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芸娘：巨流中的家族变迁 （外篇）一一 我的堂叔
堂叔袁忠斌，字洪恩。他的父亲与我的祖父是亲兄弟，而他的年龄却比我的大姐还小几个月，因此他是我父亲的堂弟。
袁忠斌从小就和我的姐姐们一起玩大的，他们之间完全没有长幼尊卑观念。
我大姐18岁那年与姐夫私奔，是他奉他的伯父、我的祖父之命追到南京打探到他们的下落的。
1947年沧州“解放”，又是他奉命护送我坐马车离开家乡到天津，又护送我一路坐轮船从天津到上海转火车到南京。
袁忠斌有一个特质跟我爹一样，就是很早就开始独自一人走南闯北，各地方言、风俗民情，特别是各地特殊物产，他全都熟悉。他有比较强的生意头脑，善于发现并把握商机，但他一点儿不像我爹那样唯利是图、自私得无视亲情和不关心儿女的成长教育和前途。在抚养儿女方面，袁忠斌对他自己的四个孩子（三男一女）比起我爹对待我们几个姐妹兄弟要尽心尽责一百倍。
最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堂叔是个头脑极其机灵聪明的人，他早年二十几岁就在沧州专营油漆化工零售店。在日本人占领华北华东期间，在社会动荡加上技术条件极其简陋和材料十分缺乏的状况下，他居然凭借着从上海滩买来的几块进口洋肥皂做样品和学会的一点点化学知识，自己在家里成功地“研发”出几款“洋胰子”，“香胰子”，并在老家沧州和南京各设了一个肥皂批发点，专门销售他自己的手工作坊里生产的洗衣皂，洗脸香皂。有一阵子大姐和二姐“跑单帮”，贩运的货品里就有堂叔的产品。我至今还记得，堂叔的产品中有一款圆形的肥皂，牌子名称就叫“猪胰子”。可以说，我堂叔即使不是当今在中国各地兴旺不衰的“山寨”外国货的祖师爷，也是该行业的先驱者。
我在南京的时候，有一次我亲眼见到在他租来当加工作坊的大院子里，架着两口大铁锅，其中一口锅里面在熬煮动物油脂，因为我看见旁边有一堆残缺破碎的猪牛羊皮。他雇佣来的小伙计一边从沸腾的大油锅里舀出滚烫的热油透过纱布过滤加到另一口锅里，一边用一根木棍在搅动，他自己负责把化学原料按比例往锅里添加，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以描述到底是香还是臭的怪味道。院子的另外一边有两排木架子，上面整齐地码放着一个个不同形状的“铅皮模子”，里面是各种不同颜色的等待冷却干燥凝固的肥皂和香皂。
我已经不记得堂叔自制的这些香皂是什么商标品牌，我只记得我在南京那几年，大姐家里洗衣洗澡用的肥皂香皂全是堂叔提供的。就靠着这样的土制产品，他面向的主要市场就是远离大城市的象沧州这样的县城和乡镇里的集市，生意可谓好得不可开交！堂叔由此积累了比较丰厚的利润。我相信，如果天下太平，如果没有大陆的“解放”，堂叔很可能十年后就会成为那时候垄断全国市场的“固本肥皂”的竞争者。
销售渠道顺畅了，生意业务稳定之后，他就把厂子交给两个可靠的伙计管理，自己当起了“家庭妇男”。
除了在家悉心照顾自己的四个年幼的孩子之外，就整日地窝在他的小屋子里“研发”新产品，又先后“开发”出了中草药香皂，
硫磺香皂。每制造出新产品，就摆在他的油漆化工店里试销，看市场反应。
除了香皂之外，他还捣鼓出过治手脚皲裂的药膏、专治脚气的药粉等，不过都没什么销路。
也不知为什么，我的堂叔袁忠斌似乎有天生的企业家进取精神，对赚钱的兴趣远超对女人的兴趣。
听起来奇怪吧？他为了赚钱，迟至30岁才结婚，婚后没几天就撇下新婚妻子，去外地跑市场。
可是他却是一个不幸的人，在最小的老四才几个月大还不会走路的时候，他妻子突然患急病亡故，他一下子成了鳏夫。
为了“不让孩子们遭受后母虐待”，他坚持不肯续弦再娶，任凭媒婆一拨又一拨地踏破门槛。
1949年之后，袁忠斌的油漆和肥皂生意规模继续发展壮大，但是到了1955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他“积极主动自愿地”把小小的“沧州肥皂厂”交出来，名义上是“公私合营”，实际上就是无偿给共产党收归国有。
堂叔在那个时候就符合当局在今日要私营企业家“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的要求，知道遇到的是什么势力，抗拒交厂是徒劳的。
既然自己的财产注定要被夺走，连性命都随时可能被消灭，还不如“积极主动”献出财产，以保全性命。
我想这是无数中国人千百年来总结出的生存经验。
堂叔是个非常疼爱孩子的好父亲。
为了抚养好孩子，他先是学会了做饭烧菜，后来不断研究厨艺，最后做菜水平可以与专业大厨师相比；
为了不让四个孩子看起来像没娘的可怜儿，他学会了裁制四季衣衫裤鞋。
他纳的鞋底，做的棉鞋，品质和样式都与我大姐二姐做的比过，她们俩甘拜下风。
他织的毛衣，穿在他自己身上，也是不输于我的三个姐姐的手艺的。我曾经看见过他用“袜板”补袜子。
今天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袜板”是什么，那是一个木制的空心脚形模具，可以将破了洞的袜子穿在上面，以方便缝补。
看他穿针引线的一招一式：用唾沫绺线头，将针头在头发里捋一下，那样子简直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家庭妇女！
我大姐曾笑着调侃他“比娘们儿还娘们儿！”
堂叔是个风趣幽默，乐观开朗，热爱生活的人。除了喜欢搞小发明，他还有许多业余爱好，喜欢养鸟，喜欢吹唢呐，喜欢集邮，喜欢做木匠活儿。他的家里专门有一个房间是给他养的各种观赏鸟居住的。走进他家，还没进门就能听见吱吱喳喳的鸟叫声。
鸟房内各种鸟各居其位，活动范围规划得井井有条。
每天定时把所有鸟笼移到庭院里放风，同时清理鸟粪，保持鸟房里面干干净净。每种鸟都是雌雄搭配，只要有鸟落单，
他必尽快为他们配好对，不让他们寂寞。袁忠斌爱鸟的喜好与我的爷爷是一样的，这可能也是袁家的遗传吧？
由于彼此很多年没有联系，我不知道这个堂叔袁忠斌从1955年之后的近30年他是怎么度过的，
只知道后来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他又在年近70岁的时候重新运用他的商业头脑和眼光再次抓住机会发了财。
唉！写到这里又要插一句，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事实不能不承认：
第一，在与钱财的缘分上，人和人就是不一样,而且差别很大！
第二，一个人有没有财运，跟上过几天学没多少关系。
除了自己的业余爱好，我的堂叔袁忠斌一生奋斗赚钱，把一辈子的心思都放在了四个孩子身上，疼爱他们至溺爱的程度，
孩子们在物质上的要求一向是要啥给啥，尽量满足。每年公司的赢利，他都不偏不倚地平分给四个子女，
而他自己的生活质量却一直是朴素而简单的。即使已经身家不菲，年近80岁的他仍然喜欢身穿一件旧皮夹克，
戴一副宽墨镜，骑着一辆双缸大马力摩托车到处跑洽谈生意。
然而，做儿女的却完全不懂体会老父亲身体上的辛劳和精神上的孤寂。
他的涂料公司里有位丧夫的单身女员工，除了正常岗位的工作，还被安排兼做一些账目管理的活，
因此经常需要进出老总的办公室。有一次堂叔那唯一的女儿风风火火地到公司去找她爹，推门进总经理办公室，
猛然看见那名女员工正坐在她爹的腿上。这做女儿的竟然当场大肆撒泼起来，破口大骂那女员工“破鞋”，
“不要脸”，“狗男女”，声音之大引得公司内员工和街上的行人驻足伸颈看热闹。唉，人啊！人！
1995年沧州市政府工商部门忽然打起了袁忠斌的这个起初以“挂靠”在政府某主管部门的下属企业而起家的民营涂料公司的主意，要安排政府指定的人进来上班，说公司性质是合资经营。
“他们又没有投进过一分本钱，凭什么说合资？最终目的还不是要把我的公司收归国有！”这是袁老先生的原话。
他当然不甘心自己辛苦经营多年的相当成功的公司再次象四十年前一样被“公家”无偿霸占。
经过律师指点，让他写诉状准备与“公家”打官司。当时我正巧在天津三姐家，他跑到天津找到我，
请求我这个“咱袁家最有文化的人”帮忙写诉状。我当然义不容辞，他口头叙述我笔头书写，又经律师修改数遍终于完成。
后来听说他的官司竟然稀罕地打赢了！
了解时代背景的人当然明白，那是幸运地趁了9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突然推行民营企业与所挂靠的国家单位“脱钩”政策之便。
袁忠斌的公司算是保住了。但是他却随后没多久把公司股份全部卖掉了，把所得的钱全部分给了子女，
“从此不再与公家打交道！”，他说，“咱中国老百姓从来是搞不过公家的！”。
2007年我因心脏病去北京阜外医院做手术。他同时在沧州当地医院也动心脏手术，我的手术成功完成，顺利出院；
他却死在手术台上，享年92岁。
他本来完全可以去北京做手术的，是因病情不允许还是舍不得花钱？
他去世之前曾经再三要送给我几大本集邮册，看到他的孙子们那几双觊觎的眼神，我没要。
我的堂叔袁忠斌中年丧妻，为了孩子，他一辈子没再娶妻；为了孩子，他拼命赚钱；
为了孩子，老年维权保护公司；他子孙成群家丁兴旺，而他自己一辈子得到了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