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认知违和的烦恼
在佛教里常说所谓的“实相”，也就是事物真实的本来面目；相对而言，我们常人对事物的认知往往是“表象”或“假象”。究其原因，为了能够以低能耗而高效率地认知事物，人类采用了“概念化”的策略，结果就出现了两个表象：一个是“实相”，而另一个是“想象”。当人们对“想象”过于执着的时候，烦恼就会出现。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在30年前出国了，如今他拿着一张那时的老地图回到中国的大城市去旅游，结果就会经常走错路，内心一定会感到十分沮丧。在1957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Leon Festinger出版了一本书《认知违和理论》（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此后这个理论引起了广泛关注。
认知违和现象不仅存在于人们对外界的认知，而且也可以用来解释对自己的认知。另一位美国心理学家Edward Tory Higgins在1987年提出了“自我偏差理论” (Self-Discrepancy Theory)：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三个自我：真实自我（Actual），责任自我（Ought）和理想自我（Ideal）。责任自我指的是我们自己认为必须承担的责任（下限），而理想自我则是人们心中向往的目标（上限），这两者都属于人们的“想象范畴”。
当真实自我与“想象自我”之间有很大偏差时，人们就会陷入烦恼。当烦恼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有可能会出现两种病态的行为。其一是采用鸵鸟政策来逃避现实；例如有人生病以后却不去积极治疗，而是采取讳病忌医的态度，最终会耽误了治病的最佳时机。其二是自杀，也就是消灭掉那个真实自我，从此也就没有了违和的问题。当然，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修正那个想象中的自我形象，从而使其与真实自我相符合。此事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异常艰难。例如，有很多好学生在学校里一帆风顺，逐渐形成了完美的自我认知；可是进入社会以后处处碰壁，结果就产生了严重的自我认知的危机。
哈弗大学的Howard Earl Gardner在 1983出版了一本书《思想的参照系：多重智慧理论》（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最初他提出了七种不同维度的智慧，后来又增加了一种。其实，除此之外非智力因素也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不少人认为它比智力因素更重要。如果以古人为例，汉朝和明朝的开国皇帝文化程度都不高，但是都开创了强盛的王朝。
以今人为例，马云和俞敏洪都考了三年才被大学录取，而韩寒和孟非则根本就没上过大学；与之相比，很多省市的高考状元则一生碌碌无为。因此，一个解决自我认知偏差的方法就是增加能力的维度；例如列出Gardner的八个智慧维度在加上几个非智力维度，同时还需要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健康维度。在这十几个参数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强项也有弱项，因此人们就可以坦然地接受真实的自我。
“自我偏差理论”也可以被应用到国家的层次，由此也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例如，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自我感觉超级良好，认为自己的各行各业都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就大力推动全球化。然而，如果把一个国家的能力也列出十几个维度，就会发现美国的弱点也很多。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人口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这些移民中，少数人是来美国淘金的精英，但大多数人是因躲避饥荒和战乱到美国来的难民，当然也有被贩卖来的奴隶。所以，美国有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可是也有大量的平庸百姓。
一旦实现了全球化，美国的精英当然会发大财，然而大部分美国的普通民众却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此形成了精英与民众的对立。在高端制造业，美国人竞争不过德国人和日本人，而在中低端制造业美国人又竞争不过东亚地区的人民。结果，全球化必然导致美国制造业的流失而出现了产业空心化，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把“爱国贼”川普扶上了总统宝座。这个地产商当然对美国和世界都缺乏深刻的认知，错误地认为别国对美国的竞争优势都是靠不法手段获取的，因此挥舞起贸易战的大棒疯狂地打压世界各国。
如果五个月后川普能够成功当选，中国最好逐渐与美国脱钩，否则千万般的努力和妥协也治不好川普“自我偏差”的苦恼和焦虑。即使这个过程给中国的经济会造成很大的冲击，这也是无奈的正确选择。当然，中国也应该对自己有正确的认知，而不能仅仅死盯着GDP这一个指标。经济学家有一个比喻：GDP就像比基尼，重要的部位全都遮住了。此次中国人大会议没有制定GDP增长的指标，希望今后也不要再设定了。在一个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的国家居然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年收入低于两千美元，那么这个GDP数字还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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