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打洞时代
－－作者：张鹭 房一盟
“打洞”的工地
“北京的警报响起的时候，附近小学的学生和他们的教师排好了队伍，然后在军人的指导下开始向街的一头加快步子跑去。他们像小小的田鼠一样，消失在地下的地堡里。”这是1970年2月4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诺曼·韦伯斯特注意到，全城正在挖掘防空洞。他记述：“与此同时，新沙皇的代表继续在北京同中国进行边界谈判。俄国人显然准备长谈，至少他们是希望人们相信这一点。”
来自北方的紧张
来自莫斯科的威胁始终是缠绕在中国领导人心头的忧虑。苏联继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1969年3月和8月，在中苏边境黑龙江的珍宝岛与新疆的铁列克提边防站，中国边防部队都遭到了苏联边防军的袭击。
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人对苏联的仇恨被前所未有地点燃。北京城的老百姓都高喊着“打倒苏修”。在北京市宣武区人防局任职的张京利向记者回忆，当时珍宝岛事件的纪录片被反复播放，这个很短的片子里，“有牺牲的战士，还有过去的不平等条约。苏联占我那么多的领土，又杀我那么多的人民，还有解放军战士。”
1969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响亮口号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国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全国各大中城市，立即掀起了一场“深挖洞”的群众运动。
“人防城市的确立有一个过程，首先定了70多个重要的大中城市，后来全面备战，一些作为后方基地的城市也被纳入人防城市”。《“深挖洞”的背后》一书的作者，致力于研究“深挖洞”历史的谭克明告诉记者。而在其著作的封面照片上：狭长的巷道内，白炽灯泡的光线昏暗，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把废土渣用脸盆装好，依次传递着往外运－－这差不多是从1969年开始，持续经年的经典场景。
“准备人民战争”
1973年的一天早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马克斯韦尔在牡丹江市乘坐一部吉普车前往市内的防空地道参观，初时，他料想自己所乘坐的吉普车，一定是从宾馆驶往市中心，然后才进入地道。不料，吉普车竟转入宾馆内的地下的通道，然后驶经一段斜坡路，进入一条广阔到足以容纳车辆行驶的地道内。这条地道，连接着牡丹江市主要的地道系统，在地道总部指挥室的一张图表显示，这个地道系统是从一条干道伸展开去，一直伸展到市外的各个疏散点。
“深挖洞”是一场真正的全民运动。人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用锄头、铁锹和斧子，挖出了一个个深洞。谭克明介绍：“当时有任务，企业车间的机床要转到地下去，所以要在地下挖洞。除了单位，家里和学校也要挖，上班的职工下班回来自己挖。回来后，不光要挖自家的，街道上还有街道的公用工程。当时小孩很高兴，一到星期天就到洞里玩，抓坏人，看谁能逮到谁。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对防空洞的感情特深。”
“那时候感觉不愿意上课，愿意挖洞。”张京利告诉记者，当时作为学生，他自己也“想在老师面前表现一下”，即便不时因为缺氧而胸口疼、呕吐。
当年涌现出了很多挖洞标兵。根据谭克明在《“深挖洞”的背后》一书记载，残疾人也自动加入“深挖洞”的行列。盲人出渣，聋哑人放炮，拄着拐杖的、坐着轮椅的都忙碌在打洞现场。某市有一位老太太已年满103岁，却一天到晚钉在挖洞工地上，送送水、递递工具，有时也装装土，并带领儿子、孙子、重孙子一起挖洞。某市涌现了30多名女风钻手，她们以高度的战备觉悟说服家庭和亲友，驳斥社会上那些“女人打洞不生育”“女人打洞洞不通”的流言飞语。
洞打好后，还必须用砖头加固，于是北京城墙的城砖成了抢手货。1969年，北京市西城区二十九中，每天上学，老师就带着学生排着队从天安门西出发，到阜成门城墙拆城砖。一块城砖有50来斤重，就用绳子捆着，十几岁的大孩子捆一块，八九岁的小不点儿就捆半块，背一段，拽一段，把城墙砖拉回去。孩子们双手都起满了水泡，可还是让大家很开心。背完了城砖，大家又去背沙子、烧窑、垒砖，忙活了一年，防空洞才算落成。
震惊世界的“洞”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中央档案馆查阅到的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该批语是关于大修防空洞的一句最著名的指示。而该报告原本是针对当年粮食减产后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在经济困难、百废待兴的年月里，“深挖洞”受到了重点关怀。原首都人防办副主任张一民回忆：“挖洞的经费根据城市人口多少决定，1971年到1978年，国家每年拨给北京两千万。”张一民说，“当时要求防空洞的面积达到每人半平米，对坚固程度没有要求。”
张一民向记者介绍了挖掘进程。从1969年到1973年是第一阶段，基本上是发动群众各挖各的，在大院内、住房内、办公室内、商店内、车间内挖洞。当时建造的是简易防空洞，覆盖层为2米，构造简单，只能防弹片。
1974年到1978年，人防工程开始向永久性发展。一是“深挖暗掏”，洞深8米，用钢筋水泥预制件支护，掘开后要用水泥浇灌，覆盖层不少于4米，所有工程都要达到能防小型炸弹直接命中的要求；二是对原来的工程进行加固改造，达到能防水、防火、防辐射的要求。
全民“深挖洞”运动造就了一个地下长城。1974年12月25日，圣诞节，时任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的乔治·布什参观了大栅栏地道网。当他走进前门服装店时，店内工作人员在柜台上按了一下电钮，脚下的一道地板徐徐敞开，地道入口显露出来。
张一民陪同了这次游览，他回忆，布什觉得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沿着台阶式的地道口进入了地下，参观完后，被如此宏伟的工程所震惊的布什问：“这防空洞你们是怎么修的？”地面陪同人员解释，“先是各家挖各家的，然后连通起来，男女老少齐上阵，一起干，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你害怕吗？”布什转头问与他同行的姨妈。布什解释说，在人家房子底下挖洞在美国是犯法的，可是在中国行得通做得到，在座的人哈哈大笑。
被布什写入回忆录的这趟圣诞之旅显然是一次有意安排。布什母亲听闻后说：这是一件奇特的圣诞礼物，在全世界都致力于和平的今天，却邀请你们去参观防空洞，中国人想说明一个观点，他们对苏联有高度的警惕，时刻准备着世界风云变化。
未如期到来的战争
“深挖洞”运动可以溯源到神话《封神演义》中的土行孙，“他擅长地行之术，双方交手，一旦对己不利，便把身子一扭遁地而去，任你明枪暗箭、刀劈斧剁，也奈何他不得。”
“在进行占领后的战争方面，他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革后第一批到内蒙古参观了中国地下防御设施的西方政界人物，英国前内阁大臣朱利安·艾默里评价说。
1969年，全中国似乎都在战争的阴影里，遁入地下躲避成为首选，虽然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刚刚于6月出台，国防战备费比上年增长34%。1969年10月17日，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发布《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许多大中城市立即动员疏散人口，将大批党政干部和家属疏散到中小城镇或偏僻农村。“靠山、分散、隐蔽”则成为了当时建设重点工程的重要指导方针。
不过，预想中的大战并没有打响，“深挖洞”运动作为一种消极的防空措施、积极的备战工具，还在不断深入，“侵略者”苏联的反应也在不断升级。1970年，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当中国在战争的阴云下庆祝春节的时候，莫斯科电台祝中国人民春节愉快，但指出，中国正在挖防空洞、贮存粮食和加紧民兵训练。这家电台说，苏联尽了全力加强同中国的友谊和合作，但是每次都由于中国领导人的对立情绪而遭到了拒绝。1975年8月，《参考消息》以《苏<文学报>对我备战进行攻击》为题援引塔斯社消息：今日北京充满军国主义精神。当局有意识地在居民中间煽动军事狂热气氛，向劳动人民灌输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居民的生活和工作是按军国主义化方式进行的。
两国对峙中，“深挖洞”成为了一种更具象征意义的威慑性力量。早在1971年6月11日，张一民就随周恩来陪同时任罗马尼亚总统的齐奥塞斯库参观过北京建筑机械厂的人防工程。话别时，张一民听到周恩来对齐奥塞斯库说，“总统阁下，你路过莫斯科时，请你给柯西金总理带个信，请他放心，我们的地道不会挖到莫斯科去。”
敞开洞门
在北京，这项曾每天30万人次投入劳动的巨大工程，留下了两万多个大大小小的防空洞，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一场并未如期到来的战争的遗址，且造成了一些“耗子洞”“蚊子洞”“水帘洞”。
“后来很多洞都塌了。群众挖洞是临时性措施，来不及统一规范。开始的时候，技术跟不上。”谭克明说。事实上，工程兵组织有关科研单位，对城市居民防护工程的结构、设计、建筑材料和防水、除湿进行试验，差不多要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始。即使是看似简单的防潮，要在技术上予以克服也并不容易。谭克明介绍说，夏季潮湿空气进入工事和墙表面散湿造成的结露、地下水渗漏、人员散湿、建筑施工水蒸发、各种用水设施的散湿等，都会造成洞内潮湿。而在谭克明的研究中，最早针对包括防空洞在内的人防工事进行破坏性试验是1974年，《人防工程施工技术规程》《人防工程施工质量检查验收标准》的制定和执行则要等到次年。
1990年，据《北京东城区志》记载，该区对矮、窄、小，无保留价值的人防工事进行有计划拆除、回填。至1995年12月，全区累计拆除回填103960平方米。这些报废了的防空洞，按1995年底统计的北京东城区人防工程面积来算，几乎达到了四分之一。
保留下来的防空洞则进行了大规模利用改造。上世纪80年代，每天晚上，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天安门广场各处都挤满了没处落脚的进京人，很多人拿着介绍信却找不到空闲的旅馆床位。北京西八里庄地下旅馆，是北京最早利用单建式人防工程改造成的地下旅馆，号称“京城地下第一店”，刚开张就相当火爆。
此时来到中国的美国记者雷蒙德·威尔金森也注意到，“中国许多大城市的繁华街道下面都有地道综合工程，其中北京拥有的地道网规模最大，并最先将它改造成可以赚钱的旅馆、商店和餐馆，甚至是电影院和剧场。最近几个月，住宿紧张的首都把58个防空洞改作旅馆，为旅客增添了6000张床位。”
如今，依托着“深挖洞”的贡献，北京已形成了一个以地铁为骨干，以地下商场、库房、停车场等为主体，平时与战时结合的人防工程体系。
但在日渐商业化的喧嚣中，抓鱼、女生、战争片、当兵……这些张京利童年时代挖防空洞时与伙伴闲聊的话题，以及他所怀念的“那段历史最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注定只能成为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了。
转自《铁卷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