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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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芸娘:

 

巨流中的家族变迁 一一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母亲

 

父亲没上过几天学,跟祖父一样也有个不错的名字,叫袁墨林。

祖父只有一儿一女,只让我父亲上了几天私塾,粗通文墨,却学了一手好算盘。

这种安排显然是准备让他以经商为谋生手段的。


如果一个生命的孕育不需要父亲这个因素的话,我真不愿意提及这位最亲的陌生人。

在他生活的年代,他应属于长寿一族,可从我记事到他七十四岁去世,我没见他几次面,

不知他的牙齿长成什么样的,因为我从未见他笑过。

我确定他和正常人一样会笑,会微笑也会露齿大笑,只是这种形象从没在我和我母亲的面前出现过。

 

母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农村妇女,娘家住在河北沧县河西魏家庄。嫁到袁家之后,人称袁王氏。

绝对的文盲,又缠足。她善良老实,逆来顺受,委屈求全。嫁到县城里袁家也算是高攀了。

民间历来就有“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我母亲正好比父亲大三岁。她一生只知道生儿育女,

侍奉公婆,一生视夫为天,视儿女为命。直至终老,我都不知道母亲对自己在生活上情感上有什么要求。

和母亲日夜厮守了十几年的我,在童年和少女时代,是我最幸福的时代,只因为有母亲在身边。

虽然那时候物质生活相当艰苦。

 

父亲一般是在农历除夕前几天从苏州回沧州,他经营着一家南北货行。

南方的店就开在苏州(字号不详),专收南方特产往北运,把沧州我家前院作为北方的货栈

(起名叫“德庆会”),专收北方特产往南方运。


父亲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常住苏州。他在那里娶了个小妈,那是在1920年代末,我还没出生。

小妈姓黄,是苏州本地人。

 

每逢年关将近,“袁掌柜”要回家的时候,便是我们母女二人的灾难之日。

母亲事先要为他浆洗衣服,那是一条皱褶都不允许有的;凉晒被褥,那是厚薄、软硬都不能有丝毫差池的;

准备每顿可口的饭食,那是只有他和祖父同桌进餐,母亲和儿孙们是不能靠近的。有几个场景令我至今难忘。

 

场景一,父亲要到澡堂去洗澡,让母亲给他拿替换衣服。打开橱柜翻找了一下,也就迟了几分钟,

他就等不耐烦,一面怒吼一面将手头的暖壶茶杯等物朝母亲的身上头上砸来,头上立刻出血,

两个男人视而不见。我在一旁吓得发抖不敢哭出声来。

还是爷爷的保姆到堂屋香案上抓了一把香灰按到伤处才止住血。

写到这里我眼含泪水,还想替那时的小小的我问一声:

“你们凭什么这样虐待我母亲?她究竟犯了什么错?”

当然我后来和现在早已知道了,那时的男人打骂女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场景二:我放学回家,闻到浓浓的鸡蛋饼的香味。刚掀开门帘,只见饭桌上我的亲爹连连摆手,

一迭连声地说:“出去,出去,出去!” 我立刻知趣的地出去,

到厨房与老娘一道喝玉米糊糊就咸韭菜花去了。

 

场景三:某次,父亲要回苏州了,母亲对我说了几次“咱家没有棒子面了,你去找你爹要几个钱去吧!”

我说“我不敢,还是你去吧。” 母亲说“他不会给我的,我去准又挨骂。你是孩子,他总不至于打你。”

我明知妈说得不错,可我怵啊, 怕啊!实在没有单独直接与这个爹说话的勇气,何况还是要找他要钱。

我们娘俩犹豫者着急。不去吧,父亲每回一走就是将近一年,

我们又要到祖父当家的酒厂偷偷去求账房先生李三爷借钱,而这李三爷也不是好说话的人。

这事一旦被祖父发现,他又会跳着脚骂人,这景象我想想就不寒而栗;

去吧,慌乱、恐惧控制着我,实在挪不动脚步。直捱到他已掀开门帘将要走出去的一刹那,

我才赶紧追上去,嗫嚅着说:“爸,我娘说没钱买棒子面了……”

“去,去,去!我哪来的钱!”他摔门拂袖而去。

 

母亲一连生下三个姐姐之后,她在家里的地位就可想而知。

后来有了两个哥哥和我,母亲稍微扬眉吐气了些,可是父亲还是在苏州娶了小妈。

三位姐姐因为父亲的作为替母亲打抱不平,常埋怨母亲太软弱太窝囊。

每在这时,母亲便会为他开脱:“你爹在外面做生意不容易,没个人照顾也不行。”

或者说“你爹在大城市生活,接触的都是官面上的人。我这样的人带不出去,他找一个外表好的也是应该。”

等等。

 

抗战胜利没多久内战开始,父亲生意开始急剧衰败。

母亲在沧州得知情况后,在自己生活十分拮据的情况下,给小妈做棉衣棉裤,

把大姐给她的唯一一件皮袍改制成一件短袄一件背心寄给小妈,惹得大姐二姐发出狠话:

“他们欺负你都是活该,都怪你自己不争气!”

反倒是父亲同时拥有的这两个理应不共戴天的女人,关系亲密和睦,以姐妹相称。

 

可能也是因为读书少,除了满脑子生意经,缺乏对大的国家时局的观察能力吧,

父亲在关闭了南北货行的贸易生意之后,竟然在社会开始加剧动荡的1948年初,倾其多年的生意积蓄,

在苏州开了一间酿酒厂,经过一年多的创业期经营,业务开始有起色,这时候突然苏州解放了。

 

“天变了,人没变。人总是要喝酒的!”父亲每天照常照料着他的生意。

寻找采购原料,联系销售渠道,收取货款等。

有段时间,驻苏州解放军代表处也是酒厂的销售客户。

 

可是看似一切照旧的局面慢慢在起变化。

老板与二十几个伙计之间本来相当融洽的关系,很快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

终于有一天,当父亲从外地返回苏州时,发现酒厂已经被洗劫一空,里面一片狼藉。

账房先生和二十几个伙计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父亲彻底破产,一夜之间变成了无产阶级。

 

这里要说一下苏州小妈。她原来是个唱弹词的,模样不错。她是个见过世态炎凉、却也是天性善良的女人。

据说她早年的身世很悲惨,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孤苦伶仃,也是个可怜之人。

跟了父亲之后,在很长时间里总算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依靠,她对父亲照顾有加,

她对父亲的感情是一心一意的,是真爱情。

 

1944年,我大哥在苏州第二次结婚(第一次的”婚姻”被大姐采取果断措施而宣告无效,在【大姐篇】有详述),父亲没让母亲来苏州参加婚礼。那时正是父亲的生意最兴隆的时候,婚礼的排场很大。

席间新郎新娘双方的家长都到席,小妈俨然落座在男方母亲的位子上。

大哥酒后失态,钻到桌子底下大哭,声声呼唤亲娘。

小妈马上俯身把大哥揽到怀里安慰道:“我就是你的亲娘。我只是肚子没有痛那一下,有什么两样?”

 

1949年之后父亲穷困潦倒,小妈对他不离不弃,照料依旧。

到了1959 年之后,完全没有了生活来源,每月靠政府发的10元钱救济加大哥补贴的10元钱度日过活,

两人照旧相扶相携。他们居住在苏州阊门外金家弄2号一间一半临街一半悬空于河面上的旧屋子里。

走在屋内的地板上,每一步都能听见吱嘎声响,不禁令人担心地板下那几根插在河底泥里的木头柱子

如果腐朽溃烂,半个房子会顷刻间倒进河里,不堪设想!

在他们共同生命里的最后10年,他们去粮店买米都是用报纸折成的三角包装盛,可见家里没有存粮,

只能一顿一顿地买。每次收到大哥寄的10元钱或者偶然收到他人的接济,小妈就会高兴地对父亲说:

“吾倪又可以买甜格咸格吃喽!” 应该说我父亲的是幸运的,

生命中遇见这样一个能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女人。

 

我的第一个女儿瑶瑶几个月大时,我曾把小妈从苏州接到上海帮我带过瑶瑶。

后来为了同时照顾年老体病的父亲,她又把瑶瑶带到苏州养了一段时间。

她甚爱瑶瑶,不仅因她一生无子女,也是由于她天性善良。


小妈在上海帮我照看瑶瑶期间,和我娘见过几次面。

小妈这时充分表现出苏州女子的聪慧灵巧和嘴甜,用一口沧洲话叫我娘姐姐,象久别的亲人似的亲切交谈。

她那口沧州家乡话说得竟然比我还地道。这个情景发生在上海襄阳南路370号我的住处。

 

小妈先于父亲几年去世。听父亲说,她病重期间,一直叫着瑶瑶的名字,遗憾未能最后见瑶瑶一面。

 

晚年的父亲,对儿女也曾表现出一点温情,特别是对我。

1963年初,当他得知身为右派的我将赴新疆,火车途径苏州站时,

他在站台上从我乘坐的车窗口递给我一篮上好的无锡水蜜桃,只说了一句“你在火车上吃吧” ,

没等我回话,火车开了,我的眼里立刻溢满了泪水。

 

稍感安慰的是,1968年文化大革命武斗最激烈的日子里我从新疆农场逃回上海避祸,父亲从苏州到过上海,

我们一起住过一二十天。据父亲说,当时苏州造反派之间武斗也是打得十分厉害,

他经常把棉被浸水湿透披在身上以抵挡四面八方的流弹,实在无法住下去才来上海。

他每次外出回家,总不忘给瑶瑶带零食,用短衫大襟兜着,往床上一撒,不说一句话。

 

我深知父亲自尊心强,他自知年轻时的行为风流不羁,即使在挥金如土时也没有关心照顾过儿女,

所以他在1949年之后的生活再困难也从不开口麻烦我们。只有我大哥接济他,每月给他十元钱,

加上他自己后来的十五元救济补贴,独自在苏州艰难度日。那次上海见面,我和大姐给了他一百元钱,

他默默收下了,不说一句话。

 

据大哥说,父亲离世时手里还攥着一张电影票。原是那天要和几个老头一起去看电影的,临出门时,

他忽然感到头有点晕,他对老朋友说:“你们先走一步,我休息片刻就来。” 结果,这场电影没看成。


父亲于1971年患脑溢血辞世,享年七十四岁。

 

母亲虽有自己的名字,但一生也没用过,作为家属,袁王氏就够了。

 

小时候,我没享受过现在的小孩要让妈妈讲故事才能睡觉的待遇,没有唱过母亲教我的儿歌,

但是,母亲也有她会讲的故事,也会哼一些不完整的歌曲,也有她那个时代不识字的妇女们的娱乐方式,

比如她会唱几句河北梆子‘苏武牧羊’,也会几句京剧‘三气周瑜’等等。只要听到她不成调的哼歌,

一定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我和母亲一起摘菜做饭,跟她学着做针线活。她也给我讲一些故事,至今仍记得的一个片段是;

从前有一家三兄弟,长得以后要分家,老大老实厚道,让两个弟弟先挑家产,老二也本分,让老三先挑家产,

老三要了家里所有的土地,老二要了几间破房,只剩下一条没人要的病牛。

让老大牵走了,后来,老三卖了地,大吃大喝又赌博,成了穷鬼;老大悉心照料病牛,

谁知老牛是个通灵气的神牛,帮老大积累了大量家产,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又如被老丈人看不起的穷女婿,因为忠厚诚实,被财主欣赏后发财又升官;

而口齿伶俐,善于溜须拍马的聪明女婿最后却要求忠厚女婿赏口饭吃等等;

全是些忠厚得善报,奸猾遭恶报,惩恶扬善,委曲求全之类的故事,这很符合她的身份和性格。

 

她的娱乐很单一。做完家务后到街坊邻居家里斗牌,四人成局,

也是‘条子’‘饼子’‘万字’可那是纸质的牌,小长条状,他们也有点小输赢,每逢母亲出去斗牌,

我便和与小我一岁的二姐的女儿佩珍一起,在笊篱上放几个铜板,将笊篱飘在水缸表面,

寓意为捞钱,现在我已不记得我们这招是否灵验,反正母亲回家看到这一幕,总是开心地表扬我们。

 

母亲一辈子没攒过一分私房钱。她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钱就是卖粪的钱。

现在我们所称的‘卫生间,洗手间’,在我们小的时候一律叫茅房,而且这还是城里人才有的概念。

茅房里的粪便由农村的乡下人定期来买,他们把粪便运回农村做农田里的肥料。

平时我们要用心攒粪,也防止有人趁黑夜来偷粪。

为了多攒粪多卖钱,也为了掩盖臭味和避免蚊蝇做窝,我们用灶膛里扒出的柴灰撒到粪便上去,

一层层地掩盖。到农民进城来买时,母亲还要和他们讨价还价一番,

还要详细介绍我家的粪便质量如何的纯正不掺假。

 

唉,人的记忆力怎么可以如此强大,七八十年过去了,这中间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之事,

为什么这点小事还记得这般清晰。

 

自1946年母亲离开沧州城的袁家大院去到南京大姐家开始,

母亲的生活从此在形式上内容上就与父亲完全没有了关系,而与几个儿女和孙辈的生活融为一体。

1949年之后的天下,解放也好,革命也好,各种政治运动也好,对她而言都是不存在的,

在她的眼里只有儿女加孙儿孙女,只有家庭。

 

母亲1969年七十五岁以后是住在蚌埠的大哥绍泉家的。

大哥是个大孝子,母亲正好也存有终老要在儿子家的观念。

到大哥家去后,也一直享受特殊待遇,母亲于1975年老去,享年八十一岁。

我觉得遗憾,我的老娘为什么没能坚持多活一年,看到毛主席的死以及他的学生和亲密战友垮台被捉?

最主要的是活到看见女儿女婿的“右派”帽子摘掉!

 

一直以来,甚至到了我八十多岁的今天,我也没有弄明白我的父母是一种怎样的婚姻关系。

一个男人从不爱这个女人,却一点也不影响跟这个女人生一堆孩子;

一个女人大半辈子挨打受骂做这个男人的生育机器,到头来无怨无悔还认为这是天经地义。

这是传统儒家学说的精神要义吗?这是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吗?还是我这位懦弱母亲的个例呢?

我不明白,但我心痛,真的就是心脏感到一阵阵地刺痛。

 

我那一生都不懂得仇恨,一生与人为善不计个人得失的无比慈爱的母亲,

临终也没能见到她这个日思夜想却远在新疆的最小的女儿。

当我决心请假回去见娘最后一面的时候,我三姐和大哥都劝我不要回去,因为母亲已有几个月不能识别亲人了。

我只好多寄些钱回去,让她老人家在吃喝方面多享受一点,那些天我魂不守舍,日夜只做一件事:

默默地遥望东南方,祈祷老娘安详地升天。

 

在我八十多岁的今天,在我失去了自己的小女儿之后,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当年在得不到二哥的音讯,

母亲经常在深更半夜的黑暗里坐在床上抽烟时,她的心是怎样地在流血!

在她临终前失去认知能力的几个月中,她是否知道我这个不能前去尽孝的小女儿是如何捶胸顿足谴责自己。

 

现在除了老娘的照片之外,几十年来我还保留着老娘给我买的一只橡皮热水袋,它虽已漏水我也不忍丢弃,

还有一只老娘生前用过的漱口搪瓷缸子。我走到哪儿带到哪儿,那是我们娘俩精神交流的物件,

看见它我就想起老娘。

 

我永远怀念我的老娘!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五二六期(cm07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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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 -YMCK1025- 给 YMCK1025 发送悄悄话 YMCK1025 的个人群组 (10426 bytes) () 09/23/2020 postreply 21: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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