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父亲还是做舵把子：80年前的「袍哥杀女事件」 | 短史记
那是1939 年发生的悲剧。
哪怕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乡民们仍然记得那个残酷的画面：父亲在河滩上对女儿当众执行死刑。记录此事的沈宝媛说：“即使是在现在，思想还不甚开通的乡人看来，那做父亲的心，也未免过于狠毒了。”
故事发生在成都附近的“望镇”，一个不起眼却又十分典型的川西平原小乡场。
那里住着一户雷姓人家。男主人叫雷明远，虽然只是一个佃户，但他的另一重身份是当地袍哥的副首领，或者叫“副舵把子”，并非等闲之辈。这时，他的女儿淑清已经出落成少女了。念完私塾以后，没机会接受更高的教育，她就一直在家做女红。做女红是对传统中国妇女最基本的要求，哪怕已经快到1940年代了，父亲仍觉得，读书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那年，家里请来一个年轻裁缝做衣服，裁缝边干活，边和淑清闲聊。两人在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对，时间一久，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今天无从得知他们的关系究竟发展到什么地步，反正流言开始在“望镇”传播，“有人甚至还在传说着他们曾干过不名誉的事”。
流言传到雷明远耳中，他暴跳如雷，发誓要将这对恋人活捉严惩。雷的妻子——我们不知道她的本名，就按照资料记载的说法，叫她雷大娘——知道事情不妙，偷偷将淑清放走。其实淑清并不是雷大娘的亲生女儿，而是雷明远的原配黄氏所生。黄氏不住在“望镇”，而是在相距不远的另一个叫“全店”的小乡场，侍奉雷明远的父亲。
这对年轻人逃到成都，躲在小裁缝父母家中。雷明远带着他的袍哥小兄弟们，气势汹汹地赶到城里，闯进小裁缝父母家，强行将二人押解回乡。他们被绑回“望镇”，并被枪逼着走向河边。雷明远铁青着脸，虽然恐惧让女儿的脸变为青白色，那个年轻裁缝也直哆嗦，但是他们“依然倔强的沉默，未替自己作丝毫的辩护”。可能他们了解雷明远的脾气，知道无论怎么辩解和求情，也不能挽救自己；也可能他们完全被恐惧笼罩，已经无力申辩。
父亲要杀死亲生女儿，很多人不敢出来看“这一幅悲痛的场面”。有人在家中偷偷地哭泣，默默地祈祷；也有胆子大的好心人赶来，试图拦阻这杀气腾腾的父亲。然而他却怒吼道：“妈的，那〔哪〕个要劝老子就连他也一齐开刀，我的手枪是不认人的啊！”就这样，人们无能为力，只能干着急。尽管很多人对他这种非理智的行为气愤不已，但也不敢再言语。他们唯有静静地在河边看着一场杀戮开始，“因为大爷凶狠的脾气是街坊们常常亲身领受到的”。
人们远远地目送着那一队人，一男一女被绳子绑着一步步迈向河边，步履沉重，死神就在眼前。逼着他们走向死亡的，就是紧跟其后那提着枪的父亲。雷大娘也跟在后面，一边拿着蜡烛和纸钱，一边哭泣着。性情泼辣的雷大娘，此时似乎也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继女就要被自己的丈夫、女儿的亲爹处死。雷大娘停止了反抗，在暴虐的丈夫面前，失掉了抗争的勇气，承认继女的死已是无可挽回。此时雷明远的小兄弟们跟在雷大娘后面，时刻准备听从大爷的命令。
临刑之前，父亲告诉女儿：“大女，没事就不要回来啊！”
“是。”女儿回答。
父亲又说：“不要回来把屋头弄得乒乒乓乓的呵！”
“是。”
“你要报仇就去找那个害你的，不要找我！”
“是呵。”年轻的女儿依然埋着头硬声回答。
看来这残忍的父亲还是怕女儿的魂灵回来找他算账。过去人们总是相信，一个人的灵魂可与躯体分离，死人的魂灵会回到原来的家，躯体死亡、毁灭了，灵魂还存在，生者和死者的交流可以通过魂游来实现。杀人不眨眼的雷明远还是害怕女儿的鬼魂回来骚扰他。但是这种迷信并不能改变他要杀死女儿的决心。
显然，女儿在这个时刻已经不抱生存的希望。她了解自己的父亲，知道他不会因为骨肉之情而改变主意。维护面子、名声与权威，比女儿的生命更重要。此时，她没有祈求，等候着最后那一刻的来临。也可能现在的她，也想一死了之。因为她不知道，如果不死，余下的生活又将怎么过？每天怎么面对这个暴虐的父亲？怎么面对乡民们异样的眼神？怎么面对那些风言风语？如果她真的爱那个年轻人，他死了，她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她何尝没有想过，死也可能就是一种解脱呢？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现在，沉默，可能是她所能做的无言的反抗。这样的私刑，她也并非闻所未闻，在宗法制度严格的传统中国，类似的悲剧在乡村社会中不是反反复复地上演吗？
众目睽睽之下，“砰”的一声，枪响了，小裁缝首先被击中，倒在浪花里，鲜血在水里扩散开来。紧接着第二声枪响，女子应声倒下，也一头栽在了河里。有好心的街坊邻居着急地呼叫：“能救起人来的，我愿意给钱，我愿意给钱！”央求雷明远的小兄弟们做做好事，赶快将这对年轻人救上来。
然而，随即发生的事情让人们目瞪口呆：两个袍哥弟兄一跃跳入奔腾的河水中，“反而把女孩的头更死命的往水底压着”。女孩挣扎着，不一会儿便没有了动静，他们松开手，尸体很快随着波浪漂走，消失得无影无踪。河滩上的死刑就这样执行完毕。女儿的死，似乎仍然不能消除他心中的怒气，雷明远第一个愤愤地离开，留下悲伤的雷大娘痛哭流涕，为不幸的继女烧纸钱。村民们也怀着沉痛的心情陆续回家了。河滩恢复了原来的平静，只有河水哗哗地流着，带着浪花滚滚而去，一切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几里外的老家，淑清的亲生母亲、雷明远的原配黄氏听到噩耗，悲痛欲绝，她绝对没有想到，女儿会被她的父亲亲手杀死，她的心被撕裂，淌着血。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也无法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伤心和悲愤，还必须维护所谓“家庭体面”和“丈夫威望”，她甚至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偷偷抽泣，把“无限的痛苦及无穷的辛酸都埋葬在自己的内心”。她甚至不敢袒护自己的女儿，不敢为女儿洗刷冤屈，只有默默承受着深深的痛苦。
小裁缝的父母屈从于雷明远的威风，也不敢为儿子抗争申冤，只能将他的尸体从河里打捞出来，痛不欲生地掩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小裁缝的父母也自觉理亏，他们不清楚儿子到底做了什么，但是流言蜚语已经让他们失去了辩解的勇气。他们可能以为儿子确实做了错事，所以竟然不敢去质问杀死儿子的凶手，或者是把他告上官府。
雷明远杀女的悲剧发生六年以后，才被进入这个袍哥家庭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位21 岁的女大学生沈宝媛记录下来。她来到成都西北郊区的“望镇”，和雷家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记录了她所了解的这个家庭的点点滴滴，并于次年（1946 年）4 月完成一篇2 万多字的社会调查《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作为她的毕业论文。这篇调查报告共46 页，外加2 页的摘要。“望镇”是她为了保护被调查者的隐私所杜撰的一个地名，它的真实位置是成都西北方向的崇义桥。
如果不是沈宝媛，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这个悲惨的故事，就像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被遗忘的悲剧一样。沈宝媛无比悲愤地写道，河水“冲走了这一对人世间的怨男怨女，这一对旧礼教所淹埋的可怜虫！”这个“旧礼教”，就是传统的伦理和宗法。现代汉语中，“可怜虫”这个词带有蔑视的意思。但我理解，沈称这个悲剧的主角是“一对旧礼教所淹埋的可怜虫”，是因她作为事件的记录者，看到在旧礼教的束缚下，这对情侣就像蝼蚁一样被随意地杀死了。
淑清“就是当时乡村的一种保守的社会制度，一种闭塞的习俗，一种流言暗示之控制下的牺牲品”。令人悲哀的是，有势力的父亲不但不是她的保护伞，而恰恰是置她于死地的人。父亲是当地袍哥的首领，是“威望阶级”，但袍哥“对于女人的贞操又看得那么严肃”，所以，“在不问青红皂白的情形之下，她遂被杀死了”。而且永远都没有人能为她主持正义。
这场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发生的社会土壤是什么？
二、女大学生拜访袍哥大爷
“望镇”是一个怡人的好地方，一个典型的川西平原小镇，虽然靠近城市，但完全是一派乡村田园的景色。它离省城不远，到城里办事，当天就可以打来回。节日期间去成都看街头演戏、参加庙会等，也并不需要花许多的时间和财力。如果要去城里做小买卖、找工作，也非常方便。这里“绿树成荫，小溪天成，风景绝佳”。川西平原人烟稠密，在清末就达到每平方公里370 多人了。抗战全面爆发前，成都人口已经达到近50 万，由于战争内迁，到抗战结束时的1945 年，已有70 多万。因靠近成都，这个小镇“已渐有城市与乡村混合之风”。不过道路还是典型的乡村土路，“两条高低不平的小路”也只能是供“鸡公车来往的通行”。
沈宝媛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盛夏，稻田里郁郁葱葱，稻子已经开始结穗了，田里的水仍然在缓缓地灌溉。到处是一片青翠，地里有琳琅满目的蔬菜瓜果。等到秋天，农民就要收割稻子了。农家居住的茅屋就在离田不远的地方，农民可以随时照看他们的作物。也可以在做饭之前，到地里去扯几把新鲜的蔬菜。像川西平原许许多多的农户一样，他们的门口，还有一头乌黑的水牛，在沟里洗澡，要不就在田里打滚，周身都糊满了泥，这样可以抵御夏天的烈日。
这时的乡村，看起来平和、安详，但也不是世外桃源。国家的命运，也和这个小地方息息相关。1911 年12 月8 日，骚乱的清兵洗劫成都，是夜城门未关，乱兵们源源不断把赃物运出城，市民们便坚守四个城门，堵截运送赃物的士兵。为蒙混过关，许多士兵乔装成女人坐轿，有的雇妓女扮成夫妻，有的把赃物装进棺材冒充出殡。水路走南门，北门则用轿子和马匹运载。这时，袍哥各公口在自卫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们组建民团、募捐筹款、守望相助。
革命之后，政权频繁更迭，特别是军阀混战时期，连省城成都都成为战场，乡村更是没有宁日。1920 年代，这里土匪横行，而袍哥在这个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维持地方安全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是1926 年，沈宝媛来到“望镇”的近20 年前，“匪盗大肆骚扰”的时候，袍哥平息了盗匪，从而成为“地方上英勇人物”。真是时势造英雄，平息这场骚乱后，“胜利者成为望镇秘密会社的首领人物”，其中之一便是本文的主角——雷明远大爷。
图：1929年《成都市市政公报》明文禁止成立哥老会，一般认为哥老会即袍哥。
沈宝媛是这样描述对雷的第一印象的：“在夏天，即使是在一个没有太阳的阴天，也可以看见他戴着墨光眼镜，手拿着一把折扇，穿着黑绸短衫、黑裤，背后系着一顶草帽，匆忙的向店上走去。”这个打扮，就是今天中国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国民党特务”的典型模样。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沈宝媛来到“望镇”的时候，雷的势力已经走向衰落，所以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打理他的烟店。她意识到，要了解袍哥情况，一定要认识这位传奇人物。其实，沈宝媛这个时候要接近雷明远，恰逢其时。如果雷的权力还如日中天，恐怕是不屑于花时间理会一个大学生的。但现在他已经很清闲，有时间坐下来，整理自己的思路，回忆往昔的事迹。
可以想象，一个人在走下坡路的时候，最喜欢回忆过去的辉煌，而且有与别人分享的愿望。沈宝媛下乡一个星期之后，有机会认识了雷明远的妻子雷大娘，不久，雷明远本人又到燕京办事处，替她女儿报名参加补习班，“拜托了老师以后，就很急忙的走了”。虽然时间短暂，但沈与雷之间的直接接触开始了。以后由于女儿上补习班的事情，他们有许多见面的机会，很快就熟悉了。
雷家所住的一院草房，离办事处很近，沈宝媛有许多机会登门拜访。从大门进去，左边是牛棚，右边是织机房，中间是他们的住屋。走进屋内，可以首先看到典型的川西平原的堂屋—正面墙上挂着一副对联，是乡民送的；正中是神位，上面还有祝贺的寿匾，周围有四五面镇邪的小旗。屋内的摆设表明，屋主是信奉佛教的。堂屋的左右两边是卧室，里面床柜都是古式，红的漆，圆的桌，老的镜。来了客人，先请坐上堂屋，泡盖碗茶，如果是男客的话，还要送水烟袋，然后才开始拉家常。主客无拘无束地谈笑，农村风味，土色土香，显示老乡的朴实本色，甚至令沈宝媛这样“陌生的客人”都有了“无限的安心与亲切之感”。
图：袍哥隐语，民国《海底》手抄残本盘《海底》诗文，引自《显微镜下的成都》一书。
一开始，沈宝媛对首次拜访会有怎样的结果，心里面是没有底的，作为一个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的女大学生，和“一个特殊人物”交谈，能谈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信息，是完全未知的。雷明远是当地袍哥的大佬，久经风霜，对社会上的风风雨雨经历多了，每天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会对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持怎样的态度呢？
其实，由于科举制度的传统和影响，中国社会对于有知识的人自来都是很尊重的，坊间流传许多“大老粗”出身的军阀礼待知识分子的故事，便是明证。沈和雷的交往，也证实了这一点。对沈来说，雷就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是新经验的尝试”。第一次交谈，虽然主人很亲切，但毕竟彼此不熟，客人揣摩着“主人不露锋芒的大声言笑”，心里还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疑惧”。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多，彼此加深了解，“日子久了，才渐安心”。
作者在这项调查中，很少用他的名字“雷明远”，而更多地使用“雷大爷”，估计是遵循他家里人和当地人的叫法。一般在四川农村，对上了点年纪的人都可以叫“大爷”，算是一种尊称；另外，袍哥的首领，一般也被称为“大爷”。我想，人们叫他“大爷”，可能这两种意思都包含了进去。
三、是佃户、是副乡长，更是袍哥舵把子
沈宝媛在调查报告中说：“望镇的中心是集中于社团。”这里所说的“社团”，就是袍哥，即是说袍哥是这个地方的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
这个乡的正副乡长、治安主任、保安队长、保甲长等都是袍哥，便充分反映了这个现实。而控制和掌握这个社团的人，也就是掌舵的人，就是“舵把子”，因为他掌握着这个组织的方向。
其实，并不仅仅是“望镇”，这是川西平原，甚至整个四川的普遍现象。据1946年吴伧的《四川袍哥与青红帮》，在抗战时期的四川，“袍哥之势力异常雄厚，循至任县长者，任参议会议长者，莫不为在帮之袍哥，甚至行政官吏，欲举行一新政，苟不通过袍哥，必至一事无成”。
这个现象在档案中也反映出来。威远退伍军人黄初年，1942年“为增加势力，扩大组织”，乃致函各方，召集资中、内江、荣县、仁寿各县帮会，合组四和兴社，下设总务、评理、交际、庶务、文书五部门，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和兴社任要职的，都是正副乡长，如庶务正主任蒋志诚是新义乡乡长，文书正主任杨君禄是新义乡副乡长。国民党执委对地方政府处理袍哥不力非常不满，指出新场即新义乡，是威远县第三区署及新义乡公所所在地，但是区长杨某“置之不理”，正副乡长“均分任该社重要职务”，这样该社势力非常大，“得以为所欲为”。
沈宝媛的同学白锦娟在考察“望镇”附近九里桥的农民教育情况时，也发现袍哥“在公私生活上有绝对的势力”，而且这是“四川农村的普遍的现象”。在九里桥，实际上“这种不公开的组织已经不秘密了”，而且它“早已控制一切社会的活动”。在这里，“最高长官乡长就是舵把子”。其地方上掌权的人，“一种是政府方面的，另一种是哥老会方面的”。而且她指出：“实际的握权者是舵把子社长，管事的及二管事的一切政治命令、税收及罪罚偷盗、争讼及鸦片都在他们控制之下，社会治安归他们维持，假如没有他们的命令，政府任何命令不能通行。”由此可以看到袍哥在地方控制方面，已经发展到何等程度。这并不是在个别地方，而是四川乡村社会的普遍现象。
图：《周末观察》1948年第7期对“成都袍哥”组织结构的报道
袍哥又通称“社会”，其首领“舵把子”是由众兄弟推举出来，所以在袍哥团体里很有权威，有钱有势、神通广大，上能结交官府，下能控制一般百姓。他有权管理众弟兄和负责处理一切内外大小事务。还有“副舵把子”一名，协助正“舵把子”办理会中诸事。还设有“印记”或“文书”，掌管文书及一切公众函件。其次则为“二哥”“三哥”“五哥”等。新入袍哥者由九排或十排起，拜师并向刘、关、张宣誓，如有功于社团，则由“拜兄”升为“排六”，经常称之为“闲五”，学习各色杂务。如再有功则升为“五哥”。其中“二哥”的地位最不易获得，要结盟三个把兄弟，一为恩兄，二为“引进”，三为“保举”，即可因功递升为“二哥”，若再立功，就能升为“一排”（大爷）。也有从三哥直接升大爷的，这就要看功劳的大小了。大爷若能力很强，处事公正或有钱有势，则可公举为“舵把子”。他们中间有句俗话说：“龙头大爷，聚贤二爷，当家三爷，管事五爷，赴汤蹈火兄弟伙。”从中便可以看出他们之中不同的级别。
他们中规矩很严格，如果不服从上层管事或破坏社规，便可由管家报告“舵把子”，请其除名，叫作“挂黑牌”。如果罪过大者，则由公众议处，甚至可以暗中枪决，或用他种方法处死。如果兄弟伙发生危险，则由“舵把子”及拜兄出具名片介绍函件，至外地避锋，未了之事仍由“舵把子”予以调停。有时真正动枪动刀，出了人命案子，则必须由“舵把子”出面摆平。兄弟们见是自家大哥出面，往往也就无话可说，许多事情不了了之。
雷明远是“望镇社团”——袍哥的副首领。很少有调查者能像沈宝媛有机会对这样的人进行近距离观察。沈宝媛发现，在和雷明远的交谈中，他总是喜欢聊20 年前“带兵与捉匪”的故事，而且每次都讲述得“激昂慷慨，有声有色”。雷总是以“纯英雄的姿态”来描述他过去“英勇的事迹”，特别是他当时作为本地保安队长被“绑客”包围的一段，描述得更是“骇人听闻”。他讲到土匪的行踪、打扮、抢劫的种种细节，皆栩栩如生。
图：1949年《泰山》杂志第2期谈“四川袍哥”
抗战全面爆发那年，血气方刚的中年雷明远，头脑里都是想出风头的“英雄思想”，周围是一批忠实强悍的弟兄。他那时家境好，那批袍哥兄弟们住在他家“做食客”，他自己经常在外面“招惹是非”，一次因为发生纠纷，竟然杀死了一个“棒客”（即所谓的“浑水袍哥”），结果引起了附近的“棒客群起复仇”。这其实就是袍哥不同码头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经常都是暴力的。一天，他独自在茶馆里喝茶，一二十人围攻过来，举枪向他射击，他赶快跳到一个小坡上，朝天鸣了三枪，向兄弟们报警。那次真是九死一生的经历，一个人在二十几人的追杀下，竟然安然脱逃，而且反败为胜。脱逃的坡上有一个有丈宽的沟，他竟然一跃而过，把敌人甩在后面。他的人马随即倾巢出动，然后是一场血战，反而打死了好几个来势凶猛的对手。甚至几年之后，乡民们还津津乐道地复述这个离奇的故事。那场大战更巩固了他在江湖的地位，从此以后“棒客”们都不敢再挑战他的权威。
据沈宝媛的报告，这个乡的乡长就是“成都市附近十三县的舵把子”。而前副乡长雷明远是“全店、望镇的副舵把子”，正舵把子是住在“望镇”的佟念生，其他的兄弟伙就更多了。沈经常想从他那里了解“地方行政的概况”，例如他当副乡长的事情，但是他爱说“他也是社会上的人物”，也就是说，副乡长虽然也有地位，但是他却更强调自己袍哥的身份。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雷明远为何要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他要巩固自己作为袍哥大爷在地方的声誉，于是不惜把女儿作为祭品。但实际上是事与愿违，从乡下迷信的观点来看，女儿的死，应该是给他带来了霉运。后来雷家的衰败，旁人或许会说，这就是雷明远的报应。
而重提这场悲剧，把它揭露给今天的读者，已经是这个故事发生的80 多年以后了。
本文节选自《显微镜下的成都》，王笛著，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已获出版方授权。略有删改。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王笛：生于四川成都，曾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生活史和微观历史的研究。著有《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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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山东冠县，”百日无孩运动“
前言：
当我看到这段纪录时第一感觉是谣言。然后开始寻找辟谣，然后，没有。
或许是有关部门习惯”删帖性辟谣“。但当我找到几段录音，当我看到国家计生官员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提及此事未予否认，当我看到冠县论坛内无人反驳，倒是有人亲历者站出来指证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整理纪录下来，以备将来，以期更严谨的考证。
亲历者 一
街上挂满了标语条幅，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宁肯流出来，不许生出来”“执行政策要坚决，决不允许孩子多”等等不一而足。
县城的大街上搭满了帐篷，每一个帐篷里无一例外地住着准备引产的孕妇。那时节不论什么情况全县不允许一个农业户口的孩子出生，即便是个别通知传达晚了，孩子生出了，也没有几个能够存活的。县医院西面堆放垃圾的地方有两口废弃的几十米深水井，因为孩子的shi体被天天扔到里面去而填满了。
故事还得从那年4月26日的一次全县县委扩大会议说起，那是我刚当上乡D委S记的第三天。这天下午临下班时通讯员小赵对我说：“张S记，县委通知，明天上午县委招待所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乡镇副S记以上的都要参加。”县委扩大会议，可达到实职副科级，我从政以来第一次听说。不会是新S记带来的新气象吧。在我到乡报到的同一天，原县委S记因为计划生育工作不力，被调离工作岗位，不会是因为这件事儿吧！
会上，有关领导通报了全省和全市以及全县的计划生育形势。一句话，我们县已被省列为重点管理县，计划生育全省倒第一，县委被黄牌警告，如果不能改变现状，就下台。县委S记声嘶力竭地说：“我已经给市委立下了军令状，如果一年之内计划生育不能由倒第一变成正第一，我情愿接受D纪政纪处理，毫无怨言。要想扭转我们县的被动局面，如果还和以前一样，那结果也只能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一个倒第一。我们要痛下决心，用非常之法，下非常之力，干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也就是说，不管你这个镇，你这个乡采取什么措施都要将人口出生率降下来。今天这个会议是一个誓师动员大会，给大家五分钟时间考虑，看看能不能完成任务。能完成任务的要积极发挥作用，感觉力不从心不能按期完成任务的，立即让贤，要让能够完成任务的同志干。”
S记讲完话，整个会场鸦雀无声，随即便台下嗡嗡地开起了小会儿，在主席台上也听不清谁究竟说了些什么？
五分钟过后，全县22个乡镇D委S记挨个表态，看看是否能够按时完成任务。县委S记点名，由大到小，有前向后开始表态。也不知道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还是怎么回事儿，前两个被列为副县级人选的S记表态了，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理由就是群众意识差，干部作风散，宣传不到位，后顾之忧无法解决等等。县委S记听完他们两个人的表态当时笑着说：“看你们两市实在人，尽说实在话。很好很好！”随即脸向旁边一扭厉声道：“来人！”话音一落，四个武警应声而上，两个老乡镇S记的身边一边一个。“铐起来，押下台去！”全场的人都傻了！被铐起来押下去的两个S记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儿，就糊里糊涂地被送到了看守所。
“有些人就是这样，仗着自己是地头蛇，坐地虎，敢于公开同县委叫板。先将两人关押半月，纪委检察院去查一查，看看他们有没有违法违纪行为！”
稍一停顿，S记缓和了一下语气继续说：“有人说我武断，说我搞一言堂，说我搞独裁。我不搞行吗？我们的工作任务怎么完成。我是军人出身，我就知道一句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那这么多钱养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就是要我们这些人为国家排忧解难，为国分忧。计划生育是什么，是国策。什么是国策？就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策。这个政策的执行我们冠县这些年来是极为不利的，不然我们也不用在这里开这个会了。作为一名D员，一名国家干部遇到问题不是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而是躲着困难走，那要这样的干部有啥用？”
本想着有县委给撑腰，开展这项工作应该不成多大问题，可大大出乎意料。我也是先搞动员，发动D员干部，只有他们全心配合我的工作才好进行。可是当我也想县委S记那样问谁干不了谁说话后，有一半的人当时就表态说干不了要求我将他们撤了。提前我也给派出所打过招呼的，可是我说要将两个领头的押下去，他们竟然嘻嘻哈哈，磨磨蹭蹭。让我威信扫地，气得我当时就说了散会，各自回家好好想想怎么办。 会后我叫派出所长到我办公室，问他为啥给我下不来台。这次派出所长是气喘吁吁一溜小跑跑过来的：“还没有等我开口，他就给我解释开了，乡镇的工作比不上县里。大家都是本乡本土的，不能将关系搞得太僵，再说你一句话随便抓人是犯法的，我们执法人员总不能知法犯法啊！你应该抓住重点人物，有他们给你拾台，你工作就好干多了。”这家伙给我上起课来一套一套的，明显是欺负我这个新S记。在乡里如果连一个派出所都不能摆平，那以后的工作可就难了。 要说还是我们县委S记能够体谅下属，知道我是个新手，遇到这么大的事儿肯定头皮发麻。还没有等我给他回报动员会的情况，他就对我乡的情况了如指掌。第二天就亲自到乡里给我重新调整了乡的领导班子，那个自以为是的派出所长被调整到其他乡当一般干警，活该！谁让他给我难堪！ 全乡轰轰烈烈的彻底整治违法生育行动开始了。乡里我负总责，每个村都是村支书负总责。年龄偏大的支书一概下台，该由他推荐的人选接任。我们乡采取的策略是正人先正己，先从自家开始，从自己的身边人开始，从自己的亲戚开始，凡是怀孕的不论啥情况一律打胎流产，以前颁发的准生证一律作废。 亲历者 一续 ZG革命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想有政权，要想稳定政权必须要有枪杆子。和平时期对于我们每一个基层干部来说道理是一样的，要有自己的枪杆子，要将枪杆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军队是D的，我们想管也管不上，可是民兵和派出所在我们的辖区之内应该能够管得住的。要想干点儿事儿，要想干成事儿，就必须让他们听话，如果没有武力作为后盾，你这个S记就不称职，你是干不成事儿的。 我按照曾S记要求对所有派出所计生干部、乡干部村班子成员来了一个大筛选，凡是有可能影响我们工作进度的一概调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保我们乡不拖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后腿，确保乡在县委要求的从5月1日到8月10这百日内不出生一个孩子。 在开会的时候，我当着全乡D员干部的面照本宣科地说：“为了完成县委给我们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确保我乡5月1日到8月10日这100日内不出生一个孩子……”我刚读完会场就炸了，有几个人当场就问：“那出生了怎么办？”我就没有见过这么没有礼貌的干部，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县委就是这样要求的，你叫我怎么办啊？还是秘书反应快，当时就替我回答：“生出来就掐si！”一句话全场哑然，谁也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我当过兵，在部队就是一名政工干部，乡秘书的经历和我一样，因此，凡事都是我们两个先商量好，然后再在班子会上说。还是说我的“枪杆子”吧。我创造性地应用了那个著名的“白猫黑猫论”凡是能够完成计划生育任务的就是好同志，这样的人就应该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充分发挥作用。也不管他的出身，不管他啥经历，不管是否有偷鸡摸狗的行为，只要是人才，我就给他位置。可是就这也不行，因为都是本乡本土的，这一个村子的人不是本家就是亲戚，照顾人情的情况时有发生，搞的我很被动。 要说还是我们曾S记伟大，他早就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遇有重大任务，比如拆房，抓人，他很少动用我乡武装力量，而是从80里外的碱窝乡调人来。外乡的人谁也不认识，没有人情顾虑，工作起来自然如狼似虎。你孕妇怎么了，专拣肚子猛踹，省的让你打胎你不情愿。一脚下去，一会儿地下一片血，哈哈！目的达到了，你想保胎希望不大了，即使我们让保，你到县医院也是给你打一针引产针，政治任务谁敢徇私啊！ 对于为我卖力的计划生育执法队的成员，我自然给他们减轻后顾之忧。手里要有武器，绳索是标准的两米长，棍棒一米四。其他乡的执法队都没有服装，我让他们都一律穿上了警服，远远一看威风凛凛。待遇上自然也错不了，每人每天10元工资。别小看这10元，1991年的10元能顶现在的100元用。我们乡长S记的工资多的一个月才130元。举报的，一律吃百分之五的提成，举报一个一般就能挣100多元，比干啥不强啊！在政治待遇上，我积极争取指标，凡是工作积极的，优先入D，优先提拔为乡干部。几条措施下去，哈哈没有一个不给我玩命干的。 措施到位后，我的工作可就轻松多了，再也不用向有些乡镇S记一样冲在第一线直接面对群众了。有啥事儿，我只需动动嘴，别人就忙上个半月。一阵子下来，不但我工作完成的好，因为不直接面对群众得罪人最少，成为全县少有的好干部。那时节经常有同僚向我取经，说我有办法，其实我哪儿有啥办法呀！还不就是沾了S记蹲点儿给我出主意的光！ 亲历者 二 周一在冠县来的大巴上还跟人再说这个事情，那年是羊年，冠县民间都称那个运动为“杀羊”，恐怕40岁以上的冠县人，没有不知道的！ 那个运动正确的名字是“百日无孩日” 很丧尽天良的一个运动，我还是在初中的时候，听我一位政治老师讲起来的，很恐怖的说。 1991年，那年是羊年啊，我才上小学，当时是见过很多很多的拖拉机上，拉着那些因家人生孩子而被抓起来的村民，游街个个都是五花大绑，胸前还挂着一个牌子，至于写的是什么，当年太小，没有注意看。不过广播不停的在车上播放着很严厉的政策，计划生育政策。 “百日无孩日”那三个月，但凡是怀孕的妇女，不管你是计划内、计划外、第一胎、第几胎，哪怕是久病不孕而怀孕的妇女，都会被住起来强制流产，据说有的人（怀的是第一胎），再被计生队抓起来去引产的路上，生在了车里，小孩就被活活掐si...... 据说冠县冠宜春路上搭满了窝棚，住的全部是被抓起来流产、引产的人，本县医院是在做不完这些手术，被送到周边县市医院的也不在少数，据说很多孩子引产下来还是活的，就活活被掐si……冠县当时挖了大坑埋这些可怜的孩子，那些无辜的小生命，还未享受一天的人间快乐，就被丢弃在了阴森森的坑里…… 很惨绝人寰，很多人都是第一胎，最后被弄得再也怀不上孩子不在少数 。 那一年是羊年啊，那一年冠县的孩子很少很少，你去冠县找1991年出生的孩子，相对于其他年份来说，太少了！ 听老人讲，那个运动时，正好是玉米秸长起来的季节，有的孕妇被四处抓的无处可躲，躲到玉米地里去把孩子生了下来，住在窝棚里，不敢出来，才幸免于难！当时那位县委S记叫曾昭起，可是升官了，踩着无数婴孩的孤魂，平步青云了…… 亲历者 三 1991年，山东冠县、莘县等地开展“百日无孩”运动，冠县县委S记曾昭起下令全县在5月1日至8月10日之间要无小孩出生。因91年是羊年，当地人谓之“杀羊羔”。计划生育是国策，国人必须遵守。“百日无孩”运动严重违反国策，骇人听闻！ 第一次在网络醒目的位置看到老家冠县的帖子，但是因为计划生育问题而关闭网吧引起的。这个十一的时候去冠县探亲，变得几乎认不出了。变化真大啊。冠县现在计划生育政策很严格，这应该是地方政府为国家做的一件“好事”。但回忆起十多年前的事，应该是很左的行动，当时好像被称作“无孩年”，那时我在外地上学，没有亲眼目睹那个过程，但暑假，也许是寒假回家后，几乎所有的亲朋都提到了这件事，就是不管你怀孕几个月，只要还没生出来，一律引产，政策之严厉，在冠县历史恐怕是空前的。 听家里人说，我们村里的几个怀孕的妇女都到冠县医院大街上搭窝棚，家里人还形容了一位孕期较长的妇女啊啊大哭的情景。据说辛集乡的一个大学生不满当时现状，说了些抨击的话，被绑在电线杆上示众（这个事是在辛集乡的亲戚家听说的）。很多快要生产的家庭纷纷出逃，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于是房子被拆，亲属被抓；一个事实是，我老婆的家在一个镇上，她的嫂子因为当时快要生产而出逃，躲到了聊城辖区的一个亲戚家，一家人全躲出去了，她的大爷被抓了起来游街，有点株连九族的意思。 这个运动已经成了历史，“大跃进”似的计划生育工作形成了一些制度，比如一个家庭生个男孩就不能再生，头胎是女孩的可以再生二胎，但生二胎后，不管是男女，都不能再生。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许是采取极端措施的原因，但这么多年后，还是运用极端的方法。 纪念诗文 《“百日无孩”二十周年祭》 血雨腥风五月天，冠州万巷齐动员； 基本国策要贯彻，真抓实干一百天。 一二三四五六胎，生不逢时拿命来； 哪管爹哭与娘嚎，只看乌纱和蟒袍。 可叹精灵约数万，未娩先si奔西天； 不是爹妈心肠狠；只因头上有重天。 十二生肖羊最善，软柿可捏最经典； 龙子龙孙谁敢动，盼儿转世在龙年。 另一则： 当年五月杀羊羔，龙子龙孙何处逃。 沟壑柳条如吊索，青天明月似屠刀。 凌高只见丘墟垒，涉浅能闻血水调。 百日无孩称德政，庙堂之上正逍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