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尸记
近年有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大宋提刑官》，赢得众多观众好评如潮。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何冰，将堪称世界法医学鼻祖的南宋学子宋慈，演绎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剧中主人公刚正不阿的性格，精湛的专业水准，缜密的思维逻辑，特别是在昏暗浊世中仍执拗地追求公平与公正，都给人留下不错印象。
据说国内目前每年拍摄、播放的电视剧作品数以千计，但能让我吸引住眼球、锁定频道，每晚守候着一集不落的还真不多，《提刑官》算得上一部。而这部戏最初引起我浓厚兴趣的，便是剧中验尸的情节，它勾起了一段年青插队时的难忘记忆。
那是上世纪七二年的麦黄时分，麦子已割得差不多了，除了几处贪青地块儿，绝大多数麦田只留下齐整的麦茬和被遗撒的零散麦粒。知了趴在树梢发出没完没了“伏天儿”的刺耳鸣叫，吵得人心烦意乱。六月骄阳红似火，人们的心情犹如暴热的天气焦灼不宁，因为：一组叫张英的婆姨失踪了！
前一天后晌，张英没有出工，也没有和组里打招呼请假。谁也没太在意，生产队的考勤制度，不像工业化流程管理那么严格，上下班都要打卡，一不留神晚点就得承担扣工资后果。但到晚上还不见人影，她的老公许宝平日虽寡言少语，但到这时候也知道去找生产组长、副组长要人，让婆姨回窑做饭。组里干部让他自己先回去打问寻找，估计兴许犯自由主义走亲访友或赶集闲串去了。
直到第二天早起还不见张英踪影，上下左右都惊惶起来，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再有什么紧要事，也没有彻夜不归的道理。一组组长金朝不敢再耽误，立马向大队主任老蔡报告。老蔡沉思片刻，不论怎样，先把人找到再说。一组生产暂且放下，人马撒出五路：一路发往西南四十里外的临镇，翻吴太塬、下砭上，沿云岩河川道公路上行，逢村落都一一打听，看是否有人见到；二路发往东南四十里外的云岩，顺着邻村高家河这条窄沟，经泥湾、谷堆坪沿云岩河川道公路下行，逢人便问，不敢有误；三路翻越分水岭中山梁，直奔三十里外的公社，不仅沿途打问，如没下落，先向公社报了案再说，就说人不见了，万一有下落，立马会再跟公社销案；四路去周边小中山、童儿湾、杨家山、吴家窑科一带，寻访能和张英沾亲带故或较为热络的人家；五路则在本队范围内的沟壑、深壕、窟窿、圪崂、崖畔，寻找任何可能的踪迹。
这通儿安排可能让看官感到杂乱，只怨本人没向诸位将地缘环境事先交代明白。我们插队的这个村落，地处三县交界，刚好又是延河流域与云岩河流域的分水岭，山高林密、路险沟深，老乡除非遇有要紧事由，平日很少出门。偶尔上趟云岩、临镇，如同赵本山小品中炫耀的：“上礼拜出趟远门，到了大城市——铁岭！”一组的一位老婆婆，闲聊时和我谈起：“唉～（陕北妇女讲话的感叹词，拉长音）不怕你们学生（老乡对知青的称呼）笑话，俄这辈子算是白活了，连临镇都没去过。”临镇距离本村四十里，属邻县行政区划，农历逢五、逢十有集市贸易，供附近老乡出售农副产品，购买所需生产物资和日常生活用品，包括生猪、猪崽儿、活鸡、牛骡马羊等大小家禽、家畜。本村另一个能够赶集的地方，就是云岩，距离也是四十里，不用翻山，逢农历二、五、八开放集市，所以本村的但有贸易需求，去云岩时候多，去临镇的少。
待一天过去，撒出去的五路人马都回来了，一无所获！老蔡面上平静如水，心里也七上八下。有人提醒说，是不是张英去往甘肃兰州，找爹妈去了？老蔡判断可能性不大，张英自打出嫁到本村，从来没提起爹妈的事儿，怎能爬起说走就走？况且什么衣物行李盘缠都没带，不像要出远门的样子。还是先等等看，不行过几天再往兰州发封电报问问。
夏日的伏天里，天气说变就变。中午还晴朗、闷热，午后下起暴雨，电闪雷鸣，还夹杂着核桃大的冰雹。幸好八九成小麦收割到了场院，要不损失可就大了。雨后第三天前晌儿，高家河一位高姓拦牛的饲养员，匆忙来村里报告，在高家河村外一条窄沟靠近沟掌处，发现一具尸体，他不敢近前详查。听说这村里在查询走失人口，让本家家属和村干部，赶紧去辨认。老蔡于是打发金朝引着大李和许宝，去高家河认尸。
高老汉拦牛的这条沟没有路，平常除了牛羊偶尔放牧到此食草，难得有人出入。前日五路人马大搜查时，也曾在这条沟找过，但里边太难走，人钻不过去，所以在沟口稍宽敞处转转，就打道回府了。据高老汉讲，那日早起耕完山上的麦茬地，他将卸下犁杖的牛群吆进了沟，准备自己到自留地转转干点儿私活，下午再来把牛吆回去。不料牛群进沟后没多远，便争先恐后地冲了出来，怎样赶都赶不回去。他心里起了疑惑，便勉强向里钻爬，看到的是半张人脸露出泥地外面，气味老远就呛得人不敢吸气。结果不用说，大家心里也有数，不是张英是谁？！看来还多亏了那场大雨，一场雷雨过后，沟里起了水，水流里卷着泥沙、碎石，连同尸体从沟掌一并冲了出来。
三人回来向老蔡报告了认尸情况，老蔡埋怨为何你仨人不干脆就手将尸体抬回来呢。金朝解释说确实不好弄，人整个儿埋在泥土里，得多派些劳力，带上称手的工具：镢头、铁锨、斧锯、木棒、麻绳之类的，需披荆斩棘地现修一条简易道路，把死人捆绑到木头托架上拖出来。老蔡说，你们组看着弄就是了，好在家属人在场，怪不到队里什么，我得赶紧到公社去报案，看上面咋价处置；尸首拖回来先搁到村外那块高台地上，盖上席子遮挡一下，派人轮流看守，不敢让猫啊、狗什么的给祸害了；其它暂不要动，一切等我回来再理论。“明白！”金朝痛快应声答道。
时隔一天，老蔡领着地、县和公社三位干部到了村里。地区来的是位法医，按司法程序要对非正常死亡人员进行尸检。县上干部是县公安局的刑警配合法医工作，公社来的是武装干事，负责沟通联络及维持现场秩序，公社干部配置名额少，往往一人身兼数职，所以武装干部除了备战打仗、征兵安置复原、慰劳军烈属这些正差，平时也兼着辖区内治安、司法的任务。那几日，队上出了人命案子，大家虽然面上还各行其事，心里都惶惶的，脚底加快了行走步伐，说话也不像平常那般大声大气。
几位上级干部知道给本村知识青年带队的北京干部老王，也是公安出身，到村后没和当地干部见面，先来拜访来自京城的同行前辈。一说探望学习，二来主要摸摸村里和死者的家庭背景情况。老王当时来到村里已近两年，村子情况基本了解。在京时曾任区公安分局秘书科长，善于归纳总结和汇报布置工作，说话句句抓住重点，不离行业术语及政治方向。三位干部聚精会神地在小本上记着，几乎没有他们插话的空。至于说到死者家庭情况，老王说还是将老蔡和支部书记老杜叫来问问，这些我就不掌握了。
老杜和老蔡如何向上级领导汇报，本人未在会场，不甚了了。但对张英的家里情况，以前多少听说一些，人我也认识打过交道，这里还是由我给各位做些介绍吧。
张英是乳名，本姓李，邻村小中山人。张英的张，是个形容字，有张狂，嚣张的意思。因为她性格趋男性化，按北京话讲有点儿混不吝，说话口无遮拦，做事风风火火。她自小和父母亲在兰州长大，为长女，以下还有三个弟妹。张英父亲生俊在兰州的一个汽修厂做工，六二年闹三年困难时被精简下放，携家带口全家回了乡，住在小中山。张英和我们这伙儿知青同庚，属牛，回乡前在兰州念到小学六年，按当地老乡说法儿，完小毕业了。这在当时、当地，特别是在婆姨女子们当中，数得上高学历。
生俊这位爷临回乡前，厂子里发放了些遣散安家费用，虽不多，但在没什么花费开销的穷山沟里，也算个大款了。俊爷离乡出走多年，庄稼活儿早就撂生了，不会干也不屑于干，其实当初招工前在村里是否干得了也未可知。反正自打回乡后，整日走东串西，喝酒打牌，把那点儿遣散费不几日全吃光耗尽，不得不靠借债度日。俗话说，人穷志短，病重乱投医，俊爷的霉运跌到发昏章第十二：要在牌桌上把失去的夺回来！
话分两支，俊爷的发昏章暂且按下不表，单说前书中提及的一组大李。六二年正是大李在位执政，任书记兼大队长。其时老杜还在内蒙、榆林等地自家个儿伙同些许朋友倒腾贩马，搞“投机倒把”呢。大李农活儿样样精通，算得好把式，脑瓜也好使，好似小说《烈火金刚》里的谢老转儿，有七十二个心眼儿，九十六个转轴儿。
大李凭着勤劳且不失算计，日子光景在村里数得上乘，落得盆满钵满让人眼热。但天下之事总没个十全十美，平日里唯独让大李心焦，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的，是他有个一奶同胞的单身憨傻兄弟——许宝，年近三十还娶不到媳妇儿。为此事大李倒是肯破得钱财，但方圆几十里人家，但凡说是给许宝提亲，没有不摇头的。
许宝说来倒没什么太大不是，无论寒冬夏日趿拉双破鞋，心态快乐地见人嘿嘿笑着打招呼，被大人娃娃欺负也不恼，头发乱蓬蓬的，脸黢黑得似乎从来不曾蘸水打理。家里那孔寒窑一贫如洗，比起长兄大李的三眼青石接口窑洞，差得不是天上地下。大李家光景再好，对这个兄弟平时却没有什么财物救济，许是盘算即便给仨瓜俩枣，也填到了无底洞。
大李当着农村基层干部，口口声声讲的“革命”和“生产”，但对“推牌九”、“抹花花”这类群众“娱乐”，也能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牌桌上借着和俊爷都沾个“李”姓，开头还称兄道弟、推杯换盏；一来二去立下换帖字据，自己甘心做小辈儿，让俊爷成了自家干丈人：将张英聘给了长其十几岁的兄弟——许宝。俊爷此时大咧咧盘在炕头端着架子收下份厚厚彩礼，暂解了债主逼门索债的燃眉之急。
俊爷熬到了时来运转，国家形势也发生转机，兰州厂子开始恢复生产。俊爷这样的老员工，可以回厂报到，接任原职。临走前，俊爷主持了张英大婚仪式。尽管还未到婚育年龄，但俊爷不是那种说话放炮拉稀的主儿，况且彩礼钱也不是说还就能还上的。至于亲闺女的命运前程，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就这样，张英孤身一人、举目无亲地离开爹娘弟妹，出嫁了。
转眼过四五年后，当我们这伙儿北京知青到了村里，张英已是两个娃娃的妈，庄户人称的“许宝家的”或是“许宝婆姨”。
插队之初，我们在二组的插友们与一组老乡少有接触，和一组的婆姨女子们更无来往。第一次遇到张英，是我到医疗站上岗之后。这所乡村医疗站坐落在一组的一个石窑院落里，门前有棵冠如华盖的大槐树，夏日遮阴，冬日挡风，所以一组的妇女喜欢在这座院落集合出工，或者休息开会学习。于是，对这个喜欢喳喳呼呼的许宝婆姨，从一开始我便有些印象，后来从插友大立口中，得到更多的形象资料。
张英中等身材，身高大约一米六几，圆脸庞、齐短发，面貌在一组的婆姨女子中属拔萃之辈，加之性格率直泼辣，人再多的场合讲话也不怯场。加之原来就有识字、算术的文化底子，自然就成为一组妇女中的生产、学习积极分子。我曾看到她担着百十斤重的羊粪肥料，一路小跑地从院门前飞过，不歇气直到半山上的庄稼地里。那种干活的劲头儿，不感觉像是“受苦”（当地对劳动的称谓），更像是参加体育比赛，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张英体态丰满，侧面看有种浑圆的曲线美，伴随着劳动的节奏，身上每块肌肉都透出协调的韵律。
自从实行大队核算之后，每个生产组都设有政治、文化辅导员，由我们知青插友们分别担任。辅导员不仅参加各组的生产劳动，还利用田间地头休息时间，帮助男女劳力们阅读书报、扫盲识字，学唱时令的红色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满怀激情迎九大”什么的。也别说，这些举措虽谈不上多么轰轰烈烈，但整得大伙儿心里暖洋洋的，感觉日子有了奔头，站在这沟壑荒梁上，能看到北京天安门呢！
于是，各组之间都在暗地里较上了劲，有主动要求挑灯夜战的，有展开比学赶帮劳动竞赛的，大队还不时搞点儿评比“四好社员”的人物秀。张英就在那时从一组“秀”了出来，被评比当上劳动模范。
不过很快张英就陷入了失落，起因是选举一组的妇女队长。那时陕北农村的选举文化还是蛮民主的，每个被选举人背后放只碗，群众选举人陆续鱼贯走过，在中意的被选举人碗里放上一粒玉米豆（个儿大，易数），最后以碗中豆儿的数量多少论输赢。张英自以为胜算满满，不料却大比分输给了“海兰家的”。
“海兰家的”大号“志兰”，娘家在邻县皮头塬上，也有小学文化，老公在外当干部，每月拿着几十元的“皇粮”，家里自然不指着志兰挣点儿工分糊口。可志兰偏偏不是个耐得寂寞的主儿，与其随着丈夫当公家粮站的家属，整日无所事事，不如将吃奶娃娃交给婆婆照料，自己扛把锄头跟大伙儿出工下地快活。在娘家时，志兰跟过几天戏班，念唱扮打也会两手，到婆家这边参加文艺宣传自然是主力。
竞选一组妇女队长，“能干的”张英输给了“能唱的”志兰，你说让张英怎么不憋屈？其实光这点儿事也就罢了，架不住婆姨之间的叽叽喳喳，更让人憋屈死。你想，婆姨的称谓都是将老公挂在头前论短长的，凭这条“许宝家的”也争不过“海兰家的”不是？！这些还都是大面儿上说得出的，私下里的议论更离谱了。今儿个传出和本家大伯子的风流韵事，明儿个有人瞧见远房小叔子撬了张英的门（指“偷情”之意）。一组是个老户（类似“原住民”）村落，家户间沾亲带故，一时间真真假假，张英似乎与七八成成年男性均有乱伦嫌疑，个别没沾上的都好像吃了老大的亏。
其实张英对这些风言风语议论的承受能力还是有的，打心里并不畏惧。别让姑奶奶我听见，否则那回敬的语言相当震撼，祖宗八辈儿都得从墓堆里跳出来不得安宁。男人心虚得不敢还嘴，女人只好将怒气咽回肚里，夜黑地在炕头再自家算账，给掌柜的（指“丈夫”）好果子吃。
另一件让张英更心烦意乱的，是在我们这伙儿知青的引导下，队里开展了反对“包办买卖婚姻”的宣传教育。
实行大队核算后，老杜“解放妇女劳力”的主张得以实现，成立了以未婚女子为主力的水利队，婆姨们在自己所在村组建了妇女生产组。知青辅导员通过组织学习，比较深刻了解到当地婚姻基本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结果，和出嫁女子收受彩礼的“买卖”过程。这和我们脑海中耳熟能详的“小二黑结婚”中展现的农村浪漫爱情故事完全不同，显然是落后的封建残余！插友们义愤填膺地向大队支书老杜反映，要求在村里宣传、取缔这等丑陋现象。一向能紧跟形势、政治方向正确的老杜，在这个问题上却出人意料地态度暧昧。大体意思是：“宣传没问题，举双手赞成；取缔有难度，情况复杂，让已订婚的女方都退了彩礼，恐怕这事儿不大容易。”
不管怎样，老杜并未明确反对，于是各组田间地头就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攻势，效果初见成效。二组的兰雀儿退了喜林家的彩礼，从小订的婚约解除了。说起来喜林当时念着“戴帽”中学，正经也算得个文化人。一组的跳转儿也爽快地将邻县村子白家塬的婚事退了，跳转儿家成份不好——地主，但这次做了进步露脸的事，走起路都扬眉吐气，透着自信和神气。二组窦家的女子桂儿闹着要退掉本村祁家长子国儿的婚约，嫌国儿也有憨傻之气，与自己不般配。桂儿父母早亡，跟着兄嫂生活，桂儿的兄长担着队里副支书的职务，思想应该进步，却半夜跑来央求知识青年放桂儿一马，叫她千万不能退婚。说国儿虽然不精明，原先家里光景在村里数一数二，桂儿结了婚不吃亏；前年国儿的父亲给队上打窑修马圈因公牺牲了，剩下孤儿寡母的不容易，再摊上退婚，我们良心上也过不去。况且再有一条，我自己的妹子自己知道，面相不好，能找个人家并不容易，婚事是两个老人（父母）在世时订下的，当兄长的不敢违背了老人生前意愿。这番话听得我们无言以对，下不来台，只好推托“还是尊重桂儿本人想法”云云。
桂儿的婚事还闹得没名堂，张英也跑来让知青做主，坚决和许宝要离婚！说自己是包办买卖婚姻的典型受害人，与老公许宝一丝一毫的感情都没有。许宝要娃娃两个都给他留下，自己净身出门，什么都不要！插友们已经有了二组桂儿的经验教训，不想再招惹更多麻烦。一组老户居多，亲戚套着亲戚，大李也不会轻易让兄弟许宝，就这么把到手的媳妇儿没了。于是再三打劝张英，看在两个娃娃的份儿上，能凑合就凑合着过吧。反对“包办买卖婚姻”，主要针对的是还没结婚的，已然结了就别轻易离了。
“你们学生说话不算话，说一套、做一套，道理到我这儿就变了？不管别人同意不同意，反正我是不能跟他过了！”张英倔脾气上来，说话不管不顾，撂下几句硬话，悻悻地离开了。从此，插友们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讨论，热度大大减退，看来天下许多事，还是尽量顺其自然吧。
原以为这件事就此打住了，老乡也好、知识青年也罢，照常按照既定轨迹，继续走着自己的漫漫人生路。谁也想不到张英竟以这般惨烈的方式，给自己不幸短暂的自然生命过程画了句号。
原谅我，在展开验尸过程之前，就给张英下了自杀的结论。其实不仅我，每个多少知道些张英背景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在第一时间做出相同的判断，反而对公安要给已经死去的张英进行尸检，多少感到不解。就连对老蔡跑到三十里外的公社报案，都觉得有点儿“头戴草帽打伞——多此一举”。北京干部老王以其久经磨练的职业素养，对这些风言风语议论，无论来自哪一方面，均不以为然。他严肃地告诫我，“公安工作不是儿戏，对任何案件，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不能轻易下任何结论！”
老王的话是在医疗站窑洞对我讲的。那天一早，老王史无前例地来到这里，笑眯眯地看着我蒸煮针具、器械，做一天的准备工作。虽然和他打了两年多的交道，但在我眼里，公安干警的身份，让人总不得不保持某种敬畏的距离。队上前前后后有三十多知识青年要老王操心，没事儿我就别跟他“套磁”添乱了。
“还忙吗？”老王开口问道。
“还行，今天。”我到陕北仍然延续着北京人的说话习惯，常不由得将语序颠倒，时间作为状语放在了句子最后，像是英文的语法。
“不忙的话，跟着去验尸吧，一会儿上午开始。”老王轻描淡写地道出主题。“医疗站也要去？我去叫佳信来，他经验多些。”我感觉头皮一阵阵发麻。“没必要，验尸有法医呢。”老王对我找人替包儿的想法一口否决了。
“让看吗？不会影响工作？老蔡和公社武装干部说了，不许围观。”其实还是自己心里打鼓，从小真没见过死人，更别说在这种场合。爷爷、奶奶和姥姥死的时候，我磕头都没见着脸。一个对着匣子，一个冲着棺材。
“有我在呢，没事儿。你要愿意就过去看看，增加些历练，以后也许用得着。”老王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那好，您先走，我锁门。”
走到院外，三位上级领导和老蔡，已站在槐树下吃烟等候，老杜没来，事情都交给老蔡处理。见我跟着老王出来，老蔡很“绅士”地掏出招待香烟，分别递给我们俩，冲我说：“你能去最好不过，干脆把急救药匣背上，带点儿急救药品和针管，防备有人在场不舒服。”要说老蔡就是老蔡，这样轻而易举、名正言顺的事，我怎么就想不到呢？！现在城市里遇有重大事件，公安、武警、消防、120急救，不都是提前在现场备勤，以防不测？于是，我便当上那天村外验尸现场急救的120。
那块停放尸体的高台地并不远，出村口沿着河沟走三四百米，转个弯就到了。一路走着，看见前面的县公安刑警和武装干事随手揪下路边的野蒿草，搓成细圆柱状塞到鼻孔里。我好生不解，想起了某种动物“鼻子插葱——装象”的歇后语。老蔡示意我也照此操作，谁想那野蒿的味道太难闻了，恶心得想吐。老王笑着说：“忍忍吧，这味道比尸臭好多了！”
果不其然，离高地还有五十米开外，一股浓烈的气味迎面扑来，野蒿的味道根本遮不住。这种特殊臭味儿，我只在中学下乡劳动的稻田里闻过，是只泡在水中的死田鼠，肚子涨得鼓鼓的，害得我们一天吃不下饭。而现在的味道，比那只死耗子还要臭十倍！再有心理准备，我也不能向前挪步了，就站在距离尸体位置十几米的太阳底下吧。
死去的张英停放在荒芜的台地上，身下铺着一张破旧的芦席。头天金朝带人用木棍和席子搭了个简易棚子，起到遮阳挡雨的作用。逝者不能见天日，也是算遵循古老传统的殡葬习俗。帮工的人们都站得远远地张望，没人交头接耳、咳嗽，更别说大声喧哗，翘首以待等着看法医如何操作。
法医同志围绕棚子转了一周，端详尸体的外观状态，连眉毛都没皱一下，从随身工具箱中摸出口罩和橡胶手套带上，鼻子上也没插“装象”的野蒿。那位刑警已事先帮助揉搓好，像递烟卷儿一样送到他手里：“遮遮味儿吧！”“不用，习惯了。”法医看都没看就扔在地上，“过来搭把手吧。”法医将皮卷尺抽出，一头塞到刑警手里，笔记本扔给武装干事，“麻烦你做记录！”
刑警和法医蹲到地上，刑警量脚、法医量头，“记，身高：一米八。”听到这个数字，我不由头皮发凉，感觉是不是弄错了？要知道张英平时也就是一米六几的个儿，哪来的一米八呀？我才一米七三，张英比我矮半头呢！这时我才努力正眼打量死者，真的！确实高大许多，而且头部和身体比起来，显得特别的小，简直不成比例。
法医从箱子中掏出剪刀和手电，继续他的工作。顺着身体一侧，将裤子、上衣整个豁开，露出半边裸体。大腿衬出惨白的底色，上面红、紫、绿、蓝，各类颜色无规则地混织在一起，好像现代战场上的服装保护色。法医上身趴在地上，用手电照向下体位置，“记，没有发现性侵迹象。”我这时开始慢慢有点儿醒悟：这花花绿绿的五颜六色，是由于雨水的长时间浸泡，衣服颜色染到皮肤上造成的，而紫色是缘由皮下大面积淤血。
法医扔下工具，只用双手摩挲、折扭四肢骨骼，“记，双脚掌骨骨折……小腿胫骨粉碎骨折……大腿股骨骨折……骨盆粉碎骨折……手臂骨折……门齿脱落……口腔、鼻腔、耳道有出血……舌尖位置正常……头骨完整……身上皮肤多处擦伤”。“好家伙，这浑身的骨殖都摔散了，就靠筋皮肉连挂着。”老蔡含着烟锅儿，蹲在地上自言自语。是啊，这也就说明张英死后为何变成一米八的大个子，骨头碎了，肌肉腐烂发胀，没有体积变化的只剩头部。“看来真应了老话儿讲的，男人趟崖头朝下，女人趟崖屁股着地。”老蔡随口说的后面的这句话，让我琢磨了好久。后来在一本讲人体生理结构的书上，找到相关答案：一般男性比女性的重心位置偏高那么一点点。这是后话了。
法医摘下手套，“初步勘察结果：死亡时间，大约五天。死因——‘高坠’，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家属、队上有任何疑问，就得拉到地区做进一步解剖检查。你们看？”“队上没意见，看家属咋地？”老蔡紧忙答道，眼光瞟向大李。“家属也没意见，我替许宝做主。大家辛苦了，回我窑里坐吧，去喝点儿水。”大李一边说，一边掏出香烟逐一招待，总算长松了口气。
刑警没有搭理大李，冲老蔡说，“事情还没完，你领着我们去事发现场看看，那边还得做个现场勘查记录。地区同志不用去了，我和武装干事跑一趟。”于是老王陪着法医回去休息，老蔡等仨人上山、钻沟，到张英跳崖现场上下勘测，直到后晌才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地回来。“啊呀，那地仗儿不知张英怎么找的？！那么几十丈老高的胶泥红崖，我没到跟前就眼晕！”老蔡刚进门，就发出一通儿感慨。
刑警不一会儿做好了“尸检报告”和“现场勘查”两份记录。尸检结论：高坠；现场勘查：自杀；需要家属和队领导签字认可。老蔡推说不识字，让我代签。我问老王签谁的名字，“还是写老杜吧。”法医和刑警也都点头示意认可。许宝作为家属压了手印，我帮助在旁边注上他的大名，这套程序到此就完成了。
随后，老蔡将大李叫到一边：“后面安葬的事儿，队上就不管了，你们自家看咋价弄。天气太热，人放不住，要通知人家父母就抓紧些。”大李说：“这事正要和你商量，兰州路远，人岁数大了，路上不敢再有闪失。不如先下葬埋了，入土为安。等过俩月天凉快了，再慢慢告诉兰州那边。”“是啊，一组这几天生产全耽误到这上了，地都撂下没人耕，早点儿办完早点儿踏实。”老蔡看着大李前所未有的谦恭，也便没驳他的面子。
老蔡放了绿灯，后面下葬就进入程序流水线：扯布、砍木头、钉棺材、打墓窑……半天功夫齐活。可如何将尸体放进棺木，遇到了难题。按常规，应当将死者遗体清理干净，换上寿衣，铺金盖银，几位近亲男性抓住褥单抬进即可。然而前述张英由于非正常死亡，尸体已开始腐烂发胀，无人愿意近前。许宝担着扁担从河沟里打了两桶水，泼到张英身体上，就算冲洗了。几人将现钉的薄皮棺材，敞口侧放到死人旁边，用镢头和木棍撬着尸体慢慢挪入，然后再把棺材勾着扳过来放正。
死者寿衣根本没有裁剪、缝匝，扯来两块花布，直接扔到尸体身上了事。棺材也做小了，盖儿盖不上，木匠找到几颗大铁钉，愣是给钉瓷实了。要知道，陕北与京城一带风俗不同，棺材盖是不能钉死的，否则会影响升天转世。不知是众人一时忙乱顾不了许多，还是张英确实命薄，连下辈子转世的希望也没的了。
本以为张英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除了许宝和两个孤儿孩子，很快她的名字就被人淡忘。不料秋凉之后，事儿又来了！
两个多月之后的一天下午，张英的父母乘火车、长途公交车辗转从兰州赶来了。他们在砭上下车，步行走二十里山路，进村直接奔大李家而来。大李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支支吾吾地说道，张英得了急症，没等送医院，人就没了，怕父母着急，没敢当时告诉，如何如何。俊爷根本听不进去，一要大李说清楚到底什么病；二要质问为何不马上通知父母家人；三要找人开棺见女儿张英最后一面。前两条实际大李已经表述了，反正信不信由你。第三条最要命，掘坟开棺万万使不得，谁都清楚张英是怎样被敷衍草率入殓的，让俊爷亲眼瞧见还不更得闹翻了天！
大李叫来许宝给丈人俊爷跪在地上磕头求情，说看在两个娃娃份儿上，让张英在地下安生，不要再惊动。万一动墓陵让死者见了天日，不光对在世父母弟妹不好，后人几辈也将不得安宁。同时打发人去医疗站找佳信，给俊爷说明张英的病情死因。佳信何等精明之人，背起药箱就奔后沟村里“出诊瞧病”去了，推说张英去世时自己不在，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无奈之中，大李呼老蔡、叫老杜，犹如热锅蚂蚁般团团转，把平时积攒的对老蔡、老杜的成见全丢到脑后，真不知道哪儿能找到救命稻草。
有人提醒说当时北京干部和知识青年在，他们说说兴许俊爷能听进去管点儿用。其实俊爷来时，老王刚好被调往另外一个村子带队任职，接替他的是比老王稍长几岁的前和平街派出所长国华同志。这位兄台河北籍贯，说话直来直去，脾气秉性和老王迥然不同，没商量！甭说我刚来此地不了解情况，即使一直在这个队，我也不像老王手伸那么长。北京干部只对知青负责，队里事儿我不参与！
我拗不过一组几位老乡的央求，硬着头皮朝大李家走去，费心盘算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半路上，碰见大李飞速般迎面跑来，“快赶紧去说说吧，我是没辙了，见人就骂，见东西就砸，疯了！我到后边躲躲去。”
没进窑门，俊爷的叫骂已充塞耳边，上至八辈祖宗，下至街坊四邻，没有不被关顾到的。我朝盘腿坐在炕上的俊爷点头示意，同时问候窑掌灶火前的张英娘和大李婆姨。张英娘不显老，和女儿很像，除了下巴腮旁有颗深褐色的美人痣。张英娘点点头，算是回礼。俊爷却旁若无人，看都没看一眼。大李婆姨懦懦地解释说来的是北京学生，村里的大夫，人如何好等等。俊爷圆睁双眼，别找这些没用的，把队上负责的找来，事儿不说清楚，你队里也脱不了干系。这下好了，我斜坐在炕沿上，一语不发地瞧着他叫骂，自认当个没用的吧。俊爷看我默不做声，加之气力耗得差不多了，声音慢慢降低了分贝。
最后时刻，还是老杜现了身。上来便直接告诉了张英的死亡缘由，地区、县、公社都很重视，来人调查，结论也有了：自杀。老杜说自己当时不在，老蔡一手料理的，事后听汇报说，大队、一组都尽力了。我就说嘛，当时应该和你夫妻二人打招呼，他们没经验，遇事处理考虑不周，你怎么骂他们都得受，不为过。不过骂骂出口气，差不多就得了，掘墓、开棺的事儿就算了。人死不能复生，赶上了看一眼是应当的，没赶上都过了俩月，人模样没法看了，还是让许宝家上下给你夫妻二人好好赔礼道歉，以后娃娃还得管你叫外爷不是。如果你心里还有疙瘩，去公社、县上、地区告状、打官司都行，反正这案子上面也知道，该咋判咋判，谁的事儿谁自己顶。
一席话说的俊爷彻底没了脾气，老杜及时把大李叫来，当面给俊爷夫妻赔不是，私下里嘱咐沽酒、杀羊、宰鸡、压饸饹、摆八碗（四凉四热），一组村民陪着补过了一回白事，到张英坟上烧纸祭奠一番。俊爷临行，大李破费给拿上几条香烟，几瓶白酒，几样点心，说是白事剩余的物件儿，路上解饥救急。另外再凑上一家往返路费盘缠，数目多少就不是你我知道的了，如同到底他们从何处得知张英的死讯，至今还是个谜。总之俊爷算是面子挣足，称心上路打道回府了。
事后我和老杜谈起，他如早来就好了，我在大李家里真有坐如针毡的感觉。老杜微微一笑，早来不行，得让他把毒气撒放出来。再说大李这人太过精明，事儿做得太绝，让人收拾一下也应该的。你看我说话硬气，其实心里也草鸡，不为别的，就怕他婆姨闹事。你没看她是个“暗门子”出身，腮下有颗痣，那是点的标记。她要闹起来，可不是我那几句话能打发掉的。
前些年，在清华大学听心理教育学王教授讲处理突发事件善后处理的案例，步骤如下：首先是耐心倾听，心理上让对方占据高位；其次让对方将全部要求罗列提出；第三肯定对方要求的合理性因素；第四和缓逐步告知其中某些不可行性；第五对要求条款进行商榷修改；最后达成调解协议。有实务操作，有理论指导，可谓深入浅出。我不禁暗笑，这种典型案例的第一课，本人插队时在老杜那儿就提前预习了。
张英事件到此应该最终划上句号了，但我心中还有疑问没有消除。到底为什么使她就这样踏上了人生的绝路？联想到事前张英一些反常的举止，我和插友大立进行讨论。
本来我们对张英的印象基本正面，后来感觉除了性格上的嘻嘻哈哈，还有其“骚情”的流露。时不时跑到医疗站托病让我开假条，问她哪儿不舒服，说肚子痛，让我扎针。我推脱没必要，开了两片APC止痛片打发走了。二次再来说不顶事，得打针才行，不等我将装有2毫升氨基比林药水的安瓿瓶打开吸入针管，张英便早早松开腰带，褪下裤子露出半边臀部，趴在炕沿等候了。我不耐烦地让她赶紧穿上，说这针是打胳膊上的，用不着那样大动干戈。从此我对她的热情便保持警惕，小心不要搅进村里的是是非非。
大立也说张英变得有点儿让人不可理喻胡搅蛮缠，原先被评为劳动模范的她，没有了那股积极热情不说，还动不动和组里的其他婆姨顶撞吵架。大立一次利用工间休息开会，对她进行了善意的批评。
大立除了担任一组政治学习辅导员之外，还兼任着大队广播站的采编、播音的工作，每天分早、中、晚共播音三次。广播内容涵盖时事新闻、各组好人好事、科学教育等等。早上和中午时间较短，晚上内容最为丰富，相当过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或者现在央视CCTV-1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三个生产组在村中各安装了一只15W的高音喇叭扬声器，每当广播声音响起、在山峦中回荡，不论爷们儿、婆姨还是老人、娃娃，都把耳朵竖起，聆听那些听懂的或是听不懂的，从大立宏亮嗓音发出的标准普通话。
广播站设在大立和我住的窑洞，一条炕并排五个插友。我把门，睡在紧靠窗户的最外侧，大立挨着灶台睡在最里头。广播用的麦克风、手摇唱机和收音机等设备，放置在炕下的行李木箱上，窄窄的通道再放不下一张椅子，大立平时就坐在一个12公分宽的条凳上，广播国内、村内发生的各类大事。
某夜三更时分，我被窑外坡下的脚步声音惊醒，以为又是来叫我出诊瞧病人的。披衣走出门外，月光下站着的是张英。“谁得病了？”我问。“不是看病，我找大立，他在吧？”我放下心，进窑洞摇醒熟睡的大立。而后，听到大立在外面和她交涉说服半天，大意是让张英不要误会，没有人和她过不去，赶紧回家睡觉。我问大立张英到底是为什么事情，半夜摸黑走山路从一里多远的一组赶来。大立说他也莫名其妙，张英非说大立在广播里骂她，讲坏话。
之后，张英隔三差五或半夜、或黎明地跑来，依然质问大立对她在广播里进行了人身攻击。开始大立解释，后来我出面证明绝无此事，最后我们商量好全都装聋作哑，任凭她踏破山门，也躺在被窝里不搭理。刚消停了一段，谁想张英就出事了。
我打开《农村医疗手册》，翻到“精神分裂症”章节，里面讲到，“精神分裂症好发于青壮年，多发于16～40岁之间，无器质性改变，为功能性精神病，患者一般无意识和智能方面的障碍。其临床表现主要是妄想和幻听、幻觉，患者总觉得周围发生的一切现象都是针对自己的，都与自己相关：别人的议论是对他的不信任的评价，别人润嗓子发出的声音是在传递不利于自己的资讯，别人瞥一眼是在鄙视自己等。”
联想到张英生前种种反常举动，不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又是什么！我懊悔这方面医疗知识欠缺，没能早些看到这方面的书籍文章，早些引起众人警觉，减轻她的精神痛苦，避免……
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之后的国庆长假期间，我们当年一起插队的四名同学，回到旧日的山村，寻访往时回忆，浏览山河新容。走在四十年前的小路，迎面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脸色黢黑透红、皱纹呈现，头发蓬松略显花白凌乱，脚下旧鞋露出帮线，心态快活，笑容依然。“你们回来了！还认得我不？”
“那还用说，许宝！你还好？高寿了？”
“我今年七十一了，老了！”许宝的嗓音还那么洪亮。随行的年轻儿女们，用手中相机、DV摄像拍下这瞬间的画面留作纪念。
而此时，呈现在我脑海中的是那个跳着百十斤重的担子，一路小跑地飞过，圆脸庞、齐短发，浑身洋溢青春气息和韵律节奏的永恒形象……
谨作拙文，以为祭。
《记忆》2013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