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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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创作肇始,是作为美国政府的军参读物。
本尼迪克特开篇不久,即着墨于此,从日本人在二战中的表现,推理其民族性格,可惜为现象所迷,未能溯之源头,写的似是而非,一鳞半爪,到最后,推理变意淫。
日本不单是资源输入大国,更是文化输入大国。隋唐时输入中国文化,明治时输入欧美文化,再加上本土的神道宗法,此三者构成现代日本。不同于清朝洋务大臣提出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日本似乎是体用不分,可以说都为体,亦都为用,“三体”有“三用”。
二战时日本军方战略及士兵行为无不受这三者影响。本尼迪克特探索战争中日本人心理,一不谈中国影响,二不谈欧美渗透,三不谈神道宗法,仅拿日本军方某时某地的宣传口号作依据,可乎?
葛饰北斋绘画作品
本尼迪克特过于看重日本军方的宣传文字,像什么“让万国于国际秩序中各安其位,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以为从这些文过饰非的“官话”中能获得破解日本人行为密码的钥匙,岂不大谬?这就好比以为用特朗普剽窃来的那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能读懂美国当下政局,简直“Too simple”。
紧接着,本尼迪克特女士又从日本军方宣传中,得出美国重物质,日本重精神的结论。她写道:就算打了胜仗,日本政治家和军人们也会反复强调,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精神和美国人信赖物质的较量;而打了败仗时,他们又会反复说,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必然失败。
兵者,诡道也。
《孙子兵法》中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这句话说白了,就是通过宣传,让士兵舍生忘死地战斗。日本人对中国兵家典籍奉为圭臬,二战中学以致用,精神胜过物质云云,很大程度上是宣传手段,傻白甜的本尼迪克特女士硬要往民族性上扯,以偏概全,以致于谬种流传。
退一步讲,重精神轻物质,若确为日本人气质的一部分,也只是在某个特定群体中,盖彼时之日本政府,实为军国统治,国家机器的宣传造势,是军人的妄想照进现实。
明治时期,内阁法初定,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从现役军官中任命,此条例原是为了防止持有自由民权论思想的人染指军队,后成为军人操纵内阁之肇始。
前面提到日本文化有“三体”“三用”,其实日本军人思想,其源亦有三,首先是武士道,食禄报恩,舍生忘死那一套;其次,神道宗法中的等级观念和迷信,弘扬皇道于四海,万物各得其所;第三,一战前后,尼采超人哲学等西方思潮的渗透。日本军人在二战中的种种言行,公开的和私密的,都跳不出这三个范畴。
本尼迪克特女士的路数,仿佛打盲拳,东一拳西一脚,在大量的无的放矢之余,偶尔也能击中某个小目标。她这样写道:不管遭遇什么灾难,城市空袭,塞班岛溃败,菲律宾失守,政府对老百姓的解释都是一切早在预料之中。收音机依旧在夸张的宣传,他们处在一个“一切皆在预料中”的世界。
认为一切皆在预料中,极有可能是日本人性格中的盲点。
三岛由纪夫在小说《爱的饥渴》中,描写了一个名为杉本弥吉的农人,在他看来,城里人没有先见之明,只好忍受配给品,买黑市的高价米,而他有先见之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杉本将一切归于先见之明,就连他不得已被辞退,也觉得是在意料之中。优秀的小说,是时代生活之镜,既是虚构的,又无比真实。这就像你想了解明朝晚期的市民生活,读《金瓶梅》会比读明史来得更直观。
本尼迪克特在灵光一现后,又回归信马由缰状态,转而论述日本民众是如何崇拜天皇,按她的说法,只要天皇有令,即便手里只有一杆竹枪,日本人也会毅然投入战斗;同样,只要天皇下令,就会立即放下武器,连最强硬好战的关东军也会停止战斗。
本尼迪克特的这个观点,可谓贻害无穷,直接影响到美国战后对日政策,作为战争祸首之一,天皇竟未受到任何惩罚,今天日本极右势力死灰复燃,甚嚣尘上,皆因美国佬当日偏听偏信。
须知,天皇崇拜是近代事体,明治维新前的七百年幕府时代,民众唯将军马首是瞻,天皇不过傀儡,形同透明,民众亦不知不觉,不痛不痒。所谓狂热的天皇崇拜,不过国家机器宣传使然。
再者,本尼迪克特总结出日本人的行为准则:选定一条道路,就会全力以赴,若失败,就毫不犹豫选择另一条路。
不得不说,本尼迪克特女士这点总结得相当精准,概大和民族,虽有所谓武士道精神,却绝非冥顽执拗之辈,亦不像北美印第安人那般天真决绝,抱着信仰,身死族灭。在逆境时,日本人有极强的求生存意识,崇拜强者,到了顺境,又极易不可一世,贪心妄为。这或许是地理缘故,岛国促狭,难养浩然之气。
奇怪的是,本尼迪克特既发现了日本人这一诡诈凶悍的性格,为何还要断言日本人不能失去天皇?这岂不是自相矛盾?究其原因,大概是综合考量,怕日后美国接收日本,骤废天皇,引发动荡,所以曲言附之,图一时之方便。
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由表及里,论述日本人“各安其位”的民族性,可用到的,尽是拆台的材料。
武士和商人“不安其位”,联合起来搞掉了幕府;农民也“不安其位”,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五六十年里,起义不下一千次;最底层的“秽多”,“非人”能安其位吗?恐怕不见得,他们不过无力反抗罢了,在背死尸拉粪车的艰苦劳作中,偶尔抬头望见达官要人的高头大马,心里未必不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
真正做到“安其位”的,大概只有皇室和贵族。
在国际关系中,美国和日本的政策大相径庭,美国信奉平等,日本信奉“各安其位”。本尼迪克特女士似乎对自己的这个“发现”颇为得意,进而忘形地断言:等级制对日本人而言,如同呼吸般自然。
真是这样吗?我看未必。
不同地域的人,之所以看起来千差万别,无非环境际遇所致,但万变不离其宗,桌子板凳都是木头,一个人不论来自亚洲还是美洲,也都是人。1940年,日本天皇于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中说,让世界万邦各安其位,是永久和平的前提。我们要真正弄懂这句话的意思,要从“人”的角度切入,而不是一股脑地推诿给“日本人”的民族性,说什么等级制如呼吸般自然。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论述民主制和等级制的心理基础:有些人看到和他们相等的人占着便宜,心中就充满了不平情绪,企图达到同样平等的境界;一些人看到不如自己的人得到的与自己相等,甚至比自己更多,同样产生不平情绪,企图达到不平等的境界。
日本显然属于后者,一方面是大和民族的莫名优越感;另一方面是捉襟见肘的地理环境,国土狭小,资源稀缺,火山地震频发。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了解到这些,我们才能明白天皇口中“各安其位”的真正含义——在他眼中,不平等才是平等。
日本昭和火山爆炸式喷发
可笑的是,为着这“不平等”的“平等”,最注重等级秩序和家庭秩序的日本人,竟然在国际关系中,把日本比作中国的长兄,简直颠倒人伦。如果非要比喻,日本只有做儿子的份,伊有两个爹,一个中国,一个美国。儿子大了不好管,打完穷爸爸,还要打富爸爸。不得不说,偷袭珍珠港的决策,实在是太“虎”了,难怪山本五十六要拍电报:“虎虎虎”。
本尼迪克特女士以“各安其位”为题眼,论述日本各阶层,上起皇室贵族将军大名,中有士(武士)农工商,下及“秽多”“非人”,不可谓不全面,但偏偏遗漏了最重要一环。
天皇并非位于日本等级制金字塔最顶尖,在天皇上面还有“kami”,即神。该日文大意为“高等的”“上等的”“卓越的”。这里的神,指的是死人。神道教信仰,活人世界由死人世界统治,所有死人都成为神。
战争期间,日本士兵剖腹自戕,舍生忘死,其勇气之源,大概来自于此。对此,小泉八云在《日本与日本人》中有精辟论述:他们(死者)指挥着时局的变化,风和雨,国家和个人的命运。
当我们看到安倍晋三,小泉纯一郎,桥本龙太郎等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愤懑之余,大概未曾想到,这竟是一个由“亡灵”统治的国度。
明治维新
近代日本崛起,发轫于明治维新,本尼迪克特作时策论供军方参考,本应对此浓墨重彩,不成想,“明治维新”一章,却成为《菊与刀》最大败笔。吾观此章文字,就像读百度百科,尽是不痛不痒的东拉西扯,最后扯不下去了,一股脑儿归结为“各安其位”的道德体系,倒是省事。
作者开篇即说,“王政复古,驱除夷狄”这个战斗口号,是日本近代史之开端。王政复古即“王政奉还”,由倒幕势力提出。
前面说过,本尼迪克特似乎对官方口号格外青睐,总能从中推理出“深刻道理”,进而提炼为日本人独有的民族性格。事实上,口号这种东西似是而非,提出它的人,往往不是为世间真理,而是为自家利益。本尼迪克特一大失误,就是没有深究口号背后的真相。
《大政奉还图》
说是“王政奉还”,其实在明治以前,何曾有过“王政”?
幕府时代,天皇固然为傀儡,幕府之前,天皇就有实权吗?举个例子,自公元967年起,一直到1084年,藤原家族独揽大权,通过担任“摄政”或“关白”的职务,维持“摄关政治”百余年。其中以藤原道长为尤,他作为外祖父,在外孙中不断更换天皇,摄政30多年,留下“此世即我世,如满月无缺”的跋扈诗句。
外戚或贵族摄政绝非个例,纵观日本历史,天皇的位置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中,公元592年,崇峻天皇不满贵族苏我马子专权,想要有所动作,结果惨遭杀害。
可见,倒幕人士提出的“王政奉还”,在当时不过是漂亮口号,与史实不符,至于明治维新后,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中,明治天皇从虚君到实君,真正实现乾纲独断,那已是后话了。
在明治以前,日本贵族权臣对天皇采用的伎俩无外乎“挟天子以令诸侯”。《三国志》中有倭人遣使魏国朝贡并被授予“亲魏倭王”印的记载,而罗贯中《三国演义》问世后,更是风靡岛国,对日本文学产生莫大影响。
想必日本人对曹丞相手段,有着深刻印象,即学即用,屡试不爽。可惜,实心眼的美国佬不懂其中奥妙,1850年代后期,美国总领事汤森·哈里斯仍坚持称将军为“天皇陛下”。直到二战后期,本尼迪克特女士才回过味儿来,力劝美国政府保留天皇,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故技重施,仍然奏效。
在日本史众多天皇中,明治之所以出其类拔其萃,个人能力是一方面,更多的是时势使然。
伊藤博文那帮赴西洋考察的大臣,取回三卷“立宪真经”,分别为英国式政党政治,法国式民主政治,德国式威权政治,经过一番比较考量,并结合明治之初的社会环境,日本选择了类似德国式的威权政治。
1889年明治宪法,设两院,张民权,但宪法由天皇颁赐,天皇凌驾于宪法之上,拥有国家大事的最终决定权,议会只是咨询机构,起协赞作用,国家行政工作则由总理大臣全权担任。有“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珠玉”在前,加上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在给伊藤博文的信中提到:日本的一大优势是国民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日本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奇怪。
“明治宪法”颁布图
不得不说,这种围绕一个核心人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类似先哲所说的“开明专制”),对促进经济军事发展,无异于一剂猛药。明治维新后,短短三十年时间,日本已俨然帝国主义列强之一。然而,它的负作用也明显,一是难以长久,二是容易失控,日本随后转向军国主义即为佐证。
以明治为镜,值得思鉴。
本尼迪克特女士虽写明治维新,可通篇陈词滥调,咬住“各安其位”四字不放,强调日本等级思想病入膏肓,无从“维新”。须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明治时期明令废除等级制,以武士为例,早在1869年,武士等级被精简为上下两级,三年后,所有非武士人口,归类为平民,而下级武士,亦被并入平民。这些武士,不再享有特权,取消年俸,不得佩刀,甚至不允许穿特殊服饰,留特殊发型。
或许,本尼迪克特的意思是等级制度虽废,但等级思想永存。这值得商榷,同样以武士为例。武士都没了,其精神能存留多久?以西乡隆盛为首的武士,发动反明治的佐贺之乱,一呼百应,起义虽失败,却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面旗帜,其遛狗雕像,至今屹立于东京上野。
与此相对,1970年11月25日,作家三岛由纪夫潜入东京某军事基地,扣押益田兼利将军为人质,在阳台上向集合的军队发表演说,痛斥民主自由毁了日本,三岛极力煽动军队,却无人响应,最后切腹殉道。
三岛由纪夫
如果说西乡隆盛是武士精神的黄昏,那三岛就是回光返照了,再往后,后现代席卷而来,对于那些被称作“御宅族”的日本青年来说,武士精神大概无异于天方夜谭。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写道,日本人常说“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们”,所以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许多年后,一个叫村上春树的日本畅销书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如此描述:日本已成为全世界空虚的中心。
“全世界空虚的中心”,这大概是武士精神最后的吉光片羽吧。
结语
写《菊与刀》批判的初衷,是有感于强邻在侧,近现代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可谓无孔不入。
甲午战败后,中国允许日本在华开设工厂,日本人借旅游或探亲名义,到中国各个城市打探情况,将收集到的信息分门别类,绘制成图,每个城市的政治、经济、人口状况都阐述得一清二楚,就连街头巷尾都不放过。
而今,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更是不断深入,开设了多个研究机构,非常专业。在日本书店,关于中国的书籍随处可见,史书典籍,文化渊源,政治经济,无所不包。
与此相对,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研究就少多了,以致于提到关于日本的经典书籍,这么多年,就是那几本,大多还都出自外国人之手,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等,实在是没多少可读的,以致于物以稀为贵,让《菊与刀》这类水准一般的著作,被一次次重印,以及捧上神坛。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远远胜过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这个事实,令人不安。
为此,血钻冒着见笑方家的危险,斗胆草就这篇小文,希望能抛砖引玉,以待来者。
END [美]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 [日]小泉八云著,《日本与日本人》 陈景彦著,《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儒学吸收与改造》 [美]克里斯托弗著,《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