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芸娘：此生若梦成追忆 一一 我的童年（下）
佩珍在抗战胜利后被她爷爷（我们叫他何二爷）接到了天津，交给她姑姑抚养，后随她姑姑迁居到西安，我和她从此失去联系，直到多年以后重新联系上。
这里要插叙一下振铭和佩珍的佳缘往事。振铭与我同岁，佩珍小我两岁，在老家沧州时期，我们仨在一起度过了几年青梅竹马、“三小无猜”的童年难忘时光。虽然他和她是姨表兄妹，我是他俩的小姨，但是三个孩子在一起玩，是不理那套长辈晚辈的尊卑观念的。大姐回娘家的时候，也把振铭的妹妹振华带回老家来，但是振铭很明显不爱搭理他的亲妹妹。
有次大姐忙着在家做针线活，把我们赶到运河沿上玩耍。女孩儿扎堆在大树下玩“拾子儿”，一群男孩儿在远处粪池边比赛立定跳远，看谁能一下跳过粪池。大些的小子一个个跳过去了，十岁不到的振铭也去逞能，纵身一跳，跳到池对岸边边上，两只光脚丫往下一滑，噗嗤！下半身一下子全浸到粪池汤里。只听周围孩子一片欢呼。说来也算侥幸，他没有仰着跌进粪池里，如果是后仰，那真是不堪设想了。有好事者跑到我家报告给他妈妈，不一会儿，只见大姐风风火火跑到河边，快要接近振铭时突然从旗袍里面抽出一根两尺多长的擀面杖样子的棍子，振铭见势不妙撒腿就跑。大姐一面追，一面骂，一面对着振铭屁股挥舞棍子。我知道大姐的脾气，着实为振铭捏把汗，幸好离河近，振铭几步就窜到河边，一个猛子扎下河去，一直潜游到河对岸才探出头来，大姐双手叉腰，只能望河兴叹。
振铭自小就是个吃货，好吃是他的本性。他随他妈妈回他姥姥家住的时候，我们仨一起在文庙小学上学。娘每天都给我们每人三个小铜币（三分钱），三个硬币买一套煎饼果子，而他经常享受特殊待遇。他的油炸煎饼果子是厚厚的，当中包着个鸡蛋，吃的时候还常常故意伸到我们的面前显弄。起初我们以为是母亲给予男孩子的特殊优待，后来发现他上学出门时经常借故走在我们后面，遂起了疑心。一天，我和佩珍故意先出门，中途再突然返回，果然发现他正撅着屁股在胡同院墙根下的阴沟洞里掏什么东西。原来他事先将家里的鸡蛋偷出来放在院内墙根下那个可通到外面胡同的阴沟里，出院门后再钩出来交给油饼铺子的老板给他加工特制。我们于是对他威胁敲诈，要求利益均沾，否则就到他的太姥爷、我的爷爷面前去揭发他，因此后来我和佩珍也一起享用过几次加了鸡蛋的煎饼果子。
我们与佩珍失去联系十多年之后重新联系上，得到佩珍音讯时，最兴奋的还不是我，而是已经在军队里当了小官儿的王振铭！ 那时候佩珍正在西安医科大学念医科。此后振铭使出各种花招来追求他这个表妹。因为当军官有收入，也时常寄点零花钱给当医科生的佩珍，又利用假期邀请她来上海玩儿。振铭暗中求我这个小姨给他做月老，于是1958年春节，由他请客，我们三个儿时玩伴在放春节假期间，一起去杭州西湖等处游玩了几天。期间我尽力给他们创造机会，让他们把恋爱情侣该走的程序完整走了一遍。一回到上海，他们就去领了结婚证，结为正式夫妻。
振铭的好吃贯穿了他的一生。后来从军队转业之际，部队曾给他几个城市做安家选择，包括南京徐州等处，途径江苏响水县时，了解到那里出产大量新鲜海产品便宜到几乎不要钱，“大闸蟹才三毛钱一斤，太便宜了！”他对我说。
果然不久之后他就在苏北的响水县安了家，落下了佩珍一辈子的埋怨，这是后话。
振铭一辈子事业平顺，可是他做得不好的是，为了那张贪图美味的嘴而忽视了自己的健康。从小喜欢吃好喝好，为了一口美味，他可以放弃在大城市定居的机会；为了一口美味，身体健康完全不在考虑之内。在物质生活极端匮乏的毛泽东时代，他在饮食上就不节制，到了邓小平时代，物质丰富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更不知道爱护保养自己的身体，满足了口腹之欲而损伤了健康。 90年代中期，振铭佩珍夫妻俩竟双双在60岁上下的年龄，短时间内就因同样性质的“富贵病”相继匆匆离世，惜哉！痛哉！
再插点后话，中国的婚姻法到八十年代版才开始禁止三代之内旁系血亲结婚，因此振铭与佩珍的姻缘要是放在现在肯定是被禁止的。可是他俩生的两个如花似玉的漂亮女儿，小洵和小莉，根本没有人们担心的什么健康问题，相反，是两个从小就“猴精猴精”的机灵鬼。这两姐妹自会说话起就以伶牙俐齿著称。小学的时候，凭一张小嘴，经常无理都能辩出三分理，有时让老师都伤脑筋。
上中学时，小洵的长篇古诗背不出，当妈的刚责备了一句，她马上抢着怼回来“这可怪不上我！都怪你们！谁让你们俩近亲结婚的？”弄得振铭佩珍目瞪口呆，哑口无言。老二小莉也从姐姐那儿学会了用这个杀手锏护身符，从此，但凡有考试成绩不理想，或者老师评语不佳等情况，引起爹妈过问的时候，两个女娃就会齐声回嘴“这可怪不上我们！都怪你们！谁让你们俩近亲结婚的？”气的振铭佩珍这两口子哭笑不得，不知该忧还是该喜。
姐妹俩长大结婚成家之后，两家的男人都在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姐妹俩凭着如簧的巧舌和高超的公关技巧，成为各自丈夫开拓公司业务的得力助手。他们两家早早赚到了第一桶金，早早完成了原始积累，开始靠资本运作增加财富，过上了奢豪的生活。
思绪回到在沧州老家最后的那段童年时光。我因佩珍的离去，失去了儿时的伙伴，与母亲相依为伴，也去天津的大姑家和北京的三姐家度过一次假期。这个阶段，我感到孤独，寂寞，失落，上学之余几乎不与人交流，只沉浸在各种闲书中。
不加选择地，我囫囵吞枣又如饥似渴地浏览了家里所有的书。书不多，因为本来不是书香门第。至今仍记得的有《红楼梦》，《三言二拍》，《西游记》，《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有的是缺页少皮甚至被老鼠啃过的，只有一套《聊斋志异》是完整的。《聊斋》的语言虽是较易懂的明清文言文，但对我这古文知识空白的人，努力读来也只能懂个大意。反正我每天手不释卷，貌似专心致志。母亲只认为我是在认真学习，不敢稍有打扰，还逢人必夸我爱读书。
大约在一九四六年冬，母亲试探性地到南京大姐家小住，留下我一人与爷爷同住一个小院的另一间南屋。我说是“试探性”，因为母亲不知道她这次南下是否被在苏州的父亲允许，如父亲不允许，则很快回来，安心过之前的日子；如允许，则把我也接到南京常住，就此与祖父彻底分开。不想几个月后沧州被共产党“解放”了的现实帮我们做出了决定：沧州一“解放”，平津到首都南京的铁路线便中断了。母亲已没有选择地留在了南京，我也没有选择地单独留在沧州老家。有爷爷在一起而说我是单独，是因为爷爷从来没关心过我，他和他的“保姆”住，吃住与我完全分开。母亲去南京之初的一段时间，我夜夜难眠，我怕鬼，因为据说我们家院子后面的大烟馆里曾吊死过人，我怕吊死鬼在黑夜里飘到我房里来。我也怕夜里的人和一切光影动静和一切声响。傍晚回家穿过小胡同时，总觉得背后有人跟着，又不敢回头。
那时候没有电灯，全靠煤油灯照明。我喜欢夜里看书，因此特别消耗煤油。煤油贵，爷爷不肯给我买煤油，我就自己做了一个豆油灯；用一个盛菜的小碟子，倒上些炒菜的豆油，用棉花搓一根灯捻，浸透油，点上露出碟外的一点线头即可。从此我再也不用瑟缩在被窝里干等天亮，我可以点着小豆油灯，看《聊斋志异》。书中有各种精灵鬼怪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有时在女鬼们的出现时正好灯油耗尽，灯火忽然变暗，与书中的故事情节呼应。我沉浸在人鬼相爱相惜的动人情景里，竟然不再感觉恐惧。几本竖排版线装的《聊斋志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看完的。
大约1946年夏，我家前院货栈柜上（即德庆公账房办公所在地）用上电灯了，只需拉一下“电门线”，全房间通亮，再不用每天晚饭后一面哈气一面用手指将抹布抠到玻璃罩里擦拭那被煤油烟熏黑的灯罩了。电灯这种新鲜玩意儿让我十分惊奇和好奇，觉得不可思议。但今天让我更不可思议的是，十二岁的我怎么竟然仅仅凭着在一旁驻足观看柜上的两个伙计拉线、安装、接线的全过程之后，就能够自己动手将电线从前院的柜上拉到后院的我家里？要知道这是要经过两个院子的呀！
怎么就能把我家几个房间都装上电灯泡的？（当然首先是给我的房间安装！）要知道那时的我对电这玩意儿是一无所知呀！并且我是背着爷爷私自决定，凭着从柜上拿来的材料，工具和一张手画的简单的接线图，独立操作的。至今我都弄不明白，我怎能有这等勇气和智慧？后来，当全家都夸我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受之无愧。而在七十多年后，在全国都电脑网络化，大大小小的事都用电脑解决问题，连三岁孩童都能玩电脑的今天，我却只能用手机打打电话！怎么解释呢？这应该是年轻和年老的区别吧！当然后来我进步了，我现在也能用智能手机上网了！
说爷爷不关心我其实也不公平。1947年夏天沧州被共产党接管后不久，解放军曾经征用我家前院的几个空房间给某部文工团的一批年轻文艺兵住。他们大部分是一群十八九岁、顶多二十出头的年轻姑娘小伙，有一个姑娘甚至只比与我年龄大一岁。每天清晨，我都看见他们准时起床，在水井边洗漱，然后就是列队做早操，还唱歌练舞和开会学习。没几天，我就和他们混熟了。他们常到后院的我家里串门，常将吃剩下的小米饭、剩菜倒到我家猪食槽里。他们经常和我聊天，问我的家庭情况，问我的爱好，学习和未来的理想等。他们给我讲了好多外面世界的事情，对我这个基本没有朋友没有人交流的小女孩来说，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是那么和蔼可亲，多么见多识广！
他们的活泼朝气，他们的言谈内容让我觉得好奇而向往。我经常和他们一起玩耍，唱歌，下跳棋，也向他们询问了很多问题，比如他们在部队里每天干什么，吃饭要不要钱等。其中有一位大姐姐，比我大不了几岁，她说我的歌唱得不错，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她们的文工团，说从此我也可以当军人，说她们的文工团领导是个大姐，名叫田华……。她这些话让我高兴坏了，当即表示愿意去，立刻缠着她为我报名。没几天，她就对我说我的参军报名之事已联系好了，要我第二天就去位于县城某大街的解放军办事处报到。
当天晚上爷爷突然把我叫到他面前，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怎么可以自作主张地要去参军呢？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你一声不响地跟着她们走了，叫我怎么向你爹娘交待呢？”一连三个问号倒让我一时语塞。其实我心里是有答案的：你什么时间管过我的事？我爹又何时管过我的死活？我娘从来软弱无能，何时为儿女的大事做过一次决定？但我不敢申辩，只希望拖到报到时，造成即成事实，等我离开这个家，他就管不着我了！
没想到这一次爷爷是决心管我管到底了。第二天他就叫来堂叔袁忠斌，商量把我如何送到南京去的事。当时沧州直通南京的火车已断绝，必须先到仍是国统区的天津，再乘南下的轮船。可是从解放区沧州到天津的火车也已经不通了呀！我想这是个绝好的拖延时间的机会，火车不通，我怎么去南京？谁知爷爷还真负起监护人的责任来了，他这回倒硬是舍得花钱雇了一辆马车，让我带了一些煮鸡蛋和蒸馒头，打发堂叔和我坐着马车上了从沧州到天津的240里的路程。
辗转到了天津狮子林大街姑妈家。不巧，我姑父刚去世不久，姑妈正忙着处理他的善后，无暇顾及我的事情，只把我交给她家的管家张三爷。那张三爷跟我无亲无故，再说他的主子已去世，当年姑父作为吴佩孚私人医生的威风早已不复存在，他当然更无视我的存在，我陷入了比在沧州老家更深的孤独之中，常处在一日三餐无着落的境地。
与姑妈家同院的邻居家有个叫杨玉茹的大姐姐，很同情我的处境，常和我聊天，让我在她家吃住。天气渐凉，姑妈给了几件她不穿的衣服，让我自己改成棉袍，棉裤以御寒，我就在杨大姐的指导下，自己缝制了棉袍，棉裤等过了个冬天。最后还是杨家的人帮我和堂叔买到了去南京的船票。这位可敬可爱的杨大姐，自己患有严重的腰脊椎弯曲症，无法正常行动生活，每天必须在特制的石膏板床上躺七，八个小时以矫正脊椎。杨大姐虔诚信仰耶稣上帝，终身未嫁，终其一生靠微薄的遗产度日，却还经常竭尽所能帮助他人。我相信她的灵魂肯定进了天堂！
我13岁离开了老家沧州，从此再也没回去。当我坐在马车上看着后面渐渐远去的老家，看着灰蒙蒙的故乡沧州城在视线里越变越小，我知道我将从此永远地离它而去了。而当我站在南下的轮船甲板上，凝望着船尾搅动的浪花激荡翻滚着在海面上留下的那条长长的航行尾迹，我也知道，我的那常怀淡淡哀愁的童年，也从此永远离我而去了，永远就留在了沧州那块地方。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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