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定榕：从胡教授的研究谈到中国知识分子
清华大学教授、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先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
他的中国全面超越美国的研究表明，中国在经济实力（2013年）、科技实力（2015年）、
综合国力（2012年）上已经完成对美国的超越。到2016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
综合国力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15倍、1.31倍和1.36倍，居世界第一。
如此研究结论真是令人大吃一惊。
我特意查阅了他的论文“对中美综合实力的评估”（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一期），
耐心拜读以后，还是云遮雾障，直到现在还不明就里，只好到CND上来坦白。
我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量化国力和计算国力。
记得我刚进大学时，在图书馆看到一本书：运用研究。里面有许多计算方法。
例如一场战术行动的得失，先计算武器装备和弹药的成本（包括运行成本和战损成本），
然后计算人员伤亡的成本，所有的成本都用美元为单位，加起来就是行动的总成本。
这样估算是否合理暂且不说，但他的方法，即把所有的因素都量化为同一可以比较的单位（例如美元），
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要不，一吨钢和一匹布怎么比较，怎么相加为国力？
对于量纲不同的量，加权重也是自欺欺人。
胡教授申明过：“这和物理学不一样”（大意）。可是，那怕是讲故事，也要把故事说园吧。
再查油管（Youtube），看懂了胡院长一句话：“我是验证他（毛泽东主席）的话”，
“如果五十年以后还赶不上美国，我们就要被开除球籍”。
注意，胡教授的措辞是“验证”，而不是检验。这说明他已经先验地认定这个论述是正确的。
不愧是院长，很懂政治，出发点就站在了制高点上：谁敢说毛泽东主席的话讲错了。
于是我茅塞顿开，先是明白了院长的逻辑：“因为我们还没有被开除球籍，所以我们已经赶上美国了”
（其实，毛当年讲的是钢产量）。 然后是想起了宋代理学家陆九渊的名言：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可喜可喜，陆门新添异姓后人！
但是能看明白的聪明人还是有的，而且不少。
此论一出，立即语惊四座，不少人认为，胡院长的研究结论与我们的感觉相差太远。
还有人（包括清华校友）联名呼吁，要求校方解除胡鞍钢的国情研究院院长和教授职务，
因为他提出的“中国赶超美国”的研究结论，误国误民。
更有人认为：“中美贸易战打到如今这般进退失据的地步，不能不说与一群像胡院长之类的投机学者有关”。
据说，胡鞍钢教授和其他的几位学者曾一度被视为“智囊”和“国师”。
事实叙述完毕，下面谈几点感想。
一、 怎样对待言论。
首先，我反对因为言论而治罪，例如开除教授的职务。
其次，误国和误民要区别对待。误民确实，胡教授的学历和头衔令人肃然起敬，
公众自然都很重视并相信他的言论，特别是他的研究成果。误国则未必，言重了。
“智囊”并非决策者，政策有误的责任在决策者自己，不在“智囊”。须知“智囊”是决策者自己挑选的，
研究经费是决策者批准的，自己选错人了，怪谁？就像有人因寒致病，不怪自己穿错衣服，反怪衣服不保暖。
再说，避免政策出错的根本良策是广开言路。实际上，党内和党外、政府和民间、加上人大和政协，
有的是聪明人和高手，有的是人才。为什么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在不同意见的辩论和比较中看清问题？
进了大商场就不怕找不到暖和的衣服。当然，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决策者要有宽大的胸怀才能做到从善如流。
否则就是武大郎开店，嫉贤妒能，这样决策很难不出错。历史上这样的先例比比皆是。
“中美贸易战打到如今这般进退失据的地步”，此言差矣。
如某网络名人所说，中美贸易战是小打小胜，中打中胜，大打大胜。
还有一手好牌，现正是一路高歌猛进之时，何来进退失据？
二、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不对失策负责。
中国人历来偏袒统治者，常常为统治者开脱责任。
例如杀害岳飞的是宋高宗，明白人都看得出，岳飞迎回徽钦二帝之日就是高宗下台之时，
秦侩因此就成了杀害岳飞的罪人，直到如今还长跪不起。又如杨贵妃（玉环），
明明是唐玄宗（李隆基）治国无方，导致安史之乱；等到马槐坡兵变，六军不发时，她就成了替死鬼。
再早，明明是商纣王荒淫无度，妲己却成了商朝灭亡的罪魁祸首，落得个“红颜祸水”的罪名。
许多人都讨厌江青的嚣张跋扈，可是就不记得她在法庭上讲的那句话：“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这是几千年的习惯思维，从上到下都很难改。通常是决策一出错，决策者绝不会主动承担责任，一定推脱责任。
例如，1958年放“高产卫星”，亩产十多万斤稻。
所谓的“密植”就是把几块田里的稻株移植到一块田里，密到小孩可以站在稻株上。
对于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毛泽东主席，不懂炼钢，情有可原，但要说他不懂种田，谁都不信。
可是他硬是推卸责任，说是听信了科学家（钱学森）的话。这样的瞎胡闹导致饿死近四千万人的惨剧，
还没有人负责！
三、 怎样对待知识分子
学者的职责是延续文化、发展文化。对他们不能以言治罪。事实表明，思想不活跃的人是不会有创造的。
上世纪初，物理学的大发展就是思想解放的结果，许多新概念都是前所未有的，例如能量是量子化的、
波粒二像性，等等。有时，新思想咋一看还是离经叛道的，例如日心说。
中世纪的教会害怕新思想动摇地心说，把布鲁诺烧死了。
从这件事情看，以言治罪才是十足的不自信、虚弱的表现。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新思想都有道理，所以允许讨论。
此外，不以言治罪，允许讨论，还有个不可忽略的好处：免得日后麻烦领导平反，有时还要出席追悼会。
我们这些过来人见得太多了，非常体谅届时领导的尴尬——中国老百姓真是好啊！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胡教授的工作呢，毫无疑问应当允许胡教授继续深入和完善他的研究。
不管外界有何看法，今后只要有足够的学生注册胡教授的课，还应该允许他开课。
大学生接触不同的学说才有比较，才能锻炼识别能力。
马列主义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胡教授的研究是不是正确，先放到清华大学试试嘛。
当然，几年都没有足够的学生注册而开不成课的教授，则应该意识到自己在大学里已经是多余的了。
教授的天地主要在大学里。毫无疑问，所有的教授都必须上讲堂。
所以，多年不上讲堂、既不“教”也不“授”的“教授”已经不务正业且名不副实了，这才应该解聘。
例如，尼克松总统任内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哈佛大学教授，出任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69-1975）和国务卿（1973-1977）二职，离校任职八年，
卸任以后就回不去哈佛了（这是他在答记者问时讲的）。
学校看重的是教和授，而不是官位，基辛格卸任以后就自己开公司去了。
斯坦福大学也一样，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朱隶文教授（Steven Chu）在奥巴马（Obama）任内担任过能源部长（2009-2013）；莱斯教授（Condoleezza Rise）在布什（Bush）任内担任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2005-2009）。卸任时都没有超期，于是重操旧业，回校当教授。
这也是一种社会的价值观。我曾到Stanford去听过一次朱隶文教授在系里讲激光冷却，语速快，脑子也转得快，和听众交流时，朱教授一时兴起，卷起袖子在教室里来回走动，完全看不出我们观念里的“正部级”和诺奖得主的气势和派头。
看得出，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据说他的动手能力极强，激光冷却就是非常困难的实验，我无法想象，一切都能做得如此精准稳定。这里想起一件事，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学府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纪念册上展现的是另一种社会价值观：官员的大头像被作为杰出校友居于显要地位，而著名学者甚至像王国维，都是小头像，被塞在了边角之处！其实，这种社会价值观反映的还是社会对高级官员终身的超国民待遇的钦慕，说到底还是制度造成的。
中国知识分子自来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的抱负。一个社会应该有这样一批有见识而又敢言的人，他们有文化，职业稳定，地位超然，置身于权力和金钱之外。这些人对这个社会的繁荣稳定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个道理，即使是封建王朝的皇帝也懂得。传说中唐太宗（李世民）和大臣魏征的故事，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
廉洁耿直的魏征有些言行让李世民恼火（据说“犯颜直谏太宗二百餘次”），几乎动了杀心，但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还是强忍了胸中怒气。这是历史上流传的美谈。每念及此都令人感慨万分：封建帝王为家天下，尚且能够如此忍让，现代政党的决策者们，为了国家和民族，能不能也对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呢？对他们言论中的偏颇之处，能不能平等地沟通和公开地讨论呢？正如恩格斯所说：物质的力量要用物质去摧毁，精神的力量要用精神去摧毁（大意）。通常只有到了理屈词穷的地步才会来横的。知识分子看似“越轨”言论，除了给本人和家庭带来麻烦以外，还有任何好处吗？看不出也想不出，显然没有。那么，这些和权势及巨额财富都不沾边的人为什么还要发声呢？对此，没有公认的答案。
这个世界有一个拥有权势和巨额财富的圈子，圈里的人和圈外的人已经不能互相理解了，彼此都只能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例如，圈里人认为圈外人讲了不该讲的话（大概是妄议），有颠覆之嫌；圈外人则认为圈里人只想保住小圈子既得利益。今后，如果圈里人和圈外人不能达成共识，前途堪忧，也就只有玉石俱焚的结局了。到时我们有三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里又会再多记载一次循环。从前总说“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其实我们自己“亡我”更加有效。让我们看看数字。日本想亡我们，失败了。为此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中国军事科学院编《中国抗日战争》）注意，这是受伤和死亡人数的总和【1】。而在和平年代，大跃进以后的1959-1962三年间，人口减少将近4000万！（这是我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我国历年人口数”计算的结果【2】）。
1966-1976十年文革期间，据叶剑英元帅估计，死亡人数达2000万人【3】。由此看来，内乱和折腾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一点也不逊于甚至超过惨烈的反侵略战争。那么，为了避免可能的中华民族的浩劫，圈里人和圈外人各有什么责任呢？不好说。但是客观地来看，敢言而不识相的圈外的知识分子的言论，最多有些偏颇，认死理，谈何颠覆？就算是“颠覆”成了，他们也无利可图。知识分子不懂得潜规则，
在政治上往往非常幼稚，例如，一听领导说要提高执政能力，就上杆子“进言”，不知道有些话是现在说，将来做的，再加潜意识里还有个魏（征）老头在作怪，显得不识相、不识时务、不解上意，即上海人讲的“拎不清”。有时想想，那些看上去像飞蛾扑火的“文死谏”也真令人佩服！说得也对，历史是傻子创造的。
这只是本人粗浅的看法。如果要拿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说事，那我甘拜下风。前三十年的历史表明，这阶级斗争真是个无往而不胜的利器，而且“一抓就灵”，所到之处鲜血淋漓，冤案遍野。结果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拨乱反正时，华夏大地到处平反，哀乐之声不绝。请圈里诸公手下留情。
四、 言论自由的边界
广开言路，不以言治罪并不等于任何话都可以说。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这边界就是法律。在德国，你如果说希特勒的倒行逆施是艰难的探索，或者在大街广场挂上希特勒的肖像，你会被抓进监狱，因为那是写进法律的不允许的行为。法律写得具体才有可操作性。例如寻衅闹事，最好把什么是“寻衅”和“闹”都界定清楚。又如言论自由和妄议，什么可以议，什么不可以议，怎样议是合法的，怎么议就“妄”了，哪些是敏感话题，哪些不是敏感话题，对谁敏感，都要说清楚。
还要指出，言论自由是法律和政治的概念。有次在油管上看到张维为教授讲言论自由，他说：“我是50后，我们老同学见面了，40多年没见面不认识了，我看这个老同学头发少了说：‘老兄啊，怎么谢顶（秃头）了’。在中国是可以开这个玩笑的，在美国是不行的，这个叫基于生理缺陷的歧视，真是这样的”【4】。言下之意当然很清楚。但是，不打听别人的隐私，这是个人品德修养问题，跟法律和政治层面的言论自由是两回事，老朋友之间这种事情根本不算一会事，朋友最多认为发问人缺乏修养，绝没有法律问题。不知道张教授为什么要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言论自由有其特定的内涵，不容混淆。
例如，7月7日中国微信公号“政在发声”发表文章《外交部：在中国，任何人不可能因言获罪》，如果这消息属实，这里的“言”恐怕也是“谢顶”。反右和文革时确实有过大量因言获罪的案件，但如今社会进步了，不能明目张胆地因言治罪了。所以，外交部讲的是实话。可是天下的事情往往又免不了遗憾，不少言者往往还有其它毛病，譬如嫖娼或道德败坏，偏偏这些毛病又往往在不当言论之后被发现，以致往往因此而获罪，但无论如何不能算在因言获罪上。这些毛病还是圈内和圈外的通病，君不见大小官员们，包括政治局常委，甚至管政法的常委，在位时四面光鲜，但只要一落马，差不多都发现有此顽疾。再往下就不说了。有什么办法呢，歪引一句苏（轼）老头的话：“此事古难全”！
胡教授的研究是对中美综合实力的评估，不是“谢顶”，当然应该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如有学生不同意教授的观点，完全可以讨论或公开辩论。向校方举报或是开除教职也可以，但都不是追求真理、正大光明地讲道理的办法。如果错误言论没有触犯法律，对付错误言论的好办法是拿出正确的言论。
自来都说文人空谈误国，其实只有决策者空谈才会误国。
五、 结语
不赞成解除胡鞍钢教授的国情研究院院长和教授职务。对他的一家之言，人们相信或不相信都可以。如果相信以后发现错了，自己负责，不得怪罪于胡教授。对决策者，为避免决策错误而导致祸国殃民，最好的办法是广开言路，而且还要真正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也是我党历来公开宣扬的路线，也是真正自信的表现。
感想谈完了，都是肺腑之言。国家大事，人人都有发言权。申明一点：本文虽然专讲知识分子，但是许多观点也适用于一般民众。再申明一点：本文如有对胡教授论文误解之处，请胡教授原谅，坦白地说，我根本就没有看懂过教授的大作。最后，有两处注释不是原始出处，目的说明不是我杜撰，请读者原谅。
2020年7月12日于加州
注释
【1】 https://view.news.qq.com/original/legacyintouch/d235.html
【2】 http://hx.cnd.org/?p=93511
【3】 https://www.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7/12/201712230426.shtml
【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9PXY9cRa8&t=27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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