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长久的平静，并非生活的全貌。2020，对于很多人而言，或许都是一种“意料之外的生活”。从疫情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从行业震荡到个人学业或职业选择；从教育方式到情感状态……这一年，各种猝不及防的冲击，一个接着一个向我们涌来，往往只在一瞬间，我们的人生就会因此转变。祸福相依轮转，谁也不知道2020年那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和变故，终究会指向何方。身处其中，我们该如何自处？又该何去何从？至此，我们在近百篇来稿中精选了6篇「2020，意料之外」，从今天起与大家共享。希望我们曾迎面遇上的每一个“意料之外”，生活都会回报一个“情理之中”的答案，让我们保持着一颗安宁的心，整理行装、继续向前。
“你们只是一群活在过去的人，根本不配有钱。”
哲哥的一句话，让聚在茶馆里大呼小叫的凑在一起打麻将的哥几个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把脸转向了这个胆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的家伙——眼前这几位在茶馆里用罐头瓶子泡茶凑在一起打麻将的人，都是曾经身家数千万的老板。
但他说的话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毛病，正如茶馆楼下停车场里停着的那几台身价百万级别、如今却布满了灰尘的豪车一样，曾经的那些财富，都已经是过去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让太多的人破产，现出了原形。
而在说这句话时，哲哥已经在东山再起的路上。
1
在2020年初的疫情之前，我就已经破产到了爪干毛净。拿着一个哥们支援的8000块钱，我买了辆N手的破金杯面包车，自力更生一番收拾后，凑了500块交了“K狗”的注册费，却发现跑在大街上的各种网约小货车比实际用车的人都多。
2020年疫情缓解后，在一个经常一起“蹲坑”的司机的引荐下，我开始了为一家著名的共享单车公司回收故障车的工作。这工作类似于拿着张探宝图满世界的去寻宝，找到的“宝贝”按照种类不同，报酬从8块到15块不等——当然，这工作还有个好处，就是完全自由，心情不美丽时就可以不出车。我的破金杯一次能塞进去16辆共享单车，一天拉一车共享单车去库房，再捎带着从“K狗”上接点偶尔砸到自己脑袋上的单子，至少也让我实现了“生活自理”。
事实证明，回收共享单车对司机们来说还是个坑，否则也轮不上我这种倒霉蛋去分一杯羹。这工作最让人恼火的是，有时明明手机软件上显示附近有辆故障单车，可当我急三火四地拍马赶到时，那辆故障车很大概率会被某个不开眼的家伙直接给骑走了，或者是被同样在“寻宝”的同行们给“截胡”了。这种情况一天不遇上个几十回，那我就算走了狗屎运了。
我能做的，只是默默每天在各种拥堵的市区里驱车多100公里，然后攒上两天，才够回一趟库房交个差、记个数的成本。
就这样，刚刚入职了一个星期的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徒弟”哲哥。他50多岁，身形精瘦健壮，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言谈举止都是一副儒商的作派，文质彬彬、大方得体、不卑不亢。比这个中年男人的精致外貌更让我咋舌的是，他居然开着一辆几乎崭新的丰田阿尔法商务车，还是顶配——这车是商界老板和演艺圈明星们最喜欢的“保姆车”，如果不是三四十万的加价让我实在有些肉疼，破产之前我几次都有冲动把它买下开回家——哲哥就是开着它，来向我学习怎样按照地图满城去找故障的共享单车，然后，再把它们送回到几十公里外的库房。
阿尔法确实是有钱人的奢华座驾，即使它的身价能买一个车队的N手金杯，但要是拉货、尤其拉那些尺寸不小又不能折叠的共享单车，就算把驾驶位的座椅都拆了，空间也顶不上金杯的一半。
“哥，这车真的不适合干这活，赚不了多少钱不说，你这不是糟蹋东西吗？买台我那样的破金杯才8000多块啊。”第一次“做师父”的我，想“劝退”这个大我10多岁的徒弟了。
“兄弟，不瞒你说，我兜里就剩几百块了，这车要是能出手，我也早卖了。再说了，买车来是干嘛的啊？买回来当个祖宗似的供着？”哲哥说着，按开了阿尔法的电吸门，车门悄无声息地自动滑开之后，我才发现，车里面除了后排座椅全部被拆除外，车厢的一角，还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个透明整理箱，里面有叠得工工整整的被褥和脸盆牙刷等生活用品。
“哥，你这是住在车里？”
“是呗，离婚了，又破产了，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还能有什么可挑剔的？”他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接着说道，“现在天热，住在车里也不遭罪，我得赚点钱，争取在天冷之前租个房子。”
公司给哲哥安排的任务，是跟着我坐在破金杯的副驾驶先跑上一天，全程学习怎样通过手机软件显示的位置去收集故障车然后处理之后的流程。只是，公司那个软件设计得实在有些缺心眼，操作非常繁琐，怎样在地图上那些不停变换的图标、颜色、状态的“故障点”中找到尚未被人骑走的故障单车，才入职了一个星期的我也还没摸出太多的门路。我觉得，这工作对于年过半百又不太习惯用智能手机的哲哥来说，简直是难上加难。
哲哥很健谈，说话条理格外清晰，一路上除了很诚恳地向我请教各种疑问，多多少少也会聊起他的过去。有着相似经历的我俩，很快就变成了惺惺相惜又彼此钦佩的忘年交。
“哥，咱俩别浪费时间了，找个地方喝点得了，明天你直接干活，我坐副驾驶带着你干。” 聊得实在太投缘，我忽然特别想喝酒——也可能，遇到同病相怜的老大哥的时候，除了喝酒，剩下的都是在浪费时间。
“你找地方，我请。”哲哥明显也是个人狠话不多的家伙，他似乎忘记了兜里只剩几百块了。
2
若干年前，我和几个要好的大学同学共同出资，把一处顶账来的、位置不佳的公共建筑，改造装修成了一个高大上的茶馆。这间不对外的茶馆，就成了我们的据点，记录着哥几个在工程圈里沉浮、折戟的过程。即使哥几个都至少2年没有人签订任何项目了，但还是固执地保留着它，因为这间时常会有各种圈内“大牛”出入的地方，不仅流转着行业内的各种信息，更留存着我们东山再起的希望。
带朋友来茶馆里喝酒，早已是“摆不起谱”的我们习以为常的举动，我带着哲哥进来的时候，正凑成一桌打麻将的哥几个只是点头打了个招呼，承担了照顾这几个纷纷破产又离婚的大老爷们日常起居的服务员刘姐，主动凑过来问了一下对饭菜的要求，然后出门开始采购去了。
正窝在办公室里打游戏的熊大，是这茶馆真正的大股东兼老板，眼见着来了客人，便晃着个大屁股殷勤地出来伺候，他跟哲哥打招呼的时候，直接发出了一声惊呼：“我X，孙总！什么风把您老人家给吹来了？”
“哈哈，西北风，灌了一肚子了，都快给老子喝哭了！”哲哥热情又不失幽默地跟熊大握着手。
这时候我才对上了号——尽管哲哥跟我说过他的全名叫“孙哲”，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个刚刚认识了不到几个小时的“徒弟”，居然就是在本市旅游地产圈里大名鼎鼎的孙哲！
我自己和前妻，包括正在打麻将的那哥几个，风光的时候，都是他那年费不菲的欧美澳自由行高端旅游俱乐部的一员，而主做商业地产项目的熊大，前些年更是在他手里接过不少项目——熊大多次跟我们提过，这位孙哲，是本市地产圈里极其罕见的、压根不拖欠任何工程款的良心甲方老板，人家才是真正的亿万富豪！
在场的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国外越闹越凶的疫情，对于主做境外游项目和旅游地产的哲哥来说，就是遥遥无期的“无期徒刑”，摊子铺得太大，损失也就越大，沦落到了如此地步，也根本就不足为奇了。
熊大和哲哥是多年的合作伙伴，他们之间自然很熟，玩麻将的哥几个也都是工程圈里的老油条，多多少少都听过哲哥的大名，都赶紧扔下了手里的牌凑到茶台边，清空了同时能坐8个人的茶台，又点了一堆外卖和酒水，推杯换盏。
哲哥很博学，口才很棒，从容应对着一群小学生般认真听讲又不时搅局发问的听众，这位经历了数次大风大浪的富豪，在这场灭顶危机中悟透了太多人生的道理，说话直接，不装腔拿价。他说，当我们还在用“重投资、高回报”的商业逻辑打拼时，整个社会已经在向着网络经济高速迈进，从事传统行业的我们，头脑里根本没有那些融资、共享、轻资产等概念。
“哥，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啊？总不能真的开着阿尔法去拉共享单车吧？”熊大天生不胜酒力，但已经抱着啤酒瓶子喝了两瓶。
“先活下去再说，至少，争取先不用睡车里呗！”
“哥，这地方大，哥几个都在这混着呢，楼上有间空房，你搬过来住一阵呗？”其实我带哲哥来这里，除了想给坚持要请客的他省点喝酒的钱，也是真心地想帮他找个安身之所。
“哥们，谢了，但我真的不需要，穷得越透彻，醒悟得就越早。”哲哥拒绝地很干脆，其中的道理也真不难懂，他这样的人，要是真想寄人篱下，还用得着我去瞎操心？
3
第二天，哲哥按照约定早早就开车来到了茶馆楼下接我，我上了车，他却熄了火，掏出手机来，点着软件各种发问，里面居然包含着一些我压根没遇到过的技术问题。
“哥，你是不是一晚上没咋睡？”我实在有些震惊，哲哥昨天连安卓系统都操作不顺溜，一晚之后居然把那个脑残软件琢磨得比我更透。
“嗯，上了岁数了，本来觉就少，我回家找我姑娘去了，她一点点教我用的。”哲哥说着话，递给我一罐红牛，“我姑娘给的，怕我开车困，你也喝一个吧，这几个问题问完了，我自己来，遇到什么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别耽误你挣钱。”
“没事，我还有台皮卡给婚庆公司出婚车呢，这活儿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我说的是实话——这活本身就时间自由，遇到这么投缘的老大哥，别说白干一天，白干一年我都乐意。
接下来的一整天，我俩边干活边聊天，在城里跑了200多公里。阿尔法确实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家伙，虽然开起来和坐起来感觉真的很棒，但顶天就能塞下7台共享单车就得往几十公里之外的库房返。
哲哥像个小学生一样，很认真地在一个小本上随时记录着自己的错误操作和不明白的地方，又不时跟我探讨共享单车的运营成本与盈利模式的问题，每扫完一辆单车，对软件上显示的行驶里程和维修记录，都会详细地在小本上记录下来。
哲哥的举动让我忽然明白了些什么，我不由问道：“哥，我说你这压根也不是来赚这百八十块钱的吧？”
“嘿嘿，多学习学习嘛，谁让咱缺乏网络和资本思维的，人家做得也确实好啊， 活到老学到老嘛，咱也得与时俱进，是不？”哲哥笑得很爽朗，丝毫不介意自己的小算盘被揭穿了。
“那你这学习成本也太高了，都不用算这车的维修保养成本，就你一回拉这么几台，够个油钱就不错了。”
“兄弟，每天多个一两百的收入，那叫现金流，至少比啥也不干光花钱强吧？”
哲哥“出师”后，因为负责的区域不同，我和他并不常见面，除了微信上聊几句，也就只能隔个把月聚在一起喝点酒，他更多的还是愿意跟我探讨互联网经济的相关知识。我几次找朋友帮他推荐收入相对高很多的出婚车业务，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他想集中精力研究那些他不懂、也更有前途的业务，那些传统的、没什么门槛的项目，他已经吃亏吃得够多了。
直到8月份的一天，哲哥忽然找到我，要我晚上陪他一起去给共享电单车换电瓶——还是那家搞共享单车的公司搞的，只是属于不同的业务部门，连用的手机软件都是同一款。
对这份跟共享电单车一同在城市里悄然兴起的工作，始终关注各种招聘广告的我自然不会陌生，身边也有朋友去尝试了。但这工作要在晚上连续熬夜工作12小时，实在太辛苦，即使它只需要一台电动车外加一部手机，收入比我开金杯回收共享单车要高得多，但我作为北方人爱“面子”嫌丢脸，始终没有勇气去尝试。
可这次，既然老大哥说话了，他都能去尝试，我又如何能拒绝呢？
在哲哥轻车熟路带着我找到了位于一处立交桥底下的、由几台集装箱和一张桌椅组成的“站点”——由于这份工作的人力缺口实在太大，入职手续简化到了下午去报名、晚上就能开工。从入职手续和软件账号的使用权限来看，这个“站点”明显是个代理商，我们应该也不算那家公司的正式员工，这倒也避免了我们在一家公司里打两份工的嫌疑。
工作非常简单，就是骑着电动车拉着电瓶，按地图上划定的片区和点位去更换电瓶电量耗尽的共享电单车，如果买不起载货电动车的话，甚至可以免费骑着共享电单车去换，区别只是每次拉载的电瓶数量少、往返的次数多，赚到的钱自然也少。
按理说，以换一块电瓶1.9元的价格，一天晚上平均能换150块电瓶，就能赚到接近300块——这个报酬在本地，普通的打工族也很难达到，但让我意外的是，即便招聘方开出了“介绍一个人干满一星期就给100块现金”的奖励，但出入站点的人，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
这一次，哲哥同样开来了他的阿尔法，拉着我，在众人毫不避讳的指指点点和冷嘲热讽中，一块一块地往车厢里装着电瓶。他的“打法”简单粗暴：一次性装走100块电瓶，然后将车开到指定区域作为“仓库”，我俩再用共享电单车每次拉着10块电瓶走，这样既不用额外投资、又能省却了不少来回往返“站点”的时间。
在硕大的停车场里，各色电动车、快递使用的电动三轮，蚂蚁搬家似的来来往往。虽然阿尔法的出现确实有些引人侧目，但旁边奔驰、宝马、保时捷、路虎等豪车，也会经常有，一个个曾经显贵的车主们，都在自顾自地往后备箱里装卸着电瓶，在30多度的高温中，谁都不肯摘掉脸上的口罩。
在“站点”从入职、接受培训再到装好电瓶，我们滞留了两个多小时，让我稍感意外的是，除了电动车和豪车，居然一辆普通家用轿车都没有看到——是工薪族并没有受经济萧条多大影响吧，要么，可能就是他们太心疼自己的爱车了。
开车驶出停车场的时候，哲哥问我：“兄弟，你说你要把你那金杯开来，是不是拉200块电瓶都不是事？”
“要是不怕超载的话，四五百块都能塞里面去，反正晚上也没有交警抓超载——关键，那么多电瓶，咱俩也换不完啊。”
“咱要是把那些买不起电动车只能骑着共享电单车的兄弟们弄过来几个，你就负责来回从‘站点’往指定区域位拉电瓶，然后一块电瓶收他们几毛钱的费用，你说他们能干不？”
“必须干啊，省去来回在路上的时间，能多赚不少呢，谁不干啊？”
那一瞬间，我忽然醍醐灌顶——我的思维一直在琢磨着怎样多换几块电瓶多赚点钱，而哲哥的思维则是怎样帮我多赚点钱，然后从我多赚的部分抽点提成，这才是资本家的思维！
4
那一夜，换完第一车100块电瓶后，我直接回家开来了自己的金杯，替换了中看不中用的阿尔法。早上5点多，实在干不动了，算算，这一夜，我和哲哥一共换了440块电瓶。虽然对那个操作软件的熟悉程度让我俩占了很大便宜，但同行们只能在微信群里看到两位开着阿尔法来换电瓶的大叔，入职的第一天晚上就超过了绝大多数的“老手”们。
工作群里有些头脑灵活的人，主动来加我的微信要求“入伙”，主动提出缴纳“入伙费”。一聊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中的很多人连那种能拉几十块电瓶的踏板式电动车都是租的，两到三个月的租金，就足够买一台二手电动车，还要缴纳不菲的押金。他们囊中羞涩，又实在忍受不了骑着共享电单车来回奔波2个多小时才能换10块电瓶的效率，所以无从选择——如果“入伙”，他们显然能多赚一些。
如果按照我以前的作风，有了设备、有了人，就会毫不犹豫托关系越过代理，直接找那家公司去谈，争取开辟个片区，直接拿到一手的价格，以争取利润最大化。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哲哥否定了——跟正规公司签合同的流程实在繁琐，更关键的是，我俩都没钱，也撑不起从库房、站点、雇人、押金的大摊子，没必要去做无用功。
哲哥的做法更简单粗暴，他带着我直接找到了那个代理商的负责人，开门见山提出要从对方负责的区域里划出一片来自行运营，同时主动提出要用那辆阿尔法做抵押，好从库房里直接拉更多的电瓶。
对于这个提议，那位正被招不到足够的人手、完不成合同业绩搞得茶饭不思的负责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干脆提出：以每块电瓶3块钱的价格转包给我们一个大片区，而且连库房带里面负责充电的工作人员，全部无偿为我们服务，我们只需要去拉走充完电的电瓶，再送回去待充电的电瓶。
于是，同样每块电瓶1.8元的价格，哲哥的片区就具有了太大的优势——因为他把换电人员的工作半径直接缩小了至少10公里，因为这一点，而那些换电的人也不用租电动车了，用免费的共享电单车就好，还不担心半路没电（因为可以直接换电瓶）。
哲哥又找来了我们那伙开着面包车拉共享单车的兄弟，以3毛钱一块电瓶的价格让他们从库房往外拉电瓶——反正这些司机们每次送故障单车回郊区的库房之后，都是空车返城，他们只需要做的只是多跑个十几公里去给电瓶充电的库房，再出点力将几百块电瓶搬上车拉回城里，跑一趟就能多个100多的收入，比拉共享单车还划算。
当然，我们这里无论是拉共享单车还是共享电单车，清一色都是金杯而非载货量更大的箱货，根本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面包车都是客运手续，在市区里并没有限行时间。
在和哲哥没日没夜跑遍了片区内所有的点位、统计完各小区白天和夜间共享电单车的停放区域乃至大致数量后，咬牙坚持了一个多星期的我选择了退出——我真的坚持不住了，而且还有份开猛禽皮卡给婚庆公司出婚车的工作，那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不但需要早起，也是我生活费来源的保障。
哲哥还在开着我那破金杯咬牙坚持，用他的话来说，他根本没有退路了，而且，他更不想给自己留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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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哥花了整整半个月时间，详细地把每个区域需要的人员和电瓶的数量都做出了规划，甚至联系好了若干个地点，能够暂存那些造价不菲又极易被盗的电瓶，再指派运送电瓶的车辆直接去装卸——这个环节，不仅大幅度减少了看护人员的开销，更显著提高了换电人员的工作效率，因为他们不再需要无所事事地等候着运送电瓶的车辆到达了才有活儿干。
如此精细设计流程之后，哲哥的生意进入了良性循环，换电人员和司机收入大增，自然又带来更多的慕名而来的追随者。
那一个月，哲哥与代理签订的合同是完成10万块电瓶更换的任务，而事实上，他完成了12万块，包括超额奖金在内的净利润已经超过10万。而他，除了抵押在代理商那里的阿尔法和日常劳心费神勤动腿的运营管理，一分钱都没投。
第二个月，代理公司的老板直接来找哲哥了，主动归还了那辆阿尔法，当面撕毁了抵押协议——这位精明的生意人，尝到了甜头的同时也察觉到了被取代的危机，他不可能不注意到，哲哥包下的这个片区的业绩，已经超过了他布局在半座城市的片区的业绩总和。这个南方老板开出的条件很简单：把他手中的业务直接转包给哲哥，由哲哥重新组织管理团队，他根本没谈分包价格，而是直接给哲哥看了一份拟好总包合同——如果哲哥同意，他就从每块电瓶抽走3毛钱，其余的费用和利润，全部由哲哥独立自负盈亏。
这个价格很公道，因为这个老板不仅真金白银地向那家公司缴纳了每块电瓶4位数以上的押金，也完成了整个项目前期包括场地、设备和库房租赁等所有的工作，把这个换电瓶的项目直接转包给更会赚钱的哲哥，他每个月能固定收取至少6位数的提成——这绝对是个双赢的合作。
签完了那份合同，哲哥开着阿尔法接上我，再次来到了茶馆。里面依旧还是那几个在大呼小叫地打麻将的家伙，还有同样窝在办公室里打游戏的熊大。
这次，哲哥没再麻烦刘姐下厨，他带来了以前自己酒店里的厨师和各色食材，还扛来了煤气罐。他们在那个只有一个电磁炉的简陋厨房里忙碌着，又把做好的菜摆到了那个硕大的茶台上，接着，如同第一次来茶馆那样，我们哥几个在诧异与惊叹之中，继续与这位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创造了奇迹的老大哥，开怀畅饮。
席间，哲哥用手机微信给我转了5万块钱，后面还跟着个感谢的表情，我又原封不动的给退了回去。
我并不是视金钱如粪土，我也确实很差钱，但明显的，我的付出，顶多就算帮朋友跑跑腿。能亲眼所见这位传说中的商业大佬在不足6个月的时间里靠着几百块钱东山再起，这堂不能再生动的课，又岂是用金钱可以来衡量的？
从4月份认识哲哥，刚好是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再到10月，严酷的寒冬又即将来临，哲哥不仅完成了“在冬天前租套房子”的心愿，甚至在这个冬天结束前，都能直接在我们这座城市全款买套百八十平的房子了。
虽然疫情的反复让这个年头变得困难重重，但人家在春天就在辛勤播种，早已硕果累累，而我们，却在始终期待着春暖花开的那一天。
哲哥说的没错，我们是活在过去的人，根本就不配有钱！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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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欠了20万元网贷
前言长久的平静，并非生活的全貌。2020，对于很多人而言，或许都是一种“意料之外的生活”。从疫情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从行业震荡到个人学业或职业选择；从教育方式到情感状态……这一年，各种猝不及防的冲击，一个接着一个向我们涌来，往往只在一瞬间，我们的人生就会因此转变。祸福相依轮转，谁也不知道2020年那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和变故，终究会指向何方。身处其中，我们该如何自处？又该何去何从？至此，我们在近百篇来稿中精选了6篇「2020，意料之外」，从今天起与大家共享。希望我们曾迎面遇上的每一个“意料之外”，生活都会回报一个“情理之中”的答案，让我们保持着一颗安宁的心，整理行装、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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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元旦后，我工作的那家市电视台主办的报纸——《古城新报》由于经营不善而一再拖欠员工工资。最长的一次，竟然半年都揭不开锅，有几个员工被逼急了，跑到劳动局去投诉了。
后果很严重，上任不到3年的美女台长雷厉风行地“祭”出两招：一是解散《古城新报》编辑部，除了有正式编制的总编留用外，我们这些招聘的编辑、记者全都扫地出门；二是《古城新报》停刊1年，进行整顿重组。
1年后复刊，不出我所料，《古城新报》划给了电视台的文教频道。文教频道有一个“小记者”项目，在《古城新报》还没有停刊时，每周都有4个专版发他们的“小记者” 的作文。据说，文教频道一年要给编辑部四五十万的版面和发行费用，如今他们有了自己可以做主的报纸，就更加如鱼得水了。
2018年4月，文教频道的主编老张把我叫了过去，说是区群艺馆的朱馆长已经和频道总监谈好了，准备在宜川县开展“小记者”项目，我可以过去帮一把。
过去我和老张打交道不多，只是在报纸复刊前，听说要他牵头主管，给他发了一条很长的微信——算是建议书吧。我也曾希望回到编辑部上班，但电视台发了话，不再聘用《古城新报》的老员工，老张才把我推荐给了朱馆长。
朱馆长为人和善，没有架子，我和他火速谈妥合伙事宜，并签了一份正式的合作协议，约定宜川县“小记者”的作文可以投稿于《古城新报》专版刊发，但每位“小记者”需要订一份全年的报纸，所得利润我们平分，当然也少不了老张的额外好处。
朱馆长平时忙于馆里的工作，根本无暇顾及“小记者”的项目，所以从公关到招生，从开展孩子们的各项活动到修改他们投稿的作文，我都要亲力亲为。那时的感觉是累并快乐着。
我是宜川本地人，有几个同学在县里做中小学校长，靠着这些人脉关系，我很快打开了局面。到了2018年底，已经招了600多名“小记者”，每个人收费600元，除去订报费以及返还给学校的好处费，每个“小记者”的活动费用还不到400元。
我们承诺过，一年的户外活动不少于8次，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成本，一年辛苦下来也没多少利润。而且学生和家长的期待也是水涨船高的，倘若不满意，第二年就不会再报名了。
我们也想把报名费涨一点，但宜川县还有《古城日报》和我们竞争，实在不敢轻举妄动。
2019年，由于几个小学开展“研学旅行”，我们一年招生也没突破500人，“小记者”活动也越来越不好开展——免费的科技馆、博物馆、展览馆等地方看完后，大多数景点景区都要收费。
我们也曾经像市区的电视台办“小记者”活动那样，开展了几次校内活动，有一次还花了2000元请电视台主持人给孩子们讲了几节朗诵、播音主持课。虽然在家长群里一再声明活动的意义，但有些家长并不买账，认为既然交钱了就得带娃子们出去“旅游”，窝在校内算哪门子活动呢？
“小记者”项目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但是在老张眼里，仍然是只待宰的肥羊。他曾几次对我说，朱馆长这人太抠门，承诺的事情一个也没兑现，害得他在频道总监那里难做人，“有几次朱馆长请我吃饭，喝的竟是二三十元一瓶的‘龙江家园’，简直太掉链子了”。
老张说这话时，我接触朱馆长也有一年多了，说他小气并不假，老张指望他去给频道总监“进贡”，估计是痴心妄想。为了减少老张的不满，也为了让宜川的“小记者”项目能正常进行下去，我只能尽量讨好老张，平时除了送烟酒茶这些礼品外，还请他和他的朋友到宜川一个水库垂钓，花了将近千把块。
但老张的胃口显然不止于此，他不仅想甩开朱馆长和我单独合作，还想安排一个人“配合”我，明面上是帮助，实则是想控制我。我和朱馆长都没理会他这一套。
到了2019年10月初，老张借口合作协议到期，不再继续合作了。这下惹恼了我，我跟他在微信中你来我往地打起了口水仗。我说这个项目虽然名义上是朱馆长牵头，但是实际执行人是我，为了做好这件事，我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财力，“工作刚有点起色，咋说不搞就不搞了呢？”再说，你上半年还在催促我加大招生力度，为此我们订购了1万多元的小记者装备还没使用，这些损失算谁的？
我气不过，最后将了老张一军——这一年多宜川县上交的“小记者”订报款也有10多万了，老张曾在我面前说过几次，这些报款并没有上交到台里，大部分都用来给几个频道的领导“搞福利”了，他每次都给我打白条收据，这些东西我都完整的保存着。
老张明白我话里有话，态度一下子来了个大反转，我也就坡下驴，同意以后每招一名“小记者”给他提成10元钱。截止到2019年底，我们给老张的提成是2000多元，每次微信转账的记录我都保存着。
我算了一笔账，并把收支明细给了朱馆长一份，其中好多请客送礼的“公关费”并没有列入成本之中。按照协议，我和他各分了5万元的利润，但是我知道，如果把“公关费”算上，“小记者”项目前期基本是不赚钱的。给朱馆长分钱是为了稳住他，“小记者”项目需要利用他的资源。
那时，我的个人账户上已经欠下网贷6万多元，我赌的是只要把“小记者”的人数做上去，靠规模效益还是很有前景的。
2
2020年元月初，我的初中同学李军说隔壁河西市的教育局晏局长是他的师弟，在河西一中做过校长，被提拔到教育局还不到半年，可以帮我引介一下。我正愁宜川的小记者人数发展到了天花板，直呼雪中送炭。
很快，我们就驱车至河西市拜访，赶到时，晏局长已经在河西一中对面的一家餐馆恭迎多时。酒过三巡谈正事，晏局长爽快地答应安排基教科的董科长和我对接，这顿饭是晏局长做东，他下午有会议，我们几个人就去了附近一家推拿中心消遣了两个钟——当然，是我买单，花了1500元。
这件事办得还算顺利，让我不禁开始憧憬能在河西市招募至少1000名“小记者”的美梦。过了一周，我和董科长联系，两天后，他让我直接去找河西市城关小学的周校长，“这事已经说定了”。
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临近年关，我决定打点一下晏局长及董科长，毕竟来年河西市“小记者”项目的布局，还少不了他们帮忙。思来想去，我最后决定送购物卡，于是又约李军一起去了一趟河西教育局。
不凑巧，晏局长出差了，我们只见到了董科长。我把他喊到走廊上，把装有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塞进他兜里时，董科长只是礼节性地推辞了一番就接受了。另外一张2000元的购物卡，我选择用快递寄给晏局长。
办完这些事，我走进河西市城关小学，这是一所有百年历史的小学，在校学生人数达2800多人。我和周校长聊了不长时间，他便同意春节开学后开始招募“小记者”，只是让我下次过来时开一份电视台的公函。
万万没想到新冠疫情突如其来，让一切计划都成了泡影。
当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时，我和老婆还暗自庆幸提前取消了带孩子去武汉动物园和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游玩的计划。
可春节一开始，古城市作为湖北的一个地级市，也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初一那天，我居住的小区还可以自由进出，但是街道上行者寥寥。我坐在小车里，看着一辆辆救护车和警车呼啸而过，心里直发怵。开年不利，2020年指望“小记者”项目打个翻身仗，看来没指望了。
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严峻，小区开始实行封闭管理，直到3月26日才放松。但各大中小学都不能开学，学生们在家里上网课。这样一来，我的收入来源基本被切断了。
自从3年前有了女儿小鱼，我老婆就一直在家带娃，82岁的老父也跟随我们一起生活。他每月有2000多块的养老金，但除去房租和各种开支也所剩无几。我在《古城新报》上班这几年，效益每况愈下，常常入不敷出，经常需要刷信用卡度过每月的经济危机。疫情到来，更是让家里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城市解封后，我们一家三口去了老婆的娘家，湖南岳阳。玩了几天后，我先行回古城，还不到一周，老婆和我视频时说小鱼左手大拇指弯曲不能自然伸直，她在网上查过，估计是小儿腱鞘炎。
在古城市中心医院，医生给小鱼做手术，在她左手大拇指那儿插了两根钢针，说半个月后才能取掉。我们总共在医院待了一晚，结果出院结账时，扣掉医保报销部分还花了4000多块钱。
半月后取钢针，我们到古城市另一家三甲医院的骨科门诊咨询，主治医师说小儿腱鞘炎在他们那只是个微创小手术，不需要打钢针，当天即可离院。看着孩子如此受罪，我和老婆心疼得落了好几次泪。
小鱼出院后，考虑到孩子大了，我们就想离开过去租住的45平米的一室一厅，租一套120平米的“还建房”。据说，那里的村民有的一户有11套还建房，想想自己现在仍在租房住，买房遥遥无期，就恨不得头撞南墙。
这个新房里的配备比较齐全，房子也做了简单装修，可以拎包入住。房租和以前差不多，还不收物业费和停车费，另外离朱馆长和市电视台都很近，方便我办事。
唯一让我为难的是，房东要求签2年的合同，一次付清一年的租金12000元。我也没有再好的选择，就爽快的把钱给他打了过去，拿到了钥匙。
当然，这笔钱也是我从网上贷出来的，每月10号得按时还款。这期间，我断断续续帮几个朋友做了些事情，挣了点零花钱。
3
转眼间，到了学生放暑假的时间，疫情还没结束，各个行业都不景气，即使有机会也不敢贸然投资。
8月中旬，朱馆长说他要卖酒，准备代理河南洛阳的杜康酒，而且已经亲自考察过一次了。我们聊了一会儿就一拍即合，虽然我没有资金投入，但可以低价从他那里拿酒，只要卖出去，利润还是很可观的。
不久，朱馆长就约我一起去洛阳签约，我们走高速，4个多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洛阳伊川的一家四星级酒店。商家安排我们住下，接着就是参加品鉴会和晚宴，整个过程看起来高大上，包括朱馆长在内，当场有不少经销商签订了代理合同。
晚饭后回到房间，商家工作人员过来做思想工作，让朱馆长交5万元的定金。此时，朱馆长才发现合同没有印章，待对方盖完印章拿过来一看，他才发现这次招经销商的公司根本不是杜康酒厂的，而是一家酒类代理销售公司。
我和朱馆长都充满狐疑，不肯交定金，后来朱馆长经不住两个销售的软磨硬缠，终于在晚上快12点的时候刷卡交了钱。他做的是20万级别的区域代理，还有15万需回古城后打过去，不然对方不会发货。我不禁为朱馆长捏了一把汗，心想万一上当受骗了咋办？
朱馆长年收入不低，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他儿子不争气，吃喝赌俱全，儿媳妇带着两个娃，全靠他养活。他一把年纪还在折腾，就是想赶在退休前利用各种关系多赚点钱。
10月，小记者项目依然停滞，家里又发生了一件要花钱的事——小舅子要办婚礼了。
我的小舅子在岳阳的铁路工务段做些小工程，之前经常因为工程缺钱找我周转，婚礼前的十几天，他还想从我这借钱，又要用我老婆的身份证在银行借抵押贷款20万，而且需要我们第二天就赶到岳阳的银行去面签。
我当场就让老婆拒绝了，岳母还一个劲地打电话，劝她一定要帮帮弟弟。反观小舅子，虽然他的工地上缺钱，但他却可以花70多万买新房，婚房装修又花了20多万，为此把老家镇上的房子都抵押给了银行。为了摆阔，他还把刚买不到一年的大众POLO卖了，换了一台36万的奔驰。
这事没过多久，岳母又打电话给我老婆，说岳父病了要住院，但家里没钱，小舅子那边资金也紧张。我和老婆原商定给小舅子上1万的礼钱，最后只得先分出5000元给岳父看病。我说：“只能带5000元过去了，今年实在是太困难。”
老婆没说什么，我在网上贷款的事她一无所知。
到了岳阳，我才发现岳父其实没啥大不了的病，只在医院里打了几针，开了一些药就回家了。我觉得岳母可能是找个理由从我们这弄点钱，帮衬儿子。
婚礼前一晚，老婆说上5000元的礼不好看，岳母的意思是明天的礼单上写明收1万，但是钱我们拿着，小舅子不收我们的礼钱。我一听就有些恼火，大喜之日，这不明摆着要制造家庭矛盾吗？新娘会怎样想呢？我也不想丢这个人，我吼了老婆几句，决定赶紧去外面的柜员机上取钱，这1万的礼钱一定要当面交给新人。
岳阳之行，我前后花了1万5，感到压力很大。唯一让人欣慰的是，去的时候小舅子让我捎11箱杜康酒做婚宴酒，我给了他一个相当低的价格，至少把来回的过路费和油钱赚了回来。
4
9月1日，各个中小学终于如期开学，但还不能举办聚集性活动。国庆节后，我发微信问老张市区“小记者”活动何时正常开展。不料他却回复：“合同已到期，今后不再合作，具体事宜请问朱馆长。”
我一头雾水，估计是老张没从老朱那儿得到啥好处，不满意又想加码了。我据理力争，说不合作了可以，但由于疫情影响，我们今年在宜川县的“小记者”活动还没做够次数，合同至少需要延期1年，“旅游年卡都还办个延期呢”。
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老张要强行终止合作，我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此话一出，老张又着急了，赶紧让朱馆长传话，说有事商量着办，他也有苦衷，并约我们出去喝酒，把这事再沟通一下。
那晚，我和朱馆长来到老张家门口的一家大排档里，边喝边聊。老张一再解释，说新来的台长并不是很注重考核部门创收，现在财务管理越来越严，他不想因为宜川的“小记者”项目捅出什么乱子，才有了终止合作的想法。
其实，朱馆长早对从小孩子身上搞钱的项目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了，我们第一次和老张闹腾时，他就给老张打电话说，我是要靠这个养家糊口的，而他做不做都行。几年前，老朱还是副馆长的时候，就以自己相好的名义注册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政府在群艺馆购买的文化惠民演出，好多都被老朱的公司承包了，此外，他拉一次赞助的收入都比做“小记者”项目的收入高，每年赚个二三十万不成问题。
我孤立无援，只能借着酒劲说自己有个前同事，现在是市委宣传部纪检组长。老张脸色大变，赶忙追问我以前的工作经历，我知道他还是有所畏惧的，毕竟他还有几年就要退休了，谁不希望平稳着陆呢？
最终，老张还是妥协了。他说“小记者”项目还是照搞，但文字协议就不再签了，他给自己留了一手。其实他和老朱签的协议在我看来一文不值，因为他们盖的印章都是假的。
我已经和朱馆长商定，后续“小记者”的报名费每人增加100元。为了保证合作稳定，我主动提出给老张涨提成，每人20元。
11月中旬，市区里的日报和电视台两家“小记者”都陆续开展了活动，我也立即组织3所小学做完了最后一次活动。正准备开展秋季报名招生时，却传来一个消息——宜川县委巡视组将巡视教育系统1个月。
一个在小学当校长的同学说：“这一阵最好按兵不动，就怕一些家长抓住收费的事乱举报。”
3周过后，又传来疫情防控收紧的通知，宜川县暂停一切校外集体聚集性活动。如此一来，我就只能寄希望于明年春季一切恢复如初了。
宜川的“小记者”活动按下暂停键后，我抽空去了一趟河西市城关小学，专门带了一斤湖南的古丈毛尖准备送给周校长。第一次扑了个空，给他发短信也不回复，第二次终于逮个正着，在他办公室聊了十几分钟。
周校长答应可以开始招生，还安排了一个徐副校长和我对接，奇怪的是，我给徐副校长发了好几次短信都显示发不出去，加了她微信后发现，她对我设置了朋友圈不可见。
过了半月有余，我询问徐副校长“小记者”的招募情况，她说目前有意向报名的有31人——这样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原以为近3000人的城关小学起码也可以招到百十人。我很客气的说人数有点少，还不够一车，一般一个学校至少要七八十人才能保证项目活动正常的运营，希望学校领导再动员一下。
没想到徐副校长一点也不掩饰，直接说学校已经尽力了：“刚开始只有13人报名，后来做工作才增加到31人，再说这要靠自愿，也只能如此了。”
城关小学招生要突破，我觉得还得靠周校长，于是又准备了一张1000元的购物卡。那天早上9点多，我刚赶到城关小学，简短的说了几句招生情况及需要学校再支持的话后，就把购物卡塞进了周校长的兜里。
临别时，周校长主动和我握了一下手，我感觉这是购物卡起的作用。
回到市区，我又联系徐副校长，说准备过去把那31名小记者的报名费先收上来。她回复说，我不能直接到学校收费，她可以提供家长的联系电话，让我在校外的一个指定地点收费。
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在宜川县合作的八九所小学都是学校代收报名费，然后我过去开收据。我赶紧给周校长发了短信说明情况，直到下午他才回复：“既然人数不够，现在因为疫情原因又不能做活动，就等到明年春季开学后再宣传再招生。徐副校长此前并没有向我汇报此事，你要和她多沟通……”
思来想去好多天，我还是打消了给徐副校长送礼的想法，因为各路消息都说，今冬明春要严防严控疫情，春季开学后不一定可以马上开展活动，现在送礼几乎等于白送。让我更纠结的是宜川县的那些小学，年关已近，为了明年的招生，我还不得不打点各个校长。
小鱼年后就要上幼儿园了，1万元的学费，这几天就要缴纳。而此时，我已经拆东墙补西墙，在小米金融、借呗、微粒贷等网络平台贷款20万元。每月的还款期临近，都左支右绌，伤透脑筋。
2020年12月底，我拒绝了一个朋友跨年演讲的邀请，因为难以接受别人故作玄虚，卖弄情怀。然而傍晚打开微信时，看到《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还没读几句就已潸然泪下。
是的，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也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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