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灾难：统治者的生死大忌
摘要：这些列宁式的革命家，为祖国外交灾难欢快的原因，并非他们的爱国情怀，而是他们锐利的洞察让其深知，
这是革命豪杰缔造历史的唯一可能——那千年不遇的机运，将因此降临。
曾有很多朋友问我，在现代国家，一个原本稳定的大国威权政府若是要走向崩溃，离不开什么？
我的回答是，“外交灾难”。
对于一个大国威权政府来说，他若是想要长久，最大的忌讳，就是避免在重大外交问题上犯错。
他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人民的忠诚与怨恨都不值一提，因为他们是随时摇摆的，
但与列强的对抗则是真真正正可以伤害一个政权生存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
以中国历史为例，抛开一切道义情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百年来王朝兴亡的关键原因，
1900年，慈禧老太后相信了义和团群众能够击败西方列强的谎言，决心对西方世界宣战，最终毁灭了清帝国的根基；
1937年，蒋介石在民族主义追随者的鼓动下，决心因宛平事变与日本帝国摊牌，这场战争毁灭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和统治体系，
壮大了他的对手，最终埋葬了他的功业。这些都是现实主义者眼里活生生、不带情感的事实。
——孙文，义和团事变毁灭了清帝国的统治根基，满清贵胄的命运在1900年6月变得不可挽回
让我们将历史的视野继续向外延伸，绵延数百年的德意志霍亨索伦王朝为什么会在1918年走向崩溃？
很简单，因为外交错误，当威廉二世决心以一挡十与列强摊牌时，就意味着腓特烈大帝的后裔终将失去王座；
气势非凡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王朝为何崩溃？
很简单，因为外交错误，当勇敢的元首决心将德意志人的聚居区整合到大德意志的境内时，
与世界的决裂最终带来了帝国的灭亡。每一个德意志的史学家都会看到，两次惨烈的外交失误，接连毁灭了德意志两个政权。
紧接着，让我们审视俄罗斯人的历史，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经历了两次政权更迭。
第一次，是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之崩溃，这场毁灭的原因就是沙皇轻率地踩进了与列强决裂的死亡陷阱；
第二次，是苏俄帝国的崩溃，这场毁灭的原因是苏联高层对阿富汗的粗暴入侵，导致了与世界列强的决裂，
而列强持续不断的制裁与禁运摧毁了帝国的财政和技术基础。
两次重大外交失误，接连毁灭了俄罗斯民族的两个政权。
在现代政治的拼盘上，外交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重大外交错误足以改变一个政权的历史命运，带来不可逆料的后果。
塔列朗亲王目睹拿破仑一世对西班牙的盲目入侵，感受到列强的恐惧与愤怒，进而意识到这个王朝的终结；
比尔凯西看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他从中观察到世界的颤抖与惊慌，并推测列宁的继承者将迎来了历史的终点。
就像梅特涅亲王在德累斯顿会晤中告诫拿破仑所言，对于一个王朝而言，没有什么比“以一挡十”的外交尝试更加危险。
当风暴来临时，幸运儿深受马基雅维利宣传的报复，希寄历史虚象的重演，则代表了更大的不幸。
夏威伊勒是1941年之前的美国驻德记者，他曾提起自己德国与西方决裂之前在德国社会中的亲身感受，
那就是有次他与一位优雅的德国老绅士谈起，德国树敌太多，怕是危险不可预料。
老绅士听完大声驳斥美国记者，称，“如果再次摊牌，战胜的一定是德国人，德国将毫不犹豫地迎接你们的围攻”。
反过来，1860年清王朝与西方的条约，带来了西方的技术和财政支持，实际上促成了清帝国的虚幻复兴，
直至甲申易枢后清帝国决心与西方分手；
而1979年的中美建交和1999年的中美世贸协议，则为中国带来了改革开放和2000年近乎疯狂的跃升。
2003年前后，笔者上学时就常常撰文嘲讽当时国内外不自量力地中国崩溃论鼓吹者，这些人仅仅基于眼前的困境，
却忽视了一个国家运道的真正的基础。当克林顿政府支持中国加入世贸，决心以西方的技术和市场押注中国时，
章家敦和袁剑等人竟因为大陆区区的财政困难和经济萧条就看衰中国的运势，真是不可饶恕的愚蠢。
中国当时再困难，还能比1860年四方叛乱、财政崩溃的清帝国更加困难吗？
殊不知，在现代社会中，哪怕是1848年柏林革命和1905年圣彼得堡革命这样惊天动地的巨浪，都无法摧毁神圣君主的统治。
区区乌合之众怎能逆天行事？
我曾记得，在决策者自己犯下重大外交灾难之前，德意志革命的领袖艾伯特、卢森堡都曾是不值一提的政治边缘人；
俄国革命的领袖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列宁都不过是在国外流浪混日子的老头废物；
苏联反叛的精神领袖索尔仁琴科只能卷缩在美国的公寓里，在四分五裂的反共俄侨争吵中浪费时光。
革命家们在祖国强大的照耀下一无是处。
然而，当外交灾难降临之后，随着巨大的对撞接踵而至，原本强大的祖国在地缘灾难中耗尽了自己的财富和资源，
两面三刀的人民随之倒戈。只有那个时候，那些无能之辈方才有机会扮演起无所不能的上帝，实现他们的梦想。
历史曾经记下：当德意志皇帝决心走向外交毁灭时，真正欣喜若狂的并非他忠实的追随者，而是本已毫无生气的德国革命家；
当沙皇决心迈向外交毁灭时，真正额手相庆并非他的忠臣杜尔诺沃，而是原本看不到希望的列宁；
当苏联政治局派遣大军进入阿富汗时，真正开心的，并非苏联的羽翼克留契科夫，而是远居海外的索尔仁琴科。
“陛下，您这是为自己准备绞刑架”
——俄国将军古尔科警告沙皇尼古拉二世
这些列宁式的革命家，为祖国外交灾难欢快的原因，并非他们的爱国情怀，而是他们锐利的洞察让其深知，
这是革命豪杰缔造历史的唯一可能——那千年不遇的机运，将因此降临。
一战君主们不惜外交灾难也要取悦人民，然而，欢欣的人民仅仅四年之后，
就因无法承受决裂的代价而沦为叛贼，这掀开了君主国家的革命浪潮。
安倍辞职后的隐忧：谨防中日关系脱轨
昨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称，因身体原因无法履行首相责任，将于近期辞去首相职务。
这个事件，本身没有太多值得关注的地方，因为安倍的轮替对日本政府的稳定运行来说，意义不大。
但是，如果从中日关系来说，那么安倍晋三辞职带来的影响就非常值得忧虑了。
首先，从政治世代的角度看，无论是安倍晋三，还是默克尔，某种程度上都代表了和平安稳之旧时代的执政理念，
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是如此。在旧时代，大国对抗并不激烈，旧式全球化的余晖映照之下，
不同理念大国间敌我观念不够强烈，彼此意识形态矛盾、安全矛盾往往隐匿于经济合作之下，
所以国家间的冲突往往是倾向于和解或者说妥协甚至绥靖方式来解决的。
无论今人如何看待，安倍晋三、默克尔、奥巴马、甚至2020年6月15日之前的印度总理莫迪和疫情之前的特朗普，
都是这种思维模式，在这些人的掌控下，各国矛盾往往是可控的。
然而，就像张伯伦和他的法国同僚达拉第无法适应1938年-1939年的历史洪峰一样，
当冷战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各个国家的传统政治家们很快发现他们难以适应新的挑战。
我们曾亲眼目睹印度总理莫迪在遭到无数指责之后，痛苦地抛弃与中国的和解努力，步履蹒跚地一步步走向义无反顾的对抗;
实际上，与此同时，安倍晋三和他越来越不受欢迎的亲信二阶俊博也在内外指责之中，
勉力愈来愈艰难地维持传统友华的外交政策;无独有偶，即便是在欧洲，默克尔艰难维系的亲华政策，
也遭到党内外越来越多的抵制，并几乎无法持续。
对抗新时代的历史需要，曾经擅长微笑的政治家们已难以适应这种挑战，
他们旧有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已经不能支撑起这个时代。
所以，当安倍晋三辞职之后，无论是谁接替，他的对华政策都将比前任更加适应对抗的需要——
对于这一点，中国绝不要抱有幻想。
其次，疫情和HK危机之后，日本朝野对华偏见在2020年急速增加，已经使得任何稳定的亲华政策都不可能持续。
笔者算是经常关注对日舆情的人，从2020年初到现在，日本朝野对中国的偏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恶化，
任何试图获得公众支持的对华政策都必须比此前更加强硬。
执政党自民党内部越来越强势的反华倾向，以及朝野反华呼声愈演愈烈，
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更加强势的反华政策正呼之欲出—对于这一点，中国也绝不要抱有幻想。
最后，随着中日之间围绕着钓鱼岛的争端愈演愈烈，再加上美军在日本部署大量瞄准中国的中程导弹，
可以预见的是，促使中日关系进一步急速恶化的因素还在不断增加。
近来，中国在钓鱼岛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越来越坚决，叠加HK危机的心理冲击，这使得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恐慌愈发加剧，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更加担忧——随着日本履行美日安保条约，大量美国中程导弹部署于日本本土，并瞄准中国，
这不可能不引来中国的报复，也意味着中日矛盾将不断升级，
相互恐慌将不断加剧——其最终后果就是中日矛盾不断螺旋上升——如果能够不脱轨的话。
历史的浪潮不断前进，冷战的铁鼓正在敲响。
对于中国外交来说，如果这么多年学到过一个真理，
那就是永远不要认为经贸利益能够阻碍两个国家在不断增强的疑惧中走向对抗的历史进程。
这是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冷战，以及新冷战的昂贵经验，
也将是未来历史不断验证的铁律——谁要是认为经贸可以阻止对抗，那么他就会在幻想中犯下历史性的致命错误。
因此，在中美、中印矛盾失控之后，中国应警惕中日关系走向脱轨，
如果最终决裂不可避免，那就必须为不可避免的决裂做好准备。
毕竟，假若一个民族对未来抱有幻想，那么历史就会无情地惩罚他。
历史的巨浪，惊涛拍岸，卷起千堆血，欢迎加入王陶陶私货圈子，最早把握时代赋予的风险与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