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被淡忘的先生写像
－－文、画：罗雪村
近来，在偶然的阅读中与几位先生邂逅。比较现在名人的鲜亮、热闹，他们几乎不为人知，远远地隐在一层灰调中。
当我得知了一点关于他们的故事、人格、思想……禁不住拿起画笔，在为几位先生写像时，
觉得他们的目光正凝视着当下，沉默无语……
晏阳初先生
他留下一张照片：身着粗布长衫，骑着毛驴，走在乡间的土路上……那是他在河北定县，
正在做这样一件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
他将农村问题归为 “愚、穷、弱、私”四端，求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治“贫”，以卫生教育救“弱”，
特别是以公民教育救“私”。他从识字教育开始，中心是公民教育，以养成人们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
为此出版多种公民教育读本，进行农村自治研究，指导公民活动和开展家庭教育。
他想通过“定县实验”为中国农村与社会找到一条自强自救的道路。
先后有几百位知识分子被吸引参加了这一实验。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记录那个时候的定县：
“在那边田野里……一个年青人用他的锄头柄当笔，费力地写着：‘在中国扫除文盲！’
而另一个年轻姑娘用锄头骄傲地写着：‘为国家塑造新公民！’”
因日本侵华，他的定县实验中止。
他又在湖南、四川等地继续“定县实验”。1950年后他又相继在泰国、菲律宾、印度等国从事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
他叫晏阳初，1890年生，四川巴中人，1916年到美国耶鲁等大学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获博士学位。
其间，他在法国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主持的帮助华工摆脱文盲困境过程中意识到：
要救济中国，必先救济乡村，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英教育应该转向平民教育。
回国后，他举家来到河北……
他这一生，只做了这样一件事。
他1990年去世，享年100岁。
晏阳初先生画像（毛笔·墨）
梅光迪先生
他一生只读书和教书。
读书－－从乡村私塾读到省城，再读到上海，继而作为庚款留美学生就读于哈佛等大学。
教书－－从南开大学到东南大学，又从哈佛大学到浙江大学。临终前两个月，他还在住所为学生授课。
他的另一特别之处－－不轻易落笔，不急求出版，一生著作不多。
再阅览他的履历：1890年生，安徽宣城（今南陵县）人。学衡派创始人，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
在美国哈佛大学执教10年，培养了许多汉学人才；1920年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1921年任国立东南大学洋文系主任；
1924年赴美讲学；1927年回国后任中央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1936年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
他缘何没能著作等身？
在此录下一段1916年12月28日他写给胡适的信：
“孔子之言曰，君子修其身，而后能齐其家，齐其家而后能治其国……欲改良社会，非由个人修其身，其道安由？
……吾国之文化乃 ‘人学主义的’（Humanistic），故重养成个人。
吾国文化之目的，在养成君子 （即西方之Gentleman and scholar or humanist也）。
养成君子之法，在克去人性中固有之私欲，而以教育学力发达其德慧智术。君子者，难为者也。
故无论何时，社会中只有少数君子。其多数乃流俗（The profane vulgar）而已。
弟窃谓吾国今后文化之目的尚须在养成君子。君子愈多，则社会愈良。”
1945年，他去世于贵阳。
后人称他－－“君子儒”。
梅光迪先生画像（毛笔·墨）
瞿同祖先生
他1910年生于长沙，祖父为晚清大学士。他1936年获燕京大学硕士学位，其论文《中国封建社会》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抗战时期，他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撰写了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1945年他应邀赴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任职，1965年辞去海外教职辗转回到祖国。
惜回国后没有人为他安排工作。1971年湖南文史馆接纳其为馆员，但除了参加政治学习，他没有做过任何研究。
1976年，他与夫人奉命翻译内部读物《艾登回忆录》。
“当时翻译出版这本书，是没有报酬的，但我很乐意，因为回国，就是想为国家出力，所以，好容易有这件事，我欣然接受。”
1978年他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时近七旬。
他好想再写出一本好书，为此，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查数据，但渐渐地，他力不从心了。
去世前一年，他才对人讲：“过去说回国后没能写出书，是自己的疏懒，那是谦虚，实际上，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
有人描述这位“学术史上的失踪者”的晚年：每天听古典音乐，喝一杯咖啡……
一个人或说一个知识分子，不问名利，但求努力工作而未果，在学术盛年期却处于缄默状态，又能安然面对。
有人说他的出身决定了“他永远不会因为受到挫折而走向偏激”，反而成就了他的人格典型－－“回到自己的生命世界里”。
这一入一出的背后，是一个人强大的忍耐与自信，也是一个人参悟了东西历史文化的看穿看透。
2008年，98岁的他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遗愿是：遗体供医学解剖后火化。
因为他从小在协和医院看诊，这里有他一生的详尽病历。
瞿同祖先生画像（毛笔·墨）
容庚先生
他是古文字学家，1925年所著《金文编》，是继《说文古籀补》之后的首部金文大字典。
曾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主编兼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岭南大学教授兼《岭南学报》主编、中山大学教授。
他与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的同道郭沫若有过很长一段学术之谊。
引述旧事一二。
1928年流亡日本的郭氏，在研究中渐感资料匮乏，于1931年12月写信给只知其名的他：
“《殷虚书契前编》因弟手中无书，每查一字，必须奔走东京，殊多不便。
拙稿（指《甲骨文字研究》）之不易写定者，此其一因。兄能设法假我一部否？期以一月，务必奉赵。”
不久，郭即收到他远寄而来的自用之书《殷虚书契前编》。之后，《甲骨文字研究》得以顺利出版，
在“自跋”中郭写道：“《殷虚书契前编》闻久已绝版，有之者珍如拱璧，鬻之者倚为奇货，故余始终未得二书也。
去岁蒙容君希白远道见假，俾于检索上得无上之便宜，作者甚感其厚意。”
在以后的数年里，这类学术相助还有很多，而二人尚无一面之识。
纯粹的学者间，不应缺失批评。
他在致郭的一信中写道：“大著《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可否寄弟一阅，或有可攻错处。”
郭氏也言：“学问之道，是是非非，善固当扬，恶不必隐，由是辩证始能进展。
闲览欧西学术史及思想史，其所由之路率如是也。”
1929年，郭沫若将《释五十》一文稿本寄他校阅，对此文，他纠正了郭氏释文句读之误：
“卜辞书获之例均先兽后数，故第四行‘二’字之下当缺一兽名，‘兔一’以下无缺文之馀地。
”郭氏写定《释五十》一文时“依容说”，并称“容释较余前所释者更为妥帖”。
而他在《宝蕴楼彝器图录》中称族氏文字为“文字画”。
郭氏也指正：“余疑姓氏者不仅此，凡殷彝中图形文字，余疑均是当时之国族，犹西方学者所称之图腾。
尚有他证，暇将为文明之也。”他也欣然接受：“此等图形文字，昔人多不得其解，吾友郭沫若谓‘乃古代国族之名号……’，
其说是也。”此后，《金文编》增订时更将附录所集族氏文字径称为“图形文字”。
然他心口如一的指谬与商榷也曾引起郭氏一度的不快与隔阂，而他不觉。
1962年，他来京，穿着旧式布衣，骑辆自行车到郭式寓所，进院就喊“郭老”。
郭夫人出来，见他这般穿着，又骑着自行车，以为杂役，责怪他不经传达擅自进来。
郭氏闻声出来，一见是他，彼此哈哈大笑……此时他们又回到当年。
容庚先生画像（毛笔·墨）
（写于2020年7月22日大暑）
转自《六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