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其实是洋味十足的中国节，五味杂陈吗？
发布者: 临风听雨
中国人的天地观一直很懵懂，历来以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圆地方由此成为政治、文化以及信仰的自然诱因。直到一幅名为《坤舆万国全图》横空出世时，国人才晓得地球竟然是圆的，陆地浮在大洋之上。
这幅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世界地图，是由一位叫利玛窦的宣教士绘制完成的，他在1582年（明万历十年）来华宣教时，欧洲因着改教运动和文艺复兴，已然成为世界文明的火车头，那时的世界地图上，欧洲才是世界当之无愧的中心。
利玛窦对中国文化心领神会，在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时，特意把子午线向左移动170度，从而将亚洲东部迁居到世界版图的正中央，中国自然成了天下万邦的中心。
利玛窦委身服事中国28年，被后人推崇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通晓东西方文化成果的汉学家和彩虹般的历史圣贤，他所着述的《天主教远征中国》一书，更是轰动了当时整个欧洲社会，从而激起一位叫亚当·沙尔的德国青年宣教士对中国的向往，他就是后来编撰中国现代历法的汤若望。
利玛窦去世8年后，也即是1618年春，汤若望才得以乘上善心耶稣号远航船，开启他梦寐以求的东方之旅。
那是一个非凡的时代，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与实验学融会贯通后，诞生了现代科学。那时的神职人员知识丰富到可以用学富五车来形容：像宣教士罗吉尔•培根是数学家和光学家，坎特伯里大主教托马斯是平均速度定理发明人，波义耳是气体定律发明人，法拉第长老成为电学之父，稍早的罗马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更是顶级的天文学家……
欧洲中兴，到汤若望这一代人时，西方正处在知识大爆炸的节点。据汤若望文献记载：善心耶稣号远航船不但载有大量的科学仪器，狭窄的船舱里，还塞进了7000多册图书，数量和规模之大，堪与当时大名鼎鼎的罗马学院藏书量相媲美。
但遗憾的是，从欧洲出发，与汤若望随航的20位鉅学鸿生，在险象环生的浩瀚海洋上，走走停停飘游了近2年，大多病逝在航途中，最后到达中国澳门时仅剩6人。
汤若望是由大学士徐光启引见进入明朝文化政治中心的。徐光启在利玛窦时代就已归信天主教，他十分通晓西方宣教士善天文识地理厚博学的品质，时逢朝廷观干坤修皇历，驻守澳门的汤若望得以蒙召入京。
明朝承传并使用的是大统历，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老皇历，因历法年久失修、依据陈旧，误差太多，故经常出现舛谬，天象预测屡屡失误，季节交替时有不准，农事安排多有失当，修历已迫在眉睫。
汤若望将中国传统历法中不符合自然与气象的部份，进行了全面更新和改造，并充分吸收、借鉴了当时欧洲最新的天文研究成果，像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理论、开普勒的天文光学理论和伽利略的星际理论等，差不多用了近十年时间，才将新历法编撰完成。
新历法卷帙浩繁，总计46类137卷，在天象和气象的推测和实测上，已精密了许多，标志着中国天文学从此汇入世界天文学的发展潮流中。
但这部历法还没来得及正式颁布实施，大明王朝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而新王朝统一天下后，一般都会颁施一部新历法来彰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部“明历”竟然阴差阳错，得以在清朝顺治年间颁赐推广，取名“时宪历”。似乎是为了尊重“知识产权”，新历法封面印有“依西洋新法”的字样。
得益于这一功绩，汤若望在清廷获得的恩宠与隆遇比前朝更甚。顺治帝有感于他通材达识，学贯中西，不但赐他“通玄教师”的尊称，还委以“钦天监”一职，这一职位差不多相当于今天国家天文台台长或科技部长。
人红是非多，汤若望也落入到这一中国文化的窠臼。顺治十六年，反对西法制历的本土天文官杨光先以《辟邪论》逞论，指责天主教为邪教，斥责汤若望在时宪历封面题写“依西洋新法”是为了“借大清之历以张大其西洋，而使天下万国晓然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因当时顺治帝尚在，汤若望虽遭党同伐异，朝堂攻讧，但宣教使命与敕封官职均未受太大的影响。
1661年2月，顺治皇帝驾崩后，在鳌拜等顾命大臣指使下，杨光先再以《不得已书》指称：“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后又参本上奏，诬陷汤若望“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时康熙年幼，一帮顾命老臣操权弄势，擅代幼主，颁旨将推行多年的时宪历禁止。
汤若望遭弹劾后，押送刑部。
作为宣教士，汤若望深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故而虽身陷囹圄，依然每天低头祷告，抬头赞美……凡此种种，更加惹恼了鳌拜和杨光先等人。不久，蒙冤的汤若望被判处死刑。
临刑前夕，北京突然地大震动，皇城根城墙倒塌，皇宫失火，庙堂江湖盛传这是天谴，孝庄皇太后不得不亲自出面干涉，汤若望才得以死里逃生，度过劫波。
公元1679年，康熙亲政后，先扫除操控权柄、结党营私的鳌拜朋党；又考究干坤法度，倾听朝堂意见，微服询征天下民意，深感杨光先等人推崇的老皇历历法陈旧，季节轮换欠准，民间怨尤甚大。遂重新拟旨，平反汤若望冤案，并再次颁施先皇时就已推行多年的时宪历。
彼时汤若望已离世13年。
时宪历就是当下中国仍在沿用的农历，国人多称阴历。事实上，这是一次意义巨大的文明交融，从文化承续上讲，今日中国传统节日，因着洋为中用的历法，从而嫁接了西方文明的基因。也可以这样说，春节就是东西方文明美丽的相遇。
1913年1月21日，中华民国内政部一名官员向总统袁世凯建议设立四节，即：农历初一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袁世凯批准执行。这是第一次春节的名称出现。
那些唿吁抵制洋节的爱国主义者们，是不是内心尴尬、五味杂陈呢？
你能过上春节，要感谢这位“窃国大盗”
发布者: 唢珊誓姑
过年好。给您聊聊，春节究竟是在近代政治博弈中“幸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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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即民国二年），一份由内务总长朱启钤上呈的紧急报告，上呈到了刚刚坐上总统宝座的袁世凯的案头。该报告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使我国民都得休息。”
这是春节这个字眼第一次在中国被提出，算来至今，也就一百多年的时间。
朱总长之所以要打这份紧急报告给袁大总统，与此前一年在全国闹得鸡飞狗跳的“废除旧历”运动有关。
1912年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上台之后，颁布的头几条政令当中，除了剪除辫子，劝止妇女缠足等外，最重要的就是宣布将立刻废除旧历，而采用公历以便与世界接轨。
这样一来，旧历年当然就不能过了。民国政府宣布将“元旦”的“冠名权”从旧历年初一，挪至公历1月1日，于是旧历年就失去了名字，成了一个“非法”的存在。
民国政府如此急于改历，一般认为是受了日本的影响。
孙中山、黄兴等民国草创者早年都有旅居或留学日本的经历。而日本在明治五年（公元1872年）时就宣布革除从中国学来的旧历，改而推行从西方学的公历，到1912年时已经改了40年，被辛亥革命的志士们视为典范。
需要强调的是，日本弃用中国传来的“唐历”改用“洋历”，并非只为了“脱亚入欧”，而是有非常现实的考量——为了省钱。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政府曾经过过一段濒临破产的日子。当时，明治政府一年的岁入不到1000万日元，负债却高达1.3亿。说白了就是入不敷出，穷的叮当乱响，天天给慈禧老佛爷上一百单八道菜的“我大清”，那会儿可比日本阔气多了。
而不巧的是，明治4年，即1871年，明治政府又跟西方学，对日本发工资的方法进行了彻底改革。
以往幕府时代的日本给武士家臣发工资，都是按年发放，被称为年俸，其实当时的中国也是，你看古装电视剧里皇帝罚大臣，动不动就是就是罚俸一年，不是皇上心狠，而是当时俸禄就是一年起算。
但现在，日本士族没了，社会要脱亚入欧搞工业化，工业化的特点就是人口流动性比农业社会高，所以工资必须按月发放。
但问题随之就产生了，从中国学来的那套农历制度，纵有千般好处，但却有一个缺点，就是动不动就要来个闰月（每十九年七闰）。一闰月，政府就要凭空多发一个月的工资。阔气的大清不在乎这点钱，穷酸的日本可受不了。
于是缺钱就逼着日本硬把节日给改了。1872年，日本政府发布政令，从1873年起日本全国废旧历改新历。
那会儿的日本人也真是比较轴，1872年11月宣布要改历法，同年12月新历法就推行了，日本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告别了他们此前用了1500年的“唐历”。
这么一改，日本1872年的12月一下子只剩下了两天，政府宣布干脆这两天也不算了，并入11月。而1873年按旧历本应有闰，改历后也不用算了。这样一来，日本政府仅通过换个历法，就居然凭空省下了两个月的公务员工资……这手剥削社畜的技巧真是玩的熘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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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日本的改历之顺利，是明治维新成功的缩影，那么中国的改历之艰难，则是也算是我国近代革新艰辛的体现。
有明治政府的珠玉在前，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时，孙中山总统就想效法之。但他和他的同僚忽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当时的民国政府其执行力远没有日本明治政府那么强，而民间的守旧势力却又远较日本强大，所以政令一出，举国上下一片抬杠之声。结果是1912年1月月1日，只有在南京的民国政府自己小范围的过一把新历元旦，全国老百姓，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依旧在当年的2月18日，即农历初一过了旧历年。这一天全国上下家家放鞭炮，店店关门歇业过年，连在政府上班的职员们都多数请“病假”不到岗。举国一致，把临时大总统的皇皇政令视若废纸。
就这样，本来应该给新生民国政府立威的改元革历工程，反而闹了个大洋相。从侧面暴露了新生的民国政府的孱弱无力。
袁世凯上台之后，这个棘手的问题就又摆在了他的面前：历法还改不改了？硬改，法令没人执行，继续给政府出洋相。撤销，明摆着宣告政府改革出师不利，今后的工作更没法干了。
长考后，袁世凯就耍了这么个小聪明:新历年仍旧是法定元旦，但另行发明“春节”这个节日，安给旧历年。袁世凯还在批准推行春节的命令中特地加了一条：“在公人员，春节可予准假一日。”
注意，这里说的是“准假”，在当时的民国律令当中，春节其实仍不“放假”，但如果你是公务员，这天想请假则请便。袁世凯想的很明白，这一天你即便逼着他们来上班，也是磨洋工，索性让他们随便请假算了。
就这样，自1914年（民国三年）起，“过年”正式以“春节”的名义被沿用了下来。
除了春节，民国三年另一件流传至今的事儿，大约就是袁大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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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而变得臭名昭着，“春节”就被反袁人士一同反对了（“春节”表示自己很冤枉）。1924年，孙中山再次就提出了废除春节的建议，然而时值北伐战争在即，江山还没打下来，改历法这种事情当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到了1928年，国民党击败北洋政府，蒋介石在南京宣布完成“统一”，为了体现自己是孙中山事业的正牌继承者，蒋介石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了废除春节的工作中。1928年12月，民国政府颁布《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协助办法》，明令要求“自1929年1月1日起，全国使用公历，同时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并严禁民间过春节贴春联燃烟花爆竹、互相拜年等一切过年的民俗活动。
这使得1929年的春节成为了中国有史以来过得最为鸡飞狗跳的一个年。是岁，在国民党政府控制力较强的省份，都出现了警察上街禁放爆竹，禁卖春联，遇有关门歇业之店铺勒令其开门的事件。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但正如孙中山时代的临时政府对全国的控制是孱弱的，蒋介石的手中权力也并不如他想象那般强大。他“不许过春节”的政令在大多数地区都遭遇了“软抵抗”。
当时北京的《晨报》就曾描述：“就北京一城而论，在阳历新年的时候，除各公共机关门口结几块彩牌，与停止办公几天外，社会上绝无甚么表示为新年点缀的，而在阴历新年时候，无论何界都一律休息，而群趋于行乐一途，燃放爆竹彻宵不绝，比之阳历新年实在热闹百倍。”
湖南则流传这么一份打趣的对联：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讽刺的是，当初启发中国人动了改元念头的是日本人。最终，结束蒋委员长和国民传统这此漫长拉锯战的，还是日本人。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之下，民国政府再也无心就春节的事情与民众折腾了。最迟到1933年 ，民国政府对 各地“不遵训令过春节”的干预完全停止，各地回归旧俗。而日后随着这一节日推行日久，废止春节最终成为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孙中山、袁世凯和蒋介石这三个人物围绕咋过年的这场争夺，其实就是这三个人物的政治哲学缩影。
作为激进的革命者，孙中山最重理想，一旦获得机会，就恨不得立刻革除一切旧习——即便做不到，也要先把口号喊出来。结果是，一些事情确实让他办成了，比如推行公历。
而袁世凯则是真正考虑实际的滑头政客、他不讲原则，官场油条，但却又最洞悉人性、是能成事的实干家。在处理过年这件事上，他的手腕在三人中也最为巧妙：用一个看似滑头的“春节”，和一天假期。规避掉了官民矛盾。
相比之下，蒋介石（至少自以为）是个政治强人，总试图用手中的权力强行干成他想干的事儿……当然，他其实能力不够，啥办不好。
理想家、政客、政治强人，人类的政治史往往就是在这三种人轮番操弄中曲折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