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二年奇案背后的人性之恶 | 短史记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桩乾隆时代骇人听闻的奇案。
这个案子记载于全士潮的《驳案新编》。全士潮生卒年不详，家乡籍贯不详，乾隆年间做过刑部司务厅司务、陕西司主事等职。所以有机会获得一手司法档案，编成《驳案新编》一书。
案子发生在广东的陆丰县，时间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
据两广总督杨景素的奏折，案情是这样的：
陆丰县有一监生，名叫郑会通（又名郑文焕）。家中有兄弟七人，早已分家析产，各过各的。其他兄弟皆能自求温饱，只有郑会通，“平日游荡好讼，将所分田产销化殆尽”，然后便屡屡向亲兄弟和堂兄弟们借贷，借不到便“心怀忿恨”。
乾隆三十七年，黄应元、陈德芳、颜景高、黄若能等外族之人联合向郑会通逼债，共计番银二千三百圆。郑还不起这笔钱，于是经“中证公议”，郑的田园粮房被估价为“银一千三百圆”，由黄应元等人拿去变卖抵债。郑会通对黄应元等人心怀忿恨，遂与自己的好友周维玉（身份是惠州府碣石同知衙门书办）商议，由周代写了诉状，于同年十月，以郑会通之母蔡氏的名义，向县衙控告黄应元等人“诱赌占产”——也就是设局诱惑郑会通参赌，然后一起作弊让郑输了个倾家荡产。
孰料，郑母蔡氏知道此事后，指派了次子郑会寅带着文书前往县衙，说“诱赌占产”的诉状不是自己写的，与自己无关，是“冒名捏控”。县衙于是“传同教官将郑会通责处”。
到了乾隆四十一年三月，郑会通又因借了堂弟郑会坤兄弟“番银二百六十圆”还不起，被郑会坤斥责侮辱。郑会通又去找到周维玉商议，以“侵吞粮银”的罪名，将郑会坤告在了碣石同知衙门。没成想，这次又是郑会通之母蔡氏站出来，向衙门讲述事情始末，将案子给撤销了。衙门还判决郑会通必须立即想办法偿还欠郑会坤的银两。
因另一个堂弟郑会贞在冲突中支持郑会坤，斥责了郑会通，四月份，郑会通又把郑会贞给告到了同知衙门。理由是郑会贞原本姓彭，是其叔郑伦锦从外面带回来的养子，没有资格待在郑家继承资产，应将其逐回彭家。这次也是周维玉帮着写的诉状。然后，郑会通的母亲蔡氏再度出马，先是责骂郑会通挟嫌报复，然后让四儿子郑会礼带着文件，与族长郑伦伯等人一起前往衙门支持郑会贞。结果郑会通又输了官司，再次被“发学戒饬”。
到了乾隆四十二年八月，郑会通实在是“贫无聊赖”，穷得过不下去了，便想将自己居住的那部分“公屋”给卖了。郑氏族人，包括前面提到的郑会坤、郑会寅等全都不同意。郑会通觉得自己无路可走，也不想让这些阻挠自己卖屋的族人好过，遂决定搞出一场惊天大案，让所有得罪过自己的人都去死。
杨景素的奏折如此描述郑会通的作案经过：
于是，乾隆皇帝做出了新的判决：郑会通、周维玉仍维持原判；但郑会通既然忍心以“大逆”这种罪名来诬陷自己的兄弟，可见他蔑视天伦，与亲人之间的恩义早已断绝，所以可略作变通，不连坐郑会寅这些人——“此案除逆犯郑会通之妻子，仍照大逆缘坐律定拟外，其本被该逆犯倾陷之郑会寅等，著与讯明之无干人众，一并省释”。
⑤《清高宗圣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1-1452页。
=======================================================================================
请不要再污蔑写下「锄禾日当午」的那个唐朝诗人 | 短史记
请编辑说一说《悯农》的作者李绅。他做了官之后奢侈无度，喜吃鸡舌，一顿饭要杀三百只鸡，只用鸡舌，鸡肉鸡毛堆积如山；还用栽赃陷害的手段打击政敌制造冤案。这些是真的吗？
一、子虚乌有的“吃鸡舌”
先说“喜吃鸡舌”。
对当代人而言，李绅其实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历史人物。若非他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长期被收在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恐怕没多少人会知道他。
图：最新版小学一年级上册语文教材中的《悯农》诗
粗略检索可以知道，李绅在中文网络世界被人指责“好吃鸡舌”，大约始于2010年前后。如下图所示，以“李绅 鸡舌”为关键词，以“2010年8月31日之前”为搜索时段，只得到了两条相关结果，且是刊发于《西安晚报》的同一篇文章。该文称：
图：检索“李绅 鸡舌”的结果
遗憾的是，经过十余年的流传，到了今天，虽有无数的中文报纸、杂志、自媒体乃至学术专著，已将“李绅为了吃鸡舌一顿饭要杀三百只鸡”当成信史在传播，但它们无一例外，均给不出具体的史料来源，仍只能模糊地声称“据史书记载”云云。下图所示，一出自2015年出版的某《中国饮食思想史》，一出自2016年出版的某《中国古代建筑文献集要》。前者不做丝毫考据，原文照搬前引《西安晚报》文章。后者也未寻到具体史料来源，遂以笼统的“史载”二字聊作应付。
如此这般，自然是因为，“李绅喜欢吃鸡舌”是一桩子虚乌有之事，本就没有任何史料记载。
图：学术著作中的不加细考
究竟是谁第一个捏造了“李绅喜欢吃鸡舌”这段故事，已很难考据明白。据笔者推测，这则谣言的发生逻辑，很可能是这样的：（1）清初文人褚人獲的笔记小说《坚瓠集》里记载，北宋宰相吕蒙正“喜食鸡舌汤，每朝必用”，以致于其后花园中鸡毛堆积成山。（2）某位当代人对《坚瓠集》里的这段故事存有一种模模糊糊似是而非的印象，将它误植在了李绅的头上。
褚人獲《坚瓠集》的原文如下：
大意是：吕蒙正没中科举之前，家境极其贫寒。做了官富贵之后，喜欢上了喝鸡舌汤，每天早上都要喝。某日他游花园，见到墙角有一座高高的山丘，就问是谁堆的。下人回复说：那是相公你杀鸡留下的鸡毛，你每天喝鸡舌汤，每顿要杀许多鸡，于是就有了一座鸡毛山。
其实，褚人獲的这段笔记里有一个大大的史实错误。包括吕蒙正在内的宋代官员，确实集体喜欢“鸡舌”这种东西，“含鸡舌”是当时的一种官场风尚。但此“鸡舌”并不是鸡的舌头，而是一种用来掩盖口气的香料。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说得很明白：
意即，鸡舌香不是鸡舌头，而是丁香。宋代中央朝廷有一个惯例，郎官们需要近身向皇帝汇报事务，所以他们每日里都要口含“鸡舌香”这种东西，用来掩盖口气，以免引起皇帝的不快。这鸡舌香也会作为一种治疗口气的药物拿去熬汤供人饮用，吕蒙正经常喝鸡舌汤，大约是因为他来自很底层，比较在意别人会因口气而看不起他的出身。
沈括还说，现在开封市面上卖的所谓鸡舌香，都是从乳香中提炼出来的，根本没有多少香气，“以治疾，殊极乘谬”，含着它们或者拿它们来煮汤，是治不了口气的。
二、扯淡的《赠李司空妓》
再来说一下所谓的《赠李司空妓》一诗。
这首诗常被人拿来与“喜吃鸡舌”之说配套，以证成李绅做了高官之后奢靡无度。一般认为，该诗的作者是刘禹锡，其原文如下：
有些文章，将这首诗解读成李绅安排舞女歌妓作陪招待刘禹锡，但“刘禹锡的苏州，此时正逢水灾，百姓正在水深火热之中……耿直的刘禹锡当然对眼前的歌舞情景异常反感。……刘禹锡此时再回头看看李绅，发现昔日那个写过《悯农》诗的李绅对着这花天酒地、歌舞升平的场景早已见惯不怪，这让刘禹锡非常痛心。”④
这类解读，其实全部属于脑补。
之所以这样说，原因也很简单：这首诗虽然题为《赠李司空妓》，但迄今为止并无确凿材料可以说明这个“李司空”就是李绅；而且《赠李司空妓》这个标题也是后人所拟，并非原诗所有。
唐代史料里，有两则材料记录了刘禹锡这首诗。一则来自唐人范摅的《云谿友议》。里面说：
按该史料的说法，刘禹锡参加的是杜鸿渐的宴会，地点是在扬州，与李绅并无关系。但杜鸿渐不可能邀请刘禹锡参加宴会，因为他死于769年，刘禹锡要再过三年才会出生。
另一则材料来自唐人孟棨的《本事诗》。里面说：
按该史料的说法，刘禹锡参加的是“李司空”的宴会，地点是京城。材料中并没有说“李司空”就是李绅（将之说成李绅，是宋代一些人的脑补），而且也不可能是李绅——刘禹锡“罢和州”回到京城是在828年。李绅自825年即一直在地方做外官，直到842年才回到京城，期间不存在什么“罢镇在京”的状况。鉴于李绅没有机会与刘禹锡在京城相见，有学者认为，“此处‘李司空’必非李绅”。⑦
综合这两则材料，比较确切的信息是：（1）刘禹锡确实写了一首内有“司空见惯”一词的诗，这意味着他所参加的宴会，主人是一位拥有“司空”头衔、或拥有相当于“司空”头衔的高官，至于这位“司空”姓什么，诗里面并没有说。（2）“断尽江南刺史肠”也好，“断尽苏州刺史肠”也罢，指的都是此事发生的大致时间，是在刘禹锡担任扬州刺史之后，也就是831年-834年这段时间。这两点信息，无法与李绅的履历合榫。
那么，以舞女歌妓作陪招待刘禹锡的“司空”，究竟是谁呢？一种比较可信的学术意见认为，他应该是当时的政坛大佬牛僧孺：“牛僧孺与刘禹锡交情较厚，‘司空见惯’为刘与牛事最合情理；牛僧孺生活奢侈，颇多声色之娱；牛于此前曾任兵部尚书（汉称大司马），节镇淮南虽未检校司空，但右仆射、同平章事之衔也可泛称司空，这些地方都是说得过去的。”834年，牛僧孺是淮南节度使，刘禹锡由苏州刺史改任汝州刺史，自苏州北上汝州，恰好必经扬州。刘前去见一见自己的老朋友牛僧孺，牛则以舞女歌妓作陪招待刘，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也唯有如此，诗中的“司空”、“苏州刺史”等元素才能成立。⑧
三、李绅没有制造冤案
最后再说一说所谓的“制造冤案”。
所谓冤案，指的是李绅晚年在淮南节度使任上查办了一名叫做“吴湘”的江都尉。据《旧唐书》的记载，这位吴湘“为部人所讼赃罪，并娶百姓颜悦女为妻，有逾恪律”，就是说，他被部下告发举报，罪名是贪污腐败和仗着官身强娶民女。李绅命观察判官魏鉶负责处理这个案子，最后判了吴湘死刑。
许多今人文章，将这个案件说成李绅结党营私、枉顾法律、打击报复：
这一指责，恰好将“结党营私、枉顾法律、打击报复”的主体完全搞反了。
对吴湘案，朝廷实际上有过两次中央层面的调查。第一次是淮南方面将案情审判结果上报中央之后。时值牛李党争，牛派的言官们认为李德裕素来憎恨身为牛党的吴汝纳，而吴湘恰好又是吴汝纳的弟弟，李绅则是李德裕的好友，所以“疑李绅织成其罪”，要求重新调查。于是朝廷派了御史崔元藻去淮南。崔元藻的调查结果是吴湘贪污腐败盗取钱粮属实，但强娶百姓颜悦之女一条有出入，颜悦做过节度使的“衙推官”，他妻子多多少少也有点士族身份，他们家不能算“百姓”。于是“计赃准法”，以贪腐之罪按律将吴湘给杀了。
需要注意的是，这位前去调查的崔元藻，并不是李德裕方面的人（否则牛党众人也不会同意这个人选）。崔既不愿得罪李德裕，也不愿得罪牛僧孺，虽然他的调查报告“与扬州所奏多同”，也就是和淮南方面的汇报基本相同，但最终仍因“无定夺”而引起了李德裕的不满，被从中央贬去了端州。所谓“无定夺”，大约是指崔做完事实调查之后，不肯拍板出具直接的判决意见，而是将问题推回给了李德裕——从崔的这种做法，也可见他并非李德裕阵营中人。⑩
再后来，朝中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李德裕失势，牛党众人又将吴湘案重新翻出来，搞了第二次中央层面的调查。这次调查由牛党一手掌控，其中也有那位对李德裕深怀怨恨的崔元藻。史学家岑仲勉对这次调查的定性是“无非周内锻炼以成德裕之罪而已”?，即事实本身并不重要，这是一次旨在将李德裕彻底打趴下的政治审判。
在这场政治审判当中，崔元藻放弃气节，更改了自己之前的调查结论。具体负责案件侦查的淮南观察魏鉶，在狱中饱受酷刑仍不愿污蔑李德裕，最后得了一个“贬死岭外”的结局。李绅此时虽已去世，也仍被牛党清算削去三项官身，且剥夺了其子孙做官的资格。
与今人不辨是非污蔑李绅制造冤狱不同，唐人范摅在《云谿友议》里说的却是：“李公既治淮南，决吴湘之狱，而持法清峻，犯者无宥，有尹、张之风也，狡吏奸豪潜形叠迹。”?
淮南百姓很怀念那位刚正不阿的李绅。
注释
①《有感于“悯农诗人”李绅“好吃鸡舌”》，西安晚报2009年12月8日。
②褚人獲：《坚瓠集·鸡舌汤》。
③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六药议》。
④网文：《唐诗闲读：“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⑤范摅：《云谿友议·中山悔》。
⑥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
⑦陈雪飞、王催霞：《也谈﹤赠李司空妓﹥一诗》，《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⑧尹占华：《唐宋文学与文献丛稿（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46页。
⑨网文：《写下悯农的热血少年，能原谅结党营私、贪污腐败中年的自己吗？》
⑩王炎平：《牛李党争考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2-84页。
?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第304页。
?范摅：《云谿友议·江都事》。
==============================================================================================
其实，古代的欧洲也有榫卯技术 | 短史记
作者丨陈慕谭
编辑丨吴酉仁
这两天，许多中国网民被一则“古代中国的榫卯技术已被韩国以‘大木匠’（Daemokjang）的名义成功申遗”的传言给弄愤怒了。传言称：
不过，《科技日报》很快便刊发了辟谣文章。内中引用了古建专家对中韩两国申遗文本的比对结论：
上述结论已将事情说得非常清楚，无需赘言。这里，笔者想谈谈另外两个与“榫卯技术”相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其实《科技日报》的文章也有涉及，结论也很明确，笔者只是再补充一些资料。
先说第一个问题。
所谓“榫卯”，通常的涵义是指“在相连接的两个木构件上采用一种凹凸处理的接合方式。凸出部分叫榫，凹进部分叫卯”。
榫卯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早。一般认为，距今约6000-5000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保存的干栏式木构建筑中，便有许多带有榫卯的木结构。②
♦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榫卯构件和构造示意图
同期的欧洲，也已出现了榫卯技术。下图是德国Altscherbitz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木结构水井。不难看出，该水井是用典型的榫卯技术组合而成的。该遗址于2013年被发掘，当时共发现了四口相似的水井。通过对保存下来的151块橡木木料进行分析，学者们得出结论，认为这批水井的年代约为公元前5469-5098年，也就是距今已有约7000年的历史。③
♦ 德国Altscherbitz出土的木水井，图片引自《考古学杂志》官网
在中国，榫卯技术后来大放异彩，成了中式古建筑中的核心技术之一，演变出多种多样令人叫绝的复杂样式。韩国、日本的榫卯技术，也应是自中国传入的。下图是北宋将作监少监李诫所著《营造法式》里的榫卯示意图。
♦ 《营造法式》里的榫卯示意图（部分），图片引自Internet Archive
西方的情况也是如此。古罗马人曾在建筑与家具中大量使用过榫卯技术。下图是密歇根大学1924-1935年间自古罗马城镇Karanis中发掘出来的一批木制家具构件。由这些碎片不难看出，这批家具使用了典型的榫卯技术。此外，古希腊人也使用过榫卯技术。④
♦ 出土的古罗马家具构件，图片引自EIMAN ELGEWELY的论文
中世纪的欧洲木匠，同样大量使用榫卯技术。这种技术后来又由欧洲移民带到了北美大陆。Jack A. Sobon的专著《HISTORIC AMERICAN TIMBER JOINERY》中，便搜集有许多美国16-19世纪使用了榫卯技术的民房资料。下面这三张照片，自左至右再自上而下，分别是：（1）纽约州Altamont一所1820年代谷仓的榫卯梁；（2）马萨诸塞州Plymouth一栋17世纪使用了榫卯技术的民房；（3）马萨诸塞州Windsor一所1840年代同时使用了榫卯和铁钉的民房屋顶架构。⑤
♦ 美国16-19世纪使用了榫卯技术的民间建筑
下图，是《HISTORIC AMERICAN TIMBER JOINERY》一书依据留存下来的各种历史建筑，提炼出的榫卯结构示意图。不难看出，当时美国木匠使用的榫卯样式颇多，技术已比较成熟。
♦ 美国16-19世纪的榫卯技术示意图
再来说第二个问题。
所谓的“中国古建筑不用钉子”，其实是一种基于“中国古建筑以榫卯为主要技术”和“榫卯结构往往不用一颗钉子”这两个知识点，而脑补出来的错误认知。事实是，中国传统古建筑既以榫卯为主要技术，也大量使用钉子——包括铁钉、竹钉和普通木钉。
只要读过唐代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便不难了解这一点。杜牧在赋中描述他想象中的阿房宫，有这样一段文字：“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栗粒。”——那阿房宫，承重的柱子比耕地的农夫还多；架梁的椽子比纺织的女子还多；闪闪发光的钉帽⑥，比仓库里粮食的颗数还多。
“钉头磷磷”四字，意味着在唐代人的认知里，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是要大量使用钉子的，而且必须是铁钉。竹钉和普通木钉不会有“磷磷”的效果。
此外，只要真的读过著名的《营造法式》，也会知道，钉子的使用是中国传统古建筑修造技术的一个重要部分。该书卷二十八专门谈如何“用钉”。内中有椽钉、角梁钉、飞子钉、大小连檐钉、白版钉、葱台头钉、猴头钉、卷盖钉、圆盖钉、拐盖钉、两入钉、卷叶钉等诸多名目。这些钉子可以用铁做——早在战国时期的燕下都遗址中，便已发现了铁制瓦钉，也可以用竹子或普通木头做。总之，钉子对一栋传统古建筑而言，必定是不可或缺的。
♦ 《营造法式》里的各种“钉”
最后再澄清一个广为流传的错误说法。该说法称，“故宫的建筑都是由木头搭起框架，并采用一种称为榫卯的结构来连结，上面没有一根钉子”⑦。
实则紫禁城的建筑也使用钉子，只是这些钉子从外观上不太容易见到（并不是见不到）。据蒋博光回忆，1956年组织专家修缮故宫西北角楼时，对原建筑进行调查研究，便发现“凡用钉处皆为特制的合金方钉，锉磨光滑”，“角楼所用大木均为楠木，制做手法精细，虽一升一斗，一榫一卯的微小部分，都刮刨光滑，严丝合缝。结合部位用了合金的方钉，打磨光润并非常精致，为了防腐锈涂敷了桐油”⑧。最后修复时“虽一钉一卯的做法亦照原式成做”。
♦ 紫禁城的瓦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