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相变
吴鑫岩
众所周知，当气温降到零摄氏度以下时水就会结冰，而当温度上升到一百摄氏度时在常压下水就会沸腾变成水蒸气。其实，有些生物也会发生类似的相变，而与温度所对应的是其生存环境。例如，黏液菌（slime mold）就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生物，它可以生存于不同的组织形态。在生存环境适宜的情况下，黏液菌从孢子孵化出来以后是单细胞生物，大家都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然而，当遇到食物短缺时，饿得奄奄一息的黏液菌会释放出一种化学物质，而附近同样处于饥饿状态的黏液菌就会向其靠拢来抱团取暖，同时也开始释放这种化学物质。结果大量的黏液菌就会聚集起来而形成一个多细胞的“变形虫”，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新的集体行为模式。
例如，人们按照日本东京的地图在主要繁华区域相对应的位置放上一些食物，然后让黏液菌在这种集体的模式下去觅食。结果很令人惊奇，这些黏液菌所形成的觅食网络与东京地铁的路线高度一致，这体现出了一种集体的智慧。
其实，人类与黏液菌也有类似之处，在生存环境极度恶劣的时候同样会发生类似的“相变”。五月八日是二战欧洲战场的胜利日（VE Day），而战争的发起者德国就曾经出现过这种危机。一战结束以后所签署的凡尔赛公约对德国是很不公平的，除了割地还要大量赔款，结果导致德国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在一战刚刚结束时，一美元可以兑换7.9马克；到了1921年美元对马克的兑换率就达到了90，两年以后这个兑换率达到了惊人的四万亿。
到了1929年由美国引爆的经济危机蔓延到了欧洲，结果导致了德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在这种严峻的生存条件下，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粉墨登场，依靠计划经济模式德国很快地走出了经济萧条，德国人也由自由人变成了一台疯狂的战争机器上的零件，二次世界大战从而拉开了帷幕。
二战中最激烈的陆战发生在苏德战场，其实，苏联早在一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相变”，所以才能最终战胜德国。在1905年5月下旬日俄两国海军在对马海峡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大海战，结果俄国海军的第二太平洋舰队三分之二的军舰被摧毁，而日军只损失了三艘鱼雷艇。此后，经过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斡旋，日俄双方在美国缅因州的一个军港签署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除了将占领的大连和旅顺转交日本以外，还把占领的库页岛的南部划归日本。九年以后一战爆发，最初德国希望在西线战场迅速突破，然后在集中力量对付俄罗斯。可是，在1915年西线战场就进入了相持阶段，德国就改变策略而希望先击溃俄军。
在同年五月德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在八个月的交战中俄军就损失了170万军队。在1916年春俄军集结了200万军队发动了反攻，虽然将战线向西有所推进，却没有能击溃德军。到了同年的冬季俄罗斯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1917年3月8日爆发了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权利落入到临时政府手中。
在同年11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了起义而夺取了政权，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了短暂的三年内战以后，苏联就开始了计划经济模式，通过“以农补工”的方式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由于苏联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到了二战前夕苏联的工业规模已经与德国不相上下，所以希特勒才与斯大林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
在二战时期的主要海战发生在美日之间，而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也发生过“相变”。当中国在19世纪中叶被西方列强靠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际，日本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在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马休•佩里率领四条蒸汽船闯进日本的江户湾，要求日本打开国门和对外通商。那时日本的经济状况相当糟糕，所以当人们打出了类似于“尊王攘夷”的“王政复古”旗号时，得到了社会上的普遍支持，日本也开始了一场“相变”。
在1868年开启的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武士的社会地位很高，一旦按照西方社会推行平等的法治以后，这一阶层人士的内心十分不平，因此需要借助对外战争来为武士们找到出口。1885年伊藤博文提出了一个为期十年的扩军计划，1890年以后日本将国家财政的60%用于发展军备，积极准备对中国发动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4年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十年后又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这两场大捷的鼓舞下，日本快步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1932年3月1日把末代皇帝溥仪扶上了满洲国皇帝的宝座，以便做为占领东北三省的过渡。在1937年以卢沟桥事变为导火索，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中国也具备了发生“相变”的条件。正如《义勇军进行曲》中所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与腐败的国民党相比，共产党似乎更能给人民带来希望，因此最终在大陆夺取了政权。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苏联为模板开始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人民在经济、文化和思想上都失去了自由，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台军事机器。虽然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可是这种凝聚起来的组织却颇有战斗力：东面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作战，西面与印度作战，北面与苏联作战，南面与越南作战。由于军事装备落后，每场战斗都有不少伤亡，但是那种不怕牺牲而勇往直前的士气的确让各国胆寒。
虽然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发生“相变”而凝聚起来以后可以产生很高的战斗力，但是人民因思想遭到禁锢和行为受到限制而失去了活力，所以当集权国家的专制体制瓦解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危机。德日两国在二战失败以后，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无知识青年”。不过，这两个民族都勤奋而严谨，失败以后民众“化悲痛为力量”，从而能够在经济上获得突出的成就。当前苏联解体时，国民的科技素养很高，但是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管理水平却很差，结果让“休克疗法”搞得经济萧条而政治腐败。
中国很不幸，在古代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专制体制，而中华文化中那些璀璨的思想都发源于先秦时期。在1912年清政府终于走下了历史舞台，中国开始实行共和制。然而，与西方国家相比，人民十分愚昧，经济十分落后。在这种文化和经济背景下民主社会很难正常运转，因此出现了“民主无主，共和不和”的乱局。与此类似，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国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思想僵化和经济凋敝。经过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才逐渐接近了发达国家。
最近出现的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给很多国家都带来了一场危机，而中国的抗疫措施似乎又显示出了集权政府的优越性。接下来，中国还会赢得一场战争，但这也就是红色中国走向终结的回光返照。集权体制产生于外部危机，所以在应付外界挑战方面有很强的生命力。然而，集权体制的弱点在于内部的腐败与麻木，最终会因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而瓦解。不过，中国并不会走前苏联的老路，而是会从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平稳地过渡到“君组立宪制”，从而走上一条健康的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