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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对很多人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对我而言，或者对我家而言，却有一件“意外之喜”——隐忍多年、顾虑重重的母亲，终于同意跟父亲离婚。
父母的婚姻一直不幸福，除开家庭、个性等原因，最主要还是因为毒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爷爷辞去大队书记的工作，下海经商，跟人合伙在兰州搞起了工程，家里经济条件日渐好了起来。与此同时，毒品开始大量流入我们的镇子，好多人成了瘾君子。毒贩们为了“打开市场”，无所不用其极：欺骗、利诱、下药……爷爷担心我大伯和父亲会中了他们的招，便托关系把大伯安排进了县电力公司扫大院，把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安排到邮政局打杂，两人的工资虽少，但一年后都可以转正。
爷爷知道走上贩毒路的年轻人多半是贪慕毒贩们的“锦衣玉食”，为了防止大伯和父亲走上不法之路，就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平时多给他们钱，同时也警告他们不要贩（运）毒、吸毒。
可听奶奶说，爷爷给的零花钱越多，我父亲回家的次数就越少，慢慢地连班也不去上了，整天在舞厅、酒吧鬼混。等爷爷意识到问题时，还不到18岁的父亲已经有了毒瘾。勃然大怒的爷爷把正在酒吧醉生梦死的父亲揪了回来，五花大绑，吊在树上，用鞭子抽他，问他为什么要吸毒。父亲说，他是被村里的孟家安陷害的。
孟家安的父亲孟大海跟爷爷是同辈，是当时村里“新晋”的毒贩之一，那几年他靠贩毒挣了钱，尝到了甜头，便让自家的孩子参与销售，贩些“小包”。爷爷原本打算去找孟家安算账，但转念想到整个镇子都是这种风气，找他又有什么用呢，如果自己的小儿子意志不坚定，早晚都会是这种结果——这事后不久，孟大海同他两个儿子在从云南运毒回来的路上出了事，村里人都认为是爷爷向警察通风了，爷爷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奶奶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他。
爷爷将父亲从树上放下来，把绳子换成了拴狗的铁链，将父亲锁在椅子上，关进了储藏土豆的地窖里，上了锁，把钥匙扔上屋顶：“他戒掉毒瘾之前，谁要是放他出来，我就打断谁的腿！”
一开始，父亲并没有什么大动静，但一旦犯起毒瘾来，似是痛苦难忍，就大声嘶吼。奶奶听见后心疼不已，想下去瞧瞧，但被爷爷驳回。次日一早，爷爷有事外出，父亲痛苦的喊叫声仍不断传出，奶奶心疼不过，就让大伯找回钥匙，私自打开了地窖门和铁锁，放走了父亲不说，还偷偷塞给他200块钱，让他找个痛快去。后来奶奶回忆起这段时，悔不当初：“我这辈子做得最错误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次的心软。”
下午爷爷回家，见父亲不在，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奶奶支支吾吾，求情的话还没说出口，就被爷爷毒打了一顿，足足有十天下不来床。姑姑说，爷爷对奶奶施暴是常事，五天一大打，三天一小打，每次都打得皮开肉绽。长大后跟村里的老辈们聊天，他们说，他们这辈人年轻的时候会比“谁打媳妇打得狠”，评选出第一名，然后冠予“狠人（西北方言里，厉害的意思）”头衔，我爷爷每回“比赛”，都在争冠行列——或许是言传身教的缘故，父亲家暴的习惯，就随了我爷爷。
奶奶说，那次我父亲逃走后，唯恐爷爷又把他锁起来，许久没敢回家，在外面靠偷鸡摸狗维系生活。偏偏那时，爷爷的生意也出了问题——施工质量不达标，工地上死了人，工程不得已全部停了下来，入伙的朋友害怕出事，卷钱跑路，而爷爷是法人，跑不了，于是只好变卖家产，还四处借钱赔偿死者家属。
生意失败，小儿子吸毒，爷爷气火攻心，病倒了，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是乙肝晚期，时日无多。眼看着我大伯工作转正，也结了婚，爷爷又不禁挂念起我父亲来。他担心我父亲吸毒的事一旦暴露，声名狼藉，就不会有人把女儿嫁给他，于是便想趁着“入土”前，替小儿子搞定终身大事。
爷爷让大伯把我父亲找了回来，又很快找媒婆给他做媒。外公是邻村的木匠，为人淳厚，手艺高超，在我们那一带都声名远播，大家都知道他家教甚严，几个女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很适合“娶回家做媳妇”——于是爷爷便让媒婆前去说媒。
媒婆替我父亲（19岁）和母亲（17岁）做媒时，隐去了父亲吸毒的事，况且爷爷当大队书记时，为人颇为刚正，在周边各村名声很高。爷爷给了1万块的彩礼，外公掂量三分后，未经母亲同意，就替她应下了这门亲事，还跟她说：“孟家富裕，你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于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我父亲和母亲在1993年秋天结婚，除了礼金，还有摩托车、缝纫机、收音机、洗衣机“四大件”，迎亲车队是清一色的吉普车，在当地也算是比较风光的婚礼了。母亲虽对父亲没有多少感情，但在这场包办婚姻里，她没得选择。
结婚后，母亲很快就发现了父亲吸毒的事，但她并不能理解这事的严重性，只是偶尔会被父亲犯毒瘾的样子吓到。不犯毒瘾的时候，父亲会顺着母亲，哄她，给她买衣服、首饰，所以“单纯”的母亲并未觉得丈夫有什么异常。因为爷爷尚在，我父亲也在极力克制着自己，只在卧室提前备好毒品，以备不时之需。
不久，爷爷用最后的家底在老家旁边给我大伯盖了新房，让他“另”（分家）了出去。从那以后，爷爷的身体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但他仍静不下心来休养，想帮我父亲戒毒，可他知道，除了“公家”，没有其他办法——于是他拖着病重的身躯，偷偷去派出所举报了自己的儿子。奶奶说本来举报这事是要让我大伯去的，可爷爷担心我父亲心生怨恨，导致他们兄弟反目成仇，就自己去“大义灭亲”了。
我父亲很快被抓去戒毒了。
1994年开春，爷爷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念叨着要见我父亲最后一面，但无法实现，他只好把我母亲叫到身边央求道：“丫头，是我太自私了，请你原谅我。以后你受点苦，帮我把这个家守好。”
此前分配家产时，爷爷不顾我大伯反对，特意将镇上两间铺面分给了我母亲，说，如果我父亲出来以后仍不务正业，她也能靠租金生活——爷爷的思深忧远，让我母亲对公公颇有好感，忙应承了他：“您放心，我会的。”
1994年年底，我父亲戒毒回来了。对于爷爷的病逝，他不以为然，这令奶奶很伤心：“或是因为怨恨你爷爷举报他了吧，他回来后就彻底变了个人。”
爷爷不在了，我父亲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了：他白天在外面玩乐，晚上就领着一帮狐朋狗友到家里，抽烟、喝酒、赌博……奶奶说他，他反过来骂亲娘多管闲事，大伯劝他做些正经事，他差点跟亲大哥动起手来；我母亲更不敢说什么，不然轻则叱骂，重则拳脚相加，与刚结婚时的他大相径庭。但好在，父亲没有复吸，所以奶奶和母亲仍对他抱有希望：“他刚出来，撒撒欢也能理解，只要他不复吸就好了。”
可随之而来的便是“绝望”：母亲发现自己怀孕了，欣喜若狂，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却撞见他正在吸毒。母亲不知所措，跑去告知奶奶。奶奶提起棍子，满院子追打着父亲，父亲边跑边吓唬母亲：“告状是吧，我告诉你，你完蛋了！”
事后父亲对母亲恼羞成怒：“你要像爸那样举报我吗？”他把对爷爷的怨恨发泄到母亲身上，对她拳打脚踢，全然不顾她肚子里的孩子，导致母亲流了产。母亲赌气跑回了娘家，
可还没到20岁的她，在认知里，还没有离婚这个概念。从她出生到结婚，从来没有人跟她说过被家暴了要反抗或是离婚，大多都是劝她隐忍：“忍忍就过去了，咱们女人就这命，受点苦、挨些打也没所谓，只要能把家守好就成。”
对于我父亲吸毒、家暴，外公很生气，他大骂我父亲是畜生，但几天后当我父亲骑着摩托去接母亲时，他又“好言相劝”，让母亲回去：“好好过日子，别动不动就往这儿跑，多丢人现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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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吸后的父亲，情绪变得不稳定，极易动怒。奶奶受不了，就搬到了大伯家住。
刚开始，父亲吸食的毒品都是他那些狐朋狗友给的，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却不管了。为了吸毒，我父亲只好把爷爷留给母亲的一些存款拿去，吸光后，又把母亲的嫁妆卖了，继续吸毒。很快，家里没钱了，也没有能变卖的东西了——为谋生路，父亲开始“以贩养吸”。
1997年我出生后，父亲略有改观，也试图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不再十天半月不回家，对母亲的态度也好了许多。他贩毒挣来的钱，除了供自己吸毒外，也会拿出部分来补贴家用了，偶尔也给母亲一些，让她存着。可犯起毒瘾，他还是那副“狰狞”面孔。
一年后，我弟弟出生了，两个孩子的压力，让父亲更“负责”了。他的“买卖”也不再只“自给自足”，开始往大了发展。尽管如此，父亲心情不好时，对母亲还是非打即骂。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也产生过逃离的想法，但想到我和弟弟，她还是打消了念头。
为了“谋发展”，也为了从村里那些老毒贩手里“抢饭吃”，父亲跟邻村的孟肖平搞起了“合资”（合伙贩毒）。
孟肖平为人谨慎小心，卖毒却不沾毒。有他坐镇，他们的“买卖”很稳定也很安全，四五年都没有出过事。但要说挣钱，除了父亲自个光鲜亮丽外，家里还是老样子，存款也没多少；要说没挣钱，人家孟肖平车也买了，楼房也盖起来了。
眼看着别人“平地起高楼”，奶奶不再批判我父亲贩毒的不齿行为，而是呵斥他：“同样是贩毒，别人车也买了，房子也盖起来了，你呢？你为这个家做了什么？”说罢，奶奶骂了声“烟鬼”，我父亲听到后气急败坏，一脚踢向奶奶，但他踢歪了，踢到了衣柜的玻璃镜上，镜子破裂，割穿了他小腿上的神经末梢——直到现在，他那条小腿还时不时隐隐作痛。奶奶直言，这是他的报应。
我6岁那年冬天，有次和弟弟在偏房睡觉，夜半，我听到屋里有窸窣的声音，就从被窝里探出了头，我看到灯亮着，父亲和孟肖平俩人坐在椅子上，他们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好多个小包，包内都是白色的粉末，孟肖平正用一根金黄的小称一包包称量着，还用笔在上面标注，把称量结果一一记录在一本册子上。而父亲手里捧着一卷锡纸，上面是一些白色的粉末，他正用打火机在下面轻轻烧着。
我好奇地揉揉眼睛问父亲：“爸，你们在干吗？”
父亲放下手里的东西，走过来，挡住了我的视线：“没做什么，你快睡吧，爸明天给你和弟弟买新玩具。”一想到能有新的玩具，我很开心，又眯眯瞪瞪睡了过去——直到后来，学校里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时，我才知道原来父亲那是在吸毒。
次日，父亲给我和弟弟买了新玩具后，便提着手提箱走了，说是到乌鲁木齐“出差”。这一走便有一年多没回家，也没打过一个电话，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音讯全无。母亲担心他被抓了，就去问孟肖平，可他说父亲在新疆一切安好，让她别担心，其余的一概不透露（包括电话号）。
父亲对我们不管不顾、不闻不问，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艰难，除了母亲种地的一点微薄收入（两间铺面没有租出），只能靠大伯的救济勉强度日。那时镇上传言四起，说父亲在乌鲁木齐找了个有钱的女人，所以才不回家的。母亲知晓后，决定带着我和弟弟去新疆找父亲，当面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孟肖平抵不过母亲的坚持，把父亲的电话号码写给了她。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出远门“寻亲”。
母亲没读过书，没出过远门，也不会说普通话，自外公把我们送上火车那一刻起，往后的路该怎么走，都得靠她拿着一张纸，用别人听不懂的方言问东问西。
30个小时的颠簸后，我们抵达了乌鲁木齐。一出站，刺骨的寒风便扑面而来，我和弟弟被冻得直哆嗦。母亲赶紧找了家店，给父亲打了电话——我们一家三口，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飘着雪的屋檐下，瑟瑟发抖。天色渐暗，雪越下越大，我们娘仨抱成一团，仍在等待。
天完全黑下来时，父亲终于来了。他开着一辆桑塔纳，西装革履，举手投足间颇有成功人士的风范，只是他脸上的皮肉紧贴着骨头，整个人像是被僵尸吸干了血。他没有带我们去他的住所，而是让我们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宾馆里，还让楼下的餐馆给我们送饭。母亲问他怎么想的，他什么也没说，只留下一句“明天一起回家”就离开了。
第二天中午，父亲来了，他没有开车，手里提着个行李箱，脸色比昨天阴沉。当晚，我们坐上火车回家，可从乌鲁木齐一直回到家里，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给个解释，也没有给过一个好脸色。母亲她也没有追问——对她而言，丈夫能回家，比真相更重要。
3
从新疆回来后，父亲仍坚持着他的老本行，家里的生活也见好了些。
有次父亲不知犯了什么神经，非要跟母亲算账，让她说清楚他走前留下的钱都花哪儿了——且不说他当时就没留多少钱，就算留了，这一两年里衣食住行、各种琐碎的花销，就算专门记账的会计也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百口莫辩。
父亲“恼羞成怒”，他拽着母亲的头发，大骂“败家娘儿们”，把她甩到了庭院里，然后把我和弟弟赶了出来，从里面锁上了大门。
那是个寒冷的晚上，我和弟弟站在门外，借着皎洁的月光，亲眼目睹了父亲对母亲施暴的场景。母亲不忍疼痛，大声惨叫着求情。我和弟弟哭着，跪在门外给母亲求情，但父亲仍无动于衷，他还从杏树上折了根枝条，打得更用力了。
母亲的惨叫声越发大了，穿透力极强，渐渐地盖过了我和弟弟的哭声，也刻进了我的灵魂里。最后，母亲的嘶喊引来了大伯和奶奶，大伯翻墙进去，把父亲拉开，推倒在地上，打开了门。奶奶斥责父亲，可父亲一副“关你屁事”的模样，在衣服上擦了擦手，就回了屋。
母亲躺在冰冷的地上，衣服都被扯烂了，寒风倒灌，那是种刺骨而无力的痛——我不知道那晚是怎么结束的，但在以后的这些年里，那是我挥之不去的梦魇，是我永远都打不开的心结，脑海中每每浮现起那晚的场景，我都自责不已，怪自己没有长大，没有阻拦住父亲，甚至责怪自己没有一刀杀了他。
次日午后，父亲外出。母亲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我和弟弟坐在床沿守着她，不敢走开。快傍晚时，母亲突然起床，拖着疲惫的身子，拉开衣柜，收拾起了行李。收拾好所有行李后，她不舍地看了眼我和弟弟，然后狠下心提着箱子往外走。我和弟弟不约而同地张开双臂，跑过去，挡在门前。母亲呵斥我们：“让开！”她的声音虚弱，而且在不停地颤抖。
“不。”我跪了下来，弟弟也跟着跪了下来，我俩哭着对母亲说：“妈，你不要走，你不要丢下我们……”
“我们会好好听话的……你不要离开我们……”
“我们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
那时母亲唯一一次主动反抗，但却被我和弟弟的不懂事“拦住”了——为此，长大后每每看到母亲不开心时，我就懊悔不已，心想当初要是“放走”母亲，那么她的生活会不会比现在好些呢？
那段时间，因为毒品肆虐，有关部门加强了禁毒力度，孟肖平担心会出事，将他们的毒品生意停了下来。
买卖停了，“只出不进”，父亲很快又没钱吸毒了，于是他打起了爷爷留下的那两间铺面的主意，偷偷将铺面卖了出去。母亲虽知道，但她不敢问也不敢说——她已经被打怕了。大伯知道后，将父亲狠揍了一顿，让他把铺面换回来，但钱已经被父亲吸进了肺里，怎么能再“吐”出来。
2007年冬天，弹尽粮绝的父亲又伙同孟肖平重新搞起了毒品生意，不过这次没搞多久，他就被抓了。被抓时，警察在他的保温杯瓶底查获了近100克海洛因。那年，父亲33岁。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母亲不知所措，她很快冷静下来，给大伯打了电话。虽说父亲很混蛋，但手足情深，大伯没坐视不管——他清楚，这个分量的毒品，最少也得判十八、二十年，甚至还有可能是无期或死刑。他四处找关系，上下打点，还从北京请了个律师回来。
大伯在各方面的疏通，父亲的“戴罪立功（他主动把孟肖平供了出来）”，再加上律师的据理力争，父亲只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在本市的L监狱服刑。
父亲坐牢后，家里的生活越来越难过。有人便劝母亲离婚，让她去寻找更好的生活。但母亲不忍心丢下我和弟弟，就坚持了下来。那时我11岁，对于父亲被抓这事，没有太大感触，只是庆幸母亲没有像我同学的母亲那般丢下我们——再回想起来，如果当时她像别人的母亲那样坚定地“一走了之”，该多好，就不用再受这些个苦了。
小学毕业后，大伯把我送到了市里，在一家初中继续上学（寄宿，一月放一次假）——我就这样幸运地早早离开了“乌烟瘴气”的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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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骨子里始终保持着“唯我独尊”的大男子主义。在他服刑期间，他的要求依然很多：每两个月必须探监一次，给他送烟送肉送好吃的，还要在他的户头留1000块钱（可以从监狱里面的超市买东西）——监狱里有个“自由犯”，是我们村的头号毒贩（15年有期徒刑），在里面手眼通天，父亲想借他的手，疏通关系，争取减刑“最大化”。
尽管我们生活过得很苦，但母亲为了不让父亲多受“牢狱之苦”，即使借钱，也都一一照做，偶有疏漏，父亲非但不会谅解，反倒“怒发冲冠”。
我上初中后经历了一次车祸，之后逐渐开始渴望“父爱”。偶尔请假去探监，我都很认真无邪地跟父亲讲：“你要好好‘劳改’，争取早日出来”、“妈妈生病了，要赚钱给她看病”……或是因为疼爱，也或是敷衍，父亲每次都点头应承，我信以为真，满心欢喜地期待他早日出狱。
我初三快毕业时，父亲出狱了。起初一阵，他不怎么说话，但爱笑了。而正当我觉得有了靠山时，父亲又恢复原样——他又开始趁着我和弟弟上学不在时把母亲打得遍体鳞伤，而理由居然是怀疑母亲“偷人”。
这不得不说回他出狱前一个月——那会儿，我颈部异常肿大，就给母亲打电话。母亲也很着急，立马从镇上找了辆车（男司机），赶到学校，带着我去看病，医生说只是淋巴结发炎，输了液后很快就好了。
母亲回到家里，却被村里一个瘾君子恶意中伤，说亲眼看到母亲跟人“幽会”，还一起开车去了城里。母亲身正不怕影子斜，没有把这流言蜚语放在心上，但放学回家的弟弟（他在镇上初中读书）听说后，气愤不已，抄起菜刀就去找那瘾君子算账。14岁的弟弟发育很好，人高马大，那瘾君子被吓得连连求饶。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完了，没想到父亲出来后，竟也听信这胡言乱语，找母亲“算账”。弟弟很失望，他拼了命都要保护的母亲不被父亲理解也就算了，居然还要遭受“虐待”。他指着父亲的鼻子破口大骂，骂他不辨是非、没有良心。父亲气不过，又将弟弟狠揍了一顿。
而这些，直到父亲第二次被抓时我才知道。
父亲并没有像在狱中答应我的那样，还是整天吊儿郎当，既不种地，也不打工。弟弟也初中毕业了，他想继续读书，但家里供不起，只能被迫走向了社会，每个月打工挣的钱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家里（主要是父亲）。
2015年清明，妹妹出生了，父亲对她疼爱至极，为了给她好一点的生活，这才开始规划着赚钱。他到广州打过工，但很快却以“吃不消”为由回家了。回家后，母亲发现，他又开始吸毒了——很快，就又被抓了。
母亲说，被抓前那几天，父亲似乎收到了消息，晚上要么睡地窖，要么睡草棚，直到天亮才敢回房间。有一天他从地窖爬上来，前脚刚进屋，后脚镇上派出所的警察就破门而入，强行带走了他。母亲担心妹妹受惊，死死抱着她——那时妹妹才7个月，而我也正在高三关键阶段。
父亲被带走后，让人给母亲传话，说趁他还未被移交到市戒毒所之前，让大伯想办法“捞”他（派出所所长是大伯同学）。母亲为了不影响我高考，决定瞒着我把他“赎回来”。她跟舅舅借了几万块钱后，给大伯打电话，让他想办法，大伯却把打电话打给了我：“你爸吸毒被抓了，你妈担心这事会影响你高考。想用钱把你爸赎出来，我现在把这个权利交给你，你来决定要不要‘捞’你爸出来。”
上了初中后，每次开家长会都是大伯来，同学们问我“你爸爸呢”，我都会羞耻地低下头，我不敢告诉他们我的父亲是名毒贩、瘾君子，正在蹲监狱；我做任何事都没有底气，即使别人欺负我，我也敢怒不敢言，怕事情闹大，怕身后无人。父亲出狱回家那段时间，即使他无所事事，却能给我一种力量——“不怕事”的力量。可就在我人生最至关重要的时刻，他再一次吸毒被抓，这让我无比失望。
我哭着回复大伯：“我没事，不要浪费那个冤枉钱，让他在里面好好戒毒吧。”
因为我的决定，父亲很快就被移交到了市戒毒所，被强制戒毒两年。
那天下午，我请了假回家。母亲抱着妹妹坐在门前，木门被寒风吹得来来往往，门前干枯的杏树上停着几只寒鸦，阳光斜照在母亲的脸上，我看到她斑驳沧桑的面庞上满是褶皱，她的白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眼前这个只有40岁的女人，已经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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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陪了母亲几天后，我就回了学校，可我总是静不下心来，于是去戒毒所探望父亲。一见到我他就问：“你大伯有没有说什么？”
我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有些胆怯：“说了，大伯和母亲都说要花钱捞你出来，但我拒绝了，我希望你在里面好好想想，把毒戒掉再出来。”
父亲脸色骤变，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神冰冷如铁。我有点怂了，不过很快又故作镇定：“你不用怪我妈，也不用怪大伯，是我不让他们救你，你要怪就怪我！”说完，我放下了电话。父亲还在死死地盯着我，他布满血丝的眼神一刀刀从我的皮肤上划过，切开一个又一个血肉模糊的伤疤。
临走时，我在他的户头留了一个月的生活费，算是我对他的补偿，然后给弟弟打电话，通知了他（母亲没让他知道父亲二进宫的事）。弟弟很漠然：“我早就料到了，他活该！”
回学校后，我仍无法进入到学习状态里，接连一个月食不下咽寝不安席，精神状态极差，我开始讨厌学习、讨厌父亲，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一再犯浑，想不通世界上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人存在……我脑海中有太多的想不通了，曾一度身陷抑郁症的囹圄，差点轻生。
好在母亲及时点醒了我，她让我无论如何都不要放弃生活的希望。为了母亲和小妹，我又重拾信心，努力备战，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和妹妹，我报考了本地的大学。
上大学后，我利用闲余时间做兼职，偶尔也能补贴家用，而弟弟也不再打工了，转而跟人学做生意，略有起色，没多久就翻修了老家的房子，生活渐渐好了起来。
我大二时，父亲再度出狱了。刚出来那阵子，他似乎看开了，并未对我心生芥蒂，我和弟弟在家时，他很安分，不找母亲的茬，不乱发脾气，偶尔也会做农活，有时还会顺着母亲，一切看似都正常了起来。但就是不知道我们不在的时候他是怎样的，问母亲，她从来只会说，“挺好的”。
有次周末我偷偷回了趟家，看到母亲正坐在院子里哭，看到我，她立马擦干了眼泪——不用想，她肯定又被父亲欺负了。
我有些气愤，冲进屋里，叫醒了正在睡觉的父亲：“咱们爷俩好好谈谈吧。”
父亲没有睁眼，强装威严说：“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那你说说，你把我妈咋了？”
他翻身坐了起来，一脸怒意地看着我：“怎么，你要跟你老子算账吗？女人不就该收拾不就该教训吗？我告诉你，你以后结婚了也得这么做！”
“我永远不可能像你这样！”
他摆摆手：“咱俩差着辈呢，没啥好说的！你滚，爱干嘛干嘛去！”说完，他又躺下了。
母亲抱着妹妹在门口听着，眼泪顿时掉了下来。我从她手里接过小妹，来到我屋里，深思熟虑后，我跟她说：“要不，就这么算了吧，我和弟弟现在也能养活你们。”母亲惊诧地看着我，想了好一会，然后看了眼妹妹，摇了摇头：“你妹还小，你弟也快成家了（他谈了个对象，女方要求早点结婚）……”
“我们都已经长大了，你能不能为自己想想？”我打断了母亲。
母亲生气地说：“那你能不能为我想想？不要再把简单的事搞大了！”
我呆住了，但又很快顿悟：是啊，我颇为心急地要替母亲“讨公道”，但却忘了，我不能时时刻刻都守护在她身边，我不在的时候，她该怎么办呢——这好像是个死局，没有任何破解的方法。
那之后，母亲经常有气短胸闷、头昏的感觉，我带她去检查，医生说是精神和心理方面的问题——根源还是父亲，他的种种“行为”，都对母亲的精神和心理留下了创伤——只要动静大些，母亲就会紧张不已，呼吸加快，整个人不住地颤抖。
不仅是母亲，只要父亲在家稍有动静，我也胆战心惊，生怕他又找母亲的茬儿；在学校时，我基本每天都给母亲打电话，万一打不通或者她不接，我就坐立难安，生怕她又遭父亲的打。心理老师说我这是典型的“被害妄想症”——我真希望父亲永远被关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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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疫情，身在西北的我们也依然紧张。我面临毕业，前途渺茫，上半年基本都在焦灼地写论文和准备各方求职中。总算在8月找到一份薪资还不错的工作，心也安定了不少，打算这几年多努点力，将来能把母亲和妹妹接过来。
9月初，我刚工作不久，奶奶生病住院。出院后那段时间奶奶住在我家，亲戚朋友都来探病，在后院杀鸡宰羊招待客人时，父亲又因“争权”而跟母亲吵了起来——这些年，家里家外都是母亲在操劳，待人接物、为人处世，各方面她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但父亲不甘心，作为这个家的男人，他仍觉得自己是一家之主，凡事都应该他说了算。可他做事顾头不顾尾，到处得罪人，把亲戚朋友都得罪了个遍。
但他很固执，不承认自己的无能，又开始动手打母亲，刚好被买菜回家的我撞见。我鼓足了气，跑过去把他推开：“住手！”
他看着我，恶狠狠地说：“怎么？你是要报仇吗？！”然后接连给了我几巴掌，把我眼镜都被打掉了。我没有还手：“我是你儿子，你打我可以，但你别动我妈！”
他满脸怒意，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五官扭曲，又将矛头转向母亲：“是你教他的吧！是你让他来报仇的吧！”说着，他的拳头又挥向母亲。我浑身发颤，发了疯似的冲上去，一下把他撞到，摁在地上：“别动我妈！”看到我动手，母亲很惊讶，她反过来拉着我，哽咽着说：“你放手，他是你爸啊，你快放手！”
我已经被冲昏了头脑，压着他：“无论发生什么，我都站我妈这边，你休想再打她！”
这时，奶奶、大伯和亲戚朋友都闻讯赶来。大伯见状，不问原委，拿起一根棍子就打我：“你反了天了！敢打你爸！”而大姑和母亲也都扯着我的衣服和胳膊：“你快撒开，他是你爸啊！”
我放手，刚站起来，就被挣脱束缚的父亲一脚踢翻在地，随后他又怒不可遏地把母亲压在身下，一拳拳挥向她：“报仇是吧！报仇是吧！”
谁也拉不开我父亲，我又失去了理智，冲上去把他推倒，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咬牙切齿：“跟你说了！别动我妈！”
一时间，场面混乱不堪，哭声、打骂声、劝架声、牛羊鸡鸭受惊的喊叫声，交织在一起，勾勒一个家庭的悲哀……等到完全静下来时，父亲已经被拽走，不知道去了哪里，亲戚朋友也都散去了。母亲蓬头垢面，坐在地上，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她旁边是刚睡醒的妹妹。我走近她，低声说：“走吧。”
母亲眼神空洞，目中无光，反问我：“走？走哪儿去？”
“去哪儿都比待在这个家里的好。”
母亲没有应答我，她牵着妹妹回了房间，关上了门。我也回了房间，蒙着被子趴在床上，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处理了。
天黑后，父亲回来了，他一进门就大骂：“畜生，畜生……书呆子，念书念傻了……贱人，让这个书呆子来报仇……”他骂得很难听，而母亲仍在屋里，没有出来。
那会儿我冷静了许多，觉得自己的行为确实过激了。我走出去，给他道了声歉。
他没有接受我的道歉，坐在台阶上骂个不停，言语间的“龌龊”不堪入耳，像个疯子。我肾上腺素剧增，再度失控：“那你想过吗？你不在家这些年，我妈有多不容易？她不是你花钱请来的保姆，你但凡有点良心，也不会这样，你看看别人是怎么对待自己的老婆的，再看看你……”
奶奶也从屋里出来了：“你就是个烟鬼，你坐牢坐傻了，你是想拆散这个家！”
父亲生气地脸都变了形：“你们凭什么都说我？就因为我吸过毒、坐过牢？你们没有资格说我！”
他不服、不满，罗列了我们在场所有人的罪状：“我不如从前了，你们就瞧不起我了”、“我要是有钱，你们谁敢这么对我”……他歇斯底里，心理已经完全扭曲掉了。
这么些年来，母亲纵有千般委屈，但她一直在为这个家而隐忍，父亲非但不理解不体谅，还总没事找事，今天又闹这么一出，不仅让亲戚朋友看了笑话，更是让母亲大失所望，她心里那点仅存的希望熄灭了。
她换了身干净的衣服，走出房间，对我说：“走吧，咱们走吧。”我有点懵，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母亲又说：“总不能继续这么下去，让他把我们一家人都逼成疯子吧。”
我这才明白母亲的意思，而父亲显然没想到这点，他愣住了，在他看来，母亲就是他随手拿捏的软柿子，除了忍着，别无他法。
我和弟弟也曾多次劝母亲：“离婚吧，我们能养得起你和妹妹。”但她不是担心妹妹的抚养权问题，就是担心弟弟结婚后没地方住，即使我跟她科普法律，告诉她，按照父亲的情况，妹妹一定会判给她，而我和弟弟也已经成年，我们一家可以租房住，可以养活自己，但她还是瞻前顾后，担心这担心那的。
这下，她终于下定决心了。
母亲提出离婚后，弟弟很快从深圳赶了回来。起初，父亲不同意，奶奶、大姑还有大伯也都劝母亲不要冲动，甚至还打电话给舅舅（那时外公已经不在了），让他劝劝母亲。
母亲一改往日的怯懦，坚定不移地说：“我没有冲动，这么些年了，他还是这个样子，再跟他一起生活，我们谁都没有好日子过。离婚吧，离婚！”
母亲在众人面前说出这话时，父亲瞬间火了：“给你脸了是吧！还要跟我离婚？你试试！”
母亲没有管他，只是按照弟弟教她的那样，跟父亲说：协议离婚的话，老宅以及家里的几亩地都可以留给他，她只要妹妹；但如果诉讼离婚，法院方面怎么判，那就怎么来。她给了父亲足够的考虑时间，让他想清楚，到底要通过哪种方式，之后母亲和妹妹暂时住进了我租在单位附近的两居室里。
或是担心“家产”被分，或是知道母亲心意已决无法挽回，父亲考虑了一段时间后，同意协议离婚了，但他也有条件：他一个月得见一次妹妹。母亲爽快地答应了他。
离婚后，因为心理和精神上得到了解脱，母亲气色好了许多，听到声响，也不再整天紧张兮兮，她偶尔也会请奶奶过来住一段时间。有时候妹妹想念父亲了，母亲也会安排他们父女见一面，她说：“我虽然跟他断了关系，但你们还是血亲，该给他打赡养费的时候就打，路上见着了也得打招呼。”
小县城的房价不高，弟弟寻思着贷款买套房，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住在一起，最近他正在四处物色合适的地段，属于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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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千禧年后，从北上广到小县城，《热血传奇》这款网络游戏成了网吧里的绝对霸主。我的朋友安哥就是在这时接触了它，继而成为第一代“网瘾少年”。
2002年，刚上高中的安哥辍了学，每天泡在网吧里没日没夜地打怪升级。他学习成绩差，家里对他的期望本就不高，加上他父亲又是个颇有资产的工厂主，对他的胡闹也就听之任之。
这年下半年，《热血传奇》的源代码在国外泄露，几个月后，汉化打包的游戏程序就在网上公开叫卖了。当时，只要懂一点服务器架设技术，都能当游戏运营者。
传奇“私服”兴起后，安哥与几位好友一合计，租下了网吧旁的一间小出租屋，架设起本地第一个私人服务器，供好友之间娱乐。一开始，这个私服连账号注册页面也没有，安哥就在后台写好数据，将登录名抄在一张张小纸条上分发给体验的玩家。
官方服务器的运营商是花了大价钱才拿到游戏代理权的，自然对收入锱铢必较，在游戏版本更新与运营策略上有自己的节奏和考量，有时会与玩家的意愿背道而驰。而私人服务器没有门槛，不收点卡费，运营也灵活得多，如果玩家想要新装备、新怪物、新地图，安哥立即就能安排上。如果玩家对角色的升级速度不满意，想一夜满级，只要肯花钱，安哥在后台动动手指就能办到。
体验过后的玩家们对私服的热情超出了安哥的想象，颇有经济头脑的他开始招兵买马，组建起了一个五脏俱全的小工作室。
我去过那间工作室，外表古旧，很不起眼，像十多年前的黑网吧，内里却别有洞天——天花板上架了两台大吊扇，地面铺了米色的瓷砖，墙上贴了一张巨大的壁纸，是游戏里的战士，威风凛凛，目光炯炯，有股睥睨天下的气势。安哥还在小屋后头做了两个迷你隔间，供员工值夜时休憩用。
一开始，工作室里只有3个人，都是十七八岁、其貌不扬的小青年：职校生小文，瘦得像根麻杆，戴一副瓶底厚的眼镜，是个“技术达人”，负责技术维护；网管“暴龙”直接从网吧辞职，担任推广与前端工作，他皮肤黝黑，满脸痘印，擅长交际；五短身材、胖胖的安哥则负责筹措资金，统领大局。
短短几个月，他们就把第二台服务器架设起来。依托口碑与周边网吧的推广，他们的私服迅速红遍全城，高峰期在线人数高达600多人。如今手机游戏里流行的“首充福利”、“满额赠点”等活动，在十多年前就被安哥他们玩得炉火纯青：充40元，送新人装备，充80元，就让新人进入特殊的打宝地图。开服首月，小工作室的流水过万元，到了年底结算，扣除成本，3人各分得6万元。
私服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们也成了本地年轻人心目中的“风云人物”，我有父辈亲戚知晓了消息，训斥自己的孩子说：“读书读书，还不如去打游戏，瞧一瞧老蔡家的孩子，打游戏都能挣上钱！”
这是安哥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安哥结婚很早，与妻子芸姐的关系也融洽，两人唯一的矛盾是生活方式。
芸姐喜欢种些花花草草，偶尔也玩几局棋牌，但绝不包括网络游戏。安哥却是个疯狂的游戏迷，一进入游戏可以鏖战通宵，加上私服工作室需要值夜班，他常常日夜颠倒，饮食也很难规律。体检单子一出来，画着一堆异常指标。
芸姐想将安哥的爱好扭转过来。山地车火热的时候，芸姐立即买了一辆捷安特，搭上头盔、骑行服，花去五六千元。可安哥只在家门口试了试座高，便把车搁置在门后。后来时兴钓鱼，芸姐又嘱咐我一定要约安哥出去。没成想，安哥到了鱼场就将钓竿往炮台上一架，从背包里摸出一台笔记本，在小板凳上打起了游戏。周围的钓鱼佬连竿子也不管了，都围过来看新鲜。
我将这桩趣事告诉芸姐，芸姐气得发抖，我只好劝她：“安哥爱打游戏，实在算不了什么，谁还没个爱好呢？比起游戏，其他爱好可麻烦多了，要是他天天出去花天酒地，到时候你大概会盼他回家折腾游戏去。”
芸姐摇摇头，只好作罢。
2
2004年之后，《热血传奇》的私服已在全国四处开花，官方服务器的运营公司终于回过神来，开始联合法律部门，加大力度打击私服。没多久，网上就陆续有私服主被捕的新闻传出。
安哥的私服规模小，除了服务器日夜遭受来自版权方的网络攻击之外，倒也没遭到更严重的打击。但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慌了神的安哥开始低调行事，暴龙、小文则选择离开工作室，各奔西东。
《热血传奇》的私服不可逆转地开始走下坡路。这个契机，芸姐等了很久。但安哥依然不肯收手，他勉强熬过了“私服的冬天”。
之后的10多年里，大量新游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网络上，安哥前后组建过3个工作室，做的私服游戏都属于《热血传奇》的“微变”版本，玩法与官方游戏类似，唯独在运营上更追求细水长流——每月，安哥都会往里面加入新玩法与新地图，好让玩家群体保持稳定，甚至有几位资深玩家在游戏里庆祝生日，安哥还送上了祝福。
可是，人总喜欢新鲜事物，随着时间推移，安哥的私服越来越留不住玩家。后面几年，“三日服”开始流行起来——“三日服”只有三天寿命，第一天开服，第二天装备成型，第三天打城战，接着人去楼空，游戏主城里空荡荡，再也见不到一个玩家。
安哥是传统派，他的服务器最长运行时间超过6年，在圈子里还小有名气。他对快餐型的“三日服”嗤之以鼻，却还是改变不了私服的颓势。
当服务器的运维费用接近玩家的消费额时，就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候。然而，安哥工作室的“转型升级”之路并不好走。
到了游戏生命力的末期，《热血传奇》的版权方看到了私服的“IP潜力”，就改变了策略：不再一味地用法律武器打击分散于各处的私服，而是转向私服主授权、收取费用。于是，一些大型私服工作室开始“洗白”——只要向版权方交一笔授权费，再将自己运营的游戏改名换姓，变为一个“独立”、“崭新”的游戏，就不会惹祸上身。
对此，安哥不以为然，他觉得现在的私服游戏与原版的《热血传奇》早就天差地别，许多地图和玩法都是由私服主们自行开发的，“凭本事做的游戏，何必白白交一笔钱？”更何况，当时国内“传奇”的版权混乱，市面上有两三家公司都在卖授权，“谁才是正主儿？”
话虽如此，可名不正言不顺，法律纠葛始终是悬在安哥头顶上的一柄剑。想把私服做大做强，总有意料之外的掣肘。
2016年底，安哥选择剑走偏锋，转做当时已经十分火热的“捕鱼”游戏。
“捕鱼”最早流行于街机厅，天生自带赌博基因，一些软件公司将这款游戏搬上手机后，热度爆棚，一度登上各大应用商店的TOP榜。游戏一火，嗅到钱味儿的盗版者蜂拥而来，一时间，不计其数的仿版“捕鱼”充斥网络，到处都有成套的APP打包出售。它们价钱便宜，运营者只要请软件公司稍加修改，再加上一些必要的安防程序，就能立即上线。
安哥的私服工作室转做“捕鱼平台”自带优势——有现成的场所、熟悉业务的员工、完备的支付接口。至于玩家的来源，就更不用担心，安哥接触的私服玩家大多和他一样，三四十岁，小有财力，对复杂的大型游戏没兴趣，简单易上手的“捕鱼”仿佛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
安哥工作室的原班人马筹备了两个月，就在各个熟悉的私服玩家群里打广告，拉到了第一波“捕鱼”用户。靠那些塞在车把手里的实体卡片，又拉到了第二波——当然，更多玩家来自社交软件，他们都是被“首充送100元，分享好友送200元”的老套路吸引过来的。
帷幕缓缓拉开，第二次创业的安哥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3
2017年春节，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安哥家串门，酒足饭饱后，一群人提议来点娱乐项目。
往年，我们总是分成两队在一个封闭的服务器里厮杀，输掉的一方要出点“彩头”。这次，安哥却不再鼓吹自己的私服了，他拿出几台平板电脑分发给大家，说这是他们工作室测试用的机器。
我拿起平板一看，发现是自制的捕鱼游戏。我对这游戏不太在行，就跟着界面上的游戏提示，随意地点来点去。还真别说，这游戏确有独到之处，等我的积分池见底时，不知不觉已消磨了两三个小时。
我窝在沙发上意犹未尽，要求安哥帮我再加一些积分。安哥探头一看，张大了嘴巴：“你的手法也太水了，这才多点工夫，两万块就没了。”
我愣了，差点握不住平板：“两万块？这就没了？”
安哥眯着眼笑，似乎对我的惊讶习以为常：“游戏嘛，就是要刺激。还好是测试机，不然，嘿嘿……”
我暗暗咋舌。三六翻倍的牌我也打过，遇到手气不好的时候，一个通宵能输两三万。但那种牌总有大小额的进进出出，牌桌上三四个人呼来喝去，相当热闹，能给人极大的感官刺激。哪像这个卡通游戏？简简单单几个点击的动作，不声不响，几千上万块就没了。我早就听说“捕鱼”是个吃钱的无底洞，但没有亲身体会，的确无法体会这种真金白银打水漂的挫败感。
我向安哥请教玩法，他讲得很细致，说要打之前看清鱼的种类，什么鱼该打，什么鱼不该打：“这是小炮，不要钱，但是你老用这个打，最后还是会输；这是‘白金炮’，买一个炮得60块呢，看准了再打；这是Boss，有金币，积分还可以翻番……”
按着安哥的指导，我又尝试了好几次，仍旧打不中，气得拿白眼瞪他。安哥反倒很得意：“要是都让你打中了，我吃什么呀？”
安哥说，“捕鱼”中的捕获概率是可以人为调控的，他运营的版本在业界算是良心之作，捕获概率与几个知名大平台区别不大。但有些平台会刻意调低捕获概率，只为挣一把快钱，倒霉的玩家几乎没什么游戏体验可言。
“这有啥玩头，输赢也太快了。”我深吸一口气。
“玩捕鱼，本来就是为了搞钱嘛，愿赌服输。”安哥若有深意地说，“而且，这玩意儿有毒，会上瘾。”
他说，前两天有个退休老头玩“捕鱼”输了8000多块，最后通过客服微信联系到了他，希望能借5000块钱的积分。
“你借出去了？”我好奇地问。
“借个屁，赌狗的钱，谁敢借？”安哥一撇嘴，不以为然。
“这是一棵摇钱树。”我盯着可爱的游戏界面，说不上讨厌还是喜欢，只觉得心里凉飕飕的。
安哥点点头，感慨地说：“有哪个游戏不是摇钱树呢？”
然而，安哥开“捕鱼平台”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第一个难题，是同行的竞争。安哥的市场布局在周边的四五个城市，竞争对手不少，肯耍手段的也多，每到夜深人静时，他的服务器总会遭受来源不明的攻击，有时甚至能让整个系统宕机。作为无版号、无许可证、无备案的“三无”平台，安哥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第二个难题，是法律风险。“捕鱼平台”本身没有法律问题，但“银商”的存在让这个休闲小游戏成为赤裸裸的赌博项目。
一般来说，想在“捕鱼”里获取大量积分有两个办法：一是通过正常的游戏行为赢得；二是直接充值。在合规合法的平台里，这两个渠道都是闭环，哪怕玩家在游戏里赚到了过亿积分，依然不能将其兑换成现金。
不过，“银商”的出现打破了闭环，他们就像是游戏与现实的“中间人”，可以将玩家的积分兑换成人民币，也可以明码标价把能赢得高分的游戏道具出售给玩家。
如此一来，休闲娱乐的游戏就变成了赌博，“捕鱼平台”就化身为虚拟赌场，它们像一个个深不见底的麻袋，悄悄张开口子，套住大多数玩家。
在这个行业，“捕鱼平台”的运营者与“银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已经不是秘密。某些运营者甚至直接充当“银商”，在明面上与玩家进行人民币交易。不过这样的黑平台往往活不了多久，法网恢恢，警方很快就能精准打击。
安哥的“捕鱼平台”刚有些起色时，就有“银商”上门寻求合作，一应条款早已准备妥当。安哥说，原先他并不想与“银商”打交道，但无奈他需要“银商”带来的流量——因为总与玩家和钱打交道，“银商”们手里掌握着一张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他们就像赌场中的掮客，与众多赌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那些“职业”赌客中，有的是小有财力的中年人，赌红了眼便一次买下几千元的“炮弹”，半天输赢过万；有的是时间充裕的家庭主妇，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输五六千元也不心疼；还有靠网贷积累赌本、想要冒险一搏的年轻人，当他们资金枯竭后，“银商”又会送上其他网贷的链接，直到榨干最后一丝利益……
安哥思虑过后，还是选择冒险，借助“银商”给自己的“捕鱼平台”引流。于是，双方约定了每个月的“返点”比例，“银商”还要求安哥把自己的游戏账号设为VIP，不仅可以用折扣价获得道具，还能在聊天频道中无限发言。
在这种“捕鱼平台”的生命末端，游戏里几乎只剩下纯粹的赌徒。“银商”与平台运营者才是真正的“捕鱼人”，等赌徒们醒悟过来时，一切为时已晚。
4
安哥终究被抓了，犯的是“开设赌场罪”，两个“银商”与他同庭受审。其中一个才20岁出头，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另一个40多岁，当过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
律师透露，这俩人是最早的那批“捕鱼”玩家，输光了钱后，他们在“戒赌群”里结识，之后又在群里寻找客源，从被害者变成了加害者。我听了，唏嘘不已。
安哥出事后，他60多岁的母亲几乎崩溃，弄不明白儿子究竟干了什么。对于一个老人的认知来说，儿子只是沉迷游戏，怎么会跟犯罪扯上关系？她托人到处打听，将儿子的朋友一个个找出来询问。
那天，我与安哥的母亲谈了很久，终于让她弄清了前后的缘由。她抹着眼泪，向我提出了一个更难解的疑惑：“他为什么要做‘捕鱼平台’？”
老实说，安哥并不缺钱。他父亲身故后，留下了一个小工厂交给他叔叔管理，他每年能分到不少红利。《热血传奇》的私服虽说愈见冷落，但仍有一笔不错的收入，大富大贵谈不上，养家糊口却绰绰有余。
做“捕鱼平台”的具体原因，安哥没有告诉我，但我猜想，也许跟他当年的创业伙伴暴龙、小文有关。
暴龙离开私服工作室后去了天津，在亲戚的外贸公司里做事。那家公司专做韩国进出口贸易，暴龙飞来飞去，韩语学得很溜，也发现了一个商机——有些曾风靡网络的经典游戏限于市场环境，已经在国内停运，但还有一批死忠玩家对其念念不忘，如果能买下版权，重新开服，就能大赚一笔。
暴龙飞去韩国买下一款游戏的后续代理权，那些老掉牙的游戏在韩国已经无人问津，版权方毫不在意，用白菜价便贱卖了。暴龙将游戏源码带到国内，招募技术人员重新开服、贩卖情怀，几年下来，赚得千万身家。
小文则去了广州，入职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游戏公司，公司虽小，利润却很可观。这些年，他慢慢做到了部门主管，据他母亲透露，小文的年终奖攒了十来年，已经在广州市区买了一套住房。
当年，“三巨头”窝在出租屋里做私服工作室，其中两位从小城走出去，功成名就，成了真正的“传奇”。再说起游戏，大家谈论《魔兽世界》，谈论《梦幻西游》，谈论一个个新推出的手游，再没有人提起《热血传奇》和私服了。留在小城的安哥与衰落的《热血传奇》一起，被埋到了角落。
每年年底，暴龙都要开着他的银色保时捷还乡。聚会时，朋友们谈起暴龙的车，谈起定居广州的小文，安哥都会沉默，脸色变得很难看。
“游戏行业是一棵摇钱树。”安哥在不同场合、不同情绪下都说过类似的话。我想，这句话也许成了他的执念。
安哥依法被判刑2年，服刑期间，芸姐辞去了会计工作，回家专心照料老人。她低调了许多，几乎不大在街上露面，甚至推了不少本该代替安哥出席的酒宴。
有一回我见到芸姐，询问她躲着我们的原因，她说害怕朋友们会拿有色眼镜看她，又说：“安哥其实人不坏。”
我说安哥确实不坏，只是随波逐流罢了：“不过进一回班房也有好处，他出来之后大概会遂了你的愿，离游戏远远的。”
芸姐一笑，点了点头。
到了2020年10月，安哥要出狱了。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监狱的接待大厅没有对访客开放，只在大厅外搭了几个蓝色的临时棚。我和芸姐早早就站在隔离线外等候了。
过了霜降，天气转冷，阴风从袖口钻进来，我不停地跺脚，想将冷意驱赶出去。转头看芸姐，她默默地抱着一件几天前就准备好的大衣，不时小心抹去细微的褶皱，然后目不转睛地望着监舍的方向，哪怕从这个角度什么动静都看不见。
上午11点刚过，狱警领了安哥出来，两人互相点了点头，便各自转身。安哥的脸上严实地戴着一只蓝色口罩，见到我和芸姐，并没有多大反应，也看不到表情。
4小时的车程，一路沉寂。回到家，安哥母亲先给他递上一杯热茶，芸姐洗了把新毛巾，仔细擦拭着丈夫的脸颊。经历了2年的牢狱生活，安哥那张圆圆的胖脸如今已依稀可见棱角，额间的皱纹也多出了许多。
直到这时，安哥的表情依然木木的，说不上是高兴还是忧愁。他咽了一口热茶，眼珠一动，像是终于醒了过来，两滴泪便从眼角滑落下去。
5
前段日子，我听说安哥病了，在床上躺了好些天，就提了点东西去看他。
到了他家，我看见安哥正在桌边喝功夫茶，整套白玉茶盘晶莹剔透，洗具饮具一样不缺，安哥轻斟慢煮，像在放慢格电影。
他以前是个急性子，走起路来直往前撞，语速也快，两句话恨不得挤在一起说。对于他的改变，我并不诧异，牢狱生活能改变人，尤其是生活习惯。
安哥请我坐下，一边专心侍弄那套茶具一边说：“功夫茶是消磨时间的利器。不知不觉，一个下午就坐过去了。”
我问他病好了没有，他摆摆手，说刚从那里出来，外面的气候稍有些不适应。监舍里的一位狱友是个惯犯，对他蛮客气，事先提点过，说出狱后总要小病一场，没有大碍。
没聊几句，安哥便问我最近在玩什么游戏、好不好玩。他说自己在监舍里做梦，梦见的都是游戏里的场景，监舍里放起床号，他有时会听成游戏里的背景音乐。不过，他在里面朝思暮想，恨不得死在游戏里，可从那里出来之后，忽然就不想玩了。
“没意思，真的没意思。”安哥一直叹气。
这句话，我听了啼笑皆非，又有些心酸。我问安哥那间工作室还有没有主机剩下，安哥摇头，说所有主机，不管新旧，都被警方没收了，连一块键盘都没有留下。出狱后，他找过主办的警官，对方说那些主机作为犯罪证据都被没收，也不知流转到了哪里。
我心里一凉——对于一个资深游戏玩家来说，数据是再宝贵不过的东西，虚拟世界的经历总需要数据来承载，这些数据不仅是硬盘里的字节，也是人的情感与回忆。
15年里，安哥研究的各个版本《热血传奇》的私服，开发的各种各样的玩法，制作的花样百出的地图，以及他在这个小屋里流过的汗、熬过的夜、快乐或是不快乐的记忆，统统都在那些数据里。
如今，一切都化为泡影，像是做了一场15年虚无缥缈的梦。
安哥出事后，他母亲就将那间小出租屋腾空退租了。安哥说自己前几天还去看过一趟，房东已将房子租给别人，现在那儿是一家课后托管机构。
我忽然很有感触，如今坐在小屋里的孩子们大概永远无法想象，曾经有一群年轻人在这里追逐过一些不被世俗理解的梦想。
安哥开工作室多年，一直在与孩子们打交道。他的员工多半来自本地的职高与技校，大多是些“网瘾少年”，他们停学后无所事事，来工作室工作不仅可以打游戏，还能挣点儿生活费。
只是，这些孩子都很年轻，安哥的工作室再有趣，也不过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小小的中转站，愿意吃游戏这碗饭的人极少。离开之后，他们该考学的考学，该学买卖的学买卖，该当学徒的去当学徒，来来去去，几乎没人待过一年以上。
如此说来，安哥在游戏上的坚持，是独一无二的。
我问安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他挠挠头，说准备再开一个私服工作室。他说得很轻巧：现今服务器租赁已很普遍，无须日夜值守，微信支付普及大众，支付接口也省了。前期只需叫上两个年轻人，两三周时间就能鼓捣出一个堪用的游戏版本。他在几个大型玩家群里还有一些人脉，再去本地论坛上拉几趟兵，消费额就来了。
我给安哥算了一笔账：如果继续做私服，一个月到头收入也就几万元，还没有将各种成本算进去；开小工作室并不轻松，越是节假日越要盯，就一个字——“熬”；就算真的开起来，一年也折腾不了几个版本，更何况私服市场已经被大公司瓜分殆尽，玩家群体越来越小，“再次入场也就嘬一点牙花，没日没夜的只挣一点辛苦钱，这又何必呢？”
安哥点点头，又摇头，说自己实在想不出其他挣钱的门路了。游戏像是一堵墙，将他与现实世界隔绝起来。
安哥15岁开始打游戏，这些年整日闷在工作室里，很少见到户外的阳光。后来招到一些半大的孩子，终于清闲了一些，但还是没有脱离游戏的环境。他睁开眼，是游戏里的装备参数出了问题，紧赶慢赶地修补；闭上眼，服务器又宕机，起床心急火燎地调试重启，唯恐怠慢了哪位付费玩家。
他一边做维护工作，一边经营玩家群、拉动消费，整个人的生活几乎全献给了游戏。说起私服，他可以将市面上的版本讲个玲珑剔透，可回到现实，安哥懊丧地说：“我对美国总统的印象还停留在布什时代。” 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行业多了去了，再不济，安哥总可以去自家的小工厂里帮忙。听了我的话，安哥面露难色，支支吾吾地说，自己脑子里只知道与游戏相关的东西，又习惯用键盘与别人交流，不知能不能胜任普通工作。
“有时候想一想，还是读书好，出路总多一些，当初我咋就那么迷游戏！”安哥闷了许久，忽然冒出一句。
我安慰他，说不知有多少人羡慕他的工作，将游戏当成职业，是多少男孩子的梦想。
“扯！打游戏是一回事，要是当成一辈子的事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安哥叹了口气，“还是以前好。工作室有进账的时候，开开心心去买点东西，给那几个小孩发红包。等私服没人了，无所谓，约几个朋友打‘内战’也挺有意思。不像现在，从那里出来以后，整个人都没精神，什么都看得淡了。私服，我现在一分钟都玩不下去。”
我抬头看安哥——关了两年的牢笼，他看起来足足老了十岁。
我随口提议，说可以玩点养成类、策略游戏，打发打发时间。安哥摇了摇头，语气很郑重地说：“再也不玩游戏了。”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