“72拐”——12公里的盘山公路上，有72道急回头弯，稍有差池，就成了不归路。
但这没能阻挡人们东进的步伐。
在这之前，张跃均所在的小县城鲜有人口流动，安土重迁的观念笼罩着家乡人，这里仍沿袭着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如无意外，他将早早地娶妻生子，复制父母的一生。
曾经的东莞与这个小县城并无太大区别。40年前，东莞还是一个农业县，户籍人口只有110多万。1978年，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允许广东、福建等地试行“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东莞被确定为5个试行县之一。最先被吸引来的是港资工厂，1987年前后，台资企业也陆续进入。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像磁铁般吸引着五湖四海的年轻人。
东莞的崛起打破了几千公里外的宁静。家乡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衣锦还乡，他们的讲述，给张跃均勾勒出一个美轮美奂的新世界。
还在上初中时，他就看过一部以广东打工生活为背景的电视剧《外来妹》，得知90年代初，率先发展起来的珠三角地区是内陆许多小年轻眼中的天堂。再加上在老家谋生窘迫——18岁正式踏入社会后，他学过理发，可只有碰上赶集日才有点生意。“（理）一个头就赚两三块钱，这能有多少？”张跃均无奈地耸了耸肩。他立定了心思，到南方去。
早些年张跃均喜欢留长发。（张跃均\摄）
在逼仄的车厢里“腌”了2天后，张跃均抵达了广州火车站，继续乘坐大巴车前往东莞樟木头镇，众多房地产广告立在高速公路两边，“小香港樟城”几个大字映入眼帘——樟木头镇距离香港约百公里，90年代起，不少香港人涌到樟木头镇购置房产，完成他们在港岛未能实现的安居理想。
初到樟木头，张跃均找工作频频碰壁。工厂更青睐年轻女工，她们聪明，上手快，更重要的是不会打架惹事，管理方便，如果有熟人在厂里，只需美言几句，就能顺利进去。但张跃均没有性别优势，又身在异乡，形单影只，只能挨个去留意贴在路边、工厂门口的招工广告。
劳动力从四方涌来，工厂仗着人力供不应求，肆意制定招工规则，有的需要缴纳一笔比单月工资还高的“介绍费”，有的要求员工缴纳押金，还有的要压一个月工资。那几天，张跃均提着塑料桶，挽着硕大的尼龙帆布袋，袋子上还挂着一卷凉席，徘徊在工厂门前，一无所获。
他被街边“高薪招聘男公关”的广告吸引了，对方要求缴纳500元报名费。他把借来的500元交上去，对方杳无音讯。钱被骗了，工作却没找着，张跃均只能跑到山上将就过了几夜，吃馒头，喝自来水。为求一处安身之所，后来他花上几块钱，到录像厅看一夜录像。
最终还是没能顺利进厂。张跃均找到一家洗车店，在里面当洗车工，“6块钱洗一辆车”。工资很低，他说，但是可以提供食宿。
2008年，张跃均在东莞樟木头。（受访者供图）
樟木头是张跃均人生打工的第一站。洗车收入微薄，让张跃均手头拮据，他想赚钱，便不断折腾。十几年来，他送煤气，进厂做杂工，也尝试过开理发店、在夜市摆摊。
他发现，东莞的生活果真如《外来妹》中描述的那样精彩。千禧年初，樟木头樟洋工业区入夜后霓虹闪烁，热闹的商业街吸引了从工厂下班的小年轻们。商店门外，只消摆上一台14寸电视机播放电视剧，就会引来不少人，他们在电视机前围成一个半圆，背着手，就这样站上几个小时。
张跃均经常到商场外的投币点歌机处，花上几块钱大展歌喉。他喜欢讲粤语，唱卡拉OK时会点上一首粤语经典金曲——钟镇涛的《大海》。
他还有拍照的爱好。2008年前后，张跃均用上了带摄像功能的手机，喜欢随手录下生活的情景。这门兴趣很早前就有了——在家乡开理发店时，他买过一台胶片照相机，兼职给客人拍肖像照。
手机是山寨机，像素不高，内存不大，拍下几段数十秒的视频，屏幕就会弹出“内存不足”的字样。2010年，张跃均升级了设备，花3000多块（将近当时两个月的工资）购买了一台专业DV机，一年后，又花费近万元，买下一台松下肩扛式摄像机。与购置摄像设备的慷慨形成对比的是，他当时一直用着二手手机。
2008年，张跃均住的出租屋。（受访者供图）
有了专业的摄像设备后，张跃均“记录”的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工业区早上6、7点上班的人很多，他便早早骑车赶到大门口蹲守。南方的冬天很冷，他骑着车，任由风往脸上刮。
在他拍下的其中一段视频里，清溪三中工业园的清晨，“实盈电子厂”的工人浩浩荡荡，如同一支大军，他们手上拎着一袋包子，或是端着打包了炒粉的发泡饭盒，使劲往嘴里扒拉。傍晚下班，则又人手提着一只热水壶，有人是无奈之举，那时工厂宿舍没有安装热水器，冬天洗热水澡只能靠这种办法；有的人则是为了节省水电费。
2012年，工厂下班的人流。（张跃均\摄）
喜欢手挽手并排走的女工们。（张跃均\摄）
在工厂休息的日子，张跃均骑自行车到樟木头附近的镇区拍摄，凤岗、塘厦、黄江都走了一遍。节假日或者周末，工人们喜欢逛滨河公园、中远百货、樟洋市场、地王商业城，或者到金洋溜冰场滑冰。张跃均拍下了后来的变化——10多年后，滨河公园被改造为市民体育公园，原先的机动游戏设施被撤走。2008年9月，一场暴雨袭来，大水漫没了樟木头的街道，中远百货也被淹了。这场大雨后，“中远百货”变为“富佳百货”。
张跃均展示了2011年从东莞东站到四川南充的T128次列车车票。红色的纸质车票上，还没有乘客姓名和身份证信息。2012年元旦，全国所有旅客列车才实行车票实名制。（张跃均\摄）
2011年，张跃均辞去电子厂的工作，每天夜晚到樟木头富达工业区的“十和田电子厂”附近摆摊。
工人下班喜欢逛夜市，卖夜宵和卖衣服的摊档最受欢迎，周边往往挤满了人；不知何时，帮人把音乐和视频下载到手机的小生意也在街头巷尾兴起——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未普及，流量费9元300M，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直接在网络上下载音乐传输进手机里。
张跃均也盯上了这门生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成为了他的正职。
一张长桌上放着电脑，塑料篷顶挂一个小灯泡，张跃均坐在塑料凳上，把电脑里的音乐和视频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手机或mp3、mp4上，“1毛钱一首歌，几毛钱一部电影”，他仍清楚记得价格。
客人在小册子上找到歌曲的对应编号，写在纸上。张跃均按照号码，把歌曲下载到手机内存卡里；视频麻烦一点，需要将rmvb格式转换成mp4格式。（张跃均\摄）
积累了一定量的视频后，他又琢磨起新的生意：既然刻录影片能赚钱，那能不能把自己拍回来的工厂视频也做成光盘卖出去？他默默算了笔账：“光盘卖5块钱一张，自己用DVD刻录，除去空白光盘的成本，每一张能赚4块。”
张跃均把拍来的画面配上音乐，做成光盘，在市场上摆卖，摊位上还放了一台小小的电视机，轮番播放着工厂的画面。他向来来往往的人吆喝：“买一张回去嘛，万一哪天不来了，离开东莞了，留个纪念。回到老家看看曾经上班的地方。”
不少路过的人好奇地围过来，探头询问“这是什么？”“有没有我工厂的？”但真正掏钱购买的人屈指可数，除非碰上已经辞工准备离开东莞的人，他们才会在张跃均的推销下，抱着猎奇的心态带走一张碟片。
那时，很多人都没想过自己哪天会离开，更没有人预料到，在过后的几年间，曾经造就东莞神话的制造业工厂要么倒闭，要么外迁。当高埗镇的“裕元鞋厂”、东城的“美尔敦塑胶电子厂”、“万士达厂”再一次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已经满目苍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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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你的猪，你的羊，喂了吗，卖过吗；想你的麦子，你的玉米，种了几亩，苗出的怎样。”2008年4月，吕延武躺在南方城中村的出租屋里，裹着母亲做的棉褥，睡在冰凉的地板上，他想起了老家的火炕和烧馍馍。
这是他来到广东打工的第3年。面对此情此景，吕延武写下一首原创的小诗，《想妈》。
除了写诗，他还喜欢写毛笔字。他经常在抖音上展示自己的书法作品，一时兴起，还会在老家的房前，左手端着铁盆，右手提着水壶，手舞足蹈，自娱自乐。
吕延武自画像。（吕延武\摄）
吕延武年轻时是“文艺青年”，玩过博客，写过公众号，以“红别民工”自称。2018年，开始活跃在抖音上的他化身“红别哥”，成了抖音上第一个拍摄东莞旧工厂的博主。
一天，吕延武到东莞东城区桑园工业区附近吃饭，经过“万士达厂”时，他发现里面已经人去楼空。像往常的随手记录一样，他站在遍地沙石的小路边上，举起手机，身体逆时针转了半圈，镜头随之移动，拍下几栋巨大而荒芜的楼房。
配上简单的背景音乐后，吕延武发布了这个视频。随后，评论和点赞涌来，页面上的数字每一秒都在变化，他不断地往上划，想看看网友的评论，却怎么也看不完。目前，这个视频获得了将近2万的点赞数。
曾经的“万人大厂”万士达已人去楼空。（吕延武\摄）
“万士达”成立于1995年，是苹果iPhone4时期的主要代工厂。巅峰时期，工厂拥有员工上万人。2014年，“万士达”突然宣布停工停产，热闹的桑园工业区一下子冷清起来，硕大的厂房空空荡荡，员工宿舍楼锈迹斑斑。曾经繁华一时的商业街，也变得门可罗雀。
曾经在这座“超级工厂”上过班的网友，纷纷在留言底下感叹事过境迁：
“我95年就在长安，那个时候工资是3.5元一天，三个月之后才5元一个月，一个月能拿150元，开心死了。”
“08年离开东莞，留下了我的青春，带走了那本小说《东莞不相信眼泪》。”
……
这让吕延武意识到，很多曾在东莞打工、现在各自回到家里的70后、80后，他们十分怀念那个打工时代——那是他们青春的集体记忆。这直接启发了他去东莞旧工厂搞一次拍摄之旅，他就这样开着自己的二手车，走到哪拍到哪，如今已经积累了上万个视频。
这些视频没有技术含量。实际上，吕延武既不懂拍摄，也不懂剪辑。拍摄时，他努力用胳膊固定手机，让镜头从左到右缓缓扫过建筑物，呈现出来的画面，就像家族微信群里长辈们拍的小片段，有的会因为光线的变化，画面突然变暗，有的即使添加了背景音乐，依然能听到原视频中的杂音。
然而，这都不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过来围观这些视频。
这些视频同样戳中了拍摄者吕延武的心。毕竟，三班倒的车间流水线、春运前后人头攒动的车站、工厂门前1元一次的公共电话亭，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生活。
2007年，吕延武在东莞沙田。（受访者供图）
他第一次踏上东莞的土地是在2005年5月。南方天气热，空气湿润又粘稠，广东阿伯开始换上背心，趿拉着蓝色塑料拖鞋出门。从广州火车站下车的那一刻，吕延武感觉自己像被装在一个巨大的蒸笼中，汗水一下子浸透了上衣。几天后，他进了“诚达鞋厂”，在里面学踩针车做鞋子。
“我把我的灵魂调成针距，一英寸八针半。我把我的心血车成边距，一点五毫米。”后来，他用小诗《我把我安置在了鞋子上》记录这段做针车手的日子。
吕延武是西北人，从小主食是面食。而厂里的早餐一般都是炒粉，他吃不惯，瞥一眼就离开，直到星期五的早餐有馒头，他才去吃。
尽管在气候和饮食上有诸多的不习惯，吕延武还是爱上了这座城市。“东莞是个平民城市。”他说，这里的人穿着一样的工衣，住一样的出租屋，吃一样的炒米粉。三轮车车架驮着两罐煤气，后座支起篷，大铁锅烧起来，油一倒，“刺啦刺啦”，放入米粉、鸡蛋、红萝卜丝，铁勺快速翻炒，最后用发泡饭盒包起。
1块5一份的炒米粉，刚开始他也吃不惯，“后来喜欢上了，既能当夜宵又能当正餐”，至今仍回味无穷。他说，东莞是自己梦想和抱负的发源地。艰苦的打工生活，离家千里的思乡愁绪，都成为了他创作的源泉。
2007年，吕延武在东莞沙田。（受访者供图）
工作之余，吕延武爱好读书写字，最喜欢的作家是鲁迅。他曾经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用文章针砭时弊；或是成为一名律师，坚守法律的底线，为社会寻找公平正义。
每个月发工资，厂里的男人都把钱拿去买烟买酒。吕延武不好这口，日常饮食也简单，在家中，他的早餐是盐油不加的大米稀饭，午餐是素挂面，晚饭加个荤：炒鸡蛋。他把存下来的钱拿去买书，家中的书一摞一摞，历史的、法律的、政治的。在工友眼中，这无疑是不务正业的——打工就应该奔着挣钱去，然后回家盖新房子，娶妻成家。
2007年，吕延武在东莞沙田。（受访者供图）
在东莞干了一年后，吕延武去了北京。他一直向往首都，想体验文学作品中北漂青年的生活。但现实与想象截然相反，在北京，吕延武先后当过国家机关职工小区和清华大学的保安。小区进进出出的都是干部，吕延武和他们过着两个世界的生活，“我们冬天住在地下室，吃猪食一样的大锅饭，一个月500块，有的保安晚上偷翻业主的垃圾箱找吃的”。吕延武感到压抑和失衡，觉得自己“连蚂蚁都不如”。
相比之下，在东莞的时候，“大家都是工厂的工人，都很平等，大家都是一个阶层的”，“你是哪一个阶级的，就选择哪一个阶级的生活。”吕延武跟自己说。“这就是阶级认同和社会认同。”他又搬出了政治学中的理论概念。
在北京待了没几个月，他又回到东莞。
接下来的3年多，吕延武在东莞东城区一家劳工机构做公益，后来又进厂打工。2015年，他进入了另一家劳工机构。
为工人争取合法权益，和当一颗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吕延武在理想与现实中轮流切换着角色。
在自己的公众号里，他写到：“这里，虽然没有我的一寸土地，虽然没有给我一份福利待遇好的工作，但我已经习惯了生活在工业区，习惯了穿工衣，习惯了从这个工厂到那个工厂，也习惯了吃三五元一份的粉面，习惯了十来元住一晚的旅店和一二百元一个月的出租屋。”
如今，东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吕延武记忆中熟悉的一切，正在慢慢消失。
2008年元月，工厂陆续放假。吕延武打算回家，这是他离家3年后第一次返乡。
那年南方出奇地冷，气温降到了个位数。1月23日，春运启动前，吕延武来到广州火车站，发现站前广场全是人。列车出现了大面积的晚点或停运，前面的队伍望不到头，他挤在人群中，随着人流移动，慢慢挪着步子。
一天一夜后，吕延武来到了列车站台，检票员挥手示意直接上。“那时候已经不分车次，目的地一样就可以了。”他回忆。
列车一路向北。1月25日，雨雪冰冻造成了湖南一座高压电塔倒塌，京广铁路南段阻梗，推倒了那年春运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吕延武乘坐的列车也受此影响，绕道广西，花了将近4天4夜才最终到达目的地，是正常时间的两倍。他至今还记得在火车站回荡着的播报声：“因受连续雨雪和冻雨天气影响，广铁湖南境内京广等干线供电接触网多处断电或欠压，电力机车无法运行，致使京广线旅客列车出现大面积晚点或停运……”
在吕延武离开的几天后，越来越多的打工人汇集到广州火车站，铁栅栏隔出的行列被人群挤得变了形，穿着绿色军装的武警官兵手拉着手围成一堵人墙。没有挤进广场的人，在车站外围，横七竖八地铺开被席。
那十几天里，有人筋疲力尽地登上归家的火车，有人在推攘间倒在了人群中再也没站起来，有人盼来了新年却看不见回家的希望。
寒冬过后，南方的3月依旧春暖花开。可谁也不知道，那一年会成了珠三角制造业的分水岭，春运中被迫留下的工人，在随后的工厂倒闭潮中无奈离开。
2008年10月，玩具代工商巨头合俊集团的2家东莞工厂倒闭。之后几年，“万士达”和“联胜”相继停工停产，“裕元鞋厂”迁往越南和印尼，微软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生产设备同样运往越南。
吕延武曾经工作过的“诚达鞋厂”在2008年通告解散了部分员工，之后，员工规模逐年缩减。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内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出口退税下调、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合同法》实施等一系列因素，给东莞纯粹依靠贴牌生产的企业泼了一盘冷水。在珠三角设厂的港资、台资以及大陆本土的制造企业难以抵御冲击，有的倒闭，有的开启产业转移的“候鸟模式”，飞向东南亚。
大量工厂倒闭的同时，工人也在离开。2010年后，“珠三角用工荒”开始频繁见诸报端，专家对此众说纷纭。基本事实是，随着长三角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崛起，珠三角不再是工人的最佳选择。工厂招工越来越难，从前青睐年轻女工，甚至“两女工带一男工”才能进厂的潜规则土崩瓦解。如今，只要能“立即上岗”就可以。
一座工厂的倒闭或迁移，意味着成千上万工人的离开。有人回到老家做起小生意，有人选择去其他地方继续打工。无论走向哪方，他们往往离去匆匆，没来得及留下一点痕迹。直到多年后，吕延武的视频像一把铁铲，挖开了被岁月和生活覆盖的往事。
这之后，抖音上关于东莞旧工厂的视频越来越多，破旧的厂房，空落落的工业区，泛黄的工友合照，汗迹斑斑的工牌和皱巴的工资单，一切关于东莞打工生活的物品都被拍成视频，配上悲伤悠长的音乐，或是“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这样熟悉的旋律。
网友涌进评论区留言：
“我想看东莞高效电子厂。”
“能不能拍下上沙村育鼎电子厂？”
“能拍一下，宵边信泰联光学有限公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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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找到侯国安，希望他能拍一下自己旧时工作的厂房。
侯国安是个90后，2011年来到深圳打工，在一周两天的休息日中，他会背上黑色背包，来到以前热闹的工业区，一路走着，帮网友拍摄旧工厂，或者到处直播。
侯国安帮一名女士拍摄诺基亚手机厂旧址。（侯国安\摄）
大多数时候，网友们都能给出工厂准确的地址。在移动通讯还未发展起来的年代，互诉衷肠抑或是寄托乡思只能通过书信，人们把收寄地址都背了下来：哪个工业区，哪条街，几号，烂熟于心。
但侯国安的探寻往往不大顺利。当“东莞制造”转为“东莞智造”，工业园改为科技园，被淘汰的旧工厂有的变成了工地、不久后将被建成商务楼宇或住宅区；有的旧工厂曾经在工业园里占据大片厂房，如今已被好几家小厂重新进驻，各自分据；还有的旧工厂在搬迁或倒闭后，很快被拆除，消失在地图上。
好几次，侯国安在崭新的科技园区里找到了对应的工厂，可网友说，“这看起来有点陌生”——原来，旧工厂已经搬迁到新的地方。
2015年，侯国安从深圳辗转到东莞，作为新一代打工者，他与珠三角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期擦肩而过。走在路上，侯国安偶尔会感叹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破落的旧厂房被挖掘机推平，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
2013年，东莞电台情感栏目《木凡的天空》停播；2014年之后，招工广告上渐渐少了“广西已招满”“四川已招满”等字样（“用工荒”大潮来临前，不少工厂对这些省份的工人存在“刻板印象”，认为他们爱打架，难管理，便以这种方式粗暴筛选），传闻美女如云、被誉为“天堂”的“亚美磁带厂”也迁了新址。
这些第一代东莞打工人的集体记忆，对于侯国安来说是陌生的。他的记录就像一场末路狂奔，他意识到，再不拍下来，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可能将永远沉寂。
2018年，东莞，工友们下班后匆匆忙忙在路边摊用餐。（侯国安\摄）
侯国安和吕延武是老朋友，2015年在东莞相遇。两人都有过劳工机构的工作经历，一拍即合。
与吕延武不同，来东莞前，侯国安曾进过采石场，修过高速路，也建过水电站。在山西修铁路时，他试过4个人扛1000多斤的枕石，肩膀脱皮渗血；也试过到十几米深的地下挖桩洞，闷热，暗无天日。
打工生活交织着各种味道，唯独“苦”是主旋律。在深圳的DVD厂，侯国安上班时被机器压到了大拇指，天气炎热，伤口发炎一直渗脓，但第二天依旧被要求上班，主管和老板相互“踢皮球”，谁都不愿担责。气堵在胸口，侯国安到街上遛弯，遇到一个义工宣传队在普及劳动法。他突然发现，自己一度以为合情合理的事情，其实是不合法的。
2017年，东莞，一家家具厂领导利用用餐时间给员工开会。（侯国安\摄）
2011年，侯国安动了辞职的念头。每个月上26天班，工资1600元，加班费7块每小时，没有社保，也未与企业签署劳动合同——不仅是他，很多工友也想辞职。但老板规定，一条几十人的流水线，每月只能走一人。他决定和7个工友“结盟”，一起提出辞职。其他人有的被开除，有的在谈判后因老板答应加薪或削减工作量而留下，唯独侯国安和老板杠上了。最后，老板放他走，但不给工资。侯国安申请劳动仲裁，后续打了1年多官司。为此，他那年春节没回家。
这段经历浸满了血汗与泪水，他发誓：“再也不给人打工了！”
2013年，他离开了东莞，进了北京“工友之家”，接触到的劳工纠纷主要是工伤事件：年轻小伙运气不好，刚出来打工就受伤了，以后的生活多少会受到影响；常见的还有超长的工作时间，被拖欠的工钱。提起这些人和事，侯国安不禁连连叹气，他想起2008年前，他的舅舅被骗到黑砖窑后病逝；表哥在云南修水电站，在工地上被飞石击中砸死；堂弟进了一家半导体工厂，每天超额工作，半年后手筋坏了。
那时很多工人遇到类似情况，一般都会放弃争取，侯国安希望能为打工者做点什么。2016年，他在老家办了婚礼，一年后回到东莞，后来一直在大岭山镇上一家劳工机构工作，不再进厂打工了。但他的爱人依然没能从这样的生活中挣脱出来，她每个月能拿到5000多元，算是一笔不错的酬劳，代价则是每天12小时的工作，以及每月1天的休息时间。
突如其来的走红，就像一块大石头砸向湖面，在激起水花、泛起丝丝涟漪后，逐渐恢复了平静。回顾自己的人生，这些曾经的东莞打工人们都慨叹“并没有过得很好”。
初时，侯国安想着先打几年工，存点钱，也许能当个小老板，或者在工厂里慢慢往上爬，当个管理层。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发现这并非易事，“一个组有几十个人，想要成为组长，那就要比其他的几十个人都要做得好。一个车间有十几个组，想要成为车间主管，就要在几百人里做到第一”。
晋升的路径太窄，他并不觉得自己能走过这道独木桥，“对于普通打工仔来说太难了！”
从2018年中旬开始，侯国安的抖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媒体陆续联系上他。他重复讲述着自己过往的经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额外收入。2年来，他只接到过3条广告，费用最高的一条不过1500元。也曾有劳务派遣公司找到他，希望他在抖音上发布公司的广告，他担心这些公司不靠谱，一律拒绝了。
侯国安的2个女儿都在老家。谈起女儿，他没有太多期待，“不生病就好”。更高一点的期待是“好好学习，比我们做得更好，不要有像我们这样的这么辛苦的经历”。不过，他心里明白，下一代要得到良好的教育很困难。“我们在这方面很欠缺。”他语气中带有一点惭愧。
2021年，侯国安在老家送孩子上学。（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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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跃均在2018年结束了东莞的打工生涯，到惠州开了一家跌打馆。偶尔，他回到东莞采买物资，顺便到处转转，拍些素材。
尘封10年的视频再次面世，得到网友的喜爱和赞赏，张跃均十分欣慰。有人告诉他，视频被某博主盗用了，他只笑笑，说自己不介意“分享素材”。
偶尔，他会在晚上打开抖音，与粉丝直播聊天。对于热情的粉丝，他感到无所适从，一次，粉丝给他刷了价值约500元的礼物，他有点不好意思，“我也不会像其他直播的那样，别人刷礼物，一直说‘谢谢大哥’”。以前的他随心所欲，在平台上想到什么就发什么，现在，他承认自己变得拘谨了，只会发和东莞打工主题相关的内容。
2020年年末，他计划自己开车回老家，不走高速，像有人要重走长征路，去走一遍贵州遵义桐梓“72拐”，回味90年代初前几代拓荒者的苦与累。但导航自动帮他绕开了那段险峻的山路，绕道湖南，“像是一次自驾游”。他一个人走走停停，困了就在车上睡觉。全程1800多公里，历时5天，回到了四川南充老家。
在东莞，吕延武“看不到可以扎根下来的希望”。
东莞旧工厂的视频发出后，他的粉丝数量蹭蹭地涨。但随着年龄增长，他意识到自己的打工生涯也进入了瓶颈期。
2015年，国家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让“孔雀东南飞”变成“凤凰还巢”，吕延武看到有人在网上卖农产品，他想到自家的枸杞，或许也能通过网络销售。
“回家吧？”外出打工14年后，这个念头第一次悄然从心底冒出。而事实是，如果继续留在东莞，自己永远是一个异乡人。“认命了。”他说，“以前想着要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现在又回到原点了。”
2019年，吕延武（左）在甘肃老家的枸杞地。（受访者供图）
最终他还是回了甘肃老家，在抖音上卖起了枸杞，收入与打工相当。这是他以前从不敢想的事。村里人并不知道吕延武在抖音上的走红，在他们眼中，吕延武已过而立，仍未成家，外出打工15年，却只带回来了一堆书，是“落魄回家”。他自己也承认：“如果按照世俗的成功来看，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2019年5月，离开东莞的那一天，吕延武用手机镜头记录下自己住了4年的出租屋。这间位于东莞东城的小房间，房租每月180元，吕延武把它称为“红别屋”，床边挂着自己的书法作品，上面写着“平等”两个大字。
“我从一场做了十几年的梦中醒来了。”吕延武说。提及往事，他不时发出一声笑。
现在，他一心想着如何卖好自家枸杞，打算来年农闲时再到东莞一趟，和老朋友侯国安共同创作一些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段子。
他寻思着，如果抖音上的粉丝能再涨一点，他家的枸杞，也许就能卖得更好一些。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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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双双下岗后，为了挣钱买房，我们全家出国打工
郝建军/口述
Rain/撰文
我叫郝建军，天津人，今年59岁。在国内，这个年纪的同龄人大多已经儿孙绕膝，开始享受晚年生活，而我和丈夫依然在离家万里之外的地方打工。
过去十几年，我们俩一直待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我做保姆，他当大厨，一起靠双手劳动赚钱。
出国时我们身负债务，只能不停地挣钱攒钱，后来拥有了人生第一个100万、第二个100万，不仅在老家买了两套房一台车，还帮儿子娶了媳妇，让全家人过上梦寐以求的好日子。
疫情前，我和老公在欧洲海边旅游。
小时候的我，也曾有过优渥的生活。我出生在天津一个条件中上等的工人家庭，父母都是15岁进的国营企业，母亲在无线电厂当工人，父亲在织布厂当车间班长。
他们俩门当户对，1958年结婚后便住进了父亲单位分的一间房子。生下我们仨姐弟后，父母每月工资能攒下100元，这笔钱足以让一家人生活得宽足。
自我记事起，家里就整齐地摆放着大衣柜、缝纫机，门口还支着一辆二八弯梁自行车，父亲经常用它载着我们走街串巷。
每年过年，母亲都会给我们仨买大红棉袄；到了夏天，别的小孩只能吃三分钱的普通水冰棍，我和弟弟吃的都是一角钱的奶油冰棍。
上初中时的我，吃喝不愁，人也活泼外向。
高中毕业后，我凭借父亲在织布厂积攒的人脉资源，被介绍进厂里当了一名挡车工。这个岗位不算累，我负责看管几台织布车，缺点是要一直机械性地重复劳动。不过在那个年代，能在这类一线岗位上争当劳模是件很光荣的事。
22岁时，我和天津毛毯厂的一个帅小伙交上了朋友。他一米八，长得一表人才，对待感情很专一。虽然那时候他工资不高，家里还有4个弟妹要养活，但我执意要和他结婚。
父母一开始都反对这门婚事，最后还是架不住我的倔强坚持，只得答应。丈夫娶我时拿的800元彩礼，还是他父母找亲朋好友七拼八凑才借来的。
婚礼过后，我们这对新人便和公公婆婆一起挤进了公家分的30平米小公寓。我们住里屋，公婆住外屋，条件虽有些艰苦，但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很温馨。
出嫁前我们家拍的全家福，后排最右边的是我。
怀孕八个月时，我为了补贴家用，依然坚持在车间上班。五台织布机需要我来回巡视换梭子，我时常倚着机器拆布，或是趴在桌子下接缝纫机的线。那时正是冬天，肚子里的孩子会因为贴到机器的冰冷铁板而乱动，我稍稍摸摸肚子安抚一下，孩子就乖乖不动了。
生完孩子后，我歇了56天产假，紧接着开始一边带孩子一边上班。挡车工干了没几年，我因为能写一手好字被领导赏识，调到办公室当上了统计员。日子依然是平平淡淡、简简单单。
工人时期的我，这是去北京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前留影。
直到历史大潮席卷而来，我才意识到自己也成了被裹挟着前进的浪花。1995年，我成了下岗工人的一员，打包好个人物品后，心情沉重地从工厂回了家。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我不得不四处奔波赚钱。我在百货大楼卖过灯饰品，因为效益不好没干多久就辞职了，之后又辗转来到一家台资食品加工厂工作两年，边上班还边织围巾卖，尽可能地挣钱补贴家用，手头总算宽裕了点。
儿子6岁大时，我一边照顾他一边在百货大楼做销售。
可轻松日子没过多久，老公也在国企大裁员的热潮中被拍上了岸。他很能吃苦，下岗后什么都愿意干，当过的哥，开过拉土方的大卡车，为挣钱养家到处跑。
那时刚进入二十一世纪，正是报业的黄金时代，看报纸的人很多很多。母亲退休后一直在给邮局卖报纸，看着三姐弟当中属我们家过得最辛苦，她想着做报纸生意能轻松一点，就执意让我去竞标报亭。
在她的建议下，我成功招标到天津市第四医院门口的一家小报刊亭。那里人流密集，开业后生意果然很好。
我印象最深的是2001年美国发生了轰动全球的911事件，大家都挤在报刊亭交钱预定第二天的报纸，报纸成了大多数普通人认识世界的窗口，一来就脱销。
在平时，一块五一份的足球报和中国体育报是最畅销的，《读者》《青年文摘》《故事会》这些杂志也很受追捧，往往摆出来没几个小时就要补货。
为了不断货，我有时候凌晨三点多就徒步从河西区走到南开区进货，一边肩扛着大部头的书和杂志，一边手拎着热乎的新报纸。等我走回报亭时，天都麻麻亮了。
我有事或者接孩子的时候，妈妈就会来帮我看摊。
每个月，我靠经营报亭有1500元进账，老公开夏利开出租车能挣2000元左右 ，日子过得也算可以。后来儿子职校毕业进钢厂当了技术工人，一想到他没几年就要娶媳妇了，我和老公就很发愁。
我们五口人已经在30平米的小家挤了二十年了，我实在不想让下一代人继续过这种窘迫的生活。
守报亭的时候我养成了看报纸看杂志的习惯，也一直在留意有什么挣钱的好办法。有一阵子我经常能看到有关国外的一些新闻，其中有不少在外打工留学的故事。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出国务工群体。
报亭经常有形形色色的人驻足，一些从国外打工回来的人会来我这儿买电话卡，他们穿得很高级，看上去神气十足，有的开着大奔，据说还住上了单独的小洋房，看得我很是羡慕，也有了去国外打工的想法。
2005年 ，眼看着报亭生意逐渐饱和 ，跑出租也挣不下什么钱，老公等不住了。他打听了一番，相比热门的英国美国，去西班牙打工的成本要低很多，而且有天津老乡在那边能帮上忙。于是凑了三万，又找亲戚借了三万，找中介办了西班牙签证，决心出国挣个买房钱。
老公第一次出国时的往返机票，至今还保存完好。
出国前 ，老公专门花三个月时间学习了制作日本料理的方法 ，希望靠这一技之长讨生活。到达马德里后果然很顺利，他很快就在老乡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家中餐厅。不过初来乍到，他只能从底层刷碗工干起。
每天从中午十二点干到晚上十二点，老公一直接触洗碗液，洗得手都发白起泡了，皮也磨破了。好在回报让人很满意，那时欧元的汇率比现在高，每个月700欧元工资，就相当于国内7000多！坚持干了一年，老公便还清了出国前的借款。
后来他从中餐馆跳槽到日料店当了厨师，一个人挣的比以前我们俩一起挣的都多。2007年2月，我毅然关闭6平米的报亭。母亲资助了我几万元，我又向好友借了几万才凑够找中介办签证的费用。
那一年我45岁，告别刚刚进入社会开始工作的儿子，满怀斗志地坐上了飞往马德里的飞机，一心憧憬着和老公赚大钱，帮儿子买房。
下飞机后，我跟着老乡去马德里街头参观。
我没有很高的文凭，更没有一技之长，无法靠才华吃饭。但我吃苦耐劳，愿意做脏活累活。到达马德里后，我经人介绍后去一位中国浙商家里当起了保姆。
这位浙商在马德里市中心开了三个福袋礼品批发店，我每天的工作是给老板一家三口和店里的五名员工做饭，还要打扫屋子，每个月工资1100欧元。而熬成大厨的老公已经在拿1500欧元的月薪。
除去每月花销，我们一年攒下的钱就相当于20万人民币。
在浙商雇主家里，我一干就是14年。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雇主家的批发生意逐渐萧条，为了节约成本，他当机立断关停了一家店，辞退了两名工人。老板娘后来亲自出马，既谈合作又干杂活，慢慢稳住了生意，否则我也有可能被辞退。
我那时住在批发市场二楼，和雇主家8岁的小孩睡上下铺。他每次半夜上厕所，我都会起床给他开灯，天天给他做营养餐，始终尽心尽力地照顾他，看着他一点一点长高。
我和雇主家人一起去郊游，聊天谈心，亲如一家。
因为我干活实在，雇主一家都把我当亲人，逢年过节会给我发红包，在我生日的时候还给买蛋糕，给我包一个500欧元的大红包，围在一起为我唱生日歌。
孩子各个阶段的毕业典礼，雇主一家也都会带我一起参加，陪孩子拍集体照，喝香槟庆祝毕业。在老师点名表扬小孩时，我也湿了眼眶，就像是自己的孩子得了荣誉。这份难得的感情，得以让我在异国他乡也能活得很开心。
这是我51岁生日的时候，雇主一家人给准备的蛋糕。
不过和国内相比，我出国后的生活还是比较单调，除了上班赚钱，很少像国内一样走亲访友。我的日常也和很多在外打工的同胞一样，因为语言不通而备受交际方面的困扰。
我只会去华人开的中餐厅吃饭，要不就是去说几个数字就能取餐的麦当劳、肯德基，并没有太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
最倒霉的时候，我还遭遇了抢劫，差点丢掉性命。那是2011年的一天，我下午三点多搭乘地铁回郊区别墅打扫卫生，刚下地铁口就感到脖子一紧，瞬间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躺在角落里的我被好心人叫醒，才回忆起到自己被抢劫了，一个名牌挎包以及放在包里的签证、别墅住家钥匙全都被拿走，报警之后也没有找到。
经历过这次抢劫后，我长了教训。再走这条街时，我就只提着塑料袋，天黑走夜路，我每走几步就回头看有没有人跟踪。
后来晚上再出门，无论是干活还是闲逛，我都很少再背包。
总体来说，我在西班牙的前五年过得还是比较顺，每天忙于打工攒钱，时间过得很快，钱攒得也很快。2011年回国看望亲人时，我和老公已经攒下了100万人民币。
一回天津，我们就带着全部积蓄在市郊津南区买了一套120平米的商品房。虽然位置有点偏，但空气很好，总算让一家人有了安居之所。
我们给家里老人带了红酒和新衣服，还请亲朋好友去吃了顿大餐。大家看到我们俩夫妻都很羡慕，他们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发达了，之前还担心我们会不会客死异乡呢。
我和老公第一次回国后，在一家高级餐厅请客吃饭。
同年，儿子也经我好朋友的介绍，来到西班牙的一家服装批发市场打工。这实属无奈之举，儿子在国内工厂干技工时，一个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来西班牙之后月薪有1500欧元，直接涨了10倍！累是累了点，但这三年是我们一家攒钱最快的时间，聚在一起也没那么想家。
三年后，儿子到了该谈朋友结婚的年纪，再三考虑过后，他决定回国找工作恋爱结婚。在国外打工钱是挣得不少，但朋友圈实在太小，迟迟交不到女朋友也很让人头疼。
回国后，儿子成功应聘到一家日资企业工作，月薪六千元，工作稳定，算是有了结婚的条件。
但儿子住在我们郊区的房子离上班的地方太远了，考虑到他将来结婚不方便再和父母一起住，我和老公又在市区买了一套90平米的小户型，交完110万首付，还剩下69万贷款慢慢还。
我们家精装修的房子，儿子的那套现在也快装好了。
我和老公一直觉得，住在有房产证的房子才有安全感，才算有属于自己的家。买完房子，我们老两口又回到了西班牙，此时家里已经有了两套房子，整个人好像都比以前更有底气了。
忙碌打工之余，我和老公也一改往日节俭作风，时不时玩个浪漫，把生活过得小资一点。有空聚在一起过周末的时候，老公总会给我送礼物，像CK的镯子、寇驰的包包、古驰的围巾，这些名牌他都有买给我。
这些在国内动辄上万的奢侈品，在西班牙的价格其实并没有那么昂贵，像CK的镯子也才不到200欧元。
都不忙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附近的旅游景点逛逛。平时我们俩都挺忙，我在雇主家，他在日料店，租的房子我也比较少去，经常是他一个人住。
为了省钱，我和老公只租了个9平米的小房间，房租每月300欧元。
自从儿子回国后，我们每年春节又和以前一样去雇主家过。他们总会邀请一大帮亲朋来别墅聚餐，像农村摆流水宴席一样热闹。
我总爱守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每次听到主持人说：“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台湾同胞、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向全世界的中华儿女拜年啦”，我的眼泪都会夺眶而出......
十几年异乡漂泊，我何尝不想回家呢？无非是想让下一代过得更好些。每次一想到儿子，我就不觉得有多累了。
2018年9月16日，我终于等到了儿子结婚的大喜之日。我给儿媳妇买了国外的项链手镯，还给他们买了一辆轿车，摆了11桌酒席，让儿子风风光光娶了媳妇。
儿子结婚典礼上，他们从我面前经过时我拍了这张照。
完成了为人父母的任务，我和老公如释重负，但荷包似乎又空着了。我们本可以安度晚年，但怕70多岁时走不动，生大病没钱治，思前想后还是决定返回西班牙，再干三年赚够养老钱就退休。
谁知，2020年一场疫情突如其来，西班牙的经济受到了重创。“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浙商雇主家的生意基本垮掉，一家人没事做都在家呆待着。老板辞退了仅剩的三名员工，生意依然不见好转。
看着雇主家亏损严重，我决定主动辞职，他们也没有办法，无奈又抱歉地跟我许诺：“等我们生意好了，再把阿姨请回来。”
疫情期间，马德里封过几次城，街头人也少了很多。
没了工作之后，我在家休息了几个月，虽然外面疫情严重，但我一不干活就闲得发慌。到了六月，我实在坐不住了，在网上找了一份为单亲妈妈一家当保姆的工作。
奈何去了之后，工作范围大大超出了想象，我既要照顾雇主家的老人，还要照顾小孩，批改作业。
疫情最严重时，那位单亲妈妈还飞去国外游玩，后来真的感染了新冠肺炎......
为了一家人的安全，她主动要求隔离。我虽然很害怕被感染，但也清楚她家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所以没有立即辞职，一直干到她身体康复后才离开。
我在雇主家的小单间，桌子上面有保温杯和感冒药，那段时间很注意身体有什么症状。
今年1月18日，我突然接到浙商老板妹妹的电话，说他朋友家的姐姐需要保姆照顾双胞胎，想请我过去照看。因为是熟人，我便一口答应下来。
他们家的别墅很大，有三层楼，我和老板娘每天都需要轮流做饭看孩子，我还要打扫三层楼的卫生，每天爬上爬下。或许是岁数大了，身体素质大不如前，我的膝盖经常又酸又疼。
老公知道后很心疼我，一个劲儿地劝我歇歇。儿子原本不太擅长表达，如今也会打电话关心我的身体状况，叮嘱我尽力而为，不要拿身体去逞能，说他工资虽然不高，但赚钱养我没问题。
膝盖疼痛加重后，我去医院接受了手术治疗。
听着老公和儿子的暖心话，我很欣慰，但我已经像个陀螺一样转了一辈子，想闲也闲不下来，还会坚持继续做保姆。
我知道自己到了该退休的年纪，留在西班牙的日子也不多了，所以格外珍惜现在的每一天，有空的时候尽可能去更多地方走走看看。
从去年底开始，我还学着拍起了西瓜视频，没事讲讲这一路走来的故事，跟网友分享分享国外的见闻，生活也不像以前那么单调了。
我离60岁还有一年，艰辛的十五年打工之旅就快收尾了。等回国之后，我要好好享受辛苦打拼换来的安稳。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皆由主人公本人口述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