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临
－－作者：陈凯歌
1965年9月1日，我走进了四中。我和1800名男生一起，站在宽阔的操场上，倾听新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天阳光灿烂。这位女校长嗓音宏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
四中地处北京西城，距正门不远就是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后门一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两边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长安大道。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60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高质量闻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90%以上，考上四中，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了男生竞争的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自然的是，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子弟，更有一些是所谓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20%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长头发已经花白，论资历可以做到大学校长，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来照看“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虽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读的平民子弟，但由于干部子弟的数量和影响，不能不主导了当时的校风。
在我记忆很深的同学中间，F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开学典礼这一天迟到的唯一一人，也是进入四中时尚未参加少年先锋队的唯一一人（他人入队通常是在小学二三年级之间）。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F的个子很高大，衣着随便，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决不爱护，车身斑痕累累，骑起来却飞快。他有一张因为打球常常出汗的脸，不洗；和一只吊在屁股后头同样很脏不洗的大书包。只有老师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他才表现出谦让和沉默的品德，其它的时间永远在大说，大笑。关于他，有一则无法证实的故事：以F在小学的成绩，本来是和四中无缘的，情急之下，只好求助于乃父。于是有一封盖有彭真印章的信件送到了校长手中，F自然也就进了四中。但这封以“我的孩子F……”开头的求助信件最后以“我将于九月一日准时到校”结束，使校方大为紧张，慌忙准备迎接市长的光临。这一天姗姗来迟的却是大摇大摆的F本人。校长问起市长，F惊奇了，问：谁说我爸爸要来？问罢想了想，就两手拍着腿大笑－－信件显然出自F本人的手笔，主语自然复原到“我”，是并不错的。故事可能只是假托，但编故事的人可说是深知F其人。
我和F不仅是同学，还是少年业余体校的篮球队友，处得久了，就喜欢他。他很骄纵，可不横，鲁莽起来还是很天真；算计人－－不会，对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练完球饿了，大家想吃烤红薯又没钱时，总是F负了总责，也并不要人道谢。他爱捉弄别人也常常被别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谁，总是哈哈一笑，决不介意。他在同学中，外号就叫“F傻子”－－很对。“傻子”笑口常开，快乐着，可他以后的遭遇却让他不容易再笑起来。
同我和F都比较近的是张晓翔。或许因为是将门之后，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驼，走如风。两道浓眉在结束时各自拧成一个向上的旋儿，一张脸就顿时精彩起来。他的眼镜常常掉下来，爱从镜片上边看人，窘迫时又连忙推上去，让皱着的鼻子托住它。他力气很大，也爱炫耀，往往乘人不备，突然用力捏住别人的手，嘴里呵呵怪笑着，直到对方慢慢讨饶才罢。得胜了，就搓着双手，一脸得意。晓翔是同学中最有礼貌的一个，见到别人的父母总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声“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亲非常喜爱的孩子。晓翔好读，约翰·根室的《非洲内幕》、威廉·夏依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他最先借给我读的。如果他还活着，写东西会是一个好手。
同学中我最欣赏的，是G。他体态俊拔，行动矫健，举止潇洒而不自知，是顽童中的翩翩美少年。他的双颊幼时鲜艳如玫瑰，通常沉默，一笑很灿烂。倾听别人时，眼神专注，头稍侧，令人想起鹤一样的孤洁。人却谦逊温文，从不谈论自己。越到成年，越加安静从容。也许因为他天性冷静恬淡，看世界如棋局，胜负都可以付诸一笑，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风流的本钱而无风流的行状。他日后刻苦攻读，以医学研究为终生的坚守，是最恰当的选择。一旦了解他家在“文革”中的变故，就更能理解他选择医学而远避政治哀痛的隐衷。以他的资质高洁，任何宽容的社会都应该有他遗世独立的空间，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事中，可想他的憎恶与无奈。在众多干部子弟中，他是少数的自知者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江山是在马背上得到的。战争中，免不了生死之间的悲壮故事。特别在掌权之后，战争的参加者大都身居高位。这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光荣与权利两方面都得到相当的满足，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这些在1949年前后出生的少年，在他们太年轻而又没有机会进行痛苦比较的时候，事实上没有选择别种思想的可能，他们的行为正是他们仅仅所能做的。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个人自由的定义就是相当狭小的社会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味道，而无法逃脱。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为他们中间那些真正志向高远而终于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我的三位同学就是好例。但在当时，这支朝气勃勃、盲目自负、深具挑衅性的危险力量，却正是所需要的。他们的使命是破坏。而要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尚需三个条件：忠诚、反叛和仇恨。
1965年，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存在，在大中学校园中尤其如此。这个现象的产生同林彪有绝大的关系。他在短短的几年中，运用军队的影响和舆论的力量，成功地使毛泽东从一位正常的国家领袖变成了一位神。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毛泽东是我们生活中天然的一部分。我们对他的爱，与其说是一种感情，毋宁说是一种习惯。记得极小的时候，我问母亲：党是谁？母亲竟无言以对，她说，“党不是一个人”，我不懂，那党是谁？母亲望了望毛泽东的画像。于是我懂了，党就是毛主席。在我准备中学考试时，语文教师们曾经综合历年的考题进行测验，帮助我们接近可能的作文题目。但当年的试题却大出人们的意料，它直接就是：“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在我一年的中学生生活中，许多个星期天都坐在教室中，在班主任的注视下一篇篇地朗读已经出版到第四卷的《毛泽东选集》，讨论“革命”、“阶级”、“专政”之类的问题，并且深信“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样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遍布中学的校园。
但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当中，忠诚于毛主席更表现为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直接效法。毛泽东少有大志。他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可以用“读书”和“行走”来概括。他遍览群书，博闻强记，又信奉“尽信书不如不读书”，只以书为思想的羽翼。他曾强迫自己在分文不名的情况下出游，沿途打工，维持生计，因为困苦没有退路，得以看到了社会的真实面貌。行走强健了他的体魄。他常常不避风雨，反而在其间欢呼鼓舞，在自然力量面前感受天命所钟的幸福。相传他赠给晚辈亲属的语录，第一条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先必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的孟子教诲，他少年时有诗“会当水击三干里，自信人生二百年”，以庄子北溟大鹏自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打着一把雨伞云游四方的行脚僧”。僧人而云游，必定兼有清贫、济世诲人和反叛世俗的特点，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在四中的校园里就行走着大批这样的学子。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一到黄昏，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论，往往争到面红耳赤而各不相让。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每逢暴雨，在水天空濛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响之际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铝制的饭盒盛了简单的食物，边吃边谈，服色饮食都很难看出等级的差别。
对于干部子弟来说，父辈的业绩朦胧得美丽，如同酸葡萄发酵成美酒。他们更希望继起而为毛泽东一代新的护驾亲兵。这种事出有因的循环，就使红卫兵的产生成为必然。大批平民子弟也因风气的缘故纷纷卷入，无法超然。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班里一位同学说到“毛主席也是人”，便受到全体的批判，连老师也指其有“阶级立场问题”。这位13岁的同学毫不示弱，竟有干部子弟同学扬言要“揍他”。“人”的称谓竟然成为亵渎，斯复何言。文革初起时，“保卫毛主席”是春秋曲笔，既然需要“保卫”，必然有人“反对”。－－但不说是谁。于是四出寻找反对者，然后群起而攻之。出窝黄蜂的第一群就是青年学生，是文革前就有了准备的缘故。
1964～1965年，北京大学附中学生宫小吉在《中学生》杂志上以“五分的秘诀”为题发表文章，指出：得到五分的作文多不过讨时尚的欢喜，故毫不足取。有头脑的学生不必拘泥于成绩，三分、四分足矣，余下的时间作多方面的发展。这篇文字在毛泽东亲笔批示之后流传甚广，他说：“此人厉害”。
宫文确是好文章。但毛泽东在1964年著名的春节讲话中却早已得出了这样的判断：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梁武帝、李后主文化多亡了国。可见书读多了要害死人。在列举了古今中外一长串教育程度较低的名人例证之后，他得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蠹”的结论。这些言论，作为打烂整个教育制度的信号，已经被一些年龄稍大的学生接收到了。
像宫小吉这样的人物在1957年的中国是难免被祸的。在我后来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就曾有人仅仅因为抱怨公共食堂每天吃萝卜和豆子而被宣布为“右派”，其年17岁，此后20多年颠沛流离了，可见压抑之烈。更不用说议论党的教育路线了。毛泽东对宫文的赞扬，说明风向已变。但在当时，公开反叛尚早。天性思动，深受毛泽东的反叛性格影响的青年学生，在长期压抑之下，形象地说，犹如藏于深岩的炸药。1965～1966年，一根行将被点燃的导火索已经非常接近终点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1966年春天的一次报告会。1800名学生坐在大操场上鸦雀无声。报告人是一位曾在朝鲜战争中被美军俘虏过的军人。虽说时间已过去10年，当他讲到在战俘营中怎样被两块带电的铁板夹住身体时，昏了过去。操场上响彻了愤恨的呼喊和口号声，连一向持重的高三学生都激动得发抖，在随后的讨论会上，我们都发誓要在未来战争中向美帝国主义复仇。这是我体验过的最强烈的仇恨经验。
1964年，北京的一位小姑娘在以“母亲”为题的试卷前慌乱失措。她的母亲是被宣布为阶级敌人的地主。最后，她把党现成地比作母亲，颂扬它的光辉和温暖，又表达了对生母的仇恨，因而得到表扬。其文被作为范文，传诵一时。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之，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仇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毫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数，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却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在孩子们中间也是如此。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武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个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锤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离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之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形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甚至包括核武器试验失败的消息；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造成我长成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在他们家道变迁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的。但在当时，却被过早地深深刺痛了。
我的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这位张老师稍解少儿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张老师是每天都见的，我却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的年龄不详，说她35岁或55岁都可，只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习惯之一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和人谈话时打开来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认为你错了而你还想争辨时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闭上了嘴。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是：1957年“反右”时“火线入党”，丈夫是军队里挺大的官。
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这一切，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羞愧把我揉得粉碎，从她手指缝中沙一样地流下来。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样重获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匆匆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止是虚荣心的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张老师知道这个。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初春。
到了5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作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10年。－－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北京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地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却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又憔悴了许多。由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两个月以后，我的姑母－－我父亲的妹妹从马来西亚回国探亲，距她上次回来，已是8年过去了。她要求见我父亲，得到回答的是：不准。在有人监视的情形下，她同我母亲匆匆一见，互道珍重而已。她一直住在旅馆里，只来过家里一次，是暴雨后的黄昏。坐了5分钟以后，她踩着满地的落叶离去，回过头来对我说她以后不再回来了。她给了我10元钱，放在一个小小的钱包里，是崭新的一张。我站在院子门口送她离去，起了风，吹得满天的暗云在夕阳里奔跑。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1939年19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却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我开始恨我的父亲。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也正是如此。打开地狱，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那么，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打碎了神灯的和尚诅咒庙字，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政治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活着，还是死去”之所以还是问题，就因为人们尚能选择。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已的利害得失。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可当我的良知侧伏在地的时候，是被无数灿烂的经幡环绕着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忠于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借口是现成的，为什么还要去费神面对自己呢？许多年之后我常常想：在一个拼命宣扬“舍己为人”的社会里，当我作出这样的选择时甚少犹豫，究竟这个教育是完全失败了，还是过分成功了呢？我并不惊讶：我的骄傲和自信原来如许脆弱，它与旗帜和口号联在一起时以为自己就是壮观的海洋，一旦敲碎，露出来的小小一粒却并不是珠。
在那个春夜作出的决定是：我要革命。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再次面对父亲。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怒吼声中和许多人站在一起，弯着腰，头颅几乎碰到膝盖。
1966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势风紧云急。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公开致信党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在其它学校的师生中引起激烈辩论。大字报开始出现在校园内，校长们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学秩序已难以维持。5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我们正在练球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F和他也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彭真。但第二天，F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不久，彭真的名字就出现在报端的批判文章内，成为被剥夺了权利的第一批人物中的一个。面对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稳定局势。此举得到了当时远在杭州的毛泽东的同意。但在他回到北京之后，立即下令撒销工作组。毛泽东早在1965年即决定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在刘邓之前，已有多人落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方面。他在写于1966年8月5日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将刘、邓的行为斥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打下去”，并使用了异乎寻常的字眼：“用心何其毒也！”在这一时期，根据刘、邓防止运动扩大的指示，许多中学生被送往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劳动，但并非对北京的情形一无所知。四中也在其中。
那一年的夏天，天气反常，忽而阳光灿烂，忽而暴雨倾盆我们顶着烈日，用镰刀割断气味辛辣的蕃茄藤蔓，下雨时就不耐烦地等待天晴。我们住的地方是乡村小学的教室，20多人挤在铺了麦秸的地铺上，过道中泥泞不堪，游漫着新鲜泥土和干麦秸的味道。地铺上扔满了刚刚出版的小红书。在震耳的雷声中，我们阅读毛主席的文章，每个人都写了大量的笔记。雨后的黄昏，我们站在大片变幻不定的天空下，吸进从田野尽头吹来的新鲜的风，在莫名的兴奋中徘徊不定，心中充满了大事将临的预感。我们当时并不知道，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体，成立了秘密组织－－红卫兵。他们深夜聚集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前，宣誓效忠毛泽东，并准备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他的思想。一天深夜，我被手电筒的光亮惊醒，站在面前的张老师要我去接替正在大雨中站岗的另一个同学，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这是一个殊荣，只有为数极少的同学才被准许参加站岗。重获信任的狂喜和感激使我在几个连续暴雨惊雷的夜晚，守卫着空荡荡的田野直到天亮，淋得透湿也不愿交给下一个人。教室中，手电光彻夜兴奋地晃来晃去，议论声低低的到黎明才渐渐沉寂。我还记得换岗时的口令：第一个说：保卫！第二个说：革命！孩子做起游戏来比教他们的成人认真，是他们以为游戏就是人生。
毛泽东于7月18日突然回到北京之后，我们接到了放弃原计划立即返城的命令。他对刘少奇说：“镇压学生运动的绝没有好下场。共产党害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前一段，在刘、邓的指示下，北京大专院校已有上万名学生被宣布为“右派”和反革命分子。
7月29日，数十万大中学校的学生向北京城急急进发。是日大热，我们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几十华里，犹如困鸟出笼，歌声不断。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学作为班级代表，穿着短裤背心，热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轿车，运往人民大会堂，可见其仓促。
到场之后，主席台前已悬起标语。会场内万头攒动，尽是少年。这时才知道中央领导要讲话。以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为序，前后开始。在刘少奇的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中突然灯光大亮。接着，毛泽东一个人自后台悠闲地信步而出。由于惊愕，全场出现了短暂沉寂之后，人群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终于沸腾了。他缓慢地走动，举起右手，极快而又极潇洒挥动，然后慢慢地微笑了。在这样近的距离内看到毛主席本人，在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64年春节晚会，在同一个会场。当时京剧《打渔杀家》正唱到好处，观众上万，凝神静听时，演员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顶的万盏灯光就同时亮了。毛泽东以同样悠闲的步态出现在舞台上，举手，挥动，然后放下。同样的欢呼和同样的微笑。毛泽东在7月29日的出现，使刘少奇手握讲稿尴尬地呆立许久，直到他离开以后才继续讲完，但已无任何声势。他看准时机，突然出现，以“后发制胜”的力量赢得喝彩，然后静静离去。他从头一言未发，却夺尽了讲话者的光彩；只要出现，已经羞辱了他的对手。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东方少年们唱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的右臂上很快就要出现一块同样是红色的袖章。
是夜天风浩荡，家里的窗帘飘飘欲飞。我对母亲说：我见到了毛主席。母亲扬起眉毛说：见到了毛主席，你怎么这样平静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曲调源自陕北民歌，由一个名叫李有源的老农即兴填词，以表达他分得土地的喜悦，在荷锄下地时野唱的“酸曲”，一变而为“万方乐奏”的颂歌。这首重要性压倒国歌、被一时称为道出亿万人民心声的“神曲”，从它的源起、内容、趣味，从它被演唱的场合，直到当时亿万歌唱者的心态，都可以直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因武功、收获、驱鬼、颂经等等而发的祭祀传统；使人联想到一个依赖天时地候而生存的初民部落面临日出时所感到喜悦、敬畏与恐惧。1966年，为了“天国”的降临，产生了祭祀的需要。要祭祀，就要有牺牲。
本文选自《少年凯歌》，陈凯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6月。
转自《私人史》
群佛
－－作者：陈凯歌
在父亲被掀回家的那个夜晚之前，北京街头已经布满了红卫兵。8月1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一度被宣布为“反革命”而被强行解散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他本人“最热烈的支持”。这个组织宣告：他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8月18日，毛泽东突然穿上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百万青少年的欢呼声中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色袖章，欣然成为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官。林彪在讲话中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漫长的导火线终于燃到了尽头，爆炸声中，玉石俱焚。
我甚至不知道四中的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组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血统纯洁，许多父母级别不够高的干部子弟被拒之门外。我再见到张晓翔和本班的红卫兵们，是在一次班级会议上。一夜之间，他们都换上了黄色的军装，腰间系着宽大的武装带，铜扣闪闪发亮。他们单独坐在一起，神气已经不对，偶尔不耐烦地用手指弹弹课桌之外，就会似乎漫不经心地看一眼臂上鲜艳着的大红绸袖章，上面用黑的或黄的丝线绣了：红卫兵。和我们区别开来了。F当然也不是红卫兵，他被逐出家门之后，父母不知去向，搬进了学校低矮平房中的一间。因为天性，他看上去仍然快乐。同病的还有刘少奇的儿子。他比我们高一个班级，也是篮球队的队员。他日后居住的地方是原来教学楼中存放扫帚的清洁间。
班上的红卫兵们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张老师送到了讲桌上站着，他们在不断地用拳头和皮带敲打课桌的同时，强迫这位宠爱他们的老师“居高临下”地回答各种羞辱性的问题。用仇恨锻造的剑，刚刚授之以柄，剑刃就立即对准了她，我不知道张老师当时作何感想。起初，她还能镇定地应对，后来，她的眼镜后面泪光闪闪。我作为观众，心情复杂。一方面惊骇于事情变化的迅速，一方面却感到隐隐的快意。几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师都受到冲击，校园中人群奔走，激动地争辩或叫骂，暴力事件开始发生。教室的门被打开时，总有老师被推出来，或者嘴角淌血，或者头发被剃掉一半：眼镜被敲成碎片，胸前挂着大牌，名字上划了叉，像禁烟的红告示。年老的女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8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林彪在红卫兵走上街头时说：“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在整整一个8月里，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冲进天主教堂，捣毁一切，殴打并驱逐了外国修女；冲进藏满巨迹的书画店，撕毁砸烂了所有的字画玩器；冲进诸如“全聚德”这样的名店，打烂了招牌，勒令炮制“人民菜谱”；冲进各类图书馆，将无数珍藏善本付之一炬。他们骑着自行车，忽聚忽散，招摇过市；他们砸扁了苏联驻华使馆所在地的路牌，宣布将“扬威路”改为“反修路”；他们用铁棒成片地打碎商店门前的霓虹灯，或者成群地啸聚路口，手持大号剪刀，剪掉他们认为过长的男人或女人的头发，过细的裤管，再用铁钳拧断高跟鞋的后跟，在裸露着双腿蒙羞妇女的哭泣声中，用高音喇叭宣告“打掉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每一次行动都引起围观群众狂热的叫好，推动红卫兵采取下一个行动。中国人有古语：“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但叫门的都是“天使”。深夜的北京，骤起的打门声、脚步声，殴打之后狞厉的呼叫声，到处可闻。
一天深夜，我被突然惊醒，院子的大门外是一片愤怒的人声和猛烈的击门声－－在一次红卫兵行动中，一位住在院子里的“革命烈士”未亡人，因被指为“黑帮分子”，而被抄家。烈士的遗像被红卫兵用刺刀划开。而也是红卫兵的烈士之子得到消息之后立即聚集了所在大学的红卫兵们，包围了这座院子。两扇造于清代的红漆大门在午夜后被守门人锁上，以防意外，竟被人力生生推倒，与此同时，上百红卫兵踏着轰然倒地的门冲了进来，挨家搜查划破遗像的“阶级敌人”。烈士的儿子悠闲地抱臂而立，身边围满了求情的妇孺；其他人，有男有女，晃动手电，挥舞皮带，对所有的居民怒声相问，孩子也不放过。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手持刺刀，声音喊叫到嘶哑，像一块烧红的铁似地要“以血还血”。他们在扮演完强徒、法官和刽子手的三重角色之后，于黎明前离去，遍地狼藉。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夜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们也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了自已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14岁。但是，在14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着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民呢？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亲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紧闭着，仿佛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轻轻对我说：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听不清母亲在卧室里对他说了什么，灯随后熄灭了。我加入了人群，却失去了父亲。那个人群果然信任我吗？－－父亲在第二天早上被带走了。
父亲其后的境遇更坏。几年以后，当我从云南农村回到北京探亲，走到坐落在田野间的“五七干部学校”时，已经不复认得这个衣服破旧、牙齿脱尽、整日拄着扫帚站在厕所门口、有人出现他就进去打扫一次的老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已经没有昔日从旧照片上望着我的微笑，他对所有的人弯下腰，热情地频频点头，不时地用因寒冷和劳作而裂了口子的手抹去鼻涕，眼睛里有了和当年奶奶一样的茫然。那一年他刚满50岁，生命已经像旧照一样褪尽了颜色，模糊了。31年前，他因无法忍受他母亲每日为驻在福州的美国空军洗衣服和年幼弟妹的相继被卖去而到了战时的重庆。然而，国民党却使他失望了。他放弃了十几打干净的衬衣，拉着母亲的手跑到了华北，然后又在北京给自己的儿子起了“皑鸽”的名字。他爱艺术因而可爱；他是一生不安但求安宁的书生，而终于不可得。他在我去农村之后被逼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他明明不是。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因为，他想重新回到人群中去。
张晓翔他们走进那道垂花门的时候，大约是早上9点钟。与往常不同，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了院子另一侧的墙下，然后走过来。他们中的几个，过去是常来的，尤其是张晓翔。他会把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过后我也推上自行车，在北京的街上慢慢骑行，海阔天空地聊，即使没个题目。他还会带给我一本诸如《往上爬》或《麦田守望者》一类的书，夹在自行车后。我在窗内望出去的时候，外边很灿烂，大约因为昨夜雨霁，新晴的早晨阳光澄澈，室内衬得有些暗，以至他们走进来时看不清面目。一共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是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病着，躺在床上。我们被要求离开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亲，慢慢走到阳光下面。她被命令面墙而立。
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终于一句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墙是清代的，平滑如案。雨过，墙上立即干燥了。墙面只有一小块剥落了，老人斑一样让人想起老去的岁月。我和妹妹常常做的，一是对着墙打乒乓球，声音仿佛击打玉器；再有就是在墙下玩耍。墙有浅浅的边沿，生了青苔，因光线不同而绿得不同，掀开一块砖，就有地虫或蜈蚣一类跑出，接着是一股泥土味，深吸一口便大喜了。那常常是在黄昏。
不用太留意，就可以看到蜗牛留下的涎，长长的，未必直，太阳一出就更加亮起来，从墙根直到檐顶，那儿就是壳的所在了。我有时跳起来，在檐边抓住它，未及落地已经知道那是空的了－－蜗牛已经不在。然后，我就在春风或秋风中傻傻地愣半天，心中一阵无所谓疼也无所谓不疼的痛楚，直到被人唤回来，又很快地忘了。
母亲面壁而立。
他有那种几乎人人都熟悉的笑容，笑起来很坏，尤其是要和人为难的时候，那坏笑又格外明亮。我同他并不接近，但我们之间有一种感觉得到却说不出的敌意，这在男孩子之间是常有的事。就是他喝令母亲站到墙面前去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抄家的过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过来，问我某件东西在哪儿，某本书在哪儿，找到之后就毁掉或烧掉，当着我的面。在与他同来的红卫兵中间，他是后来唯一的逍遥者。他的父亲是军人，受保护的，官阶不算高反倒无事。他的军装永远穿得很漂亮，瘦，脸很文静，有鹿一样无辜的眼睛。他姓毛，名字是少年美丽的意思。张晓翔的眼中闪过一丝愧色。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时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了母亲五十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因为病，她久已只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厨刀。他们走后，刀留在地上，钝了的刀刃像是一道花纹。他们移开家具，用铁棍反复敲击地面和墙壁，却只找到了妹妹丢失多年的一个会叫的布娃娃，她被扔出门来，撞在槐树上，最后叫了一声。没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绘画，他们就打碎镜框上的玻璃，里面的相片犹豫了一下就跌落下来。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头用的发油，然后把瓶子摔碎在石阶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气。他们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折，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间的信件，有他们之间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读完就扔在地上，都是往事。他们打不开一个圆圆的小盒子，就用榔头把它敲扁，里面是用棉纸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发。
最后轮到了书。
父母是靠工资生活，别无资产，余钱都买了书，好让自己和孩子们精神上有个流连处。早年的书，首页都有两个字，是皑、燕。行间都用红笔画了线，弯弯曲曲一直通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书页旧而发黄，如同故人的脸，母亲说：爱书就是爱自己。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选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地上升，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虚虚地乱了后边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如梦中的花朵般开放。
母亲面壁而立。穿着薄绸的睡衣，一双拖鞋，绣了花。她有时双手下垂，有时将手在胸前抱起来，像是要歌唱。墙上，蜗牛留下的涎在正午的阴影下分明起来。我睁着酸涩的眼睛想，它要多久才能从墙下爬到檐顶呢？母亲已经站了三个小时了。
我没有想到说理或是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如果那样，会比现在更坏吗？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不是没有反抗的例子，不久前，因家中被抄而愤怒的一个青年，不顾一切地举起厨刀，反而被这把刀剁成粉碎。我是怕死吗？是。但更深的恐惧是我怕永远不被人群接纳，即使死后。奶奶走过去，说：“学生，凯歌妈有病，给她一把椅子。”张晓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墙面前，走开。母亲看了一眼，没有坐。
我一直没有想到问问母亲，当她站在墙面前，对我想到些什么？当孩子尚小，母亲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么，她那时是失望了吗？
许多人围着看，想什么都写在脸上。妹妹满脸是泪，不敢哭出声来，奶奶抱着她。我无意中看到一张一闪而过满意的脸。属于我的另一个同班同学。他的母亲是个工人，和我的父母在同一制片厂工作，也住在同一院子中。他的父亲一直待在监狱中，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我突然明白张晓翔们是被谁叫来的了。－－他本人并不是红卫兵。
火一直烧到深夜才熄灭。我的同学们拿走了从闹钟到照相机的所有财物，甚至治头痛的风油精，据说后来交给了制片厂的造反派。他们离开时竟然个个庄严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我走进家门，屋里像一个刚刚呕吐过的胃。第二天早上，奶奶扫起残灰。过了火焰的槐枝已经枯焦，地上的方砖有几块现出裂纹，缝中的灰烬在秋风过后才被吹净。我和奶奶把垃圾箱抬到大门外，纸灰飘起来，久久不落下。
奶奶不久就走了。临走，拉着我的手，摸着，说：“奶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想想还是走。别怪奶奶。走了，还能来，想你们。你是大人了，凯燕还小，好生照看你妈。事，奶奶经过多了，也都过来了。皇上也烧书，不是头一回。听清楚了？”果然以后她常来，教我怎么做饭，之后回到不远的正觉寺胡同。她住在一间小屋里，饮食起居都在那儿。还梳头，只是后来买不到桂花油了。算算那一年，她正好66岁。她是世纪的同龄人。
在我家被抄后不久，我的红卫兵同学们的家大都相继被抄。其中一些情景的惨烈，又大大超过我的遭遇，这又是他们决没有想到的。
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范围内有总数几百万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复被抄几十次，白天黑夜击门声不绝于耳，真正是片瓦无存。毛泽东8月31日再次接见红卫兵时，拥挤的人群过后，地面上遗下了金条和首饰。同时，被抄者的子女沦为盗贼乞丐者则比比皆是。在抄家过程中，保存于私人之手的历代文物书画扫荡一空，大部分焚后扬灰，小部分烂霉于库房，多少年后流失海外，面目不可复识。
我已经记不清究竟多少次看到大大小小斗争会的场面。一些人在另一些人的逼迫下，站在更多的人面前。他们使他们的身体向前几乎折成两截，按住他们的头颅，抓住他们的双臂，从背后伸向天空；他们成排地打落他们的牙齿，整把地揪掉他们的头发；在他们昏迷时突然放开双手，让他们跌得头破血流；他们用细细的铁线系住哑铃或杠铃盘，挂在他们的脖子上，眼看着铁线没于肉内。这些过程，每每使我想起被厨师揪着尾巴提出水面的鱼儿，起初跳跃挣扎，而后眼膜凸出，腮也渐渐滲出淡淡的血痕，砧板上的刀已经准备好了。对这个共和国来说，位尊至国家元首如刘少奇，虽手执宪法一册，以为尊严的护法，仍不免于暴力。殴打他的正是曾经日夜警卫他的年轻军人们。功劳大如彭德怀者，其堂堂元帅之身仍不免在斗争会上被“连续打倒在地七次”，以至“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最后以癌症不治而死。重臣尚且如此，遑论小民！暴力蔓延中，真正悲苦无告者是那些有“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头衔的人群。他们往往被迫裸露着膝盖，手举重物过头，跪在煤渣或玻璃碴上，稍有动摇便拳脚相加。若敢有异议，轻则遍体鳞伤，重则被活活打死的事屡见屡闻不鲜。行凶者中尤其凶悍的，除了男性还有女性。这些双唇鲜艳如樱桃的女大中学生，束胸、短发，甚至剃了光头，自恃血统高贵，便出言污秽，下手狠毒。在北京的一次抄家中，竟用皮带将一个被称为“地主婆”的老年妇女打死，因皮带上的铜扣准确地击中了她的太阳穴。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年纪不过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将手指伸进一个“剥削阶级”妇女的嘴中用力撕扯，因对方拒绝呻吟，反倒使她陷于歇斯底里的狂怒状态，手上沾满了受害人的鲜血。他们或她们在北京火车站外几百米地一字排开，站成两行，叉腰，怒目，手持皮带或其它凶器。抄家之后被逼离开北京返回原籍的“剥削阶级”们，在进入车站之前须首先在这两条长龙之中通过，作为回乡的洗礼。与四中同样是男校的北京六中红卫兵，竟然在校园内构筑堡垒，批起铁网，名为“劳改所”，实属公堂私设，关押包括同校学生在内的人犯多人，昼夜拷打。刑罚名目之多，暴行之烈，冠绝一时。他们蘸着牺牲者的鲜血在墙上作书：红色恐怖万岁！其后虽被制止，已有几人死亡，数十人重伤。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发表讲话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杀人无罪。
暴力的发生，公开的叫作战争，背地的叫作谋杀。统治者尚有其它手段，不敢轻言战争，谋杀者不到没有选择，不会轻易杀人，这是一般的逻辑。但文革中的暴行却都不像：它不是战争，因为对方手无寸铁，它不是谋杀，因为它是公开进行的；它既非没有其它手段，也非没有选择，但是成群的人倒下了。这种对人的肉体的直接冲撞、拷打、侮辱、虐待直至杀害，使我在20年后犹自震惊而且百思不解。它固然可以归诸于马克思的理论：“暴力是新社会的助产婆。”归诸于江青之类的纵容：“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说远一点，可以归诸于多年的仇恨教育，说近一点，可以归诸于已成的风气，但终于不是圆满的解答。因为，要你做是一件事，做不做是另一件事。如果诚实地回答，许多人会承认：当他们施暴于人时，兽一样的冲动是可能的，加上当时的气氛，甚至是一定的。但很少出于真正的仇恨，政治宣传的鼓舞也不是决定的因素，更少是被迫的。那么，驱动他们去残暴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恐惧。
人所以为人，在于不能绝对地离开集体，文明的演进只是使个体在社会中的排列组合趋于理想；害怕被逐出人群是人类原始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中国仍然原始，在于它的深刻：在一个个人的利益或权利都必须通过国家的形式体现的制度下，反过来说，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国家的恩赐。在一个就业、住房、迁徙、教育乃至生育、婚姻都由国家决定的社会里，放弃这种恩赐就等于放弃生存本身。唯一的选择是：不管发生什么都留在这个社会中。选择成为唯一，已经不是选择。正像铁砂被磁铁吸起时，并不是选择的结果一样。铁砂本身越来越不重要。只有与磁铁联系在一起，铁砂才有质量；离开了磁铁，铁砂什么也不是。留在磁铁上，成为唯一的愿望；从磁铁上跌落，成了唯一的恐惧。所以，无论磁铁向任何方向摇摆，铁砂都随之起舞。－－在物质叫铁砂，在人类叫群氓。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不管口号多么动听，旗帜多么壮丽，热情多么感人，都和真的主义、理想无关。无限制的暴力愈演愈烈，同样出于害怕落于人后的心理。在一个过分拥挤的社会里只有打倒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人们彼此竞争，各不相让，拼命证明自己对集体的忠诚，别人的不忠诚；所以才会出现双方由同一个领袖统率却彼此交战的情况。在求生存的意义上，加害者的暴虐和被害者的顺从，并无心态上的大区别，只是所求稍不同罢了。我记得，在我家被抄之后，我曾有一次穿上黄军装，戴上红袖章，骑着自行车飞驰。我在绝望中仍然希望人们能把我看作他们中的一员。我的父亲终于在65岁那一年参加了共产党。他的脸上露出笑容。这个迟来了30多年的消息只有心理上意义：只有在群体中，我才存在。只有经过证明，我才是我。
终于我在第二年的夏天也打了人。打过之后，我躺在公共游泳池的阳光下，闭上眼睛，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1967年，革命已经退潮。红卫兵早已不是时髦；学校复课遥遥无期。父亲仍然被关在制片厂的“劳改组”中，他的问题仍然是耻辱的印记，像一块烫伤一样碰不得。抄家那天的情景，在母亲和红卫兵面前的双重羞愧，使我像一棵树，太小就被一刀砍翻，断开来向着世界。我已经知道世界怎样看我，怎么对待它就是我的事。我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闲着没事，就回到旧日的业余体育学校，这里已经没有人负责，负责的就是我们。我和过去的队友每天打球、游泳，再就是抓“流氓”。
屋子里满是少年。他被带进来的时候眼神很惊慌。有人看见他在水里摸了一个妇女的乳房。是不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扮演一个注定失败的角色，不然这出戏就演不成。
我们都靠墙站着，和他一样都只穿着游泳裤。屋子中间的空间都是他的。一开始我就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的太阳穴变成了一面铜锣，“砰砰”的敲响着。我的一个朋友走过去，手背在后面，笑着低声问了一句什么，他想回答的时候，朋友的拳头已经打在他的脸上。他倒下去。他被喝令站起来。他站起来，脸上有一块发白。他还未站稳，又被一拳打倒下去。他再次被喝令站起来，另一个人向他招招手，他走过去。这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倒退了几步。第二拳，第三拳；然后，他开始像一只皮球一样滚来滚去。起初，我站着，只看见我的胸隔膜下有一块在“突突”地跳，跃跃欲试又胆怯着。我还没有打过人。我走过去；他已经被另外的人打倒。我退回来，再走过去，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的颚骨撞疼了我的手，他无动于衷。我被他的无动于衷激怒了，冲过去用力地抽他的耳光：我两眼发黑，浮起一圈一圈的金色，手上的感觉像打在一匹马背上；直到许多人冲过来抱住我。我的手掌发麻，心跳快得站不住脚，大口地喘着气。我在阳光下躺了很久，睁开眼晴时天蓝得不敢细看。
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觉察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我在6岁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着一只小鸟抽搐死去所种下的种子，终于有了结果。
在文革中，我吃过苦；我看别人受苦；我也曾使别人受苦－－我是群氓中一分子。
鲁迅先生说：“‘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天才的宣战。……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得不得了；他们的国粹，既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的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本文选自《少年凯歌》，陈凯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6月。
转自《私人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