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里的高材生
回答:
社交饥渴
由
YMCK1025
于
2020-08-10 08:04:55
我犹豫后还是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我的母亲。当我报上名字，她第一句话就是问我在哪里，是不是从监狱逃跑了。
—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501个故事 —
这天下午，下着小雨，我和连号谭晨在监区图书室里正干活。
我是监区图书管理员兼管通讯报道，除了定时开放阅览室、办理图书借阅，还要把监区服刑人员改造生活的各方面，向监狱及省监管局报纸投稿。谭晨负责管理监区几百号服刑人员的政治、文化与技术教育，称为“三课”学习。
谭晨三十多岁，文雅并精神。他毕业于某名牌大学，是一名高材生，创建了二十多家企业。
雨还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值班员推门进来说，监区长叫谭晨过去。
半个小时不到，谭晨回来了，他面无表情，眼神中隐约有一丝失望。
我以为谭晨家里出了什么变故，在监狱里服刑的人，最怕的是老婆离婚，父母离世。
曾有一个犯故意杀人罪判死缓的犯人，他什么也不在乎，犯人们都怕他三分，当他知道母亲去世后，连续嚎哭了一个星期并将筷子插入耳朵，撞墙而死。
在此之前，谭晨告诉我，他由无期减有期会在十五年左右。他还告诉我，减成有期后，他就着手办理保外就医。外面的人会帮他想办法。
他入监的那天，拎着两只黑色皮箱，有人说这么大的老板，肯定会被分到统计组。
监区统计组有十几个犯人，除了我没背景，其余的不是前官员就是前老板。在完成一套检查程序后，监区长把我和谭晨叫到了办公室。
监区长对我说，谭晨以后就是我的连号，负责“三课”学习。我原来的连号是个副市长，除了架子大，就是每天按时吃保健品，能吃不能干，我一天到晚要给他补漏洞。
我领着谭晨，把个人物品送到生活仓库后回到图书室。谭晨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他的办公桌擦干净，又从一个信封里拿出几张老婆孩子的照片压在玻璃板下。我看了看照片，没说什么，但我想每天看这些照片绝对是件难受的事儿。
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把照片悄悄撤了。他很快会明白，服刑的是他，受折磨的是家人。
第二天是星期天，休息，上午十点多，一辆凯迪拉克驶入监区，打篮球的犯人都闪到一边，监舍楼的窗户里探出了密密麻麻的脑袋。
谭晨站在窗前对我说：“这是我的车。”他戴上帽子，随后开始整理衣着。
按规定，服刑人员家属来探视都在监狱探视处，但有时家人或其他人也会到监区来，大家都知道其中原因。我以前的连号，他的下属——某个妇联主席还开车到监区送饺子，饺子居然还冒着热汽。
两个小时后，谭晨回来了，几个年轻犯人帮他拎着装满东西的大包小包。
谭晨很兴奋，他说家里已开始跑关系给他办保外就医。他准备了一个亿办这事。
晚上就寝号令发出后，我和谭晨拿着监区的批条来到图书室加班写材料。
关上门，谭晨从书架后边拿出一个手机。手机是他上午见家人时他哥偷着给的。我极度惊讶，觉得尚有书生气的谭晨，胆子也太大了，私藏手机属于严重违反监规纪律。
再者，我与谭晨相处不过两天，彼此不了解，他就不怕我把他给举报了？
谭晨问我，有多长时间没和家人打电话了，我说有十年了吧。他把手机递给我说：“现在就打，和家人说说话。”
监狱里开通了亲情电话，但我从没打过，我知道打电话管教会监听，觉得别扭。
我犹豫后还是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我的母亲。当我报上名字，她第一句话就是问我在哪里，是不是从监狱逃跑了。
一瞬间，我感到惹了大麻烦，如果不对我母亲解释清楚半夜突然打电话的事儿，她肯定会问监狱关于我的情况，那这一切就露馅了。
于是我一边冒汗，一边穷尽言辞，好歹让我母亲打消了怀疑。
我把手机还给谭晨，突然想，谭晨这是拉我下水了，把我和他绑在一起。这样我也违规，就不可能检举他了。
我暗忖，能用几年创办二十多个企业，敢走私近千辆车的人，绝对不简单。相比他，我已入狱十年，有半个脑子装的是水，知道的只是监狱里的这点事儿。
谭晨有了手机后，把手机藏在什么地方而不被发现，成了一件大事。
监狱为了安全，定期清监以及突袭检查，有犯人把一根针卷在卫生纸中都被查出来了。在监狱里藏点违禁品不仅要有胆量，还得知道管教的通常做法。
后来还是我出的主意，把手机藏在腰鼓里。图书室放了十几个腰鼓，是春节排练节目用的，下次再排练节目还得大半年。
我对管教的思路熟悉，之所以出了主意，主要是担心被查出手机后自己被牵连。
有了手机，谭晨就忍不住给家人打电话。一开始只是晚上给老婆打个电话，没几天白天也打，而且晚上回到监舍躲在被窝里发短信。
谭晨还给他哥哥、妹妹和妹夫不断打电话，告诉他们抓紧时间，把一些还没被检察院察觉到的房产卖掉，包括把银行的资金转移掉。
每当他打电话，我就得站在门后留心走廊里的动静，防止值班员或其他人闯进来。
我问谭晨：“警方和检察院不傻，怎么还能有这么多漏网之鱼。”
谭晨说他早有准备，另外办了两个户口和身份证。“这很正常，不留一手，一旦有变故，就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到了月底，又轮到清监检查违禁品，几个管教把图书室翻得很仔细，包括把一些比较厚的书也检查了。我和谭晨站在走廊，支起耳朵仔细听图书室里的动静。
一个管教出来时开玩笑地对我说，一个服刑十年的犯人，要不就是能自觉遵规守纪了，要不就是对监狱了如指掌，私藏点什么违禁品，管教也找不到。
十几个腰鼓还摆在那儿，管教确实没想到腰鼓中藏了个手机。
事后，谭晨看着我说，姜还是老的辣，如果藏在书里，这次肯定逃不过了。
谭晨还说，监狱里的连号制度目的是让犯人间互相监督互相检举，咱俩以后得经常闹点别扭让大家知道，在管教那儿，我们彼此都说点对方的坏话。
谭晨的意思我当然清楚，如果连号之间互相包庇，管教一定会把两个人分开。
后来有一次，我没反应过来，谭晨把水桶“哐当”一声往地上一扔，然后和我吵架。
走廊里的值班员听到叫喊声，在门口探头往里看。我知道值班员马上就会把谭晨和我吵架的消息传出去，而且管教也一定会知道。
每个星期六，晚饭后是各班组周检会。每个服刑人员都要发言，总结自己对认罪悔罪、遵规守纪、劳动及学习各方面的认识。
我是周检会的记录员，要把每个人的发言记录后交到监区审核。就在十天前，周边一个市要组织一次监狱警示教育，点名要该市的前副书记作忏悔演讲，看看他的思想觉悟。
监狱指定让我为前副书记写忏悔演讲稿，因为这种材料我写过很多，得心应手。
这位前副书记露出一张苦瓜脸，嗫嚅地说，“我的事，你也都知道，怎么批得狠就怎么写吧。”我看着他，心里其实多少有点可怜他。
谭晨也是指定的忏悔演讲人，以谭晨的文字能力，他能写忏悔演讲稿，但他非让我写。
这个人奇怪得很，他说自己批判不了自己，写不出痛苦交集的后悔感，不够客观。
按照以往的做法，稿子写好审查通过后，演讲人要在我的指导下进行简单排练。总之就是要作出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
忏悔演讲完回来后，前副书记神情轻松，他专门拿了几个苹果送给我以表感谢。前副书记告诉我，他按着演讲稿把自己一番痛批后，压在心上的一块巨石掀掉了，精神轻松了许多，又有了回到组织、回到人民怀抱的感觉。
谭晨回到图书室后，神情一如往常。他拿起可乐灌了半瓶，长长地呼出口气说：“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要能承担名声被摧毁的后果，做一个声名狼藉的罪人。”谭晨说的话，让我清楚地感到他与其他人的不同。
从那以后，谭晨更加大胆，也更频繁地跟家人通电话，他更仔细地了解办理保外就医的事，也一一具体地指导家人怎么去做。
过了段时间，谭晨告诉我，他家人正在加紧办理保外就医，已经深入到关键人的圈子。
在谭晨对外的电话中，我听到他不断提到一个项目。有一天他又告诉我，保外就医办成就可监外执行，他到时要在省城开个大型会所。
这天，谭晨又去了监狱探视处，他家人每个月都来看他，我脚上的一双几百块钱的沙滩凉鞋，就是谭晨特别嘱咐他妻子为我买的。
谭晨还几次说到，如果我出狱后，他就送我一辆小奔驰。当然我没当回事儿，我的脑子很清醒，眼前我还在监狱，离出去还早着呢。
那天谭晨很快就回来了，我不解地问：“没在餐厅吃饭？”以往，他都是在那里吃饭。
他神情严肃地说：“我还有一件事发作了，跟我合作的人从国外回来被抓了。”
我问他严重么，谭晨说涉及到几个亿的银行贷款，如果定罪就是金融票据诈骗。金融票据诈骗从银行弄了几个亿，绝对会顶格判无期。
谭晨说没用，他的走私案，他从北京找了四个名律师辩护，毫无效果。
谭晨坐在桌前一动不动，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直到开晚饭了他还是坐在那儿吸烟。接着他拿起笔在纸上开始写什么。
他断断续续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告诉家人抓紧时间卖房子，以及停止正在运行的项目。
谭晨特别嘱咐对外的应付款也停掉，应收款能收多少收多少。他告诉家人，给公司总会计及几个副总一笔钱，让他们离开公司。
第二天早晨一进图书室，谭晨关上门后对我说：“我那个被抓的合伙人已关进看守所，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尽快死在里边。”
我在穷凶极恶的犯人群中混了十年，也知道各种凶杀案，但一个哥伦比亚毒贩才能想出来的杀人方法让谭晨说出来，还是让我错愕。
我告诉谭晨，这件事你别再提了，有些事儿只能你自己想，我也从没听到过。
我当然清楚，谭晨偷着打电话，我帮他站岗放哨，最多弄个关禁闭扣分和推迟减刑。但若掺和进杀人案，我这辈子就得待在监狱里。
一个月后的上午，我和谭晨正忙着训练几个参加监狱法律知识竞赛的犯人，值班员叫谭晨，让他去监区办公室。谭晨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转身跟值班员下楼。
半小时后谭晨回来了，侦查处的两个警察也走进图书室。他告诉我，检察院来人要把他提回去，现在就走。
他拿出一叠表格递给我，说这是“三课”教育计划以及学员名册。然后他小声说，把东西处理一下。我点了下头。
第二天，我去开水房打开水，假装帮忙烧火，顺手把谭晨留下的手机扔进火里。证据没有了，我也放心了。
一年后，我听新来的犯人说，谭晨又被判了无期徒刑，已经送到省监狱服刑。
我问新来的犯人，谭晨判的什么罪，他说是什么票据诈骗。我又问：“谭晨的同案呢？”他说也是无期，去另一个监狱了。
两年后，我参加省监狱系统的文艺汇演，去省监狱演出时见到了谭晨。
在省监狱一间教室内，谭晨和几个犯人来送水，趁管教不注意，我和他说了几句话。
我得知他被判无期后，经过两年考验期减刑为二十年，现在狱内教育科当犯人教员。
谭晨明显老了，几年前还有的意气风发与文雅不见了，脸上没有了笑容，说话语速也变得很慢，似乎还少了颗门牙。
三年后，我获假释出狱。又经过了几年，一帮从监狱里出来的前官员及前老板们要成立商会，把我也死拖硬拽地叫去凑热闹。
当时在青岛的一个五星级酒店，这帮人吃喝玩乐闹腾了一周，最后定下了商会章程并每人交了二十万会费，用于以后的吃喝玩乐。
一个从省监狱出来的人告诉我，他与谭晨同时住过狱内医院。我问他谭晨的情况，他说谭晨的腰不好侧弯，肾也有病全身浮肿。
我又问省监狱保外就医的事儿。他说，保外就医，门都没有，最高院下了新规定，谭晨属于限制减刑及不得假释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