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芸娘：
巨流中的家族变迁 一一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母亲
父亲没上过几天学，跟祖父一样也有个不错的名字，叫袁墨林。
祖父只有一儿一女，只让我父亲上了几天私塾，粗通文墨，却学了一手好算盘。
这种安排显然是准备让他以经商为谋生手段的。
如果一个生命的孕育不需要父亲这个因素的话，我真不愿意提及这位最亲的陌生人。
在他生活的年代，他应属于长寿一族，可从我记事到他七十四岁去世，我没见他几次面，
不知他的牙齿长成什么样的，因为我从未见他笑过。
我确定他和正常人一样会笑，会微笑也会露齿大笑，只是这种形象从没在我和我母亲的面前出现过。
母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农村妇女，娘家住在河北沧县河西魏家庄。嫁到袁家之后，人称袁王氏。
绝对的文盲，又缠足。她善良老实，逆来顺受，委屈求全。嫁到县城里袁家也算是高攀了。
民间历来就有“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我母亲正好比父亲大三岁。她一生只知道生儿育女，
侍奉公婆，一生视夫为天，视儿女为命。直至终老，我都不知道母亲对自己在生活上情感上有什么要求。
和母亲日夜厮守了十几年的我，在童年和少女时代，是我最幸福的时代，只因为有母亲在身边。
虽然那时候物质生活相当艰苦。
父亲一般是在农历除夕前几天从苏州回沧州，他经营着一家南北货行。
南方的店就开在苏州（字号不详），专收南方特产往北运，把沧州我家前院作为北方的货栈
（起名叫“德庆会”），专收北方特产往南方运。
父亲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常住苏州。他在那里娶了个小妈，那是在1920年代末，我还没出生。
小妈姓黄，是苏州本地人。
每逢年关将近，“袁掌柜”要回家的时候，便是我们母女二人的灾难之日。
母亲事先要为他浆洗衣服，那是一条皱褶都不允许有的；凉晒被褥，那是厚薄、软硬都不能有丝毫差池的；
准备每顿可口的饭食，那是只有他和祖父同桌进餐，母亲和儿孙们是不能靠近的。有几个场景令我至今难忘。
场景一，父亲要到澡堂去洗澡，让母亲给他拿替换衣服。打开橱柜翻找了一下，也就迟了几分钟，
他就等不耐烦，一面怒吼一面将手头的暖壶茶杯等物朝母亲的身上头上砸来，头上立刻出血，
两个男人视而不见。我在一旁吓得发抖不敢哭出声来。
还是爷爷的保姆到堂屋香案上抓了一把香灰按到伤处才止住血。
写到这里我眼含泪水，还想替那时的小小的我问一声：
“你们凭什么这样虐待我母亲？她究竟犯了什么错？”
当然我后来和现在早已知道了，那时的男人打骂女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场景二：我放学回家，闻到浓浓的鸡蛋饼的香味。刚掀开门帘，只见饭桌上我的亲爹连连摆手，
一迭连声地说：“出去，出去，出去！” 我立刻知趣的地出去，
到厨房与老娘一道喝玉米糊糊就咸韭菜花去了。
场景三：某次，父亲要回苏州了，母亲对我说了几次“咱家没有棒子面了，你去找你爹要几个钱去吧！”
我说“我不敢，还是你去吧。” 母亲说“他不会给我的，我去准又挨骂。你是孩子，他总不至于打你。”
我明知妈说得不错，可我怵啊, 怕啊！实在没有单独直接与这个爹说话的勇气，何况还是要找他要钱。
我们娘俩犹豫者着急。不去吧，父亲每回一走就是将近一年，
我们又要到祖父当家的酒厂偷偷去求账房先生李三爷借钱，而这李三爷也不是好说话的人。
这事一旦被祖父发现，他又会跳着脚骂人，这景象我想想就不寒而栗；
去吧，慌乱、恐惧控制着我，实在挪不动脚步。直捱到他已掀开门帘将要走出去的一刹那，
我才赶紧追上去，嗫嚅着说：“爸，我娘说没钱买棒子面了……”
“去，去，去！我哪来的钱！”他摔门拂袖而去。
母亲一连生下三个姐姐之后，她在家里的地位就可想而知。
后来有了两个哥哥和我，母亲稍微扬眉吐气了些，可是父亲还是在苏州娶了小妈。
三位姐姐因为父亲的作为替母亲打抱不平，常埋怨母亲太软弱太窝囊。
每在这时，母亲便会为他开脱：“你爹在外面做生意不容易，没个人照顾也不行。”
或者说“你爹在大城市生活，接触的都是官面上的人。我这样的人带不出去，他找一个外表好的也是应该。”
等等。
抗战胜利没多久内战开始，父亲生意开始急剧衰败。
母亲在沧州得知情况后，在自己生活十分拮据的情况下，给小妈做棉衣棉裤，
把大姐给她的唯一一件皮袍改制成一件短袄一件背心寄给小妈，惹得大姐二姐发出狠话：
“他们欺负你都是活该，都怪你自己不争气！”
反倒是父亲同时拥有的这两个理应不共戴天的女人，关系亲密和睦，以姐妹相称。
可能也是因为读书少，除了满脑子生意经，缺乏对大的国家时局的观察能力吧，
父亲在关闭了南北货行的贸易生意之后，竟然在社会开始加剧动荡的1948年初，倾其多年的生意积蓄，
在苏州开了一间酿酒厂，经过一年多的创业期经营，业务开始有起色，这时候突然苏州解放了。
“天变了，人没变。人总是要喝酒的！”父亲每天照常照料着他的生意。
寻找采购原料，联系销售渠道，收取货款等。
有段时间，驻苏州解放军代表处也是酒厂的销售客户。
可是看似一切照旧的局面慢慢在起变化。
老板与二十几个伙计之间本来相当融洽的关系，很快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
终于有一天，当父亲从外地返回苏州时，发现酒厂已经被洗劫一空，里面一片狼藉。
账房先生和二十几个伙计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父亲彻底破产，一夜之间变成了无产阶级。
这里要说一下苏州小妈。她原来是个唱弹词的，模样不错。她是个见过世态炎凉、却也是天性善良的女人。
据说她早年的身世很悲惨，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孤苦伶仃，也是个可怜之人。
跟了父亲之后，在很长时间里总算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依靠，她对父亲照顾有加，
她对父亲的感情是一心一意的，是真爱情。
1944年，我大哥在苏州第二次结婚（第一次的”婚姻”被大姐采取果断措施而宣告无效，在【大姐篇】有详述），父亲没让母亲来苏州参加婚礼。那时正是父亲的生意最兴隆的时候，婚礼的排场很大。
席间新郎新娘双方的家长都到席，小妈俨然落座在男方母亲的位子上。
大哥酒后失态，钻到桌子底下大哭，声声呼唤亲娘。
小妈马上俯身把大哥揽到怀里安慰道：“我就是你的亲娘。我只是肚子没有痛那一下，有什么两样？”
1949年之后父亲穷困潦倒，小妈对他不离不弃，照料依旧。
到了1959 年之后，完全没有了生活来源，每月靠政府发的10元钱救济加大哥补贴的10元钱度日过活，
两人照旧相扶相携。他们居住在苏州阊门外金家弄2号一间一半临街一半悬空于河面上的旧屋子里。
走在屋内的地板上，每一步都能听见吱嘎声响，不禁令人担心地板下那几根插在河底泥里的木头柱子
如果腐朽溃烂，半个房子会顷刻间倒进河里，不堪设想！
在他们共同生命里的最后10年，他们去粮店买米都是用报纸折成的三角包装盛，可见家里没有存粮，
只能一顿一顿地买。每次收到大哥寄的10元钱或者偶然收到他人的接济，小妈就会高兴地对父亲说：
“吾倪又可以买甜格咸格吃喽！” 应该说我父亲的是幸运的，
生命中遇见这样一个能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女人。
我的第一个女儿瑶瑶几个月大时，我曾把小妈从苏州接到上海帮我带过瑶瑶。
后来为了同时照顾年老体病的父亲，她又把瑶瑶带到苏州养了一段时间。
她甚爱瑶瑶，不仅因她一生无子女，也是由于她天性善良。
小妈在上海帮我照看瑶瑶期间，和我娘见过几次面。
小妈这时充分表现出苏州女子的聪慧灵巧和嘴甜，用一口沧洲话叫我娘姐姐，象久别的亲人似的亲切交谈。
她那口沧州家乡话说得竟然比我还地道。这个情景发生在上海襄阳南路370号我的住处。
小妈先于父亲几年去世。听父亲说，她病重期间，一直叫着瑶瑶的名字，遗憾未能最后见瑶瑶一面。
晚年的父亲，对儿女也曾表现出一点温情，特别是对我。
1963年初，当他得知身为右派的我将赴新疆，火车途径苏州站时，
他在站台上从我乘坐的车窗口递给我一篮上好的无锡水蜜桃，只说了一句“你在火车上吃吧” ，
没等我回话，火车开了，我的眼里立刻溢满了泪水。
稍感安慰的是，1968年文化大革命武斗最激烈的日子里我从新疆农场逃回上海避祸，父亲从苏州到过上海，
我们一起住过一二十天。据父亲说，当时苏州造反派之间武斗也是打得十分厉害，
他经常把棉被浸水湿透披在身上以抵挡四面八方的流弹，实在无法住下去才来上海。
他每次外出回家，总不忘给瑶瑶带零食，用短衫大襟兜着，往床上一撒，不说一句话。
我深知父亲自尊心强，他自知年轻时的行为风流不羁，即使在挥金如土时也没有关心照顾过儿女，
所以他在1949年之后的生活再困难也从不开口麻烦我们。只有我大哥接济他，每月给他十元钱，
加上他自己后来的十五元救济补贴，独自在苏州艰难度日。那次上海见面，我和大姐给了他一百元钱，
他默默收下了，不说一句话。
据大哥说，父亲离世时手里还攥着一张电影票。原是那天要和几个老头一起去看电影的，临出门时，
他忽然感到头有点晕，他对老朋友说：“你们先走一步，我休息片刻就来。” 结果，这场电影没看成。
父亲于1971年患脑溢血辞世，享年七十四岁。
母亲虽有自己的名字，但一生也没用过，作为家属，袁王氏就够了。
小时候，我没享受过现在的小孩要让妈妈讲故事才能睡觉的待遇，没有唱过母亲教我的儿歌，
但是，母亲也有她会讲的故事，也会哼一些不完整的歌曲，也有她那个时代不识字的妇女们的娱乐方式，
比如她会唱几句河北梆子‘苏武牧羊’，也会几句京剧‘三气周瑜’等等。只要听到她不成调的哼歌，
一定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我和母亲一起摘菜做饭，跟她学着做针线活。她也给我讲一些故事，至今仍记得的一个片段是；
从前有一家三兄弟，长得以后要分家，老大老实厚道，让两个弟弟先挑家产，老二也本分，让老三先挑家产，
老三要了家里所有的土地，老二要了几间破房，只剩下一条没人要的病牛。
让老大牵走了，后来，老三卖了地，大吃大喝又赌博，成了穷鬼；老大悉心照料病牛，
谁知老牛是个通灵气的神牛，帮老大积累了大量家产，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又如被老丈人看不起的穷女婿，因为忠厚诚实，被财主欣赏后发财又升官；
而口齿伶俐，善于溜须拍马的聪明女婿最后却要求忠厚女婿赏口饭吃等等；
全是些忠厚得善报，奸猾遭恶报，惩恶扬善，委曲求全之类的故事，这很符合她的身份和性格。
她的娱乐很单一。做完家务后到街坊邻居家里斗牌，四人成局，
也是‘条子’‘饼子’‘万字’可那是纸质的牌，小长条状，他们也有点小输赢，每逢母亲出去斗牌，
我便和与小我一岁的二姐的女儿佩珍一起，在笊篱上放几个铜板，将笊篱飘在水缸表面，
寓意为捞钱，现在我已不记得我们这招是否灵验，反正母亲回家看到这一幕，总是开心地表扬我们。
母亲一辈子没攒过一分私房钱。她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钱就是卖粪的钱。
现在我们所称的‘卫生间，洗手间’，在我们小的时候一律叫茅房，而且这还是城里人才有的概念。
茅房里的粪便由农村的乡下人定期来买，他们把粪便运回农村做农田里的肥料。
平时我们要用心攒粪，也防止有人趁黑夜来偷粪。
为了多攒粪多卖钱，也为了掩盖臭味和避免蚊蝇做窝，我们用灶膛里扒出的柴灰撒到粪便上去，
一层层地掩盖。到农民进城来买时，母亲还要和他们讨价还价一番，
还要详细介绍我家的粪便质量如何的纯正不掺假。
唉，人的记忆力怎么可以如此强大，七八十年过去了，这中间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之事，
为什么这点小事还记得这般清晰。
自1946年母亲离开沧州城的袁家大院去到南京大姐家开始，
母亲的生活从此在形式上内容上就与父亲完全没有了关系，而与几个儿女和孙辈的生活融为一体。
1949年之后的天下，解放也好，革命也好，各种政治运动也好，对她而言都是不存在的，
在她的眼里只有儿女加孙儿孙女，只有家庭。
母亲1969年七十五岁以后是住在蚌埠的大哥绍泉家的。
大哥是个大孝子，母亲正好也存有终老要在儿子家的观念。
到大哥家去后，也一直享受特殊待遇，母亲于1975年老去，享年八十一岁。
我觉得遗憾，我的老娘为什么没能坚持多活一年，看到毛主席的死以及他的学生和亲密战友垮台被捉？
最主要的是活到看见女儿女婿的“右派”帽子摘掉！
一直以来，甚至到了我八十多岁的今天，我也没有弄明白我的父母是一种怎样的婚姻关系。
一个男人从不爱这个女人，却一点也不影响跟这个女人生一堆孩子；
一个女人大半辈子挨打受骂做这个男人的生育机器，到头来无怨无悔还认为这是天经地义。
这是传统儒家学说的精神要义吗？这是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吗？还是我这位懦弱母亲的个例呢？
我不明白，但我心痛，真的就是心脏感到一阵阵地刺痛。
我那一生都不懂得仇恨，一生与人为善不计个人得失的无比慈爱的母亲，
临终也没能见到她这个日思夜想却远在新疆的最小的女儿。
当我决心请假回去见娘最后一面的时候，我三姐和大哥都劝我不要回去，因为母亲已有几个月不能识别亲人了。
我只好多寄些钱回去，让她老人家在吃喝方面多享受一点，那些天我魂不守舍，日夜只做一件事：
默默地遥望东南方，祈祷老娘安详地升天。
在我八十多岁的今天，在我失去了自己的小女儿之后，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当年在得不到二哥的音讯，
母亲经常在深更半夜的黑暗里坐在床上抽烟时，她的心是怎样地在流血！
在她临终前失去认知能力的几个月中，她是否知道我这个不能前去尽孝的小女儿是如何捶胸顿足谴责自己。
现在除了老娘的照片之外，几十年来我还保留着老娘给我买的一只橡皮热水袋，它虽已漏水我也不忍丢弃，
还有一只老娘生前用过的漱口搪瓷缸子。我走到哪儿带到哪儿，那是我们娘俩精神交流的物件，
看见它我就想起老娘。
我永远怀念我的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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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第一五二六期(cm07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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