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竹散人
游走在乡村的货郎担
六十年代的农村生活方式，基本还是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易，没有成熟的交易市场。
那时农民的交易市场，就是几个村中间有个集市，集市有固定的交易日期。我小时候经常跟着爷爷、奶奶去的集市，离家八里路，叫柳集。逢集的日期是每月农历的三、六、九，也就是10天一个集。
集市主要交易农民自己产的农产品，卖了作为家庭的日常开支，如油盐、学费和亲戚、邻里的红白喜事的送礼之用。
那时我在本村读小学，每学期学费3元，不少家庭都交不起。班主任常在课堂上催促说，书都用旧了，书费还不交。很多家庭交学费都是在开学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开始准备了，把自家鸡下的蛋存起来，存够一定的数量拿到集上去卖用于交学费。那时候一个鸡蛋卖6、7分钱，存够学费钱还是要一定的时日。
遇到老师催急了学生就回答：娘说了，鸡蛋还没存够。
那时每个村有一个合作社，后来叫供销社，再后来才叫商店。
这个合作社主要供应农村人生活密切相关的货物，叫货物，为何不叫商品，因为全部是由国家生产、定价并供应，货物基本不具备商品的属性。
合作社主要供应那些凭票供应的货物，油、盐、酱、醋，还有农药农具等类货物。这是当时农村唯一的官方供货渠道。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渠道可以供应，如有就是非法的。
当时在农村作为传统小商品交换的另一个形式，就是走乡串户的货郎担了。他们的作用，用现在的话说，它是对合作社主渠道作用的补充。
货郎们挑上一个满当当、花花绿绿的担子，边走边转动手中的花鼓，发出有节奏的咚咚声，伴之嘴上的吆喝声，从村头传到村尾。
只要听见吆喝声，我们小伙伴就会飞快的跑出去追上货郎担围着看，货郎担里有玩具、有吃的，还有其它针头线脑类。
玩的如玻璃球（当时叫琉弹）、画片、连环画等。还有很多种，这三种男孩子最喜欢，前两种可以赌输赢，连环画满足好奇、求知旳童心。
对画片须做点解释，大小象火柴盒，一面图画一面文字，图画内容类别丰富，大致是动物、古代传统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如李逵、鲁智深等，还有就是国内著名的山水风景，如黄山、如敦煌。
小朋友围着一圈爱不释手，这时货郎就会发话，快回去找你娘要钱买。哪里要得到钱，家里大人会把家里的旧胶鞋、旧绳子、布条破铜烂铁拿出来换想买的东西，以物易物。
女孩子就可以换红头绳、胭脂，大人也可以换针线、顶针和剪刀等。
货郎担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米花糖，爆米花用红糖汁粘在一起，纯圆形状。如果拿来的旧东西太少，换不到一个米花糖，那就换几粒豌豆糖。
这些小东西在合作社很多都买不到，合作社即使有卖的，也必须用钱买，货郎担的优势是可以用旧物交换。
我们如果在上课，听见货郎鼓的咚咚声，就会心跳加快，神不守舍。货郎担走乡串户的身影，成为我童年生活中最深刻的记忆。
当时农村的小农生活模式，虽接近于原始生态。还是遵循着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生存模式。
如走乡串户的货郎担，还是有大致的专业分工，有百货方面的，有补锅补碗（当地叫巴锅巴碗），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可能想象不到，锅破了可以补，碗破了也要补，那时捧着带补丁的大黑碗吃饭的人多的是，鲁迅的一篇小说作品里就有这个场景的描写。
贫穷催生了这个行业，用经济学上的术语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须相适应。
除此之外还有磨剪子、镪菜刀的货郎担，还有卖豆腐的货郎担，这些都是当时乡村里的手艺人，被视为当地的能人。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理发匠的担子。
换取他们的服务当时都可以不用钱，都可以用物交换。比如可以用黄豆交换豆腐。
能够进入我灵魂深处的还有一个行业的货郎担，那就是“爆米花”。爆玉米花，不是爆大米花，当时苏北没有大米，大米是60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才从南方引进的。
爆米花的匠人很少来，有时几个月看到一次，一旦来一次就要呆几天才能脱身。爆米花的排成长龙。
那时农村的孩子没有什么零食吃，比如合作社卖的点心，当地叫“果子”，那要用钱买，一般家庭买不起。爆米花最容易办到，家里的玉米随便装上一碗就可以爆很多米花。
脸上被烟熏得乌黑的 爆米花匠人，接过玉米装进两头小，肚子大，象椰子型的米花机里密封，手摇着在火上加温，手柄处有个压力表，看到压力到了之后停止加温，把机器的口套在一米多长的一头封闭的口袋里，这时候我们会躲开，走远捂着耳朵，接着会出现一声爆响，从口袋里倒出的就是香喷喷的玉米花。
玉米花等稍凉马上吃，放到第二天就不脆了，吃起来像咬棉花。
六十年代的农村生活方式，农民通过在土地上的劳作，换取粮食和蔬菜，主食之外的生存需求就是通过合作社和走乡串户的诸多货郎担来满足。
货郎担构成这个时期乡村文化的主要要素，他们是那个时代生活方式的主要参与者、见证者。
货郎担七十年代初开始就逐渐消失了，社会的变迁，生活方式的改变，他们必然会退出历史的舞台。
前几天在成都还看到一个磨菜刀的老人，佝偻着背，大热的天奔走于小巷中。
看到老人远去的背影，心中泛起阵阵的失落与伤感。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对货郎担都怀有一种深深的情感。他们群体的形象融入人们的记忆和灵魂深处，几十年来挥之不去。
货郎担是一个文化符号，是历史档案，是天涯游子挥之不去的乡愁。
星河夜半纺车声
七十年代前的中国农村，基本的生活方式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通俗的说就是自己生产的东西绝大部分用于自己消费。
六、七十年代的农村，作为农民生存最大的两件事：吃和穿。这两样的需求主要从土地上获得。
我的故乡属于北方，当地产棉花，当时大部分农民就用棉花解决自己穿衣的问题，用棉花自己纺线、织布做衣服。
我家里和当时大部分人的家庭一样有一部纺车，晚饭后奶奶经常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纺棉线，我有时睡一觉醒来，还能听见吱吱的纺车声。
纺线的棉花来自生产队的分配和自家的自留地，从地里收获的棉花含有棉籽，这叫籽棉。必须完全晒干后除掉棉籽，不含棉籽的棉花叫皮棉，这样的棉花才可以使用。分离出来的棉籽可以用于榨油，当时很多农民家里都吃过棉籽油。
棉花纺线之前先要搓成象火腿肠粗细的棉段，然后右手摇着纺车，左手拿着棉段纺出任意长短的棉线。
出生在北方的人对这个场景都不陌生，有首歌《周总理纺线线》，在南泥湾军民大生产运动中，当地军民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本意其实和故乡的农民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解决自己的穿衣需求。
不同的人纺出的棉线粗细有点差别，这和技术、设备和棉花都有关系。
棉线粗细不同，织出的的棉布质地就有差异，厚实密度不同。
纺机大部分家庭都有，织布机并不是每家都有。没有织布机的家庭就要把纺出的线交给有织机的家庭代织成布，但要付出一定的报酬。
我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在穿粗布，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粗布做的，粗布单衣棉衣全部只有两种颜色，白色和黑色，白色就是本色，没有染过，黑色就是染过的。没有染过的只能作为单衣穿，绝大部分是单上衣，或者作为夹衣或者棉衣的里子。
那时染布可以自己染，经常看见奶奶烧一大锅水，到合作社买来染料，把染料在热水里化开，再把衣服放进去煮。如果不想自己染，专门有开染坊的，把布送去交给他们染。
我小的时候家乡没有染坊，听说在公社所在地有一家，要不就是徐州城里有。
我那时记得除了袜子以外，身上穿的都是粗布，粗布挨着肉穿，比较硬感到不舒服，穿上一段时间，洗上几次，慢慢变得柔软了就好了。
后来爸爸在外面工作，有时寄点钱回来，可以买布做衣服，我穿粗衣服的比例才逐年减少。
和我一起上学的小伙伴，也都是穿的粗布衣，绝大部分不穿袜子，那时的生活水平，买袜子穿的极少，买袜子要票，大部分有票也买不起。也有穿袜子的，那是用粗布缝制的袜子，穿上没有弹性，穿上上面要用布带扎住避免下滑。那时很多人冬天不管男女都要扎着裤腿，那是里面穿了袜子的缘故。
那时女性有穿花布的，花布不能染，只能织。
织普通单色的布要几十道工序，织花布工序还要多，所以同样的布，花布要贵一些，能经常穿花布衣服的家听条件稍好一些。一般家庭的女性，省吃俭用还是要有一两件花衣服，女性爱美的天性永远不可以泯灭。
就是再穷的家庭，女孩子过年，买不起花衣服穿，也要买个红头绳，买一盒胭脂，点缀、并展示一下美的形象。
一般家庭的床上用品，被褥、床单和枕套都是粗布，但一般都是深色或者简单的条纹，深色耐脏，一般被子半年一年才洗一次，大部分是过年前整个洗一次。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农村穿粗布的比例已经很低了，一般的家庭都凭布票到合作社去买，那时把买的布叫洋布。我对布的品种不是很熟悉，从奶奶口中经常能听到、灯芯绒、凡尔登、哔叽等名词，这些布很多都是结婚的新郎新娘才会去买，一般的人也就是买普通的平纹布，三角钱左右一尺。
我到四五年级的时候就再没穿过粗布衣了，只有家里的床上被褥还是粗布。
八十年代回故乡，奶奶用过的纺机还静静的放在墙角，上面布满灰尘，满是岁月和沧桑。
岁月如流，现在市面上基本看不到手工粗布，有些比较前卫的人士，还希望购买粗布做衣服或者床上用品。以现在的眼光看粗布，纯棉、透气，不含甲醛，属绿色织物。但是否真正的手工须打个问号。
当年的手工粗布见证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构成当时的一种乡村文化元素，现在看到市面上的粗布，只是一种仿制品，非手工制作，失去的是文化元素。
前几年叔叔翻修老家老宅，纺车被丢弃了，他女儿说，放在那儿占地方没有什么用，永远也不会用了，他女儿说的没有错，真的是没有用了。
只是在我看来还有点用，看到它能够给我提供一些可资回忆的材料而已。
看到它，会想到奶奶多年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纺线的情景，还有我常常在睡梦中听到的吱吱纺车声。
家乡的戏台子
家乡有两个戏台子，村东村西各有一个。
七十年代前的农村物质生活相对贫困，精神生活也同样不富足。
所谓戏台，就是用土和石块堆砌起来，有一米五左右的高度。演戏的时候四个角立上杆子，系上绳子，周围用布围起来。
农村没有电，用汽灯或者马灯照明。虽然两种灯所用的燃料都是煤油，但汽灯比马灯要亮很多。这两种灯现在已经见不到了。
村子大，一个戏台和场地容量有限，演戏的时候就分别在两个戏台各演一场。
那时候来演戏的剧团规格最高的就是县剧团，他们一般一年最多来两次。他们来演出之前大队会派几辆马车去接他们，浩浩荡荡很是威风。
那时文革刚刚开始，剧团的节目还未受到严格的限制，山东梆子、河南豫剧、山东柳琴等一些传统剧目还可以演出，但中间还要穿插一些批刘、批邓，紧跟政治形势的一些节目。
这些节目我们基本看不懂，只是跟着凑热闹，看着城里人细皮嫩肉、穿的花花绿绿很是好奇。
县剧团来过两、三次以后就再没有来过，听大人说解散了。
后来在戏台上经常演出的是大队组织的草台班子，称不上剧团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的节目大部分内容都是“造反有理”一类的忠字舞，火药味十足的口号。也有带有曲调的节目，曲子是河南豫剧或者山东柳琴，但内容全是政治口号。
每到演出台下还是黑压压的人群，因为那时农村除了这类节目，没有任何文艺形式的存在，没有可看的，闲着没事就看看热闹。
那时农村没有电，没有广播。报纸一个大队有一份“两报一刊”，农民看不到，看不懂，也不愿看。
冬季农闲季节，戏台上经常演节目，各大队相互交流演出，其内容、水平大同小异，剧本都是县上相关部门统一编写的。
再后来这类节目基本都不演了，全部演样板戏，一个晚上演一部样板戏，样板戏要唱京剧，不会唱，上面派人来教，教会了就演给农民看。
那几年所有的节目都从舞台或银幕上消失了，全部被八个样板戏取代。所谓“八亿人民看八部戏”。
村东、村西两个戏台，八部戏由草台班子轮流上演。
那时我们在学校上的音乐课，全部学唱样板戏选段。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那些样板戏选段我还会唱，李玉和、李铁梅、杨子荣唱的那些京剧段子。
当时在农村还有一种艺术形式就是走乡串户的说书人，他们最受农民的欢迎，这个艺术形式就是至今流行于山东、苏北一带的“山东大鼓”，国家也认可的艺术形式。
我们当时称呼他们是“说书的”，他们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说的内容受农民欢迎，绝对不说当下的政治题材，其内容如“说岳全传”、“隋唐演义”，还有一些抗日故事和战争题材的内容。
说书人晚饭后，在场上（生产队堆放、碾压、晒粮食的地方，每个生产队一个），鼓在支架上摆放好，坐凳子上就开始说书，乡亲们或坐凳子上，或席地而坐，围上一周听，听得入神。
每天说一段，第二天接着说，每到关键时候会戛然而止，会抽袋旱烟休息片刻。每天一场的结束语和“三言二拍”每篇结尾一样，“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但说书人一定选一个关键点结尾预留悬念，听的人放不下，第二天早早的就来场上等着继续。
这些说书人的报酬就是管饭吃，每天有一元左右的收入。如果是大队或者生产队出面请来的，一般在戏台上说书，费用有大队或生产队支出。如果不是大队或生产队请来的，由听书的人在中场给赏钱，一分两分的凑，说书的场地就在戏台以外的地方。
那个时代很多现代小说和古典文学都被视为禁书，当时的说法叫“毒草”。
本家二叔因派性问题被开除回家，家里有两箱书。本村有些初中文化程度的年轻人会找到他借那些近代小说看，如《苦菜花》、《迎春花》、《吕梁英雄传》等，他们来借书都是晚上来，还要把书包裹起来，避免路上被人看到，象做贼的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戏台上演的节目越来越少，后来戏台就逐步演变为开大会的地方，那个时代一切以政治为中心，各类会议络绎不绝，什么“忆苦思甜”、“学毛著经验交流”，最多的是批斗会，那些“四类分子”隔三差五会被轮流批斗一次，其说法是：阶级斗争时刻不能忘。这时的戏台利用率空前得高。
当时还有一种艺术形式在农村慢慢多了起来，就是电影。
公社有放映队，在本公社内各个大队轮流放映，前期是政治任务：播放样板戏。后来也播放一些其它的片子，有国产的如《暴风骤雨》，还有国外的，如朝鲜的《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等。
每次知道公社放映队要来，我们和小伙伴都异常兴奋。下午雪白的银幕就悬挂在场上，我们提前会把凳子摆放在最前面，早早的吃过晚饭焦急的等待演出。演出之前大队书记总要讲个话很是讨厌。
每次放正片之前都要放一个纪录片，印象最深的就是很多周总理接见外宾的内容，纪录片是黑白颜色。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场上看电影的场景。在四川叫“坝坝电影”，两个杆子中间挂个银幕，正反面都可以看，乡里乡亲一起看，边看边议论。
去年我在成都还看了一次坝坝电影，现在成都所辖的个别县，有的还在保留“坝坝”电影这个形式。说起来电影上播的内容，在电脑上、电视上都看得到，人们还是喜欢看“坝坝电影”，中老年人喜欢这种氛围，还有“坝坝电影”会触发人们的思绪，把人带回那样一个比较遥远，有甜蜜也有苦涩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