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郭路生和他的朋友们
－－作者：马雅
文化大革命那年，我十八歲，一天红卫兵也没当过。而当时我大多数的朋友都是红卫兵，于是我不知不觉地成了红卫兵的朋友。
记得第一次遇见郭路生是在红卫兵的创作会议上。
（这名称怪唬人的吧？可那年头动不动就是“司令部”“总指挥”的，所以见没人见怪。）
郭路生在会上大声疾呼：“要捍卫红卫兵的历史地位！”我听了直纳闷：什麽历史地位？是打人还是挨打？
那是1967年的夏天，虽说红卫兵还闹得红火，可在上头的眼里已经不那麽吃香了，因此才有“捍卫”一说。
其实，这红卫兵的称谓，一直就让我纳闷，让人想起了近卫军。而据我所知，自古只有帝王才有近卫军。
年轻的诗人郭路生
不过郭路生本人给我的印象不错：高高的个头、红红的脸膛，朴实欣旺得就像北方庄稼地里的高粱。
入秋后，他来找我，鼻青脸肿，门牙缺失。捂着漏风的嘴，他往地上啐了一口：“我X他奶奶的！都是那帮‘雷子’干的！”
对那帮小人十分蔑视。原来路生受朋友牵连，被局子抓去审问，他宁可吃皮肉苦，也没出卖旁人。
我那时逍遥在家，故有时也涂鸦。既然在社会上被一无是处，总得给自己定个位。
记得曾有断句如下：
不像太阳那般光亮，
不像明月那般圆满，
只不过是一弯冷月，
隐现高天拥有空寂。
不是鞘中的宝剑，
不是开花的荒野，
只是一粒小石子，
上面有条大裂痕。
当时有北航的，也有哈军工的，跟我“唱和”。又记得曾有断句如下：
愿你那淡蓝的微光，
伴随我在夜海漂泊。
一如在深秋的草原上，
燃起了熊熊大火。
我的回应则比较狷狂：
相信你和我一样，
见过天蓝得发黑；
而把白天当成黑夜，
去暗处寻找光明。
所以，当时我对郭路生斗志昂扬的《红卫兵战歌》并不感冒，倒觉得他这个人挺仗义 。
忽一日，有一位“老兵”拍门而入，自报是郭路生的朋友。他紫面青须，嗓音低沉。
坐定后，又起身，他开始朗诵自己的两首诗歌。
其一：流星－－“倏忽而划破夜空”；其二：风筝－－“线在手里，它在风中，或远或近，或高或低；
线牵我手，我手拉线，我心缠纠。放手松线，任它飘飞，我心无忧”（大意）。
尤其是后者，跟我从前听过的不大一样。这位就是石油附的任志明。
于是，我觉得郭路生和他的朋友们还是蛮有意思的。
日后，我妹妹送我一本李陀编的《七十年代》，里面有李零所写的关于郭路生带我去找他和张木生的一段往事，
我本人倒是印象全无。李零和张木生，现已各自成为所在领域的领军人物。
可见郭路生与人交往，也跟他写诗一样，是颇具灵感滴。
转眼冬去春来。在一个寒风料峭的阴霾天气，郭路生约我同赴“文艺沙龙”。
我们一路来到海淀的石油附，先在主楼里虚晃了两下，随即拐进一间不起眼的小教室。
推门一瞧，满屋子的“和尚”，包括刚加入的郭路生，只有我一个女生。
路上郭路生已跟我打过招呼，今天要见两位特别的人；张郎郎和牟敦白。
张郎郎我久闻其名，他文革前就是文艺院校的大才子，工诗善画，人又风骚。
文革初，他散布了一些对江青不敬的言论，被打成“现反”，由驻校的“工宣队”关押。
后来各院校打“派仗”，“工宣队”忙得顾不上，他逃了出来，成了局子扬言要捉拿归案的“在逃反革命”。
牟敦白则因几年前参与以孙经武（其父为解放军中将）、郭世英（其父为郭沫若）为核心的“X社”，
小小年纪的中学生，在文革前就被打成了“戴帽”的反动学生。
“X社”组建于19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当时在北京的101中学，有极少数的高干子弟和高知、高职子弟意气相投，时有来往。
高中毕业后，他们仍保持联系，并定期在北大燕园聚会，探讨中国的未来。这所谓的“X”，本来代表着未知数，
是探索前途的意思，恰巧与赫鲁晓夫俄文名字打头的字母相似，于是孙、郭等人的自由结社，
遂被指控为追随苏修路线的反動组织。孙身为军人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因不知悔改被判刑入狱，据说法官曾当庭叹息：
“人才可惜！”郭则被北大开除，下到河南农村劳改，文革中身亡，死因不明。
话说自1967年初“反击‘二月逆流’”以来，北京中学“老”红卫兵已被通称“联动”，与首都大专的“一司 ”、哈军工的“造反团”一起，
因抵制和对抗当时主流的“革命路线”，统统被中央文革定为反动组织。其中的要犯逮的逮、逃的逃，
一时间黑云压城，人人自危。
京城里的“老兵”，是最先成立而自视为根红苗正血统高贵的红卫兵，有别于其后风起云涌、成分纷杂的各类群众组织。
“老兵”多半出身干部家庭，文革前的正统教育跟他们的既得利益没有冲突；
现赶上文革，父母被揪，本人遭捕，本来响当当的革命接班人竟成了被革命的对象，怎能不逼上梁山？
可抖胆跟当局造反，当然要受到镇压，镇压又使得这些原先“三忠于”“四无限”的青少年，逐渐对各种权威产生了质疑。
而那天前来“沙龙”里聚会的，十有八九是干部子弟，除了政治倾向相似之外，人人还都喜爱文艺。
说得夸张一点，这是个所谓的“裴多菲俱乐部”。
且说进得门来，被团团围在中央的必是张郎郎和牟敦白无疑了。
不想张郎郎是五短身材，而眉梢嘴角极其清秀，且有一股极其飞扬的神采，果然名不虚传。
那牟敦白却瘦高个子，少年老成，一副阅历过沧桑的模样。见到一位女生，全场肃静，过了好一阵子，
大家才重新活跃起来，并向我投来好奇而友好的目光。
压过一室的嘈杂，满目苍凉的牟敦白，忽然扬声而起：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昔复何昔，共此灯烛光！……
“出语不凡！”不知谁叫了声好。我也暗暗称奇，原以为即使他们吟诗作对，
也不过是“戴镣长街行”“革命何须怕断头”之类的豪言壮语，不想起调竟是劲道悲凉的老杜。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吟间牟敦白拍抚着高矮不齐的小兄弟的头顶、肩膀，好像杜甫本人在感叹唏嘘。
我马上被此会的格调所吸引。
接下来，是那位古代大将般面容的任志明，响起浑厚的低音：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那原本是当代文人邓拓（文革中最先被打倒而自杀的北京市委书记）在庐山会议后，忧心时局所题的对联，
也算跟“老兵”当下的忧患意识对得上号。紧跟上去的，却是郭路生激越的男高音：
莫谓书生空议论，
头颅掷处血斑斑！
看看，郭路生到底是郭路生，总那股热血沸腾的劲头。
这回又是邓拓，为东林书院题词，讴歌明末东林党人与“阉党”作殊死斗争的事迹，倒真符合“老兵”当年同仇敌忾，
与中央文革这帮所谓“朝廷奸佞”血战到底的决心。
冷不丁，一个稚气未脱的初中小男生扯起嗓门大喊：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全场空气顿时凝固。
张郎郎毕竟是会场的中流砥柱，绝不能让弟兄们茫然若失，只听他沉着地朗声道：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锺神秀，阴阳割昏晓……
语音未落，满屋的大小男生，竟同声诵起：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气氛豁然开朗。
但见路生一步向前，目光凝视远方，全场再次静下来，
我要用手指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撑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我摇曳着曙光那只漂亮而温暖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因为我相信不屈不挠的生命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群情激昂，我也心潮起伏。我看到张郎郎与牟敦白，都两眼放光。
散会后，由任志明等石油附的老兵出头，张郎郎、牟敦白、郭路生数人相约几天后去香山同游，我也在被邀请之列。
回想那一阵子，到处是灰蒙蒙的，而且成天刮土风，香山当然也不例外。可那天，香山却依稀透出早春青涩的绿。
社会上风声很紧，尽管张郎郎在石油附受着庇护，但我们都知道他危在旦夕。
而国破山河在，哥儿几个决意让张郎郎出去散散心、透口气，享受一下哪怕是短暂的自由。
记得张郎郎带我们爬上半山腰的玉华山庄，在一面残垣断壁上，曾经留下他几个月前的画作：
一位双面少女，直视和斜视着前方，大无畏，目光坦然，顶天立地，充斥了整个的壁面。
当年我最多只见过毕加索的和平鸽，从来没领教过真正的现代派，可想当时审美之颠覆！
现在已很难找回我们当时的心态，至少在我，是少不经事，逆反，觉得刺激。
果不久，张郎郎落网，石油附受牵连，郭路生流窜外地。
在外地期间，郭路生曾步行到延安，瞻仰革命圣地，打算写一部歌颂老区传统的组诗，他老是那麽忠心耿耿的。
而下乡插队之前，他又风尘仆仆地出现，抖开几页揉皱了《恶之花》的手抄本，这回的语气可比以前深沉多了：
我的青春是一场阴暗的暴风雨
星星点点透过来明朗朗的太阳
雷雨给过它这样的摧毁
到如今，
只有很少的红色果实留在我枝头上……
我听着，心怦怦直跳，甚至全身索索发抖。这是谁？比拜伦、雪莱、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
比任何哪一位的古典诗歌，都更要刺痛人心。
然后是他自己的新作：
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
坏的名誉是挣也挣不断的枷锁
假如命运真是这样
我宁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
哪怕荆棘刺破我的心
火一样的血浆火一样燃烧
挣扎着爬进那喧闹的江河……
我头一次被郭路生诗中的痛苦和顽强所触动，他的诗有了前所未有的深沉。
好像这个从来不肯相信别人会坑他的大孩子，如今也开始用冷眼看世界？
然而，尽管在社会上碰了不少壁，郭路生并没有完全放弃，仍然坚守他固有的浪漫（当然其中也包括信仰）与真诚。
那晚，他从自己的“红旗渠”一直念到波特莱尔，接着又念罗尔迦、聂鲁达、马雅柯夫斯基，就这样念了整整的一夜。
次日清晨我们出门，铺天盖地的厚厚的大雪。
小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1996年，移居美国多年的我，借回国探亲之机，与旧友重逢，地点是在张郎郎家体面的四合院。
张郎郎文革中曾坐牢十年，出狱后放洋，港台欧美，浪迹到天涯，最后还是回北京定居，为国内的画家在海外作代理。
他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线条较当年圆润，总不由自主地用手掌按摩胸腹。
儿时在延安的“马背摇篮”，文革的铁窗生涯，都给他留下了病根。
牟敦白则挂上了眼袋，人也不再清瘦。文革后，他摘掉“帽子”，念完大学当上工程师，可个人生活并不如意 。
天性加惯性，国忧带家愁，他依旧牢骚满腹，愤世嫉俗。
诗人郭路生
却见郭路生坐在藤椅上慢腾腾地吹着杯中的茶叶，闷声不响。他刚从“福利院”里请假出来，看去身架还结实，而面孔发膀。
郭路生被崇拜者们推为建国后中国现代诗的先锋，甚至在官办的电视、报刊上也时有报导，但出入于精神病院。
我自己则由留学生变为名副其实的家妇。
阴差阳错地，国家、个人均有几番起落，而无论如何，张郎郎等人如今即使没变红，至少也不像象当初那麽黑。
可对比从前……？为了给诸位撑腰打气，我试举出几个古人来垫背：达尔文二十几岁环球旅行，乘船远眺火山爆发，
泪如泉涌，自认目睹了天堂的壮美；晚年则因著述“进化论”，遭千夫所指和夫人的诟病，抑郁而终。
拜伦最后献身希腊独立战争，其实是活得不堪其烦，但求速死，免得落得个行尸走肉臭皮囊的下场。
一句话，人老了就没劲了。
我自然问起张郎郎为何在国内定居，他那双秀目现出几分空落：“外头的人文条件毕竟不一样，呆久了没啥意思。”
顿了顿，张郎郎又略有所思地：“可过一阵我还想出去。
”我忍不住追问：“郎郎，到底那会儿好还是这会儿好？”他把目光移向天花板，含含糊糊地：
“反正，小时候吃一块糖觉得特瓷实……”似乎感觉的好坏，真倒不在于是“无产阶级專政”， 还是“致富光荣”。
针对拜金的世风，牟敦白愤愤然：“当年一起冲公安部的哥们，如今能为几个子儿就把你卖了，连眼皮儿都不眨一下！”
一直像根木头疙瘩呆在旁边的郭路生，这时也开了腔：“主席在世的时候，人心多淳朴呀，可现在？
我弟是高工，我妹是‘协和’的副教授，他们一坐下来，谈的全是钱，与街上的小摊贩有啥两样……”
诗人郭路生
一个念头忽然闪过：也许郭路生压根儿就没疯，只是厌世装疯，避开这喧嚣无聊、苍白而委琐的世界。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问起他的近况。郭路生一本正经地：“我写诗和住‘福利院’都是主席当年布下的棋。”
我先一怔，然后意识到他人多容易紧张，如果没有压力，思路也许不受干扰，便向他要了“福利院”的地址，打算单独去探望。
他又一丝不苟地说：“来前写封信，写明何时来，都要谈些什麽。”
天色向晚，我因惦记托在亲友处的儿子，适时告辞，郭路生、牟敦白也相继退出。不管情愿不情愿，人们各奔东西。
我乘出租车穿过天安门广场，夕阳沉没，无数的人头滚滚，看不清面孔；
长安街上车水马龙，霓虹广告更像火炬呼啦啦地点燃了夜空。人说诗人只活在未来和过去。
而在许多年以前的今夜，同样的晚风，同样的暮色，我会跟路生踟蹰街头，听他憧憬未来，听他臧否命运，
听他挑战权威，直到一天的星星盖过了地上的华灯。
又：近年郭路生已有一个幸福稳定的家庭，还继续写作。
诗人郭路生近影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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