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
芸娘：巨流中的家族变迁 一一 我的三姐
母亲很不争气，接连生了两个女儿已经是罪不可赦，她竟然又生了第三个女儿！
由于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加上在生育观念上的无知，母亲自己觉得这是她对袁家莫大的负罪，
在家里无颜抬头，也无脸见家族的亲朋。这小婴儿从一出生就不招人待见，只能放在门背后炕角上藏着。
什么满月酒，百日红蛋全都没有，没一点庆贺祝福的动静。祖父和父亲更是从未瞅过她一眼。
只有亲娘，以“同样是身上掉下来的肉”这个无人能否定的理由，给予了这个无辜的女婴以正常的照顾，
让她活了下来。
这小丫头似乎也有自知之明，自小就安静很少哭闹，用母亲的话说是“很可人疼”。
及至长到五，六岁，除了说必需的话以外，也很少发出声音。家里有个人来人往啥的，她从不往前凑。
有时老娘应邀外出做客，大姐二姐早就漂漂亮亮打扮好站在大门口等着了，三姐则缩在里屋，
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看家”。听娘说，三姐五，六岁就能帮娘做家务，十一，二岁就成了家里干活的主力，
同时学会了女红。无论是做鞋制衣还是绣花编织，无不娴熟。
前些年时兴的十字绣，我三姐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便熟稔于手，家中到处可见她绣的枕套，
桌布等物，直把那个穷家装扮得人见人赞。
三姐比我大十四岁，自我记事起，便是她照顾我的饮食起居，至今还能记起她为我梳辫子的情景，
记起我腻在她身边时她身上那廉价脂粉的味道。她是陪伴我童年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姐姐，
每每想起，倍感温暖。
三姐二十一岁那年，这个被祖父和父亲都看不上，认为又蔫又丑又不会来事的丫头，
竟突然地被一个远方的阔亲戚家看中了。首先是男方家人托人来说媒。
男方家的父亲，我们称“五大爷”，姓朱，应该是表亲，我祖母家的亲戚，家住北平，
曾当过清朝末年的一个什么官，北洋时期也曾是政府官员。”五大娘”也是出身大户人家的闺秀。
他们在北平闹市区有整栋四合院的房产，育有一儿一女。
朱家是我们亲戚朋友中最有地位、最有学问、最富裕的家庭。
他们的儿子朱寿宇，即我后来的三姐夫，是北京大学农学院的高材生。
女儿大翠也是私立高中毕业，是当时妇女中的姣姣者。
这样一个官宦人家，这样一个有为青年，主动找到我们这种小地方的平常人家，向我家的这个丑丫头来提亲，
不能不说是我家的一件大事，一件意想不到的光耀门庭的大喜事！
祖父和父亲受宠若惊，当即满口应承下来，立刻马不停蹄积极着手操办。只有母亲和三姐高兴不起来。
母亲担心：这样的官宦家庭肯定规矩多，家教严，自己的这个老实丫头嫁过去肯定会受气；
三姐更清楚自己的条件，哪一条都不如人家，压根儿就不知道为啥这“幸运鸟儿”会偏偏落到自己的头上。
她的顾虑很多：这样的家庭里，公婆肯定难伺候；读过书的大姑子姐的挑剔也是不用说的！
至于这位夫君，问题更难弄——文化水平相差悬殊；相貌不般配；脾性互不了解；感情一点没有……
还听说朱寿宇本人根本不同意娶这个媳妇，完全是迫于父母之命，出于孝道，认命顺从。
而做为女方的我们家呢，做主的父亲祖父认为高攀上这样的人家是袁家天大的面子，风光无限。
而三姐却很有自知之明，清醒地意识到这是把自己一生交给一个可以预见的大火坑。
三姐在婚礼前一天哭了一天一夜。那时大姑娘出嫁都要哭。
这哭有两种含义：一是姑娘离开娘家理应哭泣，以表与抚养自己成人的亲爹亲娘难舍难分之意，
从这层含义来说，一般不会痛哭，意思一下就行了，这多半是属于嫁到称心如意的人家时的情况；
而我三姐的哭却是真哭，是止不住的痛哭，这应属于另一层含义了——她知道这不是她的幸福婚姻，
而是苦难岁月的开始。
第二天就要去北平了，晚上她还哭着哀求母亲去跟爹说情，说她情愿嫁给一个赶马车的、拉洋包车的，
也不愿嫁到朱家去。这种要求，而且是要母亲去说，当然是徒劳的。
在袁家，老娘这一生也没做过主，根本保护不了子女。
而父亲为儿女安排决定婚嫁，从来都是与他的生意算盘珠子相关联的，这是不容违抗的。
婚礼在北平举行，隆重而奢华，新郎家邀请来的各方贵客嘉宾多达上百人。新娘家只去了父亲一个家长，
而母亲是上不了台面的，自然不需去。
洞房花烛夜，这个被正常新婚夫妇视为最温馨浪漫，最热情激荡的时刻，他和她是在寂静冷漠、
无言无聊无奈的干涩气氛中度过的。洞房里空气凝固，两个新人互相甚至都没对望一眼。
对新郎，那是不屑；对新娘则是不敢。两人就这样僵持坐着，听挂钟滴答声，干捱着时间……
忽然窗外传来女子嘤嘤呜呜的哭泣声，三姐立刻警觉起来，起身静听，是的，确实是一个女人在哭。
继而窗户上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的月光投影。三姐惊恐万分，不知所措。
新郎立刻冲出去，连抱带拖地将那个女人弄回她自己的房间。
这时三姐的公婆也从卧房里出来，帮着安抚那个哭成泪人的女子——我长大后听到家人的这个描述时，
立刻想到这俨然是《简.爱》中罗彻斯特妻子疯狂的出场。
当然三姐并不知道简.爱的小说故事，但她仍然看明白了几分。
这女人就是自己的大姑子姐，新郎的姐姐，乳名大翠。
她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时间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三姐满腹狐疑，不敢多问。
第二天晚饭后，还是三姐的公爹揭开了谜团。他把三姐叫进他的书房，坐定，开始了他的叙述。
原来这朱家“五大爷”是我奶奶娘家的外甥，和我爹是远房表兄弟。
我们在沧州住的四合院房子就是他家某亲戚的房产——怪不得我自小虽然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
家里的住房却在当地显得豪华——这几年父亲又因做生意，
经常在五大爷那里筹措本钱——怪不得每次五大爷到我家去，祖父父亲总按最高贵宾的规格接待；
怪不得他家一来提亲，父亲便受宠若惊满口答应，根本不问当事人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态度！
五大爷的这番说明，无疑告诉三姐，这桩婚姻又是父亲对她的出卖！
有关昨夜哭声的解释是这样的：那确实是新郎的姐姐大翠，时年二十八岁。她高中毕业，姿色不凡，
又能歌善舞，说话伶牙俐齿，俏皮活泼，自小就人见人爱，是老两口的掌上明珠，宠爱有加。
因自视甚高，曾将所有提亲者拒之门外。
俗话说“女大不中留”，果然在两年多前发现她行为举止异常，
最终发展成神经病（那时候一律把精神病叫做”神经病”）。
按中医传统的类型划分，应属于俗称的“花痴”。发作起来又哭又叫摔盘子砸碗。
严重时曾发生脱得一丝不挂地跪到马路上又哭又笑，引得四邻八舍围观议论，路人驻足观看，
直折腾得老两口颜面扫地，痛不欲生。
还是朱老太爷见多识广心生妙计：把袁家三丫头娶过来服侍他（她）们吧。
那丫头老实厚道勤劳能干，家务活儿是一把好手，与朱寿宇年龄也相当。
大翠的事嘛，先不要对袁家说，凭我家的条件，袁家定会觉得高攀，绝不会有异议。
如此这般商量停当，朱老太太虽然感到这样委屈了儿子，却也无可奈何，谁让自家摊上了这样的女儿呢？
上面这番话是在三姐听完朱家老爷子的说明后，过了很久自己再转述给娘家人听的。
朱老爷子满腹文墨，说话不可能这么露骨直白，想来事情大抵是如此。
那时交通不便，信息通讯不畅，这陷阱一经挖好，三姐就只能乖乖地被牵引着掉进去。
婚后，三姐夫朱寿宇仍回北大农学院读书，三姐在家侍候公婆和大姑子的一日三餐，还包括家居清洁，
浆洗缝补，庭院洒扫，每天忙得脚不着地手不得闲。这倒也罢，那时做儿媳妇的，谁不是这样熬日月呢？
所不同的是，三姐不仅有个挑剔的婆婆，还有个有神经病的大姑姐要服侍。
这大翠经常无事生非无理取闹，端到面前的饭不是嫌烫就是说咸，有时还会连饭带碗一下子砸到三姐身上头上，
而每当这时婆婆就会立刻出来安抚女儿责备儿媳，只有朱老爷子偶尔还会劝慰三姐：
“再忍忍吧，等寿宇毕业了，你们搬出去过就好了。”
一次又是午饭时，大翠面对端给她的一碗打卤面又哭又骂，硬说三姐在她的碗里下了毒，
抬手把一碗面扫翻在地，接着揪住三姐的头发又扯又打，拉都拉不开，直到打累了方才罢手。
三姐头部流血，蜷缩在地，毫无招架之胆。三姐给娘家写信，诉说她在婆家的遭遇，
母亲听了别人念出的信上的话，只会不住流泪。
而祖父则在一旁叫嚷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再苦再难也得忍着！”
从娘家得不到任何支持和同情，思虑再三，某一天，三姐趁着家人不注意，逃离了这个家，
毅然跳进了什刹海，想以此得到永远的解脱。可惜她观察不够仔细，投水的地方不够偏僻，
落水的声音太大，被繁忙街上几个路过行人发现后救了上来，送回了家。
公公婆婆认为三姐此举大大败坏了他们朱家名声，需对她严加管教，
并用“不许离开家门一步”的规矩来管制她，以后上街买东西都由老爷子负责。
疯姑子发出胜利者的狂笑，从此对她更是肆意折磨。
白天不得出门，她琢磨着夜间行事。
一天夜里，趁家里人睡熟之际，她又偷偷跑了出去。
跌跌撞撞走到北海边，确定四下无人之后，朝着北海的湖面就一头栽了下去，
谁知这噗通的落水声又被远处值班巡警听见而跑过来。
她虽拼死挣扎不肯上岸，终于拗不过两名男子，又没死成。
这事传到沧州母亲耳中，已经是几个月后的春节了。
那时是二姐芸英从南京到北平看望过三姐之后，了解了详情回来后告诉老娘的。
唏嘘慨叹一番之后，二姐又说近来三姐的境况已经有所改善，
说是发现家中出现了变化——五大爷老两口经常外出，大翠也安静许多了。
三姐感叹自己命运不济，求生不得，求死也这么难，可能是天不绝我，也就苟且偷生吧！
这时，大女儿朱书琴的出生，给了三姐生活的勇气和动力。
后来才知道，那些天的消停日子，原来是老夫妇俩忙着为大翠张罗婚事去了。
人家都说这种类型的花痴病只有为她找个婆家才能治好。老夫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四处打听。
终于，听说郊区海淀某中学来了一个外地的历史老师，四十多岁，无妻室，孤身一人住在学校宿舍里，
遂托媒人去说合。这时的女方家长已不再讲什么条件了，只要男方身体健康，有正当职业就行。
媒人带回的信息是男方同意先见个面再定。
某天，一黑壮男子来到朱家，斟茶倒水寒暄一番过后，大翠也款款来到客厅，安静地坐在一旁，
面带微笑一言不发。
三姐后来跟我们讲到这个场景时，我非常相信大翠当时的表现绝对非常的淑媛。
因为曾经有一年暑假我去北平三姐家玩时，大翠表现得很正常，亲切友善，
还与我一起读小说，高兴时还和我一起哼唱流行歌曲呢。
这次和历史老师的见面，大翠把大家闺秀的举止姿态表现得非常恰如其分，双方印象都不错，
于是决定喜事快办，定好日子成婚。其间大翠完全是正常人一般，甚至还亲自动手帮着布置新房。
不到一个月，这摊“烂泥”总算被朱家老两口给甩出去了。
我现在回想起这个往事，可以说这段婚姻见证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奇迹疗法。
如果大翠的男人一直对她体贴爱护，如果没有她婆婆的出现，这对夫妻或许可以相安无事地过下去也未可知！
可是，婚后不久，男教师鉴于自己的太太出身高贵不会做家务活，就把他的老娘从乡下接来同住，
为他们做饭洗衣。此举事后证明实在是太不明智，坏了大事，简直是摧毁他俩夫妻二人幸福生活的导火索。
正常人的婆媳关系尚难处理，何况这个儿媳妇是精神病人。
时间一长，不和谐现象逐渐显现，男老师也发现了她的异常：
开始是婆媳为小事争吵不断，妻子的表现不可理喻。继而半夜突然掀被起身啼哭，往男人身上乱捶乱打。
男人为逃避矛盾，就开始时常住在学校宿舍不回家睡觉，这下子越发刺激了她的怒火，
病情发作得也越来越严重。妻子的乖张异常使男人更是常常不愿意回家，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
终于在一次与婆婆大吵大闹之后，骇人的悲剧发生了。
当男老师再回家，推门进去时看到的是一个惊骇血腥的场面：他的母亲和妻子双双躺在堂屋地上的血泊之中。
经警方调查确定，系大翠先用菜刀砍死了婆婆，然后割腕自杀。
既然是加害人有精神病且自己也死亡，此刑事凶案了结。
随后男教师向法院控告女方父母有隐瞒女儿婚前病情的骗婚情节，
最后法院判朱家赔偿了男老师一大笔费用弥补损失，民事案也就此了结了。
这桩事给了三姐的公婆家以严重打击，但毁灭性的打击是跟在后面的。
婆婆为失去了女儿，损失了财产，揪心不已。
尽管这女儿生前对她是折磨是累赘，但这样的结果，做母亲的除了心碎也没有其它法子。
在大病一场以后，她的思想陷入了无尽无底的痛苦回忆当中，她想的全是女儿小时候如何聪明乖巧可爱，
长大后如何知书达理落落大方，又孝顺父母和心疼弟弟。
家庭往事的点点滴滴，生活琐事，日常对话，女儿的一笑一颦无时无刻不残酷地折磨着她，
让她自责懊悔：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女儿长大以后，为女儿的婚事千挑万选，
一次次给她自己意中的人设置重重障碍；
不该从不体谅女儿内心的孤独寂寞，让岁月耗尽了她的青春，以至于落下花痴病！
这全是她这个当妈的错，全是她的罪过！
她整日不吃不喝不睡，一心只想追随女儿而去。这个状况让朱老爷全家上下焦急不得安宁。
朱老爷子一天二十四小时照看着老太太，夜里都不敢合眼；三姐整日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有几次，老太太趁老头睡着，偷偷跑出院子，幸好发现及时被追回。
无奈之下老爷子想出一招：晚上用细绳子将老太太的一只手与自己的手拴在一起，
老太太一有动静他就惊醒，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
日子在紧张气氛中平静沉闷地流逝着，朱寿宇面临毕业和就业等问题。
在新的“大事”面前，这个家庭有了一些新的话题，稍稍为这紧张已久的空气开了一个出口，
有了新的话题也就分散了脑海中对那起惨案的记忆回闪。
老头儿见老太近来情绪较稳定，吃饭睡觉也趋于正常，就稍微放松了一些警惕，夜里不再绑着手睡了。
孰料老太此举是做样子的，是故意对家人的一种麻痹，实际上她死意已决，时刻在暗中寻找着机会。
一天夜里，朱老爷子一觉醒来发现老太不见了！
这天朱寿宇正好也在家中，全家立刻总动员里里外外疯寻，在焦灼不安中，突然三姐大声惊叫一声，
蓄水的大水缸里有两只女人的小脚浮在水面！
原来这老太太就在自家平时吃用水的大水缸前，踏着一只板凳，一头倒栽进去，追随她女儿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朱老爷子的竭力坚持下，三姐夫妇带着老爷子，大女儿书琴，大儿子英华，
放弃了北平城里的一切，悄然地举家迁往天津（直到数年后，他们夫妇俩才明白过来朱老爷子的此种安排是何等的英明！）。此后多年三姐夫在天津市郊小站任农机站站长，生活在平平淡淡中度过，夫妻关系在冷冷漠漠中继续。
他们的大女儿书琴生得美丽可爱，周岁那年曾经被三姐带来沧州姥姥家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沧州还在日本人管理下。小女娃长得红润白嫩，玲珑剔透，可爱极了！剪着齐耳短发，齐眉刘海，身穿着海军衫，也报名参加中华民国儿童节沧州全县儿童健美比赛，竟然获得第一名，还捧回不少日本人发的奖品；
大儿子的适时降临朱家更是受到精心呵护。这时的三姐虽然仍不被丈夫待见，但一点不妨碍她为朱家连续生下三男两女。那个时代，一个女人虽没有爱情的滋养，但只要有儿女需要她照顾、需要她操劳、需要她疼爱，她的生命便有了意义和价值，她的精神便有了支撑。只要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老爷子的特殊照顾，孩子们的成长学习离不开她的劳碌和关心，她的生活就变得充实满足。
朱家的人有读书基因，三姐生的几个孩子个个都是头脑聪明，按现在的叫法都是“学霸”，读书拿好成绩象玩儿一样轻松。一九五八年，又是托“大跃进”的福，三姐有了工作，在某工厂当了工具保管员，也实现了她梦寐以求的经济独立，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男人和女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动物，朱寿宇作为男子汉，一家人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他负起了该当的责任。
二十几年来，他可以和自己不爱的女人生儿育女，让糟糠之妻不下堂，当然，只要朱老爷子在世，
他就不敢提离婚二字。但是男人嘛，大家都懂的，他还是有了地下情人，据说是他单位的同事，
年轻，有文化，有姿色，是他的红颜知己。
三姐明知实情，也不闻不问，大家相安无事，但是，某年某月因某件意外事，他的婚外情在工作单位败露，
遂受到降职和降级（“减薪”的新中国叫法）的处分。
1949年之后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男女的婚外暧昧关系属于“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性质仅次于违法犯罪，
当事人所属的“工作单位”是有权施加惩罚的，惩罚标准没有，全凭领导的主观意念来决定，轻可以很轻，
重可以很重，从批评教育，开会批斗，到降职，减工资，撤职，直至开除公职，
甚至可以押送公安局按流氓犯判劳教。
自此三姐夫自觉尊严扫地，在家庭中的地位随之下降。
这时候，也只有在这时候，这个男人的心思才开始回归家庭，三姐当然原谅了他。
其实也谈不上原谅，原本她就从不也无权干涉他的行动。
三姐夫的回归使一家人过上太平团圆的日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姐还以为这是因祸得福呢。
朱老爷子是文革爆发前夕去世的。
虽然说他的“个人成分”在“新中国”正式成立之前就被新政权当局定为“旧官僚”
（这个称谓一般指国民党统治之前的北洋或晚清官员。如果是国民党政府官员，那是要冠以“反动”二字的），
但经历过三朝的朱老爷子，对上至中央朝廷，下到市井街坊的中国社会有很深的洞察力。
1949年春夏之交，“新中国”还没正式成立就坚决主张离开北平，随后跟着儿子一家到天津定居，
并切断了他与北平的一切旧有社会关系的联系。
在天津居住的十几年里，凭着他的老谋深算，亲历了半个世纪里中国政局风云变幻，从中历练出的精明见识，
早就习惯性地以一种为人低调，忠厚老实，待人和善可亲的慈祥老人面目出现在新环境的人们面前。
加之他在人情世故方面圆润练达的处理技巧，使他成功地避过了1949年之后的每一次横扫社会各角落的政治风
暴而没有受到任何冲击；最后，更选择了一个最佳的驾鹤离世时间，
刚好躲过那场本该注定躲不过的席卷全社会的文革浩劫。
但是他的独子、我的三姐夫朱寿宇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尽管你本人没有任何政治污点，尽管你工作上无可指摘，但只要你有个不好的血统出身，
加上你有文化有技术，你就不算是“劳动人民”，而是“臭老九”，属资产阶级！
给你扣上一个‘反动权威’的帽子，也是无限合理无可辩解的。
这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通行逻辑。
一九六七年的某天，一向谨小慎微的三姐夫，脸色煞白地从单位回到家，一声不响地翻箱倒柜寻找着什么，
一问他，他说：“咱家的手枪放在哪儿了？”一语既出，全家皆惊！
“咱家哪有枪？谁说咱家有枪？”
“造反派说有邻居看到过，命令我立即交出，主动交出算自首，让他们搜出来，后果很严重！”
于是全家都跟着翻腾起来，重点是朱老爷子住过的房间，恨不得掘地三尺把枪找到，以救这家顶梁柱的性命。
寻枪不着，大儿子倒是找到一个木匣子，沉沉的，打开一看，里面满满装着百八十枚俗称袁大头的银元。
交给三姐夫，这又把他吓坏了。这也是罪证呀！这哪里是普通贫下中农家里能有的？
这不也正好证明了你家是地主老财兼反动官僚吗？既是反动官僚，那肯定有枪！
而且在“新中国”，私藏金银也是严重罪行！罪上加罪！
抄家的造反队伍随时可能到来，这一大把银元可往哪儿藏往哪儿丢呢？情急之下，哗啦一声，
他把几十枚银元倒进抽水马桶里，看看能否用水冲下去。这银元岂是用水能冲下去的？
赶忙又慌乱地从马桶里捞出来。正在此刻，红卫兵们一脚踢开房门冲进家来，完整地看到了这一幕。
不由分说，将朱寿宇捆起来连人带“赃”拖回单位。
经过连续一个星期的批斗，毒打，折磨，最终拖回一个遍体鳞伤不人不鬼的朱寿宇来。
造反革命战士们临走时，那为首的一个撂下一句：“你的事没完，到时候老帐新帐一起算！”
可怜他只是个迂腐的知识分子，几十年来被这个“反动阶级出身”压得大气不敢喘，
加上“文革”开始以来自己这“反动技术权威”的帽子，现在又交不出那支足以要他命的枪，
越想越没活路，整日精神恍惚，不思饮食，行尸走肉一般。
三姐整日照顾全家一日三餐，对三姐夫更是严密看管，以防不测。
反正当时全国已经乱套，工人不上班，学生不上课，全都“革命”去了，
三姐家的孩子们也都出去搞全国大串联了。虽然他们并不情愿，并不积极，
但这“革命大潮流”是必须要跟随的。书琴和英华刚好在1966和1967年大学毕业，
却因全国上下所有部门单位都处于瘫痪状态，既没有接收大学生的单位，也没有人负责大学生工作分配的事务。
那时整个党和国家各级政府只一心一意搞革命（实际内容就是在人心思想层面上反复不停地折腾），
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已有工作单位的人，还勉强能从单位领到工资，
即便被以各种革命大局的理由克扣少发，但基本生活费（当时我们叫“喝粥的钱”）总还是有的。
三姐用“喝粥的钱”维持着家人的生活，每天提防着朱寿宇的轻生。
一心钻到“死”胡同里的人，总是能候到机会的。
趁三姐出去买菜的那一会会儿，朱寿宇从地板下拿出一瓶不知偷偷私藏了多久的500毫升农药”敌敌畏”，
喝了下去。三姐回家后只看到他倒在地上痛苦地抽搐。医院救护车是在大约一个小时后才来的，
期间三姐跑了三次公用电话亭。孩子们在最需要时，全不在家。
救护车来时，他已把大便抹得满墙满地都是，刚送到医院他便停止了呼吸。
这是三姐夫自己的朱氏家族第三个自杀的人，占了朱家上两辈四口人的四分之三！
老天啊，一个普通女人，该有多么坚强的神经能够承受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沉重打击？
上苍为什么就不肯在这个老实本分饱受苦难的女人身上稍施怜悯，让她过上几天正常人的安稳生活？
文革时期，不管什么原因自杀的人都被叫做“自绝于人民”或“畏罪自杀”，且经常被冠以“反革命”头衔，
当然不会有什么抚恤补偿之类。在那个折腾动荡黑白颠倒的年头，三姐全家六口人，
就靠三姐一人三十几元的工资艰难度日。她的大女儿，大儿子虽已大学毕业，弟妹也已长大成人，
但是那时大学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分配工作，国家既已乱套，分配工作的事无人过问，自己又没有择业的可能；
城市中摆摊做小生意也绝不允许，谁管你的死活？我和大姐了解情况后，决定一起帮三姐度过这道难关。
大姐那时已退休，有退休工资，她大儿子每月还贴补她；
我在新疆的学校里虽然也被批斗得七荤八素，倒也没扣工资，又正值大串连时期，学校停课闹革命，
学生老师纷纷加入串联大军往全国各地跑，我和大姐得知三姐一家的困境，感到这时只有亲人才能相怜相惜了。
我们赶到天津三姐处，把我们的工资凑在一起，加上我们的老母亲也从上海赶来，汇成一个大家，
在天津和平区鞍山道七十三号三楼，度过了半年艰苦而温暖的日子。
动荡的年月考验着人的生命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匮乏并没有让人们完全丧失活下去的希望。
1970年，学化工的书琴被分到了某化工厂当技术员、学师范的英华被分配到了某师范学校教书，
生活才开始稍稍安定。随着毛泽东1976年死去和他的忠诚战士们的倒台，
三姐一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才算过上了正常的、大部分中国人所过的普通贫困生活。
我用“贫困”一词代表我们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无论在谁掌权的年代，
与特权阶层们相比都只能说是在贫困线上挣扎！
2014年，我的三姐袁芸芳已经九十四岁，除了记忆力稍差以外，没有可以叫得出名的老年人常见的大毛病，
看来上苍还是眷顾好人。尤其值得欣慰的是，她的五个子女都很孝顺，在记忆力衰退之前，
子女们就轮流陪护，从不让老人一个人过夜，白天她要外出一定会有子女陪同。
我隔三差五打电话过去问候，一定会有她的孩子、我的外甥/女们接电话，和我聊他们母亲的饮食起居，
身体状况。他们都在各自努力争取让她多活几年，活得有质量，现在只愿她在升天之时没有痛苦，平静安详。
后记：文章还未写完，我那善良朴实勤劳一生的三姐已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日鹤驾仙逝，
享年九十五岁差几天。
我的三姐，一提起她，又忍不住眼泪。她这一生中除了奉献付出，她为自己活过吗？
我七十岁那年，要陪外孙女去成都读书，曾略有犹豫，她知道后，提高了她一贯的大嗓门，
对我说“七十岁怎么啦？我八十岁还为孩子们做饭呢！”
（初稿于2014年，完稿于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