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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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照旧影(323)
由
YMCK1025
于
2020-10-14 14:50:03
中午，母亲吃完掺了药的午饭后不久，便开始肌肉僵硬，浑身瘫软，嘴角流涎，她霎时间便得出一个结论：父亲给她下了毒。
精神病患者在我生命中留下的最初印象始于1998年，八岁的我正值小学二年级。
某天放学时，我见到一群人在邻居家门口七嘴八舌地讨论什么，这情形令我十分好奇。
我七拼八凑，听到一件了不得的大事，邻居家的大儿子发了疯，拿菜刀砍伤了他母亲，伤者被送进医院，疯子也被人送到精神病院，当然农村人管那里叫“疯人院”。
我家曾在盖房子时与邻居家有些龃龉，平时虽抬头不见低头见却并无深交，对于邻居家大儿子是怎样的人，我当然无从了解，只记得那是个不爱说话的大哥哥。
发疯、砍伤人，这些字眼无疑给当时的我留下了无比深刻的恐怖印象。
几个月后，我在门口见到了从精神病院回来的大哥哥，他站在我们两家公用的路口对我笑，那笑容痴痴傻傻，像是用尽了全力才能控制住面部肌肉，看着无比怪异，这让当时的我对他更加避之不及，硬着头皮拔腿往家跑。
往后的日子里，他在村子里变成了一个边缘人，被人叫“疯子”，尽管听说他已经停药，举止也并无不妥。但依然没人愿意同他讲话，大人们还会拿他吓唬不听话的小孩子。因为有这样一个邻居，我还遭受过小朋友的嘲笑。
这个有精神病史的哥哥一直被囿于家中，无法工作，无法娶妻，在我离家之前，他一直就是那副游离于人世之外的姿态，远远观望，不靠近、不打扰任何人。
那时候，我害怕他，远离他，同情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孤立他。无论如何，我也不曾想过，有一天我会跟“精神病”正面杠上。
2001年，我的父亲因为做长途货运赚了些钱，父亲和母亲的争吵便日益频繁，主题无外乎“男人有了几个臭钱就变坏了”。
那一年，母亲变得无比敏感，父亲的手机铃声响起都能让她炸毛，她坚信父亲有一个相好，他们每天通过电话卿卿我我。
父亲若是往家买了新鲜玩意，她要盘问半晌，父亲若回家晚了，她就要逼迫父亲说清楚自己一天的行程，然后打电话去一一确认。
母亲时时刻刻精神紧绷，像福尔摩斯一样，分析父亲的种种“不正常举动”，试图从任何蛛丝马迹中找到父亲出轨的证据，然后将她的结论一遍遍告诉我，让我知道，我的父亲是如何不负责任，如何薄性无情。
后来，母亲声称她见到了父亲出轨的那个女人，连女人的身高、衣着、样貌都讲得头头是道；再后来，我常常在夜里听到母亲声嘶力竭的哭喊，第二天她就告诉我，父亲在晚上如何逼迫她与他离婚，要娶另一个女人。
长我一岁的哥哥那时在寄宿学校读初一，十一岁的我在家里无力分辨孰是孰非。
我只是对家里剑拔弩张的气氛感到害怕，我讨厌母亲的敏感和神经质，但不可避免地认为是父亲对婚姻不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其实在内心里，我并不认为父亲会出轨，可如果不是这样，母亲的表现又有什么合理解释呢？
那段日子，母亲越来越歇斯底里，像祥林嫂一样到村子里告诉所有人父亲在外面有了女人，逼迫她离婚，她讲得声泪俱下，有理有据，在面对别人质疑时还能对答如流。
鸡飞狗跳的日子过了一年，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不堪其扰的父亲将母亲的情况转述给居住在市里的姑姑，姑姑去了当时非常有名的解放军某医院抓了药，让父亲掺在饭里给母亲吃下，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这样一个不得而为之的举动，导致了母亲十数年对治疗的抗拒。
那是在2002年的五月，即将小升初的我面临着家庭和学业的双重压力，每天下课赖在学校不走，直到天黑才会鼓足勇气踏进家门。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家里安静出奇，门窗大开却没有一点光亮，我找了一圈才确定家里没人。
大约在晚上八点，我的两个舅舅和大姨、二姨带着精神萎靡的母亲，从外面冲了进来，父亲跟在后面，脸色难看无比。
中午，母亲吃完掺了药的午饭后不久，便开始肌肉僵硬，浑身瘫软，嘴角流涎，她霎时间便得出一个结论：父亲给她下了毒。
母亲喝下两大碗白开水，强撑着精神回娘家，一番声泪俱下的控诉，父亲被舅舅一个电话召了去。面对母亲兄弟姐妹的指责，父亲百口莫辩，没有家族精神病史的他们坚信母亲不可能有精神病，一切都是父亲为出轨找的借口。
而父亲“下毒”的行为让他们无法饶恕，于是一众人赶到我家要父亲立下保证，善待我母亲，好好过日子。不然绝不会放过父亲。
父亲将他们送出门，却久久没有回来，我奉了母亲的命令去“监视”父亲，看到他站在大门口的杨树边抽烟，泪水流了满脸，看到我后父亲转身擦了泪，用一种让我极不舒服的口气问：“你妈让你来监视我吗？”
那年暑假，父母最终还是离了婚，我被法院判定跟了母亲，她带我回了县城的外婆家。
离开父亲后，母亲靠一个水果摊维持生计，除了脾气暴躁，敏感，不允许我提起父亲以外，她做起生意头脑精明，我便更加认为父亲说她有精神病完全是胡扯。
好强如母亲，她带着我并不愿意住在外婆家，而是选择在外面租房子住。
初一那年，母亲将我一个人丢在家里，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三个月。当时的我，也只是以为她是因为婚变而心情不好。
回想起来，初中三年，母亲偶尔让我远离一些人，她告诉我那些人对我不怀好意，可能会伤害我。她说的人，有的是街头偶遇的陌生人，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其他的摊贩。我对这些话统统置之不理，只觉得她小题大做。
高中，我进了寄宿学校，学业压力和青春期的逆反心理作祟，我和她的关系急转直下。每两周回一次家，每次见面都能爆发一场争吵。我对她关于家长里短的话题不感兴趣，更没有心情听她数落多年以前跟我父亲的纠葛。
直到有一次，她提到有人对她不友好，那些不友好的行为包括无缘无故地骂她，针对她，我才开始重视，怕她真的被人欺负。可当我仔细询问时，她开始语焉不详，说不清对方是谁，我便只当是她发的牢骚，没有放在心上。
后来我目睹母亲和人吵架，事后找对方询问，那人曾在路上不小心碰了母亲一下，之后每次遇到母亲，母亲都会对他恶语相向，言之凿凿地说人家跟踪她，要害她。那天回家后，我狠狠地批评了母亲，说她“心眼小，不饶人”。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我愈加没有耐心听她的诉说，我强行命令她不许再用此类事情烦我，现在想来，那时我是察觉到母亲的不正常的，可我没在意。高考当前，我只能盼望着她能自己想开，别给我添麻烦。
2009年高考结束，暑假里我跟她爆发了数次争吵后，故意选择了省外的大学。
大一的某天，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她的声音尖锐，情绪异常激动，跟我说有人要害她，让我小心，可能会有人跟到我的学校伤害我。
她说的事情过于骇人，已经成人的我从她的话中找到逻辑漏洞，并无情地指了出来，无言以对的她开始撒泼，哭闹着说我不相信她。
冷静下来后，我开始思考母亲这些年的一系列表现，也开始正视母亲可能罹患精神疾病这一事实，但这个病从初现端倪至此已经过去了七年，我至今也无法讲明，为何自己不止一次发现母亲的不正常，却故意忽略这件事。
或许是因为恐惧，承认母亲可能是个疯子，像邻居大哥哥那样，被人排挤，被人轻视，连带着家人一起接受世人的有色眼光；恐惧我已不堪重负的人生还没有翻开灿烂篇章，便要背负一个精神病母亲的累赘；恐惧这个病的医治可能是个无底洞，会将我活活吞噬，让我的生活布满阴霾；恐惧承认自己是个自私的人。
我上网搜索母亲的症状，得到的结论是：精神分裂症中的迫害妄想症。
在关于此病的论坛中，我看到很多人的发帖，其中有一个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女孩，用一种迫切的口吻描述着她母亲迫害妄想的表现，希望有人帮帮她。她的经历跟我有90%相似，整篇帖子字字泣血，呐喊的皆是我的心声。
我字字读完，身体颤抖，当我正为遇到同病相怜的人有了些许安慰，却看到一个精神病医生在那条帖子下的留言：你的母亲需要到医院接受治疗，但是现在最危险的是你，通过你的描述，能感受到你非常焦虑，建议你在治疗母亲之前先去看心理医生，检验你的精神状态。
现在我有了新的恐惧，精神病是可以遗传的，“那我呢，是不是有一天也会变成疯子？”
终于，我鼓起勇气给母亲打了电话，可母亲在电话里谈笑风生，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仿佛一周前的那通电话只是我臆想出来的。
我平静地复述了上周她的情况，委婉表示想带她去医院看看。她的声音陡然变了调：“你什么意思？你也想说我有精神病吗？你跟你那个死鬼老爸一样，我没病！”吼完便挂了电话。
之后“精神病”这三个字成了母亲的禁区，只要提出，就要迎接一场她歇斯底里的爆发，对这种爆发的无力感和厌烦，让我在一次次沟通无果后产生了听天由命的想法，“看？不是我没试过，是她不配合，我尽力了，对不对？”
我知道自己是在逃避，还在读大学的我也在考虑钱的问题，母亲送医的医药费，之后的护理费，治疗后的副作用可能让她生活无法自理，终身无法离开药物，这一切我都无力承担。
我一边期待着母亲的疾病爆发，让我能有理由以哪怕是暴力的方式将她送进医院也可以；一边却偷偷期待着她能够自愈，这样我就不用面对治疗她需要承担的经济和精神压力。
即使坐在“火药桶”上的感觉不好受，但这暴风雨前的宁静依然让我沉溺其中。
人在哪个阶段只要有不想面对的事情，都可以找到借口。毕业后，繁忙的工作，让我与母亲继续分隔两地，她偶尔到我所在的城市，也只是待上两天就会离开，她依然对陌生人有着深深的敌意，但其他方面与我而言并无影响。
直到哥哥成家后，母亲去帮他带小孩，导致哥哥与我的联系渐渐多了起来。有一次，我们讨论了母亲的病情后才知道，原来这些年不止我一个人承担这些，哥哥一直跟母亲有联系。
可笑的我们两个，父母离婚后，我怕母亲的病影响哥哥的生活，想要独自面对；而哥哥怕母亲的病影响我的学业，所以对我闭口不谈。
直至2018年，我们两个从小分离的兄妹，因为母亲的精神病达成了同盟。
三月，我特意邀请母亲来和我小住，一日早晨醒来，发现床头柜上摆满了我家的所有刀具。我被吓得汗毛倒竖，这些是母亲的“杰作”，她的不安全感在这时达到了极致。
平静下来后，我再次和母亲商量，那个周末就带她看医生，她竟出乎意料地答应了。
我将情况告知老家的哥哥，让他多多关照，我也每日跟她通电话，确认她的精神状态。
四月的一天，母亲突然从江西打来电话，告诉我因为生意不景气，她跟着几个卖水果的朋友一起去了食品厂打工。我给她买了返程高铁票要她返回，却遭到拒绝，只能要了她朋友的联系方式，说明了情况，让人家帮忙照看。
工厂的生活简单紧张，母亲适应后倒也没出什么乱子。直到五月的某天，几个表姐轮流给我打电话说接到母亲的求助电话，说有人追杀她到江西，把她们吓得不行，我只得一个个解释，告知她们母亲可能罹患精神病的事实。
而母亲在常年与我的“交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固有战术，她愿意向表姐们求助却可以在我面前装作若无其事，令我对她无可奈何。
五月底，母亲突然来电话说她想来找我，也不愿说明理由，我赶紧买了车票让她回来。再次沟通送医无果后，她趁我上班后再次离开。
又过了半年，我每次劝说母亲去医院，她都表面上答应，却从来不等我带她去就医。
直到今年，母亲爱上了爬山，我对她每日吓人的微信步数没有感到意外，可亲戚们却发现了蹊跷。舅舅和大姨、二姨开始跟我说联系不到母亲，打电话没人接，出租屋没有人。
我忐忑地打电话过去，母亲很快就接了，她告诉我说她在某一座山里，那座山距离县城一二十里地，她是靠双脚走去的。我联系了一个表哥开车将她接回家。我知道，不能再耽搁了，跟哥哥商量周末就强制送她去医院。
只是母亲这次没让我等到周末，第二天，哥哥打来电话火急火燎地说，让我赶快回家。
我急匆匆坐了三小时的车到了老家的县城，一路上心急如焚。电话里，哥哥只是告知我，他正跟着母亲在走路，没等我问明白，他只说了个地址便挂断了。
我顺着那条街走，气温三十多度，没多久就在车流如织的路上看到哥哥的身影，哥哥长着娃娃脸，31岁还像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此刻他头发乱糟糟的，一脸疲惫，胳膊上有几道抓伤的指痕，红肿骇人，看见我就红了眼眶。
哥哥用下巴指了指某个方向，我顺着看过去，明明两个月前离开时还丰腴的母亲，此时瘦巴巴地佝偻着背在人行道上兀自往前走。
我想要跟上去，哥哥制止了我：“别让她看到我们，否则她就要去撞车。”
没有办法，我和哥哥只好并肩跟在母亲的后面走，尽量保持着五百米左右的距离。
母亲像一个躲避跟踪的人一样，不时地左右张望，时而停下来伸着双手望着天空念念有词，有人路过时，她就停下来，一脸警惕。
那天早上舅舅和表哥去看她，她不开门，舅舅强行拿备用钥匙开门进去，被她拿东西砸了出来。之后她便锁门往街上走，不让人靠近。
舅舅只好通知哥哥来跟着她，没想到哥哥一出现她就发怒，拿手机砸、用手抓挠，让哥哥远离她。哥哥不走，她就在十字路口就地躺下，让哥哥欲哭无泪，不敢刺激她，便只能远远跟着她绕着县城环线一直走了两个小时。
幸好，母亲也走累了，没有像我们担忧的那样一直走下去，在一个路口处往家的方向走。看着她离开主干道，我们俩都松了口气。
一路上，母亲不看红绿灯往车流里闯的举动，将我俩几次吓得冷汗直冒。
等母亲回到了出租屋，我终于跟母亲相见。她的脸小了一圈，皮肤黑得发紫，皱纹层层叠叠，衣服不讲究地挂在身上，像个流浪汉。
接下来，我以自己生病了要住院为由，发挥了毕生演技，跟哥哥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让母亲去医院照顾我，还哄着母亲带上她的医保卡、身份证、户口本等重要资料。
收拾了两件衣服，我们就出发了，在哥哥的车上，我得以了解母亲的病情，从她不断的呓语中推测出母亲已产生幻想和幻听，并且与她幻想中的敌人已经进行数度“谈判”，有来有往。我在旁边扮演着虚弱的“病人”，一边提心吊胆，生怕哪一个环节让她看出端倪要跳车窗——她以气闷为由拒绝让哥哥关车窗。
舅舅打来电话，我战战兢兢地接起，舅舅说他判断母亲是被不干净的“东西”上了身，需要请“神仙”来看看。事到如今，他坚信母亲没有疯，别让我把她送精神病院。
我惊讶无比，已经2020年，“鬼神之说”依然如此盛行，“精神病”在亲人的眼里依然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但随即我就释怀了。
哪怕是她的女儿，我也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才接受了母亲罹患精神病这个事实。
就医后的母亲，精神分裂症状有很大改善，不会动辄发怒、时刻惊惧、幻听和幻想的症状也已消失，但用药的副作用也开始逐渐凸显。
她嗜睡，肌无力，眼睛干涩，关节酸痛、排便不畅。但为了遵医嘱，即使她百般央求，我也保证她每天定时定量吃药，给她做肌肉按摩，带她散步，给她做水果酸奶，教她做瑜伽。
108天后，母亲出院了，她跟我讲起医院里的病友，说起一个漂亮得像画里走出来的姑娘，无法控制自己大喊大叫，喊到嗓音嘶哑也无法停下；还有一个小姑娘，一直吵着要嫁给马云，怪罪自己妈妈不同意她的感情；有两个十三四岁的小妹妹会一直跟着音乐跳舞。她说她走的时候，那几个小姑娘都挺舍不得她。
她说没有，说那些孩子都那么年轻，肯定不希望太多人知道她们有精神病。
上周，我带母亲去医院复查，在血检处遇到一个犯病的女孩，四个医生护士按着她在抽血，女孩的妈妈不停地在一旁安抚。
那位妈妈满脸的自责，絮絮叨叨地跟医生讲：“都怪我，没意识到孩子是这个病，她爸不让来看，要是早点看，会不会就不会变成这样？我的孩子这么好，能治好吗？”
没等医生回答，母亲忍不住发声：“妹子，别担心，能治好的，我这么个半老婆子都治好了，这孩子还这么年轻，肯定能治好。”
那位妈妈激动地看着女儿：“乖乖，你听到没？能治好的，你别怕！”
这次给母亲抓了一个月的药，因为她恢复得好，医生给某项药减了一半量。
曾经的我，对身边人异样眼光的在意，对精神病的排斥，对医疗费用的担忧，以及对漫长后期康复的害怕，因为这些原因而迟迟没能送母亲就医，做女儿的我，简直是愚蠢至极。
作者小鱼，瑜伽教练
编辑 | 蒲末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