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吴阿姨的北京见闻
保姆回家过年了，我心空落落的，感觉像失恋了，偶尔扫一眼空荡荡的房子会莫名其妙觉得难受。
她才来两个月，对我也不太好。早上蒸包子，一个肉包，一个菜包，她会吃了肉包，把菜包留给我。
呼唤她抱走孩子，也老装听不见。可她走那天下午，孩子睡醒四处找她，咿咿呀呀叫了声“姨”，
我却有些泪目了。
还是第一次和一个陌生人朝夕相处了两个月。某种程度上，她算得上我的救星。
她来了以后，婆媳关系这道世纪难题，我终于可以弃考了。阿姨姓吴，是四川人。
北京找保姆，按照菜系来分。
山西阿姨、河南阿姨、东北阿姨、安徽阿姨，还有就是四川和重庆、湖南这些做辣菜的阿姨。
喜欢什么口味，就找哪的阿姨。比起北方的省份，南方阿姨更受欢迎，价格也更高。
吴阿姨在保姆界也算是形象气质十分出众了，45岁的人了，皮肤依然白皙、身段丰盈，只是头顶有些掉头发。来北京二十年了，她穿梭于各种阶层的家庭，像是折叠北京里的主角，偷窥着这座城市的秘密。
我最喜欢听她讲有钱人家怎么过日子，这也是她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
说来也奇怪，吴阿姨服务过的高端家庭，许多人都没有工作或者说不需要工作，是真正的北京闲人。
据她观察，绝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躺着。
有一家太太，每天中午十二点才起床，吃了饭又睡到下午五点，晚上洗澡护肤，十点又睡了。
吴阿姨一直很好奇，“睡了那么久，背不疼吗？”据说，这位太太身体倒是没问题，只是不太爱动，
请了四个保姆，连水都是保姆倒的，水果要切成小块用牙签叉着吃。
后来老公贪污进去了，太太不得不从豪宅里搬了出来，住进了一间两居室，留下了一个最便宜的阿姨。
她老公不是政府官员，而是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的高管。根据阿姨给的名字，才发现原来是个新闻人物。
外界都在猜测这人明明年薪几百万，前途无量，为啥要贪污呢？
她刚去那家的时候，拨了一些菜出来，打算端进房间吃。
在这种家庭，阿姨的职业习惯就是在保姆房吃饭，不和主人家同桌。
那位高管突然从她身后探出了半个脑袋，“吴阿姨，你在干吗？”她吓了一哆嗦。
他重申了这家的规矩，“一般是我和宝妈先吃，你放心，我们两个人也是用公筷，没有口水的”。
这家还有个规矩，保姆不允许用热水，说是“热水洗碗会有水印子”。最让她接受不了的是不许她用卫生纸。
看到她用卫生纸包浴室地上的头发，就从垃圾桶里捡了一根棉签对她说，
“你以后就像这样，卷卷卷，把头发卷起来”。她说实在恶心，就自己买了包纸。
还有一对小夫妻，家里生了两个孩子，也不用上班。
他们家是价值两千多万的豪宅，连保姆房间里的灯，都是价值十几万的水晶灯。
住家保姆市场价是每月7000元，可是他们家就给6500元。
后来才知道孩子爷爷奶奶给的保姆费，小两口私自截留了一部分。吴阿姨很看不上他们，“就是个寄生虫”。
可和我聊起他家那辆小车，又透露出一种与有荣焉的意味，
“做阿姨那么久了，没见到过谁家的车钥匙有一斤重，他那个车说是要1100万”。
有时候路过一些高档社区，这里有哪些户型，采光如何，绿地怎么样，她都如数家珍。
魔幻的是，对于城中村也是如此。哪些楼盘过去就是城中村，哪个城中村里的房子便宜，她也都门清。
她过去住在费家村，是北京北五环外的一个城中村，住着几万名像她这样的劳工。房租已经涨了三轮。
2017年，大兴“11·18”火灾，房租翻了一番，500元变1000元。2019年，清理外地包租公，又涨了一轮。
最近又涨了一些，一间房也要1500元。
北京公布的流调中，连续工作17个小时的网约车司机、一天打三份工的夫妻，成了北京劳工的辛酸缩影。
这群人都住在顺义，比费家村还要往北。顺义是距离北边主城区最近的郊区，房租大约一千元左右，
还通了地铁，是劳工们最佳的落脚地。
吴阿姨最近也搬了过来，房租只要500元。坐车来我家要一个多小时，索性住到了我家，周末再回去。
除了给我带孩子，中午还得去一个老主顾家做饭。
这家人是老北京，拆了六套房子，靠租金过着优渥的生活，也是全职在家带娃。
吴阿姨绝对是劳工中的金领，出入都是高档社区，月收入上万，工作轻松还受人尊敬。
北京流调中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是劳工中的白领。
修理工、泥瓦工、洗碗工这些，拥有单个技能的劳工是工薪阶层。
上了年纪的老人们才是底层中的底层，他们只能找到捡垃圾和看大门这种工作。
我在小区常常看见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太穿着绿色或者橘色的背心，身上印着垃圾分类员的字样。
他们站在垃圾桶前面，徒手从垃圾箱里掏出垃圾袋，一个个撕破后，
恶臭的厨余垃圾就哗啦啦地倒进了厨余垃圾桶。
劳工的等级线，几乎与年龄平行。吴阿姨才45岁，已经有了危机感。过了50岁，工资就难突破6000元。
55岁往后，只能去收垃圾了。吴阿姨计划再干七八年，存些养老本。
她儿子已经结婚，在市区买了套上百万的房子，他们老两口拿出了90万首付，今年还计划把剩下贷款也还了。
这就算给了儿子一个交代，未来赚的钱留着自己养老。
前几天，吴阿姨老公的喉咙查出个息肉。听到别人说，可能是个癌，吓得打碎了两个玻璃杯。
她丈夫也在北京，是个泥瓦工，专门给豪宅安装大理石外墙。
她去过那些豪宅，“不是别墅，比别墅还要高级，叫公馆”，面积有几千平米，
走在里面让人有些害怕，“太大了，阴森森得像个庙”。
每天六点半，吴阿姨准点起床，夜里十二点才睡。
她自己从不花钱，连银行卡都没有，每个月工资直接打到儿子账户。
打底毛衣穿了十几年，密密麻麻起得都是球。每天夜里，我都能听到她在和家人打电话，一直聊到深夜。
过去还在心里埋怨，有些太吵了，如今总感觉家里有些过分安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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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我在北京都想着如何多赚些钱｜谷雨影像
摄影&撰文｜龙摄团 Fago
编辑｜迦沐梓 周安
出品｜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春节，回乡，团圆，千百年来始终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情愫。所以，当因为疫情不得不“原地过年”时，很多人会把这看作一种无奈或者无私。
但其实，也有人并未想那么多——比如20岁的四川青年小春，数以百万计的北漂中普通的一员。他说，春节回家也没什么事可做，不如留在北京，多赚些钱。
01
除夕，小春在出租屋里准备午饭
尽管决定不回家过年，但小春的除夕，还是和平常的日子不太一样。这一天中午，他和朋友约好，在自己的租住地吃一顿老家四川的火锅。
参加聚会的人有4个：小春和表婶，同为外卖小哥的晓峰和光头强哥。
几个人说好，以吃为主，尽量少喝酒。小春还惦记着，下午能够多接几个外卖单。
“春节这几天，一单能挣12块。”小春边说，边用手机登录外卖平台。然而，毕竟是除夕，几乎没人点外卖。
小春住在丰台城中村，邻居都是北漂打工者
这是小春来北京的第三年，也是他连续在北京过的第二个春节。能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过年，他觉得很满足。“刚来北京的时候很孤独，这么大的城市，一个朋友都没有。”
在北京的每一天，小春都在想着如何多赚些钱。本是该享受青春、享受恋爱的年纪，小春无暇顾及这些。
春节假期，小春在物业公司上班
2021年的春节，小春是这样计划的：初一，物业公司白班，晚上送外卖；初二，白班夜班连轴上，24小时；初三，白天送外卖，晚上上夜班；初四休息一天，初五开始第二个循环。
小春算了算，3倍工资加上外卖赚的钱，这个春节收入还是不错的。
小春（右）和强哥（左）
按照约定，除夕晚上他们“转战”孙强在五环外金盏乡的家，参加一次更大规模的聚餐。这一餐，孙强邀请了更多同是从事外卖行业的外乡人。
北京很多城中村成为打工者租住的地点，外卖骑手尤其多。强哥租住在北京东北边金盏乡东窑村，每个月房租1000元
大家有不同的口音，也有不同的乡愁。“大家也不是忙到顾不上回家，很多是担心因为疫情，春节之后回不了北京。”孙强说。
回不了北京，意味着收入暂停，甚至重新开始。他们把和家人视频通话当做团圆，在很多人看来，“多赚些钱，是为了更好地团圆”。
02
除夕的晚上，大家喝了不少酒。临近午夜，到了最期待的放炮环节。“五环内不允许放炮，这是五环外，没事儿！”孙强说。
鞭炮是小春和晓峰在前一天，骑车来回60公里去通州买的。本来，他们计划买些烟花，约两个女骑手一起去放，“但没买到烟花，她们就懒得出来了。”小春说。
伴随着炮竹声和酒意，北京的五环外，小春这些外乡人不是没有思考过自己的未来，但他却想不出清晰的模样。正如他喜欢车水马龙的北京，他却不确定，自己的未来该如何归于此地。
年初二，小春在物业公司上白班
2018年春天，小春从高中辍学，跟着表哥跳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他的家乡在四川达州。离开老家时，小春父亲已经身患重病，几乎丧失劳动能力，母亲照顾着还在上小学的弟弟。父母靠种地勉强有些收入，一年不过5000元。
初到北京，小春和表哥租住在丰台区的城中村，不到5平米的屋子，厨房公用，一个月600元房租。继而，通过表哥的关系，小春获得了一份在王府井高档商场物业公司的工作。
小春没有什么技能。别人修空调、修管道，他就打下手，谦虚好学、嘴也甜，很快就和那些50多岁的同事打成一片。上半个月，休半个月，月薪5300元，这让他觉得很满足。“这一个月的工资，顶得上在家种一年地了。”
工作之余，小春也不愿闲着，就琢磨着去送外卖。他曾经尝试过满负荷的模式：白天上班，下班后送外卖，晚上跟表哥干装修活，凌晨回公司睡觉。铆足了劲，小春一个月挣了16000元，这是他在北京3年的最高收入。
然而，代价是睡眠严重不足，身体吃不消。
03
尽管如此，小春还是把送外卖这件事，尽力坚持了下来。一来，能有份稳定的兼职收入；二来，可以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仿佛融入了这座中国最大的都市。
初一晚上，小春下班后赶到十里堡，和晓峰交换电动车。“因为他（晓峰）的电动车跑得更快。”小春说。
不久，小春接了一单。因为对这一带不熟悉，加上导航定位不太准确，小春找了半天也没找对地方。还没吃饭的他，骑车穿过欢庆春节的人们，焦急而彷徨。
最后，他和顾客加微信发了定位，才在一番周折后把餐送到，没有超时。小春刚下楼，那位顾客给他发来一条信息：“辛苦了，感谢深夜送餐，新年快乐！”
这让小春鼻头一酸。他想起自己在北京送的第一单，也是找不到地址，也是共享了位置。那个客人同样没有埋怨，还送给他一瓶水。
在小春看来，庞大的北京，有她冷酷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温暖。
也是缘于送外卖，小春还收获了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比如在除夕一起聚餐的晓峰和光头强哥。
除夕这天吃饭的时候，几个人聊起家乡的春节。小春说，他没什么特别的印象。也许是因为清贫，他总觉得家中缺少欢笑，即便过年也是如此。
不过，刚来北京那年，小春作为一名助唱，登上了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节目播出的时候，父亲召集了全村的人来看，小春仍记得一家人在电话中传递出的喜悦。
另一件事，就是当小春把在北京第一年赚的6万元寄回家时，父亲很欣慰。
04
这个春节，小春留在北京过年
今年春晚还没结束，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一个个段子。其中有一个段子是这样的：“一片片地‘倪妮好白好白’‘千玺笑起来好好看’，感觉这一代青年算完了。我小时候镇上有个小伙子，因为在赵本山出场的时候放鞭炮，被邻居打成二级伤残，我怀念那个时代。”
深夜，小春从物业下班准备回家
年味越来越淡了吗？小春没有这样的愁绪，他对赵本山无感，对于春节，“也就那么回事。”他知道这是个团圆的日子，但没有人规定，必须要团圆。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努力创造着生存和生活的条件，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多赚钱，就是最重要的事。
变成暗夜外卖骑手的小春，穿梭于北京街头
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小春从不抱怨。不管是春节，还是平常的日子，他都不忘拧动手中的油门。
他也有自己的愿望：等疫情过去，带父母来北京看看，“他们还没看过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