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一个时代的标本
－－作者：周志兴
戚本禹1931年出生，2016年4月在上海去世。
他是一个人物。
我的老朋友，著有《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的马立诚提到戚本禹，是拿他做一个标本来看的，一个时代的标本。因为在众多的思潮种类中，也有一群人以捍卫毛泽东的晚年思想为己任，戚本禹可以称得上代表人物。
1965年，他刚刚34岁，就在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攻击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入了毛泽东的法眼，他称赞说：“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1966年关锋、姚文元、戚本禹
少年得志的戚本禹，在文革开始后，像是坐上了火箭。1966年后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
很多时候，火箭是要变成过山车的。戚本禹的好景不长，他风光了一年多，中办主任的椅子还没有坐热，就被打入了冷宫。1968年1月，戚本禹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宣判后仅仅三年，戚本禹就出狱了。因为他是在1968年被关起来的，就折抵刑期了，到1986年正好是18年。出狱后戚本禹在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退休。
依我看，戚本禹人在一天天老去，而他的思想，还停留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那是他最为风光的时代。
法庭上的戚本禹
1988年，有一位传记文学作者到上海图书馆采访过他，他回忆说：戚本禹还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大大咧咧。他接受采访时，神态自若，头发乌黑。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他各种书报都看，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但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还说：我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
这位著名作家评论说：戚本禹说的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一个在政治环境中浸淫多年的人，想要让他真的清心寡欲不问世事，还是非常困难的。之所以有这样一批还在坚定地捍卫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人并且可以成为一种思潮，和其中有戚本禹这样的人是有很大关系的。他们读过很多马列著作，有理论，他们在领导岗位工作过，也有实践经验，但是，他们又缺少与时俱进的学习和思索，思想还是在原地踏步。
针对这些人，马立诚说了一个“老左派”的概念，他是这样定义的：“纵观老左派30多年的抗争史，我们可以看出，老左派思潮的要点，是坚持斯大林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坚持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改革开放，批判市场经济，尤其恐惧私营经济的发展。”
但是，马立诚没有全盘否定老左派的作用，因为，他马上就用到了但是：“老左派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疾病的高度敏感，他们指出的许多严重问题，的确有引发思考的作用。”
戚本禹刚出狱时，没有多活跃，似乎他有一个蛰伏期。尽管他注意观察，但是还是低调地等待时机。一直到了2011年。
这一年，在薄熙来主政的重庆，出现了唱红打黑的狂潮。唱红的曲调和歌词都是戚本禹耳熟能详的，也能激活他脑海里深藏多年的记忆。而这些记忆一旦激活，就真有点像死火山重新复活了，喷发出来的火山灰，都带着历史的痕迹。
1990年戚本禹在天安门城楼上
很有代表性的，是戚本禹在2014年接受香港《明报》的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活脱脱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的标本的形象。他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造成贫富悬殊、贪污丛生、环境破坏、道德沦丧，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只有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路线才能救中国。反腐败应该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武器，发动群众，让群众有讲话的自由，写大字报的自由，批评的自由，辩论的自由。”
不能说戚本禹全部说错了，他看到的社会阴暗面确实存在着，但是，想要用几十年前证明是失败了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无异于痴人说梦。
但是，社会上像戚本禹一样去思考的人还是存在着，这也是值得关注的。
转自《周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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