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牛的大学，只存在了8年

中国最牛的大学，只存在了8年

最爱历史 2020-07-04

 

 

以下文章来源于历史时间 ，作者最爱君

这是1946年，

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

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将北归。

 

为纪念过去8年的峥嵘岁月，

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写千字碑文，

其中言及南迁之艰辛：

痛南渡，辞宫阙。

驻衡湘，又离别。

更长征，经峣嵲。

望中原，遍洒血。

 

回首当年，

中国的知识分子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怀揣着中华文明的火种，

从平津到长沙，再到昆明，

横跨几千公里，

完成了一次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

 

 

 

 

 

1

 

 

 

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

战火由卢沟桥一路蔓延至整个华北。

驻守华北的29军与日寇展开血战，

国民政府紧急调拨300万发子弹

和大批武器支援。

为保卫平津，

爱国将士前仆后继，血洒疆场，

29军副军长佟麟阁、

132师师长赵登禹及所部3000余人壮烈殉国。

 

 

▲卢沟桥事变。

 

血肉铸成的长城，

一时难敌日寇的凶悍攻势。

7月29日，北平沦陷。

曾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的110旅旅长何基沣，

满怀悲愤奉命向南撤退。

 

军队撤离之际，

北大、清华等高校的1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

高高举起横幅，送别这些英勇的将士。

“抗战到底！”
“北平不能丢！”

“我们要从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句句标语，字字泣血。

 

满城萧索，神州陆沉，

书生意气，何去何从？

 

 

 

2

 

 

 

北平沦陷次日，天津也被攻陷。

一个日本指挥官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

“今天，我们要摧毁南开大学。

这是一个反日基地，

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

位于天津城南的南开大学，

惨遭日军毁灭性轰炸。

 

顷刻间，弹如雨下，

南开大学校园多处建筑被毁，

几十万册文献典籍灰飞烟灭。

日军轰炸之后，

派士兵带着稻草和煤油四处纵火焚烧，

美丽的校园化为一片废墟。

 

 

▲日本随军记者在被轰炸后的南开大学。

 

身在南京的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闻讯，

不禁老泪纵横，

静默地坐着，久久未能起身。

当天下午，他强忍悲痛，

面对记者大义凛然地宣告：

“敌人只能摧毁我南开的物质，

毁灭不了我南开的精神！”

随后，蒋介石在会见张伯苓时表示：

“南开为中国牺牲，

有中国即有南开。”

 

南开大学的悲剧并非个例。

抗战期间，

日寇一方面以“东亚文化共荣圈”为名，

竭力拉拢中国知识分子，

一方面对中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破坏。

据统计，到1938年8月底，

我国高校有91所遭到破坏，

其中10所完全被毁，25所被迫停办，

教职员工减少17%，学生锐减50%。

 

华北之大，

真的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清华大学。

 

在民族存亡之际，为挽救中国教育，

各界精英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大校长蒋梦麟、

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

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102人

联名发表声明，

请国民政府迅速采取措施，

将部分高校内迁。

 

1937年9月10日，

国民政府教育部终于宣布，

在长沙和西安设立临时大学，

其中，北大、清华、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并要求各校尽快组织师生撤出平津。

 

 

 

3

 

 

 

此番离别，不知何时归来。

每个人心中，

都带着深深的忧虑与不舍。

 

清华大学的学生查良铮，

即诗人穆旦，

在南下途中写下一首《在秋天》：

 

在秋天，我们走出家乡，

像纷纷的落叶到处去飘荡，

我们、我们是群无家的孩子，

等待由秋天走进严冬和死亡。

 

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

与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一同南下。

路过郑州，冯友兰建议去吃一顿黄河鲤鱼。

过了这村，就没这店，

以后可能就很难吃上这道菜了。

两人在去饭馆的路上，

又偶遇同在赶路的北大教授、剧作家熊佛西。

 

熊佛西喜欢养狗，

此时只能把心爱的宠物留在北平。

他面带愁容对冯、吴二人说：

“北平有许多人离开了，

狗没法带，只好抛弃了。

那些狗，虽然被抛弃，

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

 

冯友兰一听，感慨道：

“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

我们都是丧家之狗啊！”

 

▲冯友兰。

 

城中的人纷纷逃亡，

物理学家赵忠尧却在此时折返北平。

原来，他想起还有50毫克放射性镭，

锁在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

这是全世界都禁运的高能物理材料，

在蹒跚学步的中国物理学界弥足珍贵。

 

回到北平，赵忠尧将装有镭的铅筒

藏在一个咸菜坛子里，一直带在身边。

前往长沙的路上，

日军设下重重关卡，

南下的师生常要扮作农民或商人，

以躲避搜捕。

赵忠尧费尽心思，

甚至连行李都丢了，

一路翻山越岭，

只有那个咸菜坛子形影不离，

被紧紧抱在胸前，

他的手上磨出了几道血印。

 

 

▲赵忠尧。

 

当赵忠尧到达长沙临时大学报到时，

衣衫褴褛，蓬头垢面。

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没认出来，

还以为是哪里来的乞丐。

这时，赵忠尧恰好看到梅贻琦出来，

走到身边，叫了一声“梅校长”。

梅贻琦仔细一看，

发现眼前的人竟是赵忠尧，

泪水顿时夺眶而出。

 

 

 

4

 

 

 

1937年11月1日，

长沙临时大学如期开学，

由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

和教育部联系人杨振声主持大局。

当时到校的教师共有148人，

其中，

清华73人，北大55人，南开20人。

 

 

▲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到校的学生1452人，

来自全国各地，

走过硝烟弥漫的战场，

从五湖四海会聚长沙。

 

开学典礼上，

为避免日军轰炸，

校方特意在草地上铺了一大面英国国旗，

可还是抵挡不住日机“前来敬意”。

 

战乱中，临时大学经费紧张，

教育部从中英庚款基金中筹借50万元，

可实际到账还未到一半，

校园设施大都捉襟见肘，

学生们一度只能靠吃红薯度日。

 

尽管条件简陋，

南下的师生依旧孜孜不倦。

冯友兰回忆：

“我们遭遇了与南宋同样的命运，

被异族驱逐到南方。

但我们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哲人、作家和学者济济一堂。”

 

很多教师南下时书籍都落在学校，

他们就凭借记忆重新组织讲稿，

所讲授的内容分毫不差。

他们在三尺讲台辛苦耕耘，

在陋室中奋笔直书，

在长沙的数月间，

汤用彤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

金岳霖创作了《论道》，

冯友兰写成了《新理学》。

经济的窘迫没有浇灭读书人对学问的热情，

真正让他们担忧的，

是日益逼近的日军。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

 

1937年11月12日，

在淞沪战场苦撑三个月的国军伤亡惨重，

被迫撤离，

上海沦陷。

之后，日军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步步紧逼。

前线战场的形势不容乐观，

隆隆的警报声和从沦陷区潮水般涌来的难民，

给长沙带来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11月24日，

大批日机突袭长沙，

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的住宅被击中。

日军轰炸时，

他们抱起年幼的儿女向门外奔去。

整栋房屋崩塌瓦解，

火焰升腾，浓烟滚滚，

街上满目疮痍，遍地瓦砾。

一家人死里逃生。

 

 

▲梁、林伉俪。

 

据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回忆，

当他们回到倒塌的房屋前，

发现墙上有一块人形的血迹，

留下死者被炸弹重创而死的惨状。

此次空袭，造成200人死亡。

 

 

 

5

 

 

 

日机的持续轰炸，

让长沙全城动荡不安。

1937年底，

临大领导提出将学校继续向西南转移，

大部分人将校址选在偏远的云南昆明。

为此，蒋梦麟亲赴武汉，

请求蒋介石批准临时大学搬迁。

 

蒋梦麟对蒋介石晓之以理，

虽没有直言武汉失守、长沙危急的可能性，

只说云南群山阻隔，易守难攻，

又有滇越铁路与外界相连，

可直通海外，

但蒋介石心知肚明，

知晓其中利害。

 

 

▲蒋梦麟。

 

即便国难当头，

有些人也不忘勾心斗角。

临时大学搬迁的最大阻力来自湖南当局，

他们对清华、北大、南开的到来倍感自豪，

想牢牢掌握这一宝贵的教育资源，

将这些优秀的师生留在当地。

 

湖南主席张治中甚至在临时大学发表演讲，

言语之中带着讥讽：
“我个人有守土之责，

坚决的要维持长沙。

假如有人感觉身处险境，

那最好投江自尽。”

 

张治中的激将法卓有成效，

一些学生担心被人骂作叛徒、懦夫，

跟着瞎起哄，不愿去云南。

他们发表题为《反对文化逃避政策》的文章，

对临大领导迁往昆明的想法进行批判，

认为迁往云南

是背叛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爱国精神，

他们宣称，

“一·二九运动之后的英雄儿女

不会退缩，也不会逃避”。

 

反对去昆明的学生或许没有意识到，

一旦长沙临时大学被毁，

中国将会损失多少宝贵财富。

此时，陈诚代表国民政府对学生的告诫，

道出了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的必要性。

他对学生说，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士兵，

但最缺乏的是有知识的人，

“你们是国家最后的希望”，

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1938年1月，

国民政府批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

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万里长征，

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

又成离别。”

 

1月19日，

距离第一学期期末考还有5天，

校方公布迁往昆明的决定。

五分之三的学生同意南迁，

决定随校前往云南继续求学。

剩下的600多名学生，

或退学北上抗战，

或转学，或回到家乡，

无问西东，只求问心无愧。

 

 

▲梅贻琦呼吁学生：保持镇静，坚守本业，为国家将来的复兴做准备。

 

 

 

6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临时大学的“长征”还在继续。

 

1938年1月底，

师生分三批前往昆明。

第一批走海路。

由樊际昌、梅关德和钟书箴等教授带队，

成员主要是教师和家属，

还有所有女生，以及部分体弱的男生。

他们经粤汉铁路前往广州，

再取道香港、越南，

最后从滇越铁路进入云南。

 

第二批走陆路。

由陈岱孙、冯友兰、朱自清、

钱穆等17名教授带队，

乘汽车经过广西，取道越南，

再从河内换乘火车进入昆明。

这两条路线都比较安全，

除了冯友兰在路上一时兴起将手伸出车窗外，

在穿过拱门时不幸撞伤，

其余人基本都安全抵达。

冯教授的手也只是挫伤，

学校留下两名同事在河内照顾他。

 

 

▲联大中文系部分教授：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而最传奇的当属第三批，

由290名身强力壮的男生，

以及中文系教授闻一多、

化学系教授曾昭抡、

地质系教授袁复礼等11名教师组成，

行程3500里，

徒步穿过湘西、贵州和滇东，

名为“湘黔滇旅行团”。

 

这一路气候恶劣，

湘黔边境还有土匪横行，

有些土匪多达数千人之众，

杀人越货，无恶不作。

年轻人大多热爱冒险，

男生们踊跃报名参加旅行团。

一些身材瘦小的男生为了通过体检，

还往衣服里塞了几本书以求体重达标。

 

1938年2月20日，

由学校精心选拔的师生从长沙启程。

他们身着土黄色制服和黑棉大衣，

腰带上系着碗筷、军用水壶和干粮袋，

人手一把长沙人最爱的油纸伞，

在黄师岳中将的率领下，

一路栉风沐雨，风餐露宿，

如同一支正规军队。

 

时年40岁的闻一多不顾体弱，

坚持参加徒步旅行。

同事调侃他说，

闻一多要参加旅行团，

须带一副棺材同行。

闻一多却说：“现在国难当头，

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

他蓄须明志，

自称不驱逐鞑虏绝不剃须。

一路上，闻一多意气风发，

指导学生收集各地民歌、民谣，

访问少数民族村寨，

沿途还画了50多幅写生画，

闲暇时就蹲在路边抽着长烟斗。

 

 

▲闻一多。

 

有别于闻一多的诗人气质，

化学家曾昭抡的徒步旅行

就是理科直男思维，相当硬核。

这位曾国藩家族的后代，

在跋涉中从不抄近道，

宁愿绕行著名的“二十四盘”，

也不走小道捷径，

还随身携带着防毒面具。

 

在旅途中，

曾昭抡写日记最勤。

每次休息，

不管当天走得多远多累，

他都要借着烛光写日记。

据化学系的学生回忆：

“每天早晨，

当我们披着星光走了二三十里路时，

天才放亮。

这时远远看见曾昭抡教授

已经坐在公路边写日记了。

等我们赶上来后，

他又和我们一起赶路。”

 

 

▲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部分教师。

 

若论学习毅力，

已是大三学生的查良铮与曾昭抡不相上下，

从长沙出发前，

查良铮在行李中放了一本英汉字典，

一路上每背一页单词，

就把这页撕下来，

表示已牢记在心。

到昆明时，

这本字典就剩下个封面。

 

 

▲查良铮。

 

经过68天的长途跋涉，

旅行团师生终于来到昆明城外，

从其他路线先行到达的师生拉横幅欢迎。

带队的黄师岳对梅贻琦说：

“我在长沙从你手里带走了两百多人，

现在我把他们还给你。”

 

 

 

7

 

 

 

当旅行团到达昆明时，

学校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红军的长征成就了延安精神，

而西南联大的“长征”开启了联大精神，

之后八年艰苦卓绝、患难与共的岁月，

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出来。

 

 

▲湘黔滇旅行团入城。

 

梅贻琦曾说，

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

 

初到昆明时，

西南联大却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甚至也没有经费筹建校舍。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校舍设计稿屡次被驳回，

由原来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改为二层，

之后又改为平房，

最后，

除了部分教室用铁皮屋顶，

其余全部建成茅草房。

 

 

▲西南联大教室。

 

每改一次稿，

林徽因都不禁潸然泪下，

悲愤的梁思成甚至亲自找梅贻琦理论，

可迫于时局，也只能无奈接受。

 

西南联大穷得揭不开锅，

但在这面旗帜的感召下，

散落在各地的爱国学生仍毅然奔向西南，

加入这场追求知识和真理的“长征”。

 

北平沦陷时，

日后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正读高中，

他的父亲、清华哲学教授邓以蛰因身患肺病，

未能携家人南下。

1940年，邓以蛰想尽办法送邓稼先出城，

临别时再三叮嘱：

“儿啊，

你要学科学，

学科学为国家！”

 

逃出北平后，

邓稼先辗转来到昆明，

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先后受业于赵忠尧等名师，

就此开始自己的科研之路。

 

和邓稼先一样从沦陷区逃亡的，

还有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

李政道当时不到20岁，

在前往昆明的路上九死一生，

同时还要想办法养活自己，

 

据李政道回忆：

 

当时日本飞机每隔三四个钟点来一次，茶馆的人都要到城外防空洞去，我就跟老板说我给你打扫茶馆，你只管逃跑隐退，一切由我负责。

我唯一的要求是人家吃剩的东西让我吃。

老板听了很高兴，后来其它茶馆也让我去打扫，我的生活就是靠冒死为别人打扫茶馆来维持。

 

历经3年颠沛流离，

李政道才进入西南联大，

拜入物理学大师吴大猷门下，

并在恩师的推荐下赴美留学。

 

 

▲李政道与杨振宁。

 

还有无数如他们一样执著的学子，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前往昆明，

薪火相传，承载千年文脉，

筚路蓝缕，引领中华学术。

战争，并没有阻绝中国文化，

反而让更多有志青年在困境中奋起。

长夜漫漫，

正是西南联大点亮一盏孤灯，

联大的师生，

就是中国的守夜人。

 

在其存在的短短八年里，

西南联大培养了8000余名学生，

走出了3800多名毕业生，

其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71位两院院士。

 

弦歌不辍，刚毅坚卓。

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校，

用一次跨越数千公里的“长征”，

成就了这座中国教育史上的珠峰。

 

 

▲西南联大校训。

 

参考文献：

1.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2.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苏智良等：《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岳南：《南渡北归：南渡》，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5.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三联书店，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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