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北京城已被沙尘暴困扰了八百多年 | 短史记
说一说古代北京城遭遇过的沙尘暴。
金朝海陵王贞元三年四月，也就是公元1155年5月前后，北京城进入了一种“昏雾四塞，日无光”的状态，一共持续了十七天之久①。这或许是北京地区遭遇严重沙尘天气侵害的最早记载。金朝的史官之所以会注意到这一点，并将之载入史册，是因为金主完颜亮刚刚决定将都城从上京迁至此地。
迁都之后，北京城的气候并未得到改变，反似有恶化。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三月，史书中出现了“雨土”的记载，尘土犹如下雨般从天而降。这种事情，在大定二十三年（1183）的三月和四月份，又出现了两次。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史书之所以会特别记载“雨土”之事，并不是基于对气候变迁的关注，而是“雨土”在天人感应的迷信框架内，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涵义，即京房《易传》里所谓的“百姓劳苦，则天雨土”。这也意味着，那些够不上“雨土”级别、却更常见的风沙气候，是很难被史书记录的。
♦ 2021年3月15日，中国北方遭遇了近十年最强沙尘暴。据专家解释，这次沙尘暴的起源，主要是在蒙古国戈壁沙漠的中部和南部，以及内蒙古的中部和西部沙漠。
进入元朝后，北京城继续被沙尘暴困扰。
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二月遭遇的是“雨土”，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三月遭遇的是“雨霾”，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三月和至顺二年（1331）三月遭遇的是“雨土霾”。无论是“雨土”“雨霾”还是“雨土霾”，所指都是尘土如雨水般降落的剧烈沙尘暴。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四月的情况最为特殊，史书记载称“京师天雨红沙，昼晦”，显然这是一次烈度更高的沙尘暴，铺天盖地落下来的既不是土也不是霾，而是沙子，而且是红色的沙子（这或许是因为沙尘的源头存在红壤）。
元代北京城的沙尘暴，与建设元大都时对周边地区森林的疯狂消耗有直接关系。虽然楠木、檀香木等珍贵稀有木料主要来自外地，但常规木料则不可避免地要大量取自京城周边。为了方便砍伐西山的木料，郭守敬还主持疏通了永定河中游的河道。除了修筑皇城，城内的寺院、衙门等建筑，也要耗费大量木料。如1280年修建圣寿万安寺，便派出军队四千人自北京周边砍伐了58600根木料。此外，京城日常的燃料消耗多取自周边，同样不是小数目。这些消耗综合到一起，结果便是元代成了“促使北京周边地区森林植被发生明显转折的时代”。
明代北京城的沙尘暴，较之金、元两代更加严重。这与朱棣为迁都北京城而进行的大规模建设有直接关系。据翰林院侍读邹缉当年的奏折，朱棣的北京城修筑工程搞了近二十年，“民以百万之众，终岁在官供役”，多达百万的青壮年，常年在工地服劳役。吏部主事萧仪则说，他的家乡江西乐安，自永乐四年开始，无论贫富、无论家中壮丁多少，已全被抓去武夷山里，为修筑紫禁城伐木。壮丁们死在山里之后，接下来被抓的便是女人与孩子。遥远的武夷山地区尚且如此，北京周边森林植被遭受破坏的情况，自不难想象。朱棣重修三大殿时，便“有巨木出于卢沟”，即是自北京周边大规模砍伐树木。
朱棣之后，明朝的皇帝们继续大兴土木。仅万历皇帝一人，自万历十一年修筑天寿山皇陵开始，至万历四十六年修乾光殿止，北京城内便可谓年年皆有大型土木工程。其中万历三十一年筹修三大殿，摊派给贵州的任务之一是“采办楠杉大木”12298根，合银107万余两。摊派给湖广的楠杉任务，合银约420万两。湖广、贵州、四川被摊派的楠木任务，合计约930余万两白银。大楠木自外省千里迢迢运来，常规木料自是从北京周边取用。大楠木的需求数量如此之多，常规木料的规模只会更大。
权力无节制的取用带来的疯狂砍伐，甚至还影响到了明朝的边防安全，隆庆年间，便有大臣庞尚鹏上奏说，北京周边的蓟州和昌平一带已因为无节制砍伐导致“蹊径日通，险隘日夷”，森林消失后蒙古骑兵便可长驱直入。庞说，发动军民植树造林以巩固边防，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于是，有明一代，几乎每年春天，北京城都要遭遇严重的沙尘暴。比如：
有学者统计称，自《明实录》中有沙尘暴记载的1441年算起，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204年里有97个年份出现了沙尘暴天气。若考虑到传统史书记录气候异象的主要动力，是“天人感应”的政治迷信，常规的风沙天气显然是失记的。说有明一代，北京城年年被风沙困扰，绝非夸张。由前文提到1468年天坛与地坛的外墙所阻挡的风沙已与墙体齐高，也可大略推知明代北京城沙尘暴的严重程度——天坛与地坛是皇家禁地，其墙体高度一般是超过3米的。
年复一年持续不断的沙尘暴，让那些相信天人感应的明朝读书人和士大夫，也渐渐麻木了下去。一般的“雨土”“雨霾”已不再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关注。只有那些程度非常高、有特殊现象出现的沙尘暴，才会进入到明代京城读书人和士大夫的视野，被他们记录下来。
比如，成化六年（1470）二月清明节的沙尘暴被《万历野获编》记录了下来，是因为这场沙尘暴“下雨如血，天色如绛纱，日色如暮夜，空中非灯烛不能辨”。万历四十六年（1618）春天的沙尘暴，之所以会被大学士方从哲拿到朝堂上说事，是因为这场沙尘暴“黄尘蔽天，日色晦冥，咫尺莫辨”，还出现了“电流如火，赤光照地”“自宣武门至正阳门外约三里余，河水尽赤，深红如溃血，经月乃止”的怪象（很可能与沙尘的成分有关）。
清代北京城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尽管有学者认为清代的沙尘暴频率和强度已远不如明代，且认为这是“清代处于冬季气候逐渐由寒冷向温暖转变的时期”所致。但翻看清末重臣、帝师翁同龢的日记，仍可见到沙尘暴对北京城的频繁肆虐。比如：
类似的记载，几乎见于每年春天的翁同龢日记。1884年春天，慈禧发动“甲申易枢”将恭亲王奕?逐出中枢，便是在“大风起，沙翳天暗”“尘土眯目”中实施的。1898年6月，翁同龢被光绪皇帝逐离京城，该年4月2日，他的记载是“大风扬沙”；4月3日，他的记载是“大风，尘土蒙蒙”。
♦ 晚清的北京人遇到沙尘暴，大约也是这种情形
类似的记载，也见于晚清来华的西方人士。
1864年4月26日，刚刚抵达北京的德国领事拉度维茨在书信中写道：“从通州又骑马奔波三小时，最终抵达古老皇城的巨大城墙之下……不过（我们）还暂时无法消受这座城市，因为沙尘暴的关系，我们白天根本出不了门。我们在白河上已领教过裹挟着黄沙的大风，它几乎把老船撕成了碎片。”
1891年3月22日，德国驻华使馆翻译生佛尔克在书信中说：“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又不好了，虽然不是很冷，但是风沙却很大。对于散步来说，街道上的尘土原本就已很厚了，现在尘土都盖满了墙壁。这种沙尘暴是从蒙古的沙漠里来的，大多要刮好几天。它们无孔不入，哪怕在密闭的屋子里，所有的家具仍然蒙上了厚厚一层土，甚至手绢上也是一层土。……我在想，下个月大概会好起来的。”
1897年1月，德国驻华公使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北京街道的物理反应，如同让我亲吻一个对我来说十分恶心的人。……天上刮着可怕的沙尘暴，屋外的严寒冻彻心骨。”
也就是说，若从1155年金朝海陵王贞元三年的“昏雾四塞，日无光”算起至今，北京城其实已被沙尘暴困扰了超过八百年。
⑥（德）海靖夫人：《德国公使夫人日记》，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9页。
多图直击|北京今年最强沙尘来袭 空气质量已达严重污染
△ 3月15日，什刹海，沙尘中，三轮车从桥上经过。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 摄
3月15日，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黄色预警，受冷空气和蒙古气旋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新疆、内蒙古、山西、陕甘宁、东北、京津冀等地区正经历来自蒙古国的沙尘天气，这是近10年以来我国遭遇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沙尘天气过程。
据北京市气象台消息，截至15日7时，北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500，污染级别为6级，已达严重污染标准。新京报记者在北京记录下这不多见的天气现象。
丰台方庄
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 摄
大兴亦庄
新京报记者吴江 / 摄
西南四环
新京报记者浦峰 / 摄
大兴天宫院
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 摄
东四环
新京报记者王贵彬 / 摄
东五环
新京报记者陶冉 / 摄
小红门
新京报记者王飞 / 摄
北四环
新京报记者李凯祥 / 摄
鼓楼
新京报记者王贵彬 / 摄
预计本次强沙尘过程在今日白天仍将持续，提醒相关地区公众要关闭门窗，做好防护，避免沙尘对眼睛和呼吸道造成损伤。
-The End-
摄影：新京报摄影部
编辑：李凯祥
蒙古国的污染有多重？
摄影：BAMBOO DRAGONFLY
3月15日清晨，中国北京已出现明显沙尘天气，大部分地区能见度小于1000米，空气质量处于最高一级严重污染，指数达到500。北京环境监测官微发布，据沙尘遥感图显示，此次沙尘源起于蒙古国南部。
那么你知道蒙古国污染有多重吗？
摄影：Alessandro Grassani
被称为“蒙古国唯一大城市”——
座落于狭长山谷的乌兰巴托，
拥有近150万居民，
差不多占蒙古国一半人口。
这里绿草如茵、蓝天白云？
不，
实际上乌兰巴托的另一面，
是“黑色”的。
现在的乌兰巴托，
有时白天像黑夜般不见天日，
已成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之一。
Bayankhoshuu是乌兰巴托空气污染最严重的社区之一，傍晚的空气混浊不堪。
在这个地方，
手持空气检测仪上的数据
是正常数值数10倍；
PM2.5参数曾一度暴涨，
是世卫组织推荐安全上限值133倍。
“婴儿刚出生就呼吸着糟糕的空气，
PM2.5高达600微克每立方厘米
——这是允许上限的24倍。”
撰文：BETH GARDINER
摄影：MATTHIEU PALEY
一名身患肺炎的两岁女孩躺在重症监护室内，身上布满管子。她前额的炭黑印记是妈妈抹上的，据说能驱除邪灵。
冬季，
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煤炉和发电站奋力运行着，
在保障人民生活的同时，
也带来阴魂不散的烟雾
和贻害众生的肺病。
有时烟雾太过浓厚，
以致乌兰巴托的人和建筑
看起来像变成了淡淡的“剪影”；
除此之外，
刺鼻的气味无所不在。
那些乌黑的气体
像魔爪一样掏入人的喉咙，
还飘入市中心楼宇大厦，
郊外靠近山野的苏维埃式公寓也被波及。
巴扬霍霍（Bayankhoshuu）地区的清晨，阳光在烟雾中艰难穿行。
导致空气质量恶化的源头之一，
便是煤炭产业。
但在乌兰巴托，
煤炭偏偏是人们熬过严冬的重要物资。
2009年和2010年冬天，蒙古国严冬极其寒冷，大约有八百万只牲畜被冻死，当时被称为“牲畜大劫难”。
摄影：Alessandro Grassani
“我的肺再也不健康了”
Dari Ekh，是离开乡村的牧民在城市郊区定居的地方。他们住在圆顶帐篷或者简易棚屋里，用煤炉取暖烧饭。
前年冬季，
蒙古国首都为了让孩子免遭有毒气体侵袭，
关闭学校达两个月之久。
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措施能有多大作用。
随着肺炎患者的增多，
医院早已不堪重负，
其中儿童患病数一直在冬季呈高发态势。
母亲调整着儿子的口罩，小朋友即将步行前往学校。
“我的肺再也不健康了。”一位名叫Ganjargal Demberel的医生在乌兰巴托东北部靠近山地的一处圆顶帐篷里说道，“几乎每个人都得了支气管炎等疾病，到冬天尤为严重。”
曾经在乡野游牧的牧民逐渐走近城市，他们在城镇寻找工作和教育的机会，同时在郊区安定下来，他们把传统的圆顶帐篷和木屋、砖房结合起来，搭建成新式家园。每个冬季，像这样的牧民家庭差不多要消耗多达两吨多煤炭。
乌兰巴托的电厂通过燃煤发电
此外，发电厂也是乌兰巴托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除此之外，公寓、超市和学校大多设有锅炉房，大量的羽状黑烟向空中不断散开。
寒冬地带的致命烟雾
乌兰巴托位于狭长山谷地带，
这样的地形，
会恶化本就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
在乌兰巴托的冬季，
像落入陷阱一般，
寒冷的污染空气受困于此，
温度较高的空气层停在上方，
持续压制下方污染空气的扩散。
乌兰巴托地形图
图源：维基百科
这并不是乌兰巴托所面对的唯一困境。
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举步维艰，
高海拔地区的干草原多风且贫瘠，
愈发不适合牲畜养殖；
与此同时，
乌兰巴托政府未能妥善安排迁入城市的牧民。
“我感到羞愧”
Purevkhuu Tserendorj的家庭在2015年由国外迁回乌兰巴托。刚搬回乌兰巴托时，它们被污染的空气吓得不轻。几天之后，年幼的小儿子咳嗽不止，不久患上肺炎。很快，她的另两个儿子也难以避免地咳上了。
一名清扫地面的工人戴着面具，尽可能过滤细小粉尘。
Purevkhuu不甘接受这样的生活现状，于是在互联网上召集愤怒的市民到市中心的苏赫巴托广场集会。正值12月，乌兰巴托气温降至零下18℃。Purvekhuu回忆道：“现场的妈妈们全部被冻麻木了。”好在这场运动开了个好头，人们一直在为此努力。
寒风凛冽，一名活动家站在乌兰巴托市中心的苏赫巴托广场上。
提炼厂的工人从火车上卸下煤块，满身煤垢。
Purvekhuu一家正在考虑再次离开蒙古国家乡。但Purvekhuu身为蒙古国空气质量民间行动的带头人，担心自己一旦离开，蒙古国政府会更加放任污染问题。但在乌兰巴托继续生活，把孩子置于危险境地，她也觉得愧疚自责。显然，坚守也不是出路。
铁轨旁，有时烟尘实在太多，完全淹没了卸货的工人。
“我们不得不阻止新牧民”
在Bayanzurkh地区的一家幼儿园里，一台空气净化器为午休的孩子们保驾护航。儿童在空气污染环境中极为脆弱，该幼儿园为每个班级都增设空气净化器。
早在十年前，圆顶帐篷地区就成了首都乌兰巴托的一部分，这几年更是发展迅猛。这些牧民所拥有的电力只能使用灯泡和少量电器，远远不够驱动取暖设施。
一个男人醉倒在地，身后是乌兰巴托之景。蒙古国首都人口正在增加，许多居民住在一个叫做仓颉区的平民窟里，而这个城市也在以不规则形状向外蔓延着。
摄影：Alessandro Grassani
最近，当地政府试图限制圆顶帐篷地区的扩张，新来的牧民要么购买、要么租用住宅，副市长Batbayasgalan Jantsan直言：“反之很抱歉，我们没法接受你。总之要避免增加新的煤炉。”他还表示，哪怕这项禁令被解除，也将通过收取费用来加以限制。
来自乌兰巴托独立实验室“绿色皇冠”的一名研究人员站在口罩样品旁边
“身陷囹圄”
除了限制新迁入的牧民，
政府还打算采用更高标准的煤炭，
杜绝使用低标煤炭作燃料。
在乌兰巴托的郊区Nalaikh，
那里的煤炉充斥着大量的低质煤炭，
如今当地政府认定这是非法行为。
乌兰巴托的市中心“埋葬”在浓密的烟雾中
Muhammad Ashimset年仅18岁，
却已从事3年的地下采矿工作，
每天连续工作12小时。
或许这些非法矿场很快就能被取缔。
在乌兰巴托的部分街道旁，成堆的煤炭等待着买家。这些煤炭大多来自城市郊区Nailakh的非法矿场。
但也有很多观察评论人士担心，推行精炼煤的举措未必能有效缓解目前的现状。采矿业监督机构“Oyu Tolgoi Watch”的负责人Sukhgerel Dugersuren认为，“不要再谈改善煤炭的质量，其实蒙古早就该摆脱对煤的依赖！”显然，当地政府从未有过这样的打算。“他们就像是整个系统的堵塞物。”
矿工穿越狭窄的矿洞隧道
当地矿工使用七拼八凑的设备器具，在危险恶劣的环境下为生存而战，飞扬的细微颗粒更是每时每刻都逃不脱的威胁。
“乌兰巴托已经受够了煤炭之恶，”
Sukhgerel痛恨说道，
“如果煤矿业得到持续投资和发展，
那么这座城市就会出现更多的燃煤发电厂，
空气污染不知何时会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