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马记
在陕北待过的知青插友们都知道，穷山沟里接触常见的牲畜，是同属哺乳动物“奇蹄目”马的远亲表弟——驴。原始农业离不开驴，驴会推磨、驮水，套上耧能播种，驾上辕能拉车，上得高山，也下得深沟，粗草糙料咽得下肠肚，风雪雨露耐得住冰霜。马就不同了，推磨转不开道儿，驮水搭不上鞍，讲究的是“无夜草不肥”、“寸草三刀”，顿顿离不开泡黄豆、拌麸子这样的细料，麦秸、玉米秆难以下咽，唯独认得谷草香甜。偶尔遇到上山下沟的差事，稍不留神就会趟崖（滚落悬崖之意），不死也残。所以陕北的地土生产条件，基本可以不需要马，可离不开毛驴。
驴这样的吃苦耐劳，却常不招人待见。农夫村妇凡口舌相争言语不合之时，尽将无辜的毛驴拿来说事儿：“把你个驴毬的……”，“瞧你那驴式子……”不胜枚举。而对马的不恭之语，除了“当牛作马”之外，一时还真想不起什么别的。连这也不过就是描述吃苦受罪的意思，算不得什么太大的不敬。驴到了穷途末路，也还得为人耗尽最后一滴血下了汤锅，落个“驴肉香”的美名。不到万不得已地步，有见谁吃马肉的吗？这背后的一个经济学道理，就是驴贱马贵！这个事后看起来并不太复杂的哲理，我是当年从大队书记老杜的嘴里听到的。
老杜是上头（榆林米脂，延安地区将其位于北面的地域统称“上头”）人，和前国军将领杜聿明先生本家。杜家的排序是“聿、致、成、芳、修”，论起班辈，老杜应是将军的重侄孙。将军出身自然是书香门第，同族的老杜却是个睁眼瞎，斗大的字认不得一升。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的思辨认知，更不影响自信和魄力。记得插队后第一次开社员大会，照规矩当时发言者都要先执红宝书、背诵一段语录。老杜也不例外，开场白就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理由。如果谁怀疑这条理由……，那他就毬也不蛋！”（陕北方言，形容“没本事”“干不成事”的意思）知青全部雷倒，轰然，老乡们却面面相觑，漠然，不知所以。
久而久之我们发现，老杜是在用朴素的眼光和哲理，理解和诠释着社会、生活，甚至超现实的上层建筑——政治，典型的示例是在我们插队的穷村里推行大队核算。这在当时算得上关涉生产结构和利益分配模式调整的农村变革实践，县及公社的领导也摸不准上面政策取向，主张原则是根据具体情况自觉自愿，各队由社员自行表决选择决定。老杜自始至终是个坚定的大队核算派。
到此还得先简述一下我们这个山村大队的背景情况。大队下分三个生产组，其中一组和二组各为一个自然村，三组规模小，包含了两个自然村。一组大都是当地的老户，占据着一些土壤肥沃、便于耕种的地块。其余二、三组基本是外来户，但三组人口户数最少，地相对也较好。这种在同一个生产大队却贫富不均的状况，使得多数人家对大队核算心存疑虑。即使我所在的最为贫穷的二组，出于怕被人瞧不起的自尊心理，也不愿意与别的富裕村硬到一口大锅里舀稠稀。于是，人们的观点分成两派：支持派和反对派。
我们这伙儿插队知青在三个生产组都有。尽管核算这个问题和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并不大相关，加上刚到村里许多问题确实搞不懂，白天下地干完活，晚上硬着头皮还得跟着村里开会到半夜三更，忍受着昏暗油灯下的长短烟锅冒出的乌烟瘴气，满耳充斥着听不懂的陕北方言哇哇地吼着争吵呐喊。我们几个有强打着精神努力聆听并认真做记录的，也有毫不在意歪在炕头打盹睡觉的。终于，各组的结果总算基本吵出来了，一组不同意；二组持不置可否，核算也好，不核算也罢，反正横竖不求人；三组态度本也不大明朗，但只要开会，话语权就被老杜在高点占领了，谁能说得过他呢！
到了汇总各队意见开大队干部会的时候了，老杜摆开舌战群儒的架势，开始了滔滔不绝地演讲：“……农业社搞了十几年了，一直都是小队核算，结果生产上不去，一亩地就打个三五斗。一组、三组仗着地好些儿，人少些儿，就能吃饱了？还不是照样有人家儿将过了年，不出正月就和队里借着吃，年年垒着塌饥荒（欠债的意思）的。受苦人（指劳动者）就害哈（知道）‘三十亩地一头牛，婆姨娃娃热炕头’，到头一辈子还是受苦的命，这都是小农经济旧脑筋。毛主席老人家尔格（现在）把这伙儿城里大学生打发到俄（我）们这稍沟里来，就是图得个小农经济，和受苦人一搭里（一起）睡热炕？这都是些见过大世面，要做大事情的人。我们不搞大队核算，不把农业社这个摊子做大了，对得起谁呢！这些学生娃娃怕也都跟着毁了。
……搞了大队核算，三个生产组亲兄弟、明算账，地还种各家的地，各生产组长管各个村的事儿，副组长抓起落（生产作息时间）；各组展开生产竞赛，年终大队统一分配；大队置台钢磨和柴油机，两三个人就把四个村的磨面问题解决了，把婆姨女子家解放出来，打坝淤地修水利，把几条沟治好，有上大几百亩沟坝地和塬地尽够吃了，一亩打上八九百，一半千的，一亩沟坝地顶山洼地十几亩。像二组驴尾巴梁那号毬事（不行的意思）的烂地，快快儿撂了（扔掉的意思），能种苹果种苹果，种不了苹果种洋槐；树枝括（削砍）下烧火，秋天落下一地的树叶，踏上去绵敦敦的，几泡儿（群）羊往里一拦（当地将放羊称作拦羊），吃得可美气哩……”
老杜越说情绪越高，烟袋抽了一锅又续上一锅，在炕上坐的时间长了，改成疙纠（蹲）着，接着索性跳到地上继续。看着老杜眉飞色舞地宣讲，让人不由想到卡斯特罗（Castro），1959年古巴革命推翻前政权巴蒂斯塔时，我们还上在小学。卡老那时还年轻，据说可以一次连续在广场站着演讲七小时，让我很困惑，哪来的那么多的话呢？见到老杜让我服了，原来确实有这么能说的。一会儿扯到天上，一会儿又拉回到地下。一会儿历数着家族历史，毫不掩饰地抖落自己干过的儿事（一般指坏事，有时特指男女关系），一会儿又兴奋地联系到设想的大队未来规划。到底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干部，他清楚地知道农民心里盘算的什么，顾虑的什么，期盼的什么。他知道如何打动他们，如何把空洞无物的政治口号变化成通俗语句，并用最质朴的陕北方言表述。
会议从后晌儿开到半夜，路近的回家吃了口赶紧回来，路远的如老杜等就跟大队部所在的一组干部家里打顿尖儿，会议结果如同预先大家所料——全体通过，大队核算，一锤定音！
话说得这么多，怎么还没扯到马身上？其实并非跑题，穷稍沟养马，就是老杜大队核算施政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老杜自述文革前干的几桩儿事里，有一宗就是贩马。他虽出身农户，却有着经商的精明脑袋瓜子。跑到上头内蒙草地置几匹马，吆到下边川道富裕的大村庄卖掉挣出差价，连资金都是赊的，空手套白狼。钱挣了点儿，架不住染上赌博又赔回去了，只留了顶“投机倒把”的帽子，无论春夏秋冬地捂在自家脑瓜顶儿。但养马、贩马能挣大钱的理念，在他心里可扎下根儿了。
实行大队核算，老杜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儿就是贷款买马。老杜的理论是，受苦人（体力劳动者）别的干不了，还种不了庄稼？只要农田水利抓上去，多打几万斤粮食解决庄户人大小人口吃饭没问题。但一斤玉米公家收购价9分，一斤麦子3毛，十万斤粮食能换几个钱？经济收入还是上不去。养马、卖马就不同了，一匹青壮年马，卖到三五千没问题。一匹马的商品价值，抵得上一两万斤麦子，稍沟里有的是青青野草嫩叶，找个饲养员拦五六匹骒马，一年下五六个马驹，只要周转开，一年净赚两三万，平均一个工增值八毛到一块呢。骒马驹子养两三年又能配种再下儿子，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大生意！当初个人担着凶险风餐露宿地倒腾贩马，到头落个投机倒把的罪名。现在以大队名分先跟上面信用社贷款一万五养马卖马，这叫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谁能说不行呢？
最先出来说不行的是一组的大李，他是以前的大队书记，文革中被拉下马，让老杜取而代之，大李后被选为一组的组长。大李在村里不是等闲之辈，确实有他的见解理由：贷款的风险太大，牲灵头口（当地对牲畜的称谓）是活物，生下驹儿养几年能卖出去，才可收回钱来，中间但凡有三长两短、生病趟崖，别说挣钱了，只怕血本无归！村里好多困难户，连称盐、倒油的钱都没得，碰上个下乡干部，轮上吃顿派饭（干部到村里开展公务，各家由队长分派解决其伙食），搁下一毛钱、四两粮票，立马就跑到供销点称半斤盐（一斤大盐一毛七）回来下饭。一万五的贷款要是赔了，只怕到孙子辈儿都还不清呢！
毕竟大李在队里的威望和讲话力度已大不如前，再反对的意见也只能在背地嘟嘟囔囔，弄不好时不时地又会让老杜拉出来做批判的靶子。但老杜没想到的是偏偏公社也说NO！当然公社领导倒没有听见大李的嘟囔，那时通讯手段落后，和外界联络就靠邮递员的两条腿，公社的声音传下来快了还得小十天半个月呢。
当老杜兴冲冲地专程跑三十里山路，向公社领导汇报了实行大队核算和准备向信用社贷款一万五千块买马的想法后，公社答复意见一点儿不含糊：关于大队核算，完全支持群众的决定；不过，当前还是先将农业和农田水利搞上去，类如贷款买马这种副业的事儿往后放放再说吧。老杜只得和公社领导展开软磨硬泡的惯常战术：“好我的你哩（当地乞求人时的口语），婆姨养娃娃也不是说养就养下，怀上胎还得等上九十个月，何况牲灵。种地、修水利和这养马都不能耽误，几匹马吆回来（买回来），群众看着干劲儿就上来了，比说甚都强，谁不说咱还是大队核算好！”
公社领导的理论水平再高，也架不住老杜的一片利口、两副钢牙（钢牙只是形容，老杜当年搞“投机倒把”挣了钱，立马镶了颗金牙，时尚奢侈一把），最后只得妥协让步，倒过来还请老杜在公社灶上吃了饭。但底线是如果马非买不可，派谁去都行，就是你老杜本人不能去，这“投机倒把”的名声，别再粘到我公社领导的头上。老杜喜笑颜开地回村立马召开干部会传达公社指示，说买马这差事看来只能让大队主任老蔡担当了，再挑个体格好的知识青年相跟上背钱算账，脑子清楚不说，人也可靠，众人不会有议论。
当时村干部会，除了大队和各生产组，还包括学校、医疗站等。甚至北京来的下放干部老王，本职是负责插队知青的思想与生活，自打到了我们村，也被老杜视为重要幕僚，凡村里开会都被列为上宾。但老王的原则是不参与更不干预地方事务，开会一般从不发表意见表态。这次却毫不含糊接着老杜的话音儿立马开腔：“我看这不合适，知识青年还是多在队里增加历练的机会，外出这么远的地方，出问题不好处理。再说公社的意见本来就勉强，老杜都不让去，知识青年就更不能去！”一时会场还真有些僵。
买马在老杜眼里是当下队里的头等大事，再说一万五不是个小数，折合现在市场价值和票面数量，应不在一百五十万以下。那时最高面值就是“工农兵大团结”的十元券，一万五的钞票摞起来差不多一尺多高呢！这么重要的出差任务就得派个能干大事的知识青年跟着去，老杜心里才踏实。可老王在北京干的是公安，和老杜“谋胜不谋败”的心态性格截然不同，凡事儿都从最坏处着想准备，杀人越货、偷盗抢劫这类案子见得太多，社会这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其实，我们这伙儿知青本来不乏有跃跃欲试争着想去的。骑着马儿过草原，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够刺激，比跟村里挠（扛）老镢掏土坷垃强多了！老王出面一挡横儿，那些豪言壮语的话，到了嘴边又都咽了回去。
老蔡摩挲摩挲脸，续上一锅烟，慢吞吞地打破僵局：“买马是苦差事，往返一千多里路，往上走就算能搭车，头下来肯定得步走，一路拦、一路喂的。受罪我不怕，受苦人嘛，喂马也懂点儿。只是这买马一满害不哈（完全不懂），不敢把农业社的大事给耽误了。”
“依我看这事儿还得靠你老杜亲自过去，你的腿脚不好，往下走时寻副鞍仗（马鞍子）骑上，头口（牲畜）累不住。公社那头儿我招呼（应付），遇到开会就说你老杜病了，未蔓儿（万一）有个干部下队检查工作，也没啥，谁家还不赶个集，走个亲戚？咱队上的事总不能让他们公社背上责任就是了。论脑水（头脑）清楚、人可靠，我看咱大队出纳文彩就中，和你老杜相跟上，哪个群众还能说信不过？”到底还是老蔡一肚城府，说话深思熟虑，滴水不露。不过说起文彩，确实也是个人才，年龄比我们刚好大一轮，初小文化颇识得文字，虽不善言语，肚子里明镜儿似的，什么都明白。
大事儿就这么定了，长话短说。老杜带上大队出纳，到公社信用社提出贷款，踏上赴内蒙购马的旅程。一路的辛苦波折自不用提，二十多天后，好歹两个人拦着年青口嫩、欢蹦乱跳的四红一黑五匹骒马回来了。那天村里洋溢着过节般的喜庆气氛，每匹马的额头处都系上了红布带，娃娃们争先恐后地牵着，游行似地绕着四个村都走了一遍，让乡亲们过目。婆姨女子们站在硷畔上唧唧喳喳地评判着哪匹马壮，哪匹马蓼（漂亮）。男劳力们含着烟锅假充行市真事儿似的挨个儿掰开马匹的嘴唇看牙口，争论马的实际年龄。马儿们初来乍到认生得很，一个个像未出阁的大姑娘，躲闪趔趄着不愿露出牙齿口唇。此时一贯张扬性格的老杜反而志得意满地谦虚起来，连开队干部会汇报一路情况的机会，都让给了从来不爱出头露面的大队出纳文彩，自己在旁抽烟喝茶水不时插上两句边鼓。
两个土窑洞改造的马圈早都收拾停当，专门找本村石匠打了两口适合喂马的新石槽，槽头上也系上了红布。拦马、喂马的饲养责任，交给了我在《接生记》中提过的老杨。老杨原本是二组的组长，为了大队养马事业，将统领百十号男女劳力的行政职务让给了比我们还小一岁的年轻人俊海，自己专职搞起弼马温的工作。
老杨为人一贯忠厚，庄家活儿里样样都是行家里手，论耕作方面的运筹帷幄也不输老蔡，原本应是大队主任的第一人选，只因居住在我们这个最穷的二组，说话怕压不住人，所以坚持将大队一人之下、百人之上二把手的位置让给了老蔡。安排老杨当马倌儿的另外一层缘由，是因老杨也是上头米脂人，离老杜村子不远，自小两人换过贴结拜金兰，陕北讲话叫“拜士”。由此也可看出养马事业在老杜心中的重要位置，非得交给自己最信任的人不可。
老杨属于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照看这五匹骒马，比务艺（喂养）自己的娃娃还亲。刚好老杨没闺女，四个儿分别命名为：牛、马、骡和小骡。最后的老五也是儿，上回说到出生几天就过继给了别人，失去了被亲爹老杨也以某种可爱动物命名的机会。可能在老杨的心底里，把这五匹马当成自己的丫头了，不分白天黑夜地关爱守护着。
我们所在的村子是被次生林覆盖的“稍沟”地带，山高林密，后沟里漫山遍野生长着如贝子（野丁香）、马如子（野刺梅）、柠条。狼牙刺、杜梨、山杏等茂密的灌乔木，还有数不清的奇花异草。老杨一般都是半前晌儿才将马儿吆出圈，先赶到阳洼上啃青，怕牲灵吃了早起的露水草坏了肠胃。后晌马要吆到背洼处歇凉休息。马不像有反刍消化机能的牛，不可由性儿吃得过饱，否则会得“结症”（胃肠梗阻），特别是刚开春草木均发出嫩芽儿的时候，牲灵个个都像贪吃的孩子。
晚上回到圈里，老杨整夜还要添上两三次草料。谷草铡得细细的，泼洒上些许清水，再将磨面剩下的麸皮撒到谷草上均匀搅拌。就着麸皮的麦香气味，马可将谷草一根儿不剩地咽到肚里，连石槽帮都用舌头舔得光光亮亮。
养马责任重，人也辛苦。但老杨看着马匹越来越膘肥体壮，毛色水光油滑，也就乐在其中了。真正让他发愁的是这些女儿马们的婚姻大事。
开始给马配种要到公社畜牧站，翻一架山，来回走六十里路。老杨说起也是奔五十的人了，腿脚并不硬朗，但每次都是紧跟在马屁股后头小跑带大颠儿的，从来没舍得骑过。马没有集体结婚的习惯，发情有早有迟，老杨也就只得接二连三地在村到公社的山沟里两地奔波。如果马肚皮争气一枪中的还好，碰上矫情的，跑两三次不作胎也是有的。所以当骒马开始陆续怀上自己的儿女，老杨喜孜孜带着红花坐在大队劳模的主席台上，确实是受之无愧！
看官可能疑惑，为何自己队里不能配种呢？这些老杜早有算计，一匹公种马要两三匹母马的价钱才能换得，畜牧站配一次种收费50元，就算配三次怀一胎，也比买儿马（公种马）划算不是？但总让老杨这么折腾跑着，确实也不是个事儿。
也许是老杨的操劳感动了上苍，有人捎来口信，四十里之外的北塬上有匹“儿马”想出让，价钱低得难以置信，给200元钱就能拉走，比头毛驴都便宜。老杜当即拍板，甭管“儿不儿”的，先拉回来再说，大不了一刀下了汤锅，大块儿分着吃肉。
待马拉回来一瞧，吃肉是彻底没戏了，马背尖得比刀子都快。走起路来还迈着太空舞步，屁股一撅一扭，像是生要在棋盘格上划出个“日”字。原来这匹马虽牙口不大，可不小心“趟了崖”，大难不死，腰却摔坏了。这次从塬上“移民”过来，四十里路被拉扯着走了一整天。
饲养这匹瘸腿儿马的事儿，老杜交给了一组的老李，从哪方面讲，也不能叫它和骒马们一起混养。老李本来是一组养驴的饲养员，儿马和几头驴哥驴姐们成天一口槽里抢食，混得斯熟，日子长了，也懂得些风月之事，公然和母驴姐妹们打情骂俏了。老李生性木讷不善言语，却明白瘸马兹事体大，事关大队核算命运前程，喂养上不敢有些许怠慢，加之大队特拨了草料，事隔三月，这位瘸公居然让人刮目相看了。只要站在那儿不动弹，从哪个角度都绝对是匹能跳“盛装舞步”的俊马！可惜一动就原形毕露，除了迈出那种独特的“日”字步，还是不会正常行走。
瘸公整日价泡在圈里吃香喝辣，不拉车、不推磨，会不会像“车”和“炮”般地直来直往无关紧要，能否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才是关键所在。自古“饱暖思淫欲”，瘸公又正当少年，生物本能上无师自通。遇到发情期的异性同类，不需如何调教，前面舔舔、后边闻闻，那话儿便直挺挺地垂落下来，可恨的是腰腿不跟劲，尥着蹦儿离地也起不来一尺，想爬跨到骒马背上行云布雨，门儿都没有！
比它更急的是老杜、老杨、老李们，老杜绝对是那种任何事挡不住、难不倒的人，自个儿上不去就找人抬，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于是生产队里就又出了个特殊的工种：抬马！但凡某个骒马发情时，老杨赶紧报告给大队主任老蔡，老蔡通知老李头天给瘸公多添把精料，再告知大队专职配种员大刘做好准备，一组再派上两三名男劳力协助，绝对也是项系统工程。
大刘是儿马瘸公被买回来后，落户到我们队的。大刘一家本来是陕北的“吉普赛人”，居无定所，拉头黑叫驴驮着中草药口袋走乡串村，专以治牲口病和给驴配种为生。婆姨除了做饭、拉扯娃娃，兼顾为人算卦，挣得几个小钱。每每从村口山路上经过时，俏皮的孩子们成群结伙地站在硷畔，齐声唱着：卦婆子卦，屄朝下（“下”：陕北方言，音“哈”，四声），半个麻钱日一胯。那被称之“卦婆子”的并不示弱，扭头高声回敬道：你妈那个屄是跟脑（头）顶朝上长着哩？！孩子们才嘻笑着过了瘾般地一哄而散。
孩子敢公然欺负大刘婆姨，是因为大刘工作的“下贱”。陕北管大刘这种人叫作“捉驴毬儿的”，虽不雅却相当准确，其工作性质和内容被简单抽象化到一个基本动作。其社会地位甚至不如乞丐，一般人家嫌他们污秽龌龊，是不给收留借宿的，只能寄居在村口的无主寒窑。那个村队也不肯无缘由地吸纳这样穷得叮当响的一家五口落户。
天下凡能成大事者，必能“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刘恰在此时、此地，成了老杜可望而不可求的牲畜配种“人材”，没用几句话就将大刘招到门下，专司为骒马招婿、行洞房之仪的重任。那位“卦婆子”也扛把锄头，跟着三组的妇女们一起下地干活，大刘的几个娃娃背着书包进了村办学堂，不提。
刚才提到的“系统工程”分工是这样的：老李年长，负责牵住骒马的辔口缰绳固定位置；两名辅助劳力一左一右、哼哈二将般地抱住瘸公的双腿，待大刘把握好火候，喝声“起”！一齐用力将儿马抬起，扶上骒马背部；此时大刘早已拿捏住那个基本动作，准确无误地送入；剩余一名劳力拼命顶住瘸公臀部，以防中途滑落而前功尽弃。
开始瘸公并不习惯这样带有强制性的安排，关键时往往草草收兵败下阵来。一来二去的脸面也就厚了，一门心思地不负众望，尽享其鱼水之欢。老杨终于从往返奔波配种的劳心累神中彻底解放了。瘸公的残疾纯属外伤，与DNA基因无关，所以生下的儿女个个欢蹦乱跳，挑不出半点儿毛病。老杜乐得合不上装了满口假牙的嘴，甚至已开始盘算从小儿马驹中挑选合格接班马匹，以备瘸公之不测。
谁知瘸公愈战愈勇，连驴也捎带上得。而且那些母驴个头小巧，瘸公卯足劲儿，不用抬，自己就能爬跨。于是母驴们的附加值也高了，居然接连下出两匹骡子来。
善通“劳力运筹学”的老蔡，对经常占用青壮劳力去协助配种渐渐不满起来。一组的男劳力本来就紧张，遇到农忙，不时还要从二组调配。让三个壮劳力耽误半晌儿时候去帮着配马，简直就是不务正业。一日他踱到我们大队医疗站的外起，看着国兴、角儿和我在忙着碾压加工中草药，含着烟锅儿慢吞吞地开了腔：
“咱这医疗站和老李的驴圈就一墙之隔，往后再给骒马配种，能不能你们三个帮着搭把手，省得队里再另外单派劳力，完了事儿你们几个该弄甚还弄甚。”国兴和角儿不敢应承，都瞧着我，意思老大不情愿，心说那且不成了给“捉驴毬儿的”打了下手？哈好（陕北方言“好歹”的同义词）哥儿几个也是给人瞧病号脉的“赤脚”啊！
我倒觉得老蔡的安排言之有理，可使得劳动力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效益，便爽快地答应：没麻达，队里说咋就咋！国兴还是有些犹豫：遇到打针抓药的……咋办？“耽误不了多会儿，前后不过一袋烟的功夫，能岔到哪儿去？！”老蔡的语气瞬间变得坚决起来，这事儿也就这么定了。
到底国兴年长几岁，考虑问题透着周全：“咱几个也别争了，我们俩个儿大，有把子力气，一人掐一条马腿。角儿你个儿碎（‘小’的意思），在后边儿用肩膀给咱扛，仔细招呼别让儿马尥了蹶子踢着。”
“咋也不咋，就它那怂腰，但凡会尥蹶子也用不着人抬了。”角儿显出一片深明大义。就这么着，我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兼职的“阵前‘哼’将军——护跛马公左侍郎”，官居次十一品。
闲话少提，言归正传。一日，抬马的活儿来了，哥儿几个赶紧披挂上阵。也是合该有事，牵来的骒马看着就有些烦躁，不断地打着响鼻，用前蹄在地上刨出团团尘土。大刘围着骒马左转右转，看不出所以，显示发情的“吊线”似乎并不大显著。既来了就试试吧，横竖是不花钱的买卖。瘸公看似头晚歇足了精神，兴趣昂然迈开“日”字步就凑将上去。骒马左右躲闪，老李几乎快把握不住缰绳。国兴看准空档，抢先抱住儿马的右腿，喝一声“起”，瘸公右半边身子腾空而起。此时的我，却不合时宜地回避那股臊气味道，等待着大刘号令。骒马失去平衡加之受到惊恐，左腿向后倒退两步，一蹄子狠狠地跺在我右脚的大拇趾上。
以前只听过“十指连心”这句成语，根据鄙人切身体会，此话谬矣，应当说“廿指（趾）连心”才更恰如其分！原来脚趾末端神经的敏感程度，一点儿不亚于那“连心”的手指。顿时一束刺骨疼痛如闪电般将我击翻，一屁股坐在地上，觉得鞋里湿乎乎的，扒开一看，已然血流如注。国兴将我扶起背到医疗站窑里，麻利儿地用双氧水清洗创面，撒上云南白药粉末儿，纱布敷上凡士林油膏，将大脚趾包裹起来。一边儿操作，一边儿喋喋不休地念叨：“看这事儿闹得，我就说这事儿咱弄毬不成嘛…”“我看你就是成心不想弄！”我冲着国兴高声喊叫，发泄心中尴尬之火。国兴家是一组的老户，成份富农。虽然我也是个“唯成份论”的批判者，但潜意识里对他说话从来不带客气。“看这咋说的，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去找木匠给你做副拐去，你这脚怕是十天半月走不成了呢。”看到国兴那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高姿态，我便不再好接着和他理论到底谁应该姓“吕”才是。我的右脚伤趾一个月后才揭掉包裹的纱布，大拇趾甲随着旧纱布一同脱落了，在新趾甲长出之前，走路总有种异样的感觉，我得十分小心地避免也在路上划出那个可恶的“日”字。
而老蔡运筹帷幄的让医疗站“赤脚”们，扮演协助“抬马”的角色，就此中止泡汤了。
而后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先是一匹骒马放牧时趟了崖，当即咽气。尸体抬回来后，经请示老杜处置方案，埋了。老杨悲恸自责不已，坚决辞掉了显赫的马倌职务，宁可回到二组降级使用当了驴倌，接替他的是老杜的远房“修”字辈儿叔伯侄子。虽说是“侄子”，年纪却比老杜还长两岁，近两年上头（米脂）光景不好，听说自家叔叔在此当了政，整出些名堂，正在招兵买马、搜罗人材。修侄儿便以石匠名份申请入籍，落户在了三组。修侄儿靠着打石手艺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加上粗识几字、有些墨水，遇事颇有些见地，前述米脂杜氏家族的班辈儿排序，我就是闲谈时从修侄儿口中淘换来的。
修侄儿尽管和老杜有些血缘，说话观点却总站在老杜对立的立场，平时与三组的一贯消极派马掌柜等人打得火热。通过与当权者嫡亲拉开距离的姿态，树立在新人群圈子里的个人威望，时不时地在田间地头敲打些老杜的边鼓儿，老杜用他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修侄儿以自己在队里“持不同政见者”形象，而又受命于危难、顾全大局的风范走马上任，原以为例行公事一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即可。不料屋漏恰逢连阴雨，船破偏遇顶头风，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又一匹骒马分娩时出现了难产，
大刘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干着急束手无策，结局是母子双亡。老杜这次发了狠：马皮剥下，切了分肉！众人默然无语，谁也不去下手，感觉像是造孽。“人不吃，剁了喂鱼！”老杜的关注点已从骒马转移到大坝鱼塘了，那年开春刚刚放下近万尾鱼苗。死马被大卸八块抛进沟口大坝，几个月后马头还在水面漂浮着，像是要诉说甚么怨苦，不甘这般地白白死掉就此沉沦。
老杜繁衍马匹、壮大经济的雄图，接连受到打击，渐渐自己也懒得再多提起，开始琢磨起养牛的新目标。一日终于下定决心，将全部马匹一次性卖掉，换成奶牛喂养。养马事业告一段落，算总账勉强打个平手，不赚也没赔。
至于后续奶牛的事业，就不是本章节阐述的内容了。
二零零九年六月初稿
二零一二年十月修订
《记忆》2013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