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复旦教授：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
作者：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任教授）
中国公众和领导精英更需要的是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因为不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也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因此，我们应该少一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
古代中国历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
中国历史，特别是公元一八四〇年前的历史，其实是非常乏味的：它只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变法之外，基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至少，远不如公元一五〇〇年后的世界历史对我们更为重要。
更糟糕的是，太沉迷于中国历史，还会让我们从上到下都潜移默化地陶醉于中国历史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权谋术。
某种程度上，权谋术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核心主线。对一个人的自我境界来说，最大的满足可能确实是赢得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种权力太有快感了。但是，这种对个人的自我实现，恰恰是对社会和国家的最大伤害。权谋术是人治的核心逻辑，但不是法治的核心逻辑，甚至是法治的阻碍，因为法治的核心要义就是将权谋术的适用范围缩小到最小。而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从上到下都是人治，所以在看起来特别强调集体的表面之下，绝大部分个人都是“破坏性”的个人主义者：我们都希望别人遵守我们为他们定的规矩，但是，我们自己都不想遵守规矩，特别是别人订的规矩——有权力的人尤其如此。这一点在中国历史和当下中国官场的各种乱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人民也不傻：既然有权力的人都不守规矩，那我们平民百姓又何必守规矩呢？因此，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只要不守规矩没有代价，那我们就不要守规矩。
于是乎，在看起来似乎特别强调集体的中国，一遇到需要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作出选择的时候，许多人，甚至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个人利益。这背后的缘由是，我们所谓的“集体主义”几乎都全部是强权驱使的结果。而一旦没有强权的驱使，而且集体需要个人做出牺牲的时候，我们没有个人自觉根基的集体主义便会烟消云散。
太沉迷于中国历史导致闭目塞听
太过沉迷于中国历史并认定中国过于独特，还很容易让我们闭目塞听、固步自封。
许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几十年的迅速崛起和辉煌成就的王朝或国家绝不是只有中国一个，而是多达几十个。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西班牙在一四六九至一五〇〇年间的崛起和扩张不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迅速崛起和扩张逊色。而英国在一六〇〇至一七八〇年间从欧洲的边陲崛起，并作为近现代世界的第一大帝国屹立不倒长达两个多世纪，就更是让人生畏。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的崛起固然可以大书特书，即便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也都曾有过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骄人业绩。
但是，在这些曾经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中，最后只有三十个左右的国家真正成为了全面的现代化国家。许多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最后都沉沦了。现代化就像一个孤岛，而在试图游向这个孤岛的过程中，失败是多数，成功是少数。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要么还在原地踏步，要么困在漩涡中，甚至已经沉没。这些国家的惨痛教训是绝对不能再失去一次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机会的中国必须吸取的。
太过迷恋中国自己的历史而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中国就不大可能真正好好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结果是，在追求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中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还在无谓地重复支付一些其他国家已经支付过的高昂学费，还在继续走一些不需要走的弯路甚至歧路。
过分“自恋”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
当下中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大谈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争夺话语权”。但是，“争夺话语权”和仅仅是“发出中国的声音”有很大不同。中国可以发出声音，但如果没有接受你声音的受众，你只是在面对旷野呼喊，最多只有回音，却没人应声。“争夺话语权”更不是自己对自己喊“我要话语权”的口号：那样只是自娱自乐，自欺欺人。
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有“话语权”，就不能只关心和谈论自己的话题，而是必须关心并且讨论别人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无论别人一开始听不听得进去我们的见解。
要想能够有水平地讨论别人的问题，那我们首先就必须先去了解别人。只有在了解世界的基础上，并进而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识，包括对世界问题的诊断和药方，从而能够对他人的福利有所促进，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而这种诊断和药方显然不能建立在主观臆断上，而是建立在对世界的扎实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
今后的中国需要更多的能够关心普世问题、提供普世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人才，而不是空喊口号、漠不关心（中国和他人的）问题，自欺欺人的所谓专家学者。那些不关心甚至否定普世问题、不能提供普世知识、不能帮助他人解决具体问题的人士，不大可能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有太多的贡献。
怎么办？
要想多了解世界，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知识科普都迫切需要转向。在科普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分量。与此同时，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少点中国古代史，多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近现代史。缺少对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而过于沉迷于中国历史已经使得我们的许多知识精英和领导人都懒得了解世界，也没有能力了解世界，特别是现代世界的形成。
在研究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支持（考古史例外）。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几乎毫无现实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与此同时，大大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有比较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有比较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吸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少走些弯路和歧路。
说句大俗话，中国不能还是品着《甄嬛传》和《武媚娘》来和现代世界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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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中国现代化的三重困境
中国应该也必须实现现代化，这似乎是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命题；但实际策划操作起来，却是艰险曲折，代价沉重。所谓现代化，意味着文明状态全方位的系统提升、建设超越，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既要独立解放，富国强兵，更要民主科学，公正法治。
半吊子的现代化不是健全的现代化，仅是现代化的异化和次品而已。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竟会遭遇如此之多的蹉跎障碍？不少在其他文明本就是常识或理所当然的事情，到中国这里却成了无限困惑和难题？
原因众多复杂，归根结底主因就是一个：现代化对中国文明来说，并非自发自立，而是外来基因。这也就注定了从第一天起，现代化就面临如何与中国文明及其“内部抗体”，有效共处融合的超级挑战。
笔者以为，中国现代化进程表现出三重典型困境：主次困境、格局困境和前途困境。也就是三大经典哲学问题的翻版：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可以说，这三大困境看尽了中外文明基因的对抗与整合，组成了充满裂变和聚变的漫长历史隧道。
清朝后期的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与同时期日本明治维新施行“全盘西化”策略形成鲜明对照。表面上看，中国似乎比日本更懂得主次地位，更在乎“我是谁“，但后来中日甲午战争的惨痛结局，却反倒表明中国丧失了自我。
同时期中国还有一个提法也很说明问题，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中两大意涵格外醒目，即蛮夷确有长技值得我们学习；但蛮夷终究是蛮夷，我们学习蛮夷是为了制服蛮夷，这折射出中国文明内心深处对外界先进文明，即现代化的认知和态度，即我们终归是貌合神离。
即使到了21世纪，中国实施所谓“千人计划”引入海外人才，也不难找到这种认知的深重痕迹，所以也难怪此计划开始遭到外国的强烈警觉和遏制。既然向老师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打败战胜老师，而非与老师和平共处，携手发展，那老师也很难接受认可这样的学生了。
中国的第二大困境表现在格局。现代化并非天生理想完美，现代文明也包括了不断自我改革超越的机制和能力。不过，中国对西方文明“从哪里来”一直比较困扰。当年就有不少中国人认为，西方既然是所谓“先进文明”，怎么跑到这里来欺负压榨中国呢？
自二战结束后，随着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概念的深入人心、渐成潮流，西方也基本告别了过往的殖民扩张行为。不过，中国对西方这种重大格局策略演化，似乎并不太敏感积极，而是对过往的历史悲情锲而不舍，或称“不忘本”。
这也还主要因为西方是外来文明。若是自我文明原本的失误或过错，以发展眼光对其思辨、谅解和超越，可能就会简单容易得多。但问题在于，过于执着对外界“不忘本”情结，就会发生对现实的误判和应对陷阱。譬如美国在2018年提出实现双方的“贸易平衡”，就能被过度解读成“新鸦片战争”和“上甘岭战役”来临。
中国现代化的格局困境，还表现在不能从系统格局和整体思维的角度，理解和践行现代化。这导致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就总是短板突出，跛足而行，而且每每在遭遇重大挫折后，虽不乏深刻总结经验，却难以充分接受教训，不久又开始了新一轮恶性循环。
无法全面推行现代化的新格局，也就难以走出自我的旧格局，结果导致前途迷惘，甚至重蹈覆辙。这也就是“前途困境”。即便沿着旧格局也能提出某些宏观目标，但在旧格局的桎梏束缚下，目标能否得以实现？即使部分实现，又有多少实际意义？
如果一直无法站在先进文明的肩膀上，又如何能真正实现自我文明的创新和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