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芸娘: 巨流中的家族变迁 一一我的二哥
我的二哥袁绍雲，字新意，一米七八的身高，相貌平平。小学毕业以后，在沧州读了两年师范中学，这意味着他毕业后是要当小学教师的。可后来他没去教小学，而是被我大姐夫接到了南京，读了两年夜校高中，凭他的勤奋好学和广泛涉猎，博闻强记，在十六岁上他已经是一个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的小作家，经常写给报纸投稿发表文章诗歌，又写得一手好字，那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每个字都是一朵花，令人赞不绝口。不谦虚地说，在当时他应该算得上一个小才子。
与二哥在沧州一起生活时的最深印象就是他在上师范中学的时候，每天家里的晚饭要为他单独加菜，享受我们家的特殊待遇。他每天放学回来之后，如果看见饭菜不合胃口，就会不高兴，母亲这时候会赶快给我几块钱叫我上街去给他买一点卤肉或灌肠。返回的时候又要走过我家门前那条长长的黑咕隆咚的胡同。有时候会有流浪的野狗在后面紧跟不舍，我就害怕，丢一小块肉给野狗，赶紧加快脚步，再追再丢，如此反复。有时候到家时只剩下一张空荷叶。
二哥离开沧州去南京之前已订婚。到了我母亲即将赴南京大姐家之前，家里决定给二哥与未婚妻举行婚礼仪式。但彼时新郎已在南京，而新娘在沧州，如何举行成婚仪式？沧州当地的风俗是可以让一女童抱一只公鸡充当新郎，然后找一群当地的年长亲戚和邻里亲朋等到场见证一下，即成为合法婚姻。于是我当时就抱着一只公鸡充当了新郎的角色，代替二哥完成了婚礼上需要做的一切过场仪式。那年我12岁，二哥18岁。
二嫂名叫韩云芬，比二哥小一岁。她是个来自河北乡下的姑娘，淳朴善良而长得非常美丽，为我们袁家所有女性当中最漂亮的一位。
1947年我到南京的时候，二哥正在上海某银行里当练习生，二嫂一个人住在南京珠江路10号。因练习生薪水待遇太低，无法供养家庭，又与二嫂分居两地，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二哥辞去银行工作，离开上海回到南京，再由大姐夫介绍，进了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下属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工程署当了一名文职人员，具体工作是管理档案，抄写文件等，相当于1949年后人们常听说的“机要秘书”一职。
他性格沉稳，谨行慎言，为人谦逊，尽职尽责，深得上司信任和同僚的尊重。那一手好字也让他受益不少，他可以不跑外勤，只在办公室抄抄写写管理文档。他嘴巴严谨，不喜欢说任何多余的话，这为他省去不少人事麻烦。别看他平时不声不响，但在48年~49年动荡之际的中国大陆形势却有较清楚的认识。
在上海银行工作期间他结识了同在银行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才知道）罗灏白，又经大姐夫的人际关系认识了在铁路系统工作的业余作家王真光（后来才知道也是中共地下党）。他们俩都是当时的进步青年，我二哥与他们在一起时，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他看的是《展望》和《新观察》杂志，他们在家里经常在一起讨论时政，抨击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因正值青春年少，每每评论社会不公现象指点政权和官员腐败时也显得激愤不已，我看在眼里，插不上言，只是羡慕崇拜而已。
我和二嫂年龄相仿脾气相投，关系十分融洽，平时在一起的时候嬉笑玩笑打闹象亲姐妹一样毫不见外。有一次二嫂正蹲在厨房门口摘菜，我从她背后把她肩膀一掰，使她失去平衡向后一仰，一屁股坐了个地蹲儿，我哈哈笑着没当回事，可是二嫂当时就“病”了，几天卧床不起。多日之后二哥和颜悦色地告诫我：“以后别跟你二嫂开这种玩笑了，上次她生病是小产，她怀孕期间我们要注意保护她。”我听了顿时既懊悔自责又羞愧难当，又十分感激二哥。他在家人面前为我隐瞒了这次的鲁莽冒失导致的严重后果，使我没有遭到家里众人的严厉谴责，因为当时的人们观念里是非常重视头胎的，认为头胎没保住，会造成习惯性流产后遗症甚至会引发终身不孕。
我在兄弟姐妹中是老幺，二哥比我大六岁，生活里疼爱我的人不少，而唯独二哥最关心我的个人前途。他有时为无力支持我继续升学而怅叹，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帮助支持到我。他在上海银行当练习生期间就与好友罗灏白谈起我的情况，他曾对灏白兄夸赞我懂事，敏捷聪慧，爱读书爱学习，心地善良且孝敬母亲等，只因家里经济条件的限制无法继续培养，如果有人指点，将来或能成个人才……。当时的随便一说，后来却成为改变我命运的关键一环。（另篇后话）
一九四九年春天，二哥的女儿袁恬琪才几个月大，突然传来二哥的工作单位要迁往广州的消息，他知道这是国民党在失败之前的全面溃逃。全家都不让他走，他也决心要留下，他说过：我才不会去为他们（指国民党）送葬呢！很快他所在的联勤总部工程署走了，撤到广州待命。二哥以为自己逃脱了这次随部南行，却不料，在他们单位的主要长官和资料档案撤走后两个星期，便不断来电报催我二哥去广州办移交。
他的上司曾信誓旦旦地保证最多半个月把工作交接完毕就让他回南京，催促的电报竟达七封之多。也怪二哥年轻欠深思，很可能主要还是念及关照过他的上司信任和同僚间的人情，最后竟然说服家人“我去广州免费旅游一次也好，反正我是决定办完工作移交就回来，你们放心好了！”就这样，他放下老母亲和姐妹，放下万般依恋他的二嫂和他疼爱的女儿去了广州。其间，他曾来过一封信，说他的上司老卢因脑溢血过世，还需再耽误几天。然而，也就是他说的“再耽搁几天”却成了终身耽搁！
1949年5月，也就是共产党占领南京城一个月之后，我们收到了他最后一封信。出乎我们家所有人的意料，信封上的收信人写的竟然是我的名字“袁芸慧”！里面信纸上的抬头称呼是“芸慧妹”。这让我受宠若惊！家中那么多大人，这封信这么要紧，论辈分论年龄怎么也轮不到与我这个小妹来谈论这么严肃重要的事情。十五岁的我好像突然觉得自己长大成熟变成大人了一样，我感觉到二哥对我是何等的重视和信任！心里顿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激的热浪，眼泪夺眶而出。
信寄出的地址是：香港九龙界限街125号，内容是：已脱离单位，正在设法赚钱筹措船票费用，可能只买得起货船票。会尽快返家等等。但是南京已”解放”一月有余，海陆交通都已中断，怎么可能回来？全家只能日夜盼望，两个月过去了，仍然没一丁点音讯，全家人开始着急了，尤其是母亲疯了一般到处打听他的消息。后来从原联勤总部同事家属处得到了一些不同版本又无法证实的消息：听说他得上了肺结核，生活十分潦倒无助；听说他去了台湾；听说他正在香港做小生意；听说他已去世云云。从那以后，全家便在忐忑不安中期待着二哥的归来，日复一日，期待着奇迹出现，年复一年，在依然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我们便只能在清晨互相交流我们昨夜遇见二哥的梦境和幻觉。
母亲整日苦盼，夜不能寐。我经常在半夜醒来，看到母亲坐在床上，一面抽烟一面流泪。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捱过去……，时间渐渐磨灭了全家人的期望。
刚建立的新政权营造的新形势、新气象和新希望给人们注入了一种新的莫名的亢奋，麻木了我们全家人的神经，年轻的我开始喜欢上了这种新生活。在随后的两三年里，新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反运动”，对“旧政府反动分子”的镇压波及面和清算力度迅速而无限地扩大。联想到二哥的职业虽然只是一个抄抄写写的书记文员，但以二哥所供职的单位性质而论，他毫无疑问可以被新政权轻松随意地划为“国民党反动军官”，甚至“国民党特务”，然后可以被轻松随意地毫无自辩机会地杀掉。
发生在周围这样的实例见闻多了，我们全家都噤若寒蝉地自动闭口不再提二哥离家失联的事。母亲除了哭泣之外也不敢再提及他，甚至我们反而不太希望他突然从香港回家来，因为怕他突然回来会立刻被当成“国民党特务”而遭抓捕。但是我们，特别是老母亲，一直暗暗把对二哥的思念深埋在心底。
在那段社会环境急剧又莫测地变幻当中，二嫂一个人带着女儿艰难地苦熬了三年。全家人分析形势，多次苦劝二嫂趁着年轻另寻出路。终于，二嫂于一九五二年带着女儿另嫁他人（一个公安局警察）去了西安。我的小侄女袁恬琪，那时刚三岁半，长得美丽可爱极了，是人见人爱的小安琪儿，就这样跟着妈妈一起离开了我们。
我和二哥只相处了短短的十五年，却影响了我的整个前半生。
二哥呀二哥，我想对你说：你抱着“公费旅游一次”的想法到广州去与你的单位办理移交手续，却一去不返，你可知道二嫂在改嫁前是如何撕心裂肺又踌躇徘徊不已地难以下决定的？离开浦口时又是如何与家人难舍难分肝肠寸断的吗？尤其是全家宠爱的美丽的小侄女恬琪的离去，把我们的心都掏空了！你可知道你谋生的职业身份在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带给我们全家（尤其是我）怎样的厄运吗？
时隔多年，到文革中期的1972年，我所在的新疆兵团农场负责监督我们”右派分子”劳动的连队指导员吴英瑞，还逼我交代，“南京解放后你二哥是怎么派飞机把你二嫂接到台湾去的？”像这样天方夜谭的问题他也问得出！但我当时真的希望你有这个能力和举动，这起码说明你还活着，说明你在国民党政权中当了大官或是发了大财，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飞机！如果真有此事，我们即使被批斗致死也无怨无悔！
我也曾无数次想像过：哪一天，你回来了，不是当了官，也不是发了财，而是像莫泊桑笔下的于勒叔叔一样，你贫病交加地回来了，我们全家都高兴死了！只为了第一你活着；第二你不是反动军官！可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都是空想。更合理的状况，我猜想可能是这样：你脱离了你的所属单位，自己租住在香港九龙界限街125号的小房子里，在人地生疏的他乡，到处打工谋生，还没凑够回南京的路费，却又患上肺结核；这时南京解放，大陆政权易手，一时交通断绝，回家无望，你在贫病交加和极度绝望中，孤独死去。但是你知道吗，我们这里的新政权，一直把你当作十恶不赦的反动军官而整肃你的亲人呢！
1980年代大陆开始搞改革开放，与台湾的关系开始松动。到了80年代末台海两岸互通音讯之后，很多家庭在台湾或大陆找到了自己失散了几十年的亲人。我们也多方托人寻找二哥，然而都没有结果。大姐二姐家的子女通过各种关系打听二哥下落，有一阶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深夜播送台湾老兵到大陆寻找亲人的消息，他们竖起耳朵候在收音机边希望听到有关二哥或者子女的消息。
我们设想了多种突然联系上他的情形；一种是他已另组家庭，有新的妻儿，我就想着如何和他相见，如何欢迎他的家人，如何对他倾诉衷肠，回忆过世的老娘对他的思念；一种是他和那些滞留在台的老兵一样，在遥望对岸故乡亲人而饱尝无奈的痛苦中孤独终老。还有一种至今认为绝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他忘了我们。不！这绝不可能！连有这想法都是对他人品的亵渎。
排在最后的设想，就是他早就已经不在人间。
如今，在我的耄耋之年，依然怀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我亲爱的已经九十岁的二哥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仍然活着，就为了我们兄妹俩在归于尘土之前依然能有机会团聚！
（写于2018年）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五四零期(cm1020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