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新：中国正在失去机会
一
1978年11月12日，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会谈时，李光耀提出，中国应该停止输出革命。
邓小平停了一下，突然问李：“你要我怎么做？”
李光耀吃了一惊，接着说：“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
邓小平没有接话，内心却接受了李光耀的建议，不久，中国就停止了广播。
后来，李光耀回忆说：“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的领袖，在现实面前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
就在这次会面的二十天前，10月22日，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了工厂的流水线后，他说：“我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
在与日本企业家会面时，邓小平诚恳地邀请他们帮助中国改革开放。“请松下老先生和在座诸位帮忙”，
邓的态度真诚，言辞恳切。后来，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帮助很多，与这次会面不无关系。
1992年初，邓小平再次南巡，因为他发现，经过89年的那场风波和西方的经济制裁，经济改革处处受阻。不仅如此，更有甚者，有人要放慢改革的脚步，扭转改革的方向，甚至要停止改革，走回头路。邓在南巡时说，“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再次把中国的改革推上正轨。
从停止输出革命，到开始改革，当改革停摆的时候，又再次推动，扶上正规，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是邓小平的智慧。
当然，邓也有错误。
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和法律，更没有配套改革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还有89年的那场风波，我们可以列出来很多。
可是，时势造英雄，邓小平是那个时代造出来的英雄。他很好地利用了历史的时势，推动了中国的进步。
邓接过的是一手烂牌，结果打的不错！
二
这次疫情，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
自“二战”以来，美国凭借强大的国力和普世价值成了世界的领袖和榜样，最近几年，榜样的影响大打折扣，也一再让它的盟友失望。
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推行“美国优先”的政策，反复无常，随心所欲。先是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接着退出伊朗核协议，威胁要退出北约，又改变与盟国的关系，这一切，使得欧盟到日本再到澳大利亚的领导人都深感忧虑。
这次疫情，让美国再次失分。疫情初期，行动迟缓。总统要拿国民的生命去赌经济，赌连任，不停地和州长争论该做什么，该谁去做，不愿听从专家的建议，停止接收移民，甚至说出清洁剂也可以治病这样的“胡话”。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个总统有点“不靠谱”。
流行疾病，和战争一样，特别能检验一个国家的能力。
在这次疫情面前，欧盟国家的团结也一再受到质疑。他们没有充分的准备，缺少协调一致的行动。
只有德国，在默克尔的领导下，配合专家，沉着应对，在欧盟国家独树一帜。
可是，这次疫情也显示，德国无意领导欧洲，特别是默克尔宣布，这将是她的最后一个任期，
欧洲将失去一位重要的冷静而心细的领导人，
疫情过后，世界格局将会重组，国际关系将发生很大的变化，不过，中国能否抓住这次机会，还要划一个很大的问号。
三
这些年，中国一直在寻找机会，希望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一带一路”和“亚投行”都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可是，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正在与这次机会擦肩而过。
疫情初期，中国行动迟缓，显得手忙脚乱，不过，后来的表现不错，毅然封城，接着封国，这种事情，大多数国家都很难做到。
基本控制了疫情后，中国就开始“口罩外交”，可是，效果很不理想。这不单是口罩的质量问题，还因为表扬自己，教训别人，居高临下，掺入了很多的意识形态的成分。
拒绝独立的国际调查，也让中国失分。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过后，独立的调查可以找出病毒的起源、扩散方式、扩散渠道，吸取经验教训，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可以更好地应对。
邓小平敢于承认以前的路走错了，带着中国改弦易辙，既有智慧，也有勇气，因而赢得好评。新冠疫情发生后，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大多持同情态度，只是有些具体的做法受到指责。如果中国有气度，够开放，认真检讨自己的做法，应该会赢得更多的同情。
在这期间，外交部发言人和一些驻外使节的做法，让人想起“文革”时期的外交风格。政府的发言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说病毒是美国军人带到武汉的。瑞典、美国、法国、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等国纷纷召见中国大使，也说明我们的外交工作需要改进。
大使是一国之最高级别的外交官，给人的印象应该是觥筹运作，折冲樽俎。大使的做法欠妥，让中国有失大国风范。
疫情期间，从西方世界到东方的国家，从俄罗斯到巴基斯坦，从朝鲜到非洲，好像没有哪个国家站在中国一边，替中国说话。
疫情过后，中国将会更加孤立。
只顾投入，不讲回报，是缺乏策略和智慧。环顾世界，没有朋友，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
四
一手好牌，打的很烂。这种事情，近代中国一再发生。
1793年，英王特使马噶尔尼出使大清，希望中国开放口岸，开放市场，开展贸易。他们希望中国也进入因为工业革命而蓬勃兴起的世界市场，被乾隆帝一口回绝。乾隆说，天朝之大，无奇不有，不要和你们贸易，回家好好过日子。
可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不容中国置身事外。后来就有了鸦片贸易，鸦片战争，在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后，还是要开口岸，开市场。如果当时乾隆爷睿智，主动和世界接轨，就不会有后来这些麻烦。
1912年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时机。中国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实现民主宪政。清帝和平逊位，结束了大清268年、中华两千多年的帝制。孙中山让临时大总统位给袁世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第一次将“主权在民”的思想写入宪法。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一直持观望态度的各国列强陆续承认中华民国。第二年，1913年，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临时政府结束，北洋政府成立。
很快地，我们就把一手的好牌打的很烂。各路人马，争执不下，以至于不少人认为，“民国不如大清”。当时的国歌《卿云歌》中所唱的，“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很快就变了。袁世凯称帝未成，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时期，日本人乘机入侵，中华民族又开始了许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再一次有了实现和平、实施宪政的历史机遇。这是中国国运的又一转折点。在国际上，不仅废除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成为大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参与组建联合国，并任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在国内，毛泽东给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话音未落，内战又起。虽然有美国和国内第三势力的一再调停，国共还是兵戎相见。五年的时间，国军伤亡807万人，解放军伤亡130万人，两军合计伤亡937万人，这还不包括数字可能更大的平民的伤亡人数。
如果说，八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骄傲、也最辉煌的一页，因为它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坚韧和不屈，英勇与顽强，那么，这第二次国共内战，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
读历史，你会发现，近代中国走过的路，和三千年来一样，每次历史转折的关头，每当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中国总是选择历史的另一边。
这一次可能也是。
中国在主动与这个世界脱钩，世界在主动地“去中国化”，
这种合力，会把中国推入一个更加尴尬的境地，甚至比三十年前更不妙。
可能需要30年，中国能再次回到正轨。
历史学家唐德刚有个著名的“历史的三峡说”。
他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开始从帝制向民治的转变，至少需要两百年，到本世纪的中叶，
才能走出“历史的三峡”，进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时代。
可能真的被唐大师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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