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孤愤最难平——我所知道的李杨之争
作者：陈方正
认识杨先生多年了，但说来奇怪，和他的事情沾上一点边，却是从李政道开始。
那是1970年的夏天，我从研究院出来不久，很幸运得了机会参加艾利齐（Erice）暑期工作营。
那是有意大利物理学教父之称的齐切奇（Antonino Zichichi）在西西里岛山上一个小镇所办的讲习班，它名家荟萃，
气氛热烈，更有山林清幽，风光如画之胜，所以年轻学者趋之若鹜。
六十年代是黑洞物理学的大发展时期，记得初次听到许多这方面的惊人成果，就是在这班上。
但讲习班的重心是李政道，他为人随和，谈笑不拘，记得讲题是“弱作用的历史”，核心就是宇称不守恒的发现，
当时大家都屏息以待，凝神聆听。
然而，一个多小时的报告结束后，我们却很纳闷，有点摸不着头脑：这不就是在简单重复大家熟知的事实吗，要点到底何在？
更何况，讲得好像也缺少了一块－－怎么从头到尾好像连杨振宁的名字都没有提到过呢？
这小小谜团一直要到十几年后方才解开。
1979年底在广州召开的粒子物理学大会是空前盛事，海内外所有中国和华裔的有关学者都来了，
台上名家各擅胜场，台下旧雨新知杯酒言欢，热闹非凡，只有两位主角杨、李分坐主席周培源两旁，不相搭理，显得颇为尴尬。
当时他们不和的消息流传已久，大家心中有数，只不过到此刻真相方才暴露于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而已。
后来一天晚上，海外回国学者忽然接到李的便条，邀请去“讨论物理学问题”。
这自不可能拒绝，到会的有六七十人，李夫人亲自在门口招呼来宾，使我们受宠若惊。
会中李先生作了简单讲话，呼吁在中国推动高能物理实验，然后拿出敦促领导人建造对撞机的公开信请大家支持，
这自然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于是我们都签了名。过两天，杨先生也发公开信，说明他不赞成此事的理由。
大会结束后，我们被招待去北京见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充分显示当局对此会的重视。
李先生的愿望没有落空：四年后，北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就正式动工了。
会议之后后不久，意想不到，杨先生主动提议到中文大学来访问。
校方自是喜出望外，当时我刚从物理系转到大学秘书处工作，接待事宜顺理成章，就交由我负责。
此后与杨先生来往频繁，开始相熟。到了1983年，他为庆祝六十生日隆重出版《杨振宁论文选集1945—1980》，
我也蒙题款相赠一册，欣喜之余，也不免有些意外和惊讶。
此书每篇文章都附有“题记”，追溯其来龙去脉，或谈论相关人物，读起来趣味盎然。
令人吃惊的是，李、杨1956年论宇称守恒的那篇得奖文章的“题记”还附有注释，在一个颇长的注释中，
我终于发现了十三年前李先生在艾利齐那趟演讲的秘密。
在题记正文中，杨先生根据记忆和笔记详细追述了他们两人作出那个大发现的经过，特别是他本人的主导作用。
在注释中他解释：除了至亲以外，他本来对这一切都准备永远保持缄默，
但在1979年（亦即上述广州会议那年）他无意中见到1970年李在艾利齐那趟演讲的文本，
从而意识到李是有意“歪曲”那段历史（“implied and insinuated various things”），因此觉得有必要把真相说出来。
在物理学界，这注释不啻一枚重磅炸弹，李政道自不可能闷声不响。
三年后，他以预印本（preprint）形式发表了一篇“对称的破缺”
（“Broken Symmetry”，此文后来收入他在1986年出版的论文选集），复述了他们合作发现弱作用宇称不守恒的经过，
那和在艾利齐的说法已经出现重点转移，但和杨的说法仍然大相径庭。
他承认自己的看法“完全是个人的，它是从我个人的回忆里找出来的。……
这不是那种能让大家共享的回忆录范本”，却又直率地说
“他（指杨振宁）对所发生事件的叙述和事实上（衍字，原文如此）很不相同”。
（原文是英文，译文根据季承等在2003年4月编印的复印本《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资料集，264页）。
这样，在李杨中止合作（1962年）之后二十年，两人的冲突终于从微妙到直接，从无声到有声，
从私下到公开，那样地爆发出来。
这爆发部分释放了过去二十年逐渐累积起来的压力。在此后二十年间，冲突则转以其它形式出现。
最明显的是，台湾是否应该参加美国高能粒子对撞机（SSC）计划的争论。李政道力主参加，杨振宁强烈反对，各有理据，
也各自动员了不少力量，正方如李在中央研究院担任副院长的兄长李崇道，反方如李远哲、丁肇中、中时记者江才健等，
最后结果则是反方胜利。这事件可以视为广州会议上中国对撞机建议的扩大版，但结果却相反。
不过，以事后诸葛的眼光看，争论的意义其实不大，因为至终美国自己也否定了计划。
然后，在2002年，即李杨分手之后整四十年，江才健出版了《杨振宁传》作为杨先生八十大寿的贺礼。
它没有回避李杨之争，而且，由于李先生拒绝接受访问，对将近半个世纪之前那段历史采取了杨的说法，
而且比1983年《选集》中的“题记注释”更为全面和详细。这无可避免再次触动了极为敏感的神经。
比诸1986年那篇语调客气、略带伤感，而姗姗来迟的文章，李这一趟的反应是猛烈、迅速、牵连广泛得多。
在短短半年后即2003年4月3日，他接受北京《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的访问，直斥
“杨振宁是想通过此书重写历史，通过对我进行诬蔑和贬低来索取根本不属于他的荣誉”，
“这都是杨振宁和传记作者共同谋划的”，宣称“事实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
与杨振宁无关”。（见前引季承等的《解谜》资料集，10－11页）。
这篇访谈事实上是对两人合作与分手历史的一个整体回顾，它不仅谈到弱作用的宇称不守恒问题之发现，
更牵涉到他们的恩师吴大猷和费米，乃至杨先生的父亲杨武之，
甚至对杨振宁最重要（而与李政道无关）的物理学贡献即规范场理论，也作了令人惊讶的评论。
所以，无可讳言，八十年代中古骑士式的交锋此时上升为全面战争了。
这长篇访问连同多篇相关文献随即由季承、柳怀祖、滕丽等人编成资料集，以复印本形式发行，
在2004年更分别由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和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在许多亲友的劝阻下，杨先生没有对这篇访问和相关出版作响应。
但去年季承又出版了《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其中有大量涉及杨振宁的情节和评论。
这样，杨先生终于也无法再保持缄默，被迫同年三四月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和北京《中华读书报》“瞭望”版上同时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季承的〈李政道传〉及〈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用大量文献资料来驳斥和澄清那两本书中的若干说法。对一般人来说，这篇以胪列和分析细节为主的文章恐怕意义不大，但对未来的科学史家而言，则无疑会成为研究这个大争论的重要根据之一。
杨李失和大致是从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那篇描述李杨合作的《纽约客》文章开始，
那已经是将近整半个世纪之前的事情，文章中风华正茂的那两位年青才俊如今都已经久居殿堂，年登耄耋了。
可是，当年似乎极其细微的裂痕却并没有随着岁月推移而弥合，反而一再由于各种原因而扩大、恶化，乃至发展成为全面冲突。
这令许多人深感惋惜和大惑不解。
其实，这在科学史上并不独特，牛顿和莱布尼兹对微积分学的发明权之争就是颇为相似的例子。
它以发明权之争为核心，但无可避免地牵涉了许多其它问题（例如莱布尼兹某篇文章的原创性），
也卷入了英国与欧陆两大阵营的几乎所有重要数理科学家，而其核心问题的是非曲直，直到二三百年之后亦即上世纪才有定论。
贺尔（A. Rupert Hall）在此问题上的专书以“争战的哲学家”（Philosophers at War）为标题，真是再恰当没有了！
虽然李杨之争在规模与复杂性上远远不能够与那场大战相比，其旷日持久却不遑多让，甚或过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牛顿与莱布尼兹两人最初相识的时候是很友善，可谓惺惺相惜的；
1684年莱布尼兹发表微积分学的奠基性论文，牛顿也没有任何被“抢先”的不愉快反应。
但此后十多年两人之间虽然能够保持相互尊重的态度，却由于各种非常复杂原因，
包括学说上的分歧、出版上的竞争、门人间的冲突和煽动等等，而出现了微妙和不断扩大的裂痕，
直至二十五年之后（1710年）它终于无可压制地爆发为全面“战争”。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到，无论牛顿和莱布尼兹当初关系如何，个人品格、意愿如何，
至终的猛烈冲突似乎都不可避免，那可能是两个巨人相遇的必然后果。
李杨之争是否亦可作如是观呢？
我不敢说，我想他们两位恐怕不见得会同意。
无论如何，宇称不守恒是划时代的大发现，李杨是两位不世出的奇才，他们的争执旁人绝难置喙，
也不可能以息事宁人的和稀泥方式解决，至终还是必须断一个是非曲直。
但那很可能是事过情迁，一切都再无所谓的时候之事，恐怕不是我们所能够见及的了。
对于他们两位，这只能够说是历史的无奈吧。
思念至此，我们不免会想起王国维那首《虞美人》的下半阕来：
“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须臾误。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本文原载作者著《用庐忆旧》，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转自《吾庐道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