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党的孩子”是民企的唯一出路

做“党的孩子”是民企唯一出路

 

老侯

 

 

不出所料，对大午集团的处置是从接管医院和学校开始。

这个处置法，充分说明，在当地政府看来，大午集团的问题不是刑事问题，

也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

大午集团标榜不行贿，就意味着从不与政府私下交集，没有勾兑。

而其对社会服务功能的染指，触及政府深层管辖范围。特别是教育、医疗和养老，三驾马车支柱产业，

被他办成福利事业，不仅破坏产业政策和产业环境，也有架空基层政府的嫌疑。

孙大午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下成长的一代，也因而滋长了深深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

从他的身上，你可以找到禹作敏和牟其中的影子，他们都有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情怀。

这种人最容易破坏规矩，触犯潜规则。

作为曾经的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也有着美好的精神乌托邦。

三十年间，他在徐水郎五庄建立起自己的桃花源。

大午医院、大午学校、大午剧院、大午体育馆、大午养老院，他把郎五庄打上大午印记。

近年，中国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但绝对不会许可企业越俎代庖办社会。

前文我提到鞍钢办社会，南街村办社会，前提都是在党的领导下。

而大午集团是企业行为，它脱离了党的领导组织体系。

企业办社会，一旦失控就会群起效仿，企业替代基层政府，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

不仅基层政府不愿意看到，中央政府也不愿意看到。

虽说中共党员、转业军人孙大午是自己人，

但是，一个脱离了基层组织领导的共产党员同样具有危险性。

看过《杜鹃山》的都知道，在“只有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的杜鹃山，组织原则也是第一位的。

雷刚是党的人，所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不为党代表柯湘所容。

在柯湘眼里，某种程度上，雷刚的个人英雄主义对杜鹃山的破坏超过温其久。

当然，雷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党内矛盾。

在雷刚表示服从组织原则，接受党代表柯湘领导后，依然还是自己人。

孙大午也一样。

恰好看到一则山东滨州魏桥集团自发电厂的旧闻。

为了节约电费，魏桥集团自己建设了电厂，并向周边村民提供供电服务，

价格只是国家电网的三分之一。

魏桥集团的做法，影响了国家电网的收益，于是，2018年，魏桥集团电厂被关停。

有自媒体说被炸掉了。

破坏组织规矩不行，破坏行业规矩也一样不行。中国是个讲潜规则的社会。

不管大午集团与徐水国营农场的冲突如何处理，政府会借东风，

一揽子解决大午集团在当地的影响问题。大午医院、大午学校大概率会被政府收编，

然后执行国家统一医疗政策，统一价格标准，接受当地政府监督。

脱离了基层政府组织的民营，都有可能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

记得那个自己给自己发彩票大奖的国家福彩中心主任王秀英的忏悔吗？

“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这才是民营企业的出路，也是民营企业政府公关运作的真谛，

否则你就寸步难行。

电影《闪闪的红星》里，让潘冬子最自豪的就是“我是党的孩子”。

做党的孩子，是大午集团的唯一出路，也是民营企业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