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兵团天津女知青孤苦飘零的人生
本文为非虚构文章
一个人的命运从出生之日起基本就决定了一大半。
“命运”两个字宜分开解读。命是出生的家庭背景，运就是生命成长的历程。
命无法选择，而运可以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人为地选择和施加影响。
和我曾经相处五年的兵团同事，她悲苦飘零的人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出生父母的影响。
这种影响几乎伴随她一生。
这位兵团同事，是位来自天津的女知青，名叫刘霞，是一位美中混血儿。
像她这样的出身，在国内不多，在后来的单位，当时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系统是唯一。
她解放前夕出生于青岛，父亲是美国驻青岛领事馆工作人员，母亲是中国人。
新旧政权更替后，代表旧政权的美中领事馆撤销。父母离开中国回国。而她从此成为弃子。
国家命运的变化带来的一粒灰尘，落在了她的身上，而对于她就成了一座山，带来难以承受之重。
她因出生于中国，按规定不准离开，无奈，她被父母私下托付给自己的朋友，一位在青岛的法国独身老人抚养。
一年多以后，她当时也就是三四岁，这位抚养她的法国老人在睡梦中离世，她早晨睁开眼，肚子饿了，看到身边的老人怎么也唤不醒，最后被邻居获知。接下来她被送到政府办的专门收养孤儿的福利院。
此时的她对于父母的印象是模糊的，没有家庭和父母的概念，不知母爱父爱为何物。
六零年前后她的命运再次发生了转折，她被来自天津的一对年轻夫妻收养。
她的养父母均在天津市委系统工作，具体单位的性质属于后勤接待系统，专门接待上面来的人，名称叫“老干部俱乐部”，从名字上自己去理解，无须多解释。
养父是单位第一把手，母亲是部门负责人，两夫妻均为留苏学生，这个熟悉现代史的都不陌生，很多中共早期领导人都有留苏背景，那里是社会主义大本营。
两人婚后多年没有生育，于是通过组织介绍找到了青岛孤儿院。
养父母在孤儿院亲自筛选寻找，发现了这个碧眼金发鼻梁高耸的混血女，当即决定收养，她就是刘霞，这个名字是养父母取的。他的养父叫刘青山，和解放后天津大贪污犯刘青山同名，但不是一个人。
父亲当时的职务是正处级，家庭条件相对优越，把养女视如己出，宠爱有加。
蜜水罐里泡大的孩子，养成了独有的习惯和性格：不能吃苦、动手能力差和口无遮拦。这种性格后来走向社会后，必然和社会产生断层，难以融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更不知“稼穑之艰辛”。
时间到了1965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她的父母自然难以幸免，被造反派冠以“特务汉奸”，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靠边站。
而作为养女的她一定受到牵连自不必说。当时适逢兵团在天津招工，她作为第一批支援西北的知青，来到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她当时来到的单位是，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三团六连。她当时正值十八岁花季的年龄。离开父母的怀抱，接下来将独自面对生活中一切风风雨雨。
这个地方在甘肃酒泉境内，叫饮马农场。地点在玉门附近，毗邻内蒙。
该地历史上习惯称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和巍巍祁连山并排延伸至青海新疆，千里戈壁，一望无垠。
极目远望空旷悠远，滚滚黄沙。当地人有个顺口溜形容本地的气候特征：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
这里的春季常常会遇到沙尘暴，一般的沙尘暴刮起来，黄沙遮天蔽日，对面看不到人。大的沙尘暴可以把毛驴吹起来，然后跌落地下甚至摔死。行路人遇到沙尘暴，赶快卧倒，等到风暴消失了再起行路。
这里是汉代的古战场，边塞诗人眼中的美景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
当年李广、卫青和霍去病就在这里和匈奴厮杀的昏天黑地。霍去病的墓就在距这里几十公里的现酒泉市公园内。
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兵团战士，相聚在这千里戈壁滩上开荒种粮，“屯垦戍边”。刘霞自此作为兵团战士的一员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兵团职工每天的工作就是集体出工和政治学习。这里的土地适合种植啤酒花和小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接近原始状态的生活。
18岁的花季少女，虽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但确是怀春的季节。她接近一米七的身高，身材纤细修长，加之一付洋人面孔，使得身边很多男性蠢蠢欲动。
兵团向来是男多女少，所有兵团男职工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婚姻困难，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大约在十比一还不到。
极少的适龄女性成为男性竞相围猎的目标。那个时代恋爱基本都在地下暗中进行，不敢公开。那是个突出政治的年代。
所谓突出政治，就是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均可以和政治关联。比如男女公开恋爱，过分亲昵，会被认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思想堕落而受到批判。那个时代恋爱以写情书为主，尽量引用诗词以感动对方。读书的好处由此体现一端，男女单独相处的机会很少。
她身边自然也不乏追求者，面对若干追求者，以她的人生常识基本为零的人生阅历，往往不知如何应对，加之她向来说话口无遮拦，不谙人情世故，无意中伤害了一些人。被他无意伤害最深的就是一位厂医，几乎是毁了此人一生。
这背后是否被人利用，是否有男性相互竞争中使手段，外人很难说清楚，后来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她在这茫茫戈壁滩上度过了五年时光，曾经是父母跟前的千金小姐变成了女汉子。
七零年下半年她的工作单位发生变动。她和几个同事一起被调到农二师15团四营，当地习惯称国营岷县天门山药材农场。
这里位于甘肃省南部，洮河中游，地处青藏高原东麓与西秦岭陇南山地接壤区，属温带半湿润向高寒湿润气候过渡带。秦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古临洮即今岷县。也是董卓的故乡。
这里距岷县县城68公里。
该场在一个被大山包裹的山坳里，群山连绵，抬头仰望山峰终年积雪。
和她一同来的是五个人，为何被调来？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这几个人要么是家庭出身或者是个人的原因，当时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一类人，所以被调至远离边境线的地方，据说是考虑避免他们逃跑至国外投苏。
当时和他一起来的就有一位回民右派，武威回民小学马校长，还有赵玉帮、张强等人。
这时她已过了青春期，到了可以考虑谈婚论嫁的年龄。当时按照养母的意思，等段时间看政策是否会变，争取回天津再考虑婚姻之事。如果实在要找就找一个同去的天津知青，将来还有一起回来的可能，最起码生活习惯语言更易趋同。
但是最终她嫁给了单位唯一的一位拖拉机司机。
拖拉机司机在当时场里算是很受人羡慕的职业，不用每天去地里劳动，无需早出晚归餐风饮露，不用拖拉机耕作的时候就无事可做，抽烟喝酒聊天，轻松度日。
这个司机是当地申都乡人，姓包，来自岷县孤儿院，文盲。他为刘霞的美貌所动。求助和刘熟悉的马校长做媒，加之自己百般献殷勤，小恩小惠，最终俘虏了芳心，癞蛤蟆终于吃到了天鹅肉。
记得我祖母在世时曾经说过，男人有爱情，女人没有，女人谁对她好就跟谁跑。
一般的女人扛不住男人的殷勤，这就是千古不变的现象：鲜花多插在牛粪上。
有些男人献殷勤可以把自己低到尘埃里。恰恰女性对这种低到尘埃里男性十有八九会缴械投降。
加之她幼年养成的对美食的嗜好，成为男性俘虏她的突破口。
七三年我来到场里，此时她已生有一女，本人蓬首垢面，衣冠不整，带着男性的军帽，远看像男性，坐在墙边晒太阳。
家里的炕上堆满衣物，室内一股刺鼻的尿骚味。表面上看她生活的很凌乱不堪。
原来这个场里有个汽车，我叔叔就是这个场里唯一的汽车司机。这个包司机是我叔叔的徒弟。
叔叔说过，曾经教他从油箱抽汽油，插管用口吸，学了半天都学不会，喝的满嘴汽油，为此叔叔气的打了他。那个时代师傅打徒弟是常事，叔叔说此人笨，唯一的优点是老实能吃苦。
后来叔叔连车带人一起被调走到团部工作，离开了这里，包司机就成了场里的老大。
包司机患有气管炎哮喘，烟瘾极大，还常常酗酒，性格专横，酒醉后 常对妻子、孩子施加暴力。她每天和孩子都生活的小心翼翼，对男人处于绝对服从的地位。
自己远离父母，没有任何可以抗争的资本。
她原来天真地认为自己总算是下嫁吧，作为男人应该感恩戴德。结果不然，自己并未得到珍惜和呵护，反而等于自投罗网，真乃明珠暗投了。
那个时代象这类婚姻不是个别，有一大批。如《落花生》一文的作者许地山的女儿，就嫁给了陕西的一个老实巴交，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我的老家也有徐州的一位女知青嫁给我本家的农民哥哥。这在当时成为一种历史现象。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伦理，而伦理的核心又是婚姻和家庭。这类问题待专门的研究人员去深入探讨。
他们婚后的生活基本就是吃饭睡觉，极少语言交流。几年连续生了三个孩子，都是女儿。三个女儿间隔都不到两岁，俨然生育机器。
本人日常除为三个孩子操劳，还要下地干活，身心备受摧残。身体也是越来越差，记得当时患了胆囊炎，经常痛的在床上翻滚。
每天去参加劳动，那时很多劳动项目都是定额考核，比如挖地，每人半亩，挖完回家。往山上送肥料，山高不能用牛车全靠人背，每人八百斤，背够下班。像她这样纤弱身体如何完得成？
别人基本都完成走完了，她还再干。有时候男人来帮一下，大部分时间靠自己坚持。
她当时常常求助于我，为何求助我？是因为凡是需要定额考核的劳动内容，都是由我负责记账分配。我当时年龄最小，要干和他们一样的工作，我也干不动，于是指导员和梁排长就照顾我，让我负责统计记账。这个工作我干了一年多，后来就在子弟小学当了老师。
我负责统计，她就私下给我说好话，让我关照，这个都懂，就是在数字上变通，完不成的变成完成了。
我现在说出来这个事，我们没有任何利益输送，那个时代想都不敢想。主要是出于同情。她经常称呼我小孩子，和她老公也是酒友。她比我大十几岁，有代沟。
我和他老公包司机也算是长期酒友，应该说我人生第一次喝酒就是在他家开始。第一次和不知就能醉人，主动喝，喝到不省人事，天津知青张雪年把我送回宿舍。
后来我们相处五年，共在一起喝了多少次酒记不清了，估算不会少于两百次。当时身处那种远离家乡孤苦寂寞的环境中，酒成为重要的精神支柱，“酒入愁肠作相思泪”，太想家了。
后来的1977年底，恢复高考我离开那里到兰州上学。
刘霞每年同样有一次探亲假，去时是蓬首垢面的黄脸婆，回来就变了容光焕发的一个人。按理夫妻和孩子应该一起回去，但因为养母极力反对这桩婚姻，养母生前一直都坚决不见这个女婿。
他养父于六八年患肠癌去世，去世之前她尚未结婚，探亲回去见不到养父，养父被站岗的军人隔离在单独的地方。
母亲74年去世，母亲弥留之际最耿耿于怀的就是她的婚姻，至死都不原谅她难以释怀。
79年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知青开始回城。按照当时的政策就是回到父母身边，由原父母单位负责安排。此时她父母均已离世，市委系统查找档案统计需要落实政策的人，发现了远在甘肃的她。
市委专门为她们夫妻办理了调动和安排了住处。一家五口返回天津工作生活。
大约在两年后夫妻离婚，这个不难理解，不是以爱情结合的婚姻没有向心力。原来的结合是迫于环境，个人基本没有选择的空间。环境变了，人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终生的，这也是人性使然。
离婚后三个孩子均母亲一起生活，包司机于离婚两年后因肺癌去世。去世前她还是去照顾了一段时间，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
后来她单位改制下岗，一个人带三个孩子生活，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而她又身无一技之长，且体弱多病，难以靠体力谋生。靠朋友资助和借贷为生，无奈把最小的女儿送人抚养。
曾寄希望再婚重组家庭，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又以失败告终。这应在情理之中。
几年前我曾去天津出差，找到她的原单位，原单位说她早已离开这个单位，后来去了哪里就不清楚了。
最近原兵团同事告诉我，她早已退休，和二女儿在一起生活，二女儿至今未婚。她本人不幸的婚姻，在二代都留下了阴影，女儿视婚姻为畏途。后来知道，三女儿被一个香港人领养。
她本来还有一次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和丈夫离婚后，她完全可以寻找在美国的生身父母，八九十年代，当时政策已经没有障碍，通过有关部门或媒体，找到的希望还是很大，如果能找到，可能命运会再次改变。
也许囿于见识，也许就根本没往这方面想，这也就是命运吧。
回溯她的一生，她出生不久即离开父母，没有享受到母爱父爱，后来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缺爱的状态中生活，缺爱的人感受不到幸福和阳光，缺爱足可以摧毁一个人，甚至可以毁掉人的一生，她是受害者。
我们失去联系二十多年，不知她一切可好，若健在应当是七十多岁了，只记得她的大女儿，乳名叫雪梅，不知她能否看到这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