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芸娘：此生若梦成追忆一一我的童年（上）
我出生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的河北省沧县（现在的沧州市）。上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我是老六，最小。
我的大姐比我大十九岁，离我最近的二哥也比我大六岁。
听我娘说，我出生时是难产，屁股先落地，叫做“十字披红”。所谓十字披红，就是胎儿的脐带绕脖子呈交叉十字形，弄不巧出生时就有窒息死亡的可能。还好我顺利地出生、活下来了。听娘说从我降生开始，父亲的生意明显好转，家人于是认为我是个福星，会为家人带来财运。
不管这兆头是真是假，反正我是在两个哥哥之后，父母亲对新生儿的性别之虞已经大有缓解。我虽是母亲生下的第八胎，成活的第六胎，却不显得太多余，她认为有个小闺女陪伴身边也是好事。凑巧的是，我和大姐的大儿子王振铭同年出生，他仅小我三个月，是爹娘的第三代，和我相比他要受宠些，我的地位无形中有些下降。
我有记忆时也就是1937年，是中日两国开战后不久。那时候到处有传闻，说日本兵对占领区的老百姓烧杀奸掠。我和母亲、三姐、大哥就一起逃难。为躲战乱，从沧州县城逃到乡下姥姥家。途中经过一片沼泽地，正值初冬，沼泽结薄冰，母亲身体重，走几步就要陷下去，大哥和三姐把母亲拽出来，继续走。我人小体轻跑在最前面，每跑一段路，就回头看看落在后面的他们，得意洋洋。
在沧州，我家住过两套房子，六岁之前，我们住在锅市街上。记忆中，房子很小，没有属于自家的庭院，屋里也是黑咕隆咚的，炕上总有一位老太太（我的奶奶）躺在炕边上，白发飘飘，面前有个小炕桌，上面经常放着一盘煮得很烂的五香蚕豆，被橱空隙间放着两个小瓶，里面装着吃的，具体是什么，不知道，因为我的目光从不敢越过躺着的奶奶去看那些我不该看的东西。
奶奶去世后，我们搬到了沧州西河沿运河边上的一处很大的四合院中，在那里我度过了有清晰记忆的童年。这房子虽是四合院，却把北边和东边的厢房的门紧紧地封着，西边的房走另一个朝南的门，而东屋门窗都用砖头砌得严严实实，门两边的青砖墙上用铁质的“笔”刻着一副对联：
上联是
下联是
横批不记得了，因为当时实在不认识其中的几个字，更不理解其意，所以多看了几眼，印象颇深，也因此对这房间深感神秘诡异，直至离开沧州前都怀有深深的恐惧，这是第一种恐惧。
再说我们住过的正房，中间是堂屋，那不是客厅，因为那里不能待客，而是供奉神佛和祖宗牌位的地方。蜡烛常明不熄，母亲每天都要烧香跪拜。我小时候，总认为那是圣神而神秘莫测之地，虽然进出居室必经此屋，却始终存有敬畏之感，准确说是畏远远多于敬。小小的我对案上所供神佛祖宗从没敢多看一眼。
有时大人们出门过夜，叮嘱我们几个小孩代替焚香，我们都像大难临头了一样，头皮上像是有一副巨大的魔掌按着，脊梁发寒地，在幽明幽暗又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的蜡烛火苗上匆忙把规定数目的香枝点燃，匆忙胡乱地插到香炉中，立即逃离现场。一边逃一边害怕地想神灵祖宗会不会因我们的不恭不敬而惩罚我们？这是第二种恐惧。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秘密，在我家厅堂供祭神佛和祖宗牌位的香案的墙后面还有一道暗墙，通过一道暗门可以进入一个夹层，里面有一大约一米的空间。日本人占领沧州的那几年，我们家的年轻女人们——三个姐姐和一个大嫂，在家的时候，都知道我家的这个暗室。为防备传闻当中“日本鬼子闯进胡同来找花姑娘”，随时都准备钻进后墙夹层里藏匿。可是直到抗战结束，这种事也只是传说，从来没发生过。
进出我家院门必须经过一条长长的胡同，两边都是高墙。那时候没有路灯，夜晚回家必须摸着黑穿过这长胡同。两边的高墙有回音，常常让走夜路的人误把自己脚步声的回音当做有歹人或者鬼跟在自己后面。做为一个小女孩的我，每次天黑回家走这段胡同路，总是心脏狂跳不已，直到跨进自家大门，反身将门栓插上，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这是第三种恐惧。
还有第四种恐惧。我家房院后边是个吸食鸦片的大烟馆，听说那里曾吊死过人。每逢夜里听到野狗野猫嚎叫，便深信那是吊死鬼在那里鸣冤叫屈，令人毛骨悚然。
在夏季的夜晚，我们一家也常有在庭院聊天乘凉的时候，此时我和佩珍总要选择坐在大人们中间，看到自己四周都有大人们在，方觉安全。
这经历是我多年不敢独住的原因，也是我有很多迷信观念的根源。
我的小学是断断续续念的。我所处的时代和我的家庭环境决定了我不可能按照正常条件连续上学读书：一来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中国人都重男轻女，我家也不例外，认为女孩读书是浪费是多余；二来三个姐姐们结婚后有时带着孩子回娘家小住，每次回来我必须停学在家帮着干家务。
但是我生于民国二十三年，那时新式学校已相当普及，女童上学也司空见惯，学费低廉到几乎等于免费，所以我还是上学了。我和佩珍同在沧县文庙小学读书。
何佩珍，我的外甥女，是我二姐和第一个丈夫的大女儿，比我小两岁。她父亲何金贵因患肺结核而早逝；她的寡母、我的二姐那时在南京大姐处为生计奔波，就把她放到姥姥家和我们相依为命。她从小缺失父爱和母爱的家庭背景，决定了她自小少言寡语。我则以比她年长两岁同时有长一级的辈份，因此尽量给予她关怀照顾。
母亲每天给我们两人的早饭钱我从来不用，都给她。只要看到她伏在课桌上暗自神伤，我必和她一起伤心落泪。我俩一同上学下学，一同玩耍，一同唱歌；我帮她复习功课，为她的犯错担责。我和她是亲戚，是同学，是朋友，是玩伴；和她在一起的几年是我童年最快乐最难忘的几年，我俩从没有孩子之间争吵的记忆。
我们比赛谁会唱的歌多，我们自己把槐树豆荚捣烂和上泥巴搓成小圆蛋蛋玩“拾子儿”；我们在院子里的地上画方格“跳房子；我们积攒起杏核与同学“弹杏核”；我把打弹子赢得的玻璃球都放到她的书包里。看到她欢喜的样子而感到欣慰。我们还曾在院子里的大石头桌子下面，学着我们家胡同前面铺子里大人做生意的样子“开卷烟厂”。把捡来的香烟头里的烟丝剥出来，用白纸卷成香烟样，再办一桌“烟席”请客，表示开门大吉，为此我俩忙了好几天……
我们在能避雨的石桌子下面，听哗啦啦地大雨声，看着院子里积的雨水，冒的水泡，我们齐声喊着：“下雨了，冒泡了，王八出来带帽了！”
我们小学校每个星期一都举行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仪式，升旗的时候就由一个学生带领大家一起唱《国父纪念歌》，我最喜欢唱歌，嗓音又不错，因此经常被选中当领唱。我至今还记得歌词里唱道：
“我们国父，首创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设了共和，产生了民主中华……”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会背诵国父的“总理遗嘱”，我背了一天就背下来了，佩珍总也背不下来，我就帮助她，在她卡住的时候一遍遍地给她提示。由于我背诵的时候能做到声情并茂，有好几次学校举办重大活动，升旗仪式后，正式开始前都由我站在台前为200多名同学领诵“总理遗嘱”。
我和佩珍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我们附近一个桥头边的碉堡状岗楼。碉堡里面有日本兵把守，平时总能看到两个横挎着带刺刀长枪的日本兵在岗楼上晃动。
有段时期，我们那个地区爆发疟疾，死了不少人。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见河西农村的农民用扁担挑着装满蔬菜的箩筐过桥到城里去卖。农民到了桥头岗楼处，都要接受站岗的日本士兵在菜挑子上箩筐上喷洒消毒药水之后才允许进城，有的农民不愿意排队，想要趁进城的人多就绕开检查消毒这一关，被日本兵发现后，屁股上就挨枪托砸几下。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日本人知道了当时的北方农民常常挑菜和挑粪用同一个箩筐担子的缘故吧？
有一次，小学校里布置的家庭作业是纸制手工。我们俩用手小心捏着手工作业，走在去学校的路上。那是用彩纸剪好的苹果剪纸再贴到图画纸的树上的劳作课作业。我小心翼翼用两个手指尖将画纸两端围空捏着，爱惜地生怕把它折出印痕。如此就特别招风吹。果然一阵风把纸手工从手中吹走，我们就跟着追。追呀追，眼看就要抓住了，那风又一下子把我心爱的作业吹到桥边岗楼的门洞里去了！
我们俩惊慌失措，想要走进去拿回，可又不敢进去。我们在门洞口怯生生地往里面张望时，一个日本兵手里拿着我们的作业走了出来。他一只手倒背着，手里有我们想要的东西。他用半拉子汉语问“小孩，想不想要？”我们当然急切地想要。可是他反而转身往里面又进去了！我们失望得几乎哭出来。过了片刻他又出来了，笑嘻嘻地走到我们面前，先每人给了一只象牙膏样的东西，然后用手比划着说“先拿这个，再拿这个。”这样我们就拿回了我们的手工作业，还每人多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到学校，交了手工作业，我们就打开了牙膏盒，里面是锡纸包着的一块方方整整的米色的糕点样的东西。舔一舔，甜的！咬一小口，啊，这么好吃的豆糕！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精致美味的东西！我们吃了一点，便舍不得吃完它，想着要带回家给家人也尝尝。
直到今天，我已经八十六岁，佩珍已去世十七年，在下雨天里我还冥想着和她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幸福时刻，可是睁眼回到现实，一片怅然。现在我还能跟谁去重温儿时的情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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