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艾思奇的风雨人生
－－作者：散木
大众热读《大众哲学》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
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是一个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学者，还曾是蔡锷的一位幕僚，担任过云南省民政厅长等职；其兄长李生庄则是五四时期云南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者之一，曾任《腾越日报》社长，创立有省立腾越简易师范学校，并著有《云南边区问题》等。在这种家庭的熏陶下，艾思奇很早就接触到新思想新思潮的影响，在云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期参与了由共产党员李国柱秘密领导下的“读书会”、“青年努力会”的活动，并开办义务夜校。当时他还与云南人的音乐家聂耳结为友好。
1928年，艾思奇留学日本，在福冈工业大学冶金系学习。当时正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之际，大革命的失败使许多人热心于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问题，而日本更是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一个中转渠道。在日本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于是，艾思奇一边认真学习大学的功课，一边大量接触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西方众多哲学流派的理论著作。为了能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还努力学习日语、德语，最终掌握了这两种外语，为他后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难能可贵的是，当年艾思奇除了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还特别注意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他和当时中共东京支部所联系的许多进步的留日同学，共同学习和探讨问题，并参与进行社会调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艾思奇和许多中国留学生遂毅然弃学回国。在上海，他开始从事哲学研究，而“艾思奇”这个名字就是他当年使用的一个笔名，意思是“爱好思考奇异的事物”。不久，艾思奇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随后又在杜国庠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从此，艾思奇正式走上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生道路。
当时“社联”出版有一份综合性的月刊《正路》，艾思奇相继发表了一些哲学文章。由于文章写得相当深刻，便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1934年，艾思奇又加入《申报》“流通图书馆”的读书指导部工作。当时这家图书馆努力与读者产生互动关系，艾思奇也将自己的许多文章发表在《申报》的《读书问答》专栏里。后来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这个专栏从《申报》中分出，发展成为独立半月刊的《读书生活》杂志，由李公朴主编，艾思奇参与编辑，艾思奇的成名作《大众哲学》一书，就是先以《哲学讲话》为题相继发表在《读书生活》上的（1935年结集出版，初版书名为《哲学讲话》，至第四版时易名为《大众哲学》）。
《大众哲学》给艾思奇带来的巨大的声誉，此书在1949年前已印行了32版，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不少青年读者在它的影响下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当年延安的诗人贺敬之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吟诵道：“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啊！我们的《新华日报》，我们的《大众哲学》，我们的《解放》周刊，我们的《活跃的肤施》。”(肤施即延安－－笔者注)
可见当时这本哲学通俗著作是与《新华日报》、《解放》以及一篇著名的报告文学《活跃的肤施》并称，产生了共同的影响的。当然，对此艾思奇自己却十分谦虚，后来每当有人称赞这本书时，他总是说：“当时以※※※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着工农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正在进行着伟大的革命实践。广大革命群众向往光明，迫切追求真理，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这本小册子才能起一点作用。”这也的确是《大众哲学》所以能够“走红”的一个历史背景。
延安的红色哲学家
1935年10月，由周扬、周立波介绍，艾思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艾思奇奉命赴延安。
对于哲学家的艾思奇，※※※早就有所耳闻，而且※※※也是一位爱好哲学思考和研究的人，特别是对于革命领袖的※※※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建构中国革命的理论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前提，于是，甚至是在长征途中，※※※也在艰难万险之余，不停地思考哲学问题。当时他的许多东西被迫丢失了，唯独一些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却始终带在身边。到了延安之后，※※※相继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正在这时，他得知艾思奇来到延安，十分高兴，随即看望了艾思奇，并把自己刚写成的“两论”油印本加以签名，送给了艾思奇和吴黎平，希望他们阅读后提出修改的意见。此后，两人阅后提了一些意见，其中大多数都被※※※采纳了。
1937年的一天，※※※阅读了艾思奇的《读书与生活》，还作了长达19页的摘录，并且提出“差异就是矛盾”的认识。读后，※※※还致信艾思奇：
艾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存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
1938年1月12日，※※※又致信艾思奇：
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更好些，但不急在眼前几天。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
敬礼！
※※※
一月十二日夜
由此可见※※※对艾思奇的器重。※※※当时还对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十分看重，他在此前的1936年10月22日特意发电给在外地的叶剑英、刘鼎，嘱其速购一批书给后方的干部阅读，“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常选择真正的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1941年1月30日，※※※又在给当时他在苏联的两个儿子的信中，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并给他们在苏联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其中也有一本《大众哲学》。甚至在建国之后的1959年10月23日，※※※在外出视察前，也指名要带《大众哲学》以供途中阅读。
在延安，艾思奇还与※※※有过共同学习和研究哲学的经历。当时艾思奇担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教员，并在延安马列学院担任教员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也在这些学校授课，于是他们一起研究和讨论哲学问题。当时艾思奇住的窑洞离※※※的窑洞很近，※※※经常找他去谈话，有时※※※也去艾思奇住处聊天。谈话之余，他们觉得还应该扩大研究的规模，于是，1938年9月，※※※提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为此艾思奇、何思敬、周扬等18人还联名在《解放》周刊第53期发表了《新哲学会缘起》。这个“新哲学会”，随即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作为会员之一也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经常参加讨论研究问题。
193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也成立一个哲学小组，组长是张闻天，指导员是艾思奇，参加学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等。当时每次开会都是事先由艾思奇拟好提纲，按提纲学习和讨论。为了适应学习的需要，艾思奇还编选了《哲学选辑》一书，他还和吴黎平合作，完成了中宣部交给的编写《科学历史观教程》一书的任务。延安整风开始时，※※※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报告，随即又召集艾思奇等人开会，提出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由艾思奇任主编。
1945年，艾思奇出席了中共七大，随即继杨松、陆定一之后任《解放日报》总编。七大确立了※※※思想是中共指导思想的地位，艾思奇也为此作出了贡献。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曾针对当时许多人误解“实事求是”，写了《不要误解“实事求是”》一文，其中写道：“我们可以从※※※同志那里学习到许多东西。我们只要举出他在1929年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所作的决定来看……就可以看出，他怎样善于在分析事实的时候，就同时考察出正确地对症下药的办法。”
七大之后，针对国民党蒋介石掀起的反共高潮，艾思奇撰写了《论〈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等文章，驳斥反共思潮是张扬“中国式的买办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和反对科学唯物主义、提倡迷信盲从的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哲学”，他还斩钉截铁地指出：“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
延安时期的艾思奇除具体负责延安新哲学会等活动外，还在边区文协工作，并曾担任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和总编辑、青年艺术剧院理事、延安诗会理事、鲁迅研究会理事等。
在延安，艾思奇除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还学习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他还阅读了牛顿、达尔文、海克尔、赫胥黎、汤姆生、艾丁顿等西方科学家的著作，并热心提倡研究自然科学和推动自然科学的普及工作，为此他先后写了《怎样研究自然科学》以及许多“读者问答”、“名词浅释”、“科学小品”等。当时他另外一个笔名是“李崇基”(意为崇拜高尔基)，这些作品后收入《我们的抗敌英雄》一书(与高士其等合著，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艾思奇还发起组织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与会的有章汉夫、于光远等20多人。
在延安，艾思奇勤勉工作，他不以哲学家自居，从来不摆架子，待人热情、诚恳。至于他的讲课，更是从不以声取胜，而是侃侃而谈，旁征博引，因此他的讲课具有敏锐和深刻的内涵、严密的逻辑和深入浅出的表达方法，被人广为称颂，人们也习惯称他为“艾教员”。于光远回忆说：当年艾思奇留下了许多“笑话”，如“有一个晚上，艾思奇开完会从窑洞里出来，不知道窑前有人挖了一条沟，不小心跌了进去，但他并不忙着站起来，而是躺在沟里想，‘这次我跌进去究竟是必然性的呢，还是偶然性的……’大家笑，他不笑，也不生气。艾思奇就是这样随和，没有一点儿官架子的人。同事们都很喜欢他。”据说※※※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老艾同志不是天下第一好人，也是第二好人。”这是对他极好的一个评价。
风云变幻中的哲学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及副校长、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新中国的哲学界，艾思奇以其声望和影响，几乎成为能够坐头把交椅的领军人物，而在新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后，艾思奇也十分重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他认为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要依赖自然科学，反之，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要受哲学的影响，正确的哲学能推动科学的前进。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伴随着新中国建设的风风雨雨，艾思奇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
这一时期，艾思奇既反对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又反对无限夸大哲学的作用，反对把哲学庸俗化和简单化处理，反对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做法。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党校开设了自然辩证法班、逻辑班等，并在他的指导下编写了比较系统的自然辩证法等教材。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原则，艾思奇还多次深入农村，参加实际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并将之提高到辩证唯物论的理论高度加以分析。
1958年9月到1959年7月，艾思奇在河南调研了9个月时间，期间他还担任了中共开封地委副书记兼郑州市委第二书记、登封县委第二书记。当时与艾思奇一起到河南的，还有中央党校教务长罗扬实、哲学教研室成员韩树英、艾思奇秘书吴秉元、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苗青等。其中，罗扬实也兼任了中共登封县委第三书记、韩树英兼任唐卢公社第二书记、吴秉元任唐卢公社宣传部副部长、苗青任《登封报》社编辑。他们除了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辅导农民学习哲学，并为“红专大学”的哲学教师讲解有关哲学的知识。艾思奇也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村教师和农民讲授哲学课。
时值“大跃进”年代，艾思奇作为一个下放干部，刚开始也深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所鼓舞，并写文章赞扬过，但后来他逐渐摸清了实际情况，发现“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主观主义的东西相当严重，但这些问题又不是单纯能从基层解决的，因此他写信给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信中直言：“根据实际情况看，过高的生产指标并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1959年4月，艾思奇又把“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片面性的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写了一篇发表文章《有限和无限的辩证法》，发表在《红旗》杂志上。文章说：“宇宙中的每一件事物都是有限的。无限的宇宙，是一件件有限的事物所构成。无限和有限的相互联系，两者之间对立统一，这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之一。”他一方面肯定“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是无限的”，又指出：“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条件下群众力量的发挥，总有其一定的最大限度，而不是无穷无尽的。”“仅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而看不见在一定具体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方面，或者把这些有穷有尽的力量误认为无穷无尽，这种片面观点也会造成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在规定任务时主观地提出超过现实可能性的过高的指标，在使用人民力量的时候不注意精打细算，合理分配，适当安排改进技术，改善操作，一句话，不会节约劳力，不会使有限的劳动发挥它可能发挥的最大潜力。”这些具有辩证思想的观念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关注，但联系到后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其意义则是深远的。
当时艾思奇还写过不少论文、讲稿，其中有《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从※※※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武器》等，这些都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想有一定的意义。
不过，如同那一时期许多的理论工作者，面对完全陌生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新鲜事物，他们有时候也不免失去常识，如上述的那个艾思奇。这一时期可以说就出现了“两个艾思奇”——另一个艾思奇，有人曾说：“艾思奇作为一个哲学家，下放河南10来个月，对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熟视无睹，并且还为其辩护。”这就是说，此时的艾思奇还有具有另一色彩。其实，这也不奇怪，在声势浩大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狂热的政治运动中，很少有人能保持住清醒的头脑。
当时中央党校另一位著名的红色哲学家杨献珍也在河南调查研究，结果他发现了许多严重问题，于是从哲学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角度对“共产风”、“浮夸风”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杨献珍与艾思奇在许多哲学观点上有分歧，后来杨献珍在《我的哲学“罪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艾思奇当时在河南的言论，如：1958年有一个“千斤省”（即宣称小麦亩产超过千斤）的一个公社党委书记写了一篇《揭开7320之谜》（“7320”是指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文章发表在北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这个书记还被请到北京作报告，而“那位哲学家在那个省的某个县，住了七八个月，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此后到了1964年，“有人议论大跃进年代某省的领导有主观主义，那位同志听了，说某省没有主观主义，说他要挺身而出，为某省辩护，说谁要是说某省有主观主义，那就是‘一次反映论’”，而所谓“一次反映论”，正是那个“大哲学家”所致力于批判的，等等。
在此前后，新中国建国以后哲学界几次重大的论战（如“综合基础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合二而一论”等），中央党校杨献珍和艾思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学术分歧，并形成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恩怨（杨献珍的秘书萧岛泉著有《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对此有详细的叙述）。
应该指出的是：当年那些不乏硝烟味的哲学论战，今天看来，不仅是哲学理论上的分歧，还有围绕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左倾思潮哲学根基的问题。杨献珍曾说：“刮共产风的时候，我们有些人把平均主义当成共产主义，或者把共产主义当做平均主义，这个和马克思所说的科学共产主义有什么相干呢？这是毫不相干的。这不是在搞共产主义，是在糟蹋共产主义。还有些人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东西，不分析我们在经济上成熟的程度，不要任何物质基础，凭脑子一热，凭主观愿望，嘴一张，说要进入共产主义就进入共产主义。这不是唯心主义是什么？”杨献珍和艾思奇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尽管他们的争论是围绕一个抽象的哲学理论问题，即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事后，杨献珍在《我的哲学“罪案”》一书中写道：“1961年时，由于艾思奇一直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当做唯物主义的理论，讲课写文章，都是这样讲，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我曾告诉过孙定国，叫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论述这个问题的材料收集一下，他在搞这个材料时，找了于世诚帮助他。材料收集好了之后，印成了一本《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参考资料》。－－这本资料出来之后，吓坏了艾思奇，因为这本资料中的每一条都是反对艾思奇的论点的。艾思奇宣布这本资料是‘黑书’。”
其实，艾思奇也在中央党校被批判过，那是一次艾思奇在讲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时，举例说明中国革命产生自己的领袖是必然的，而这个领袖是※※※不是别人则是具有偶然性因素的，结果为此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于光远后来在《我的故事》中回忆说：当时甚至还批判了《大众哲学》一书，即这本书是“简单化”和“庸俗化”。艾思奇是以《大众哲学》一书成名的，之所以如此，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予以通俗化的宣传，是把复杂的道理用简单的语言表述出来，因此才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至于杨献珍在《我的哲学“罪案”》一书中说艾思奇批评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是“整人”，其实，批判杨献珍的决策人是※※※，“艾思奇只是一般地写过文章而已”。于光远还回忆1964年8月24日※※※在中南海接见自己和周培源，当谈论到了哲学问题时，※※※说：“‘双十条’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讲哲学要从讲堂书斋里解放出来。我这些话触到了有些人的痛处，杨献珍就是一个，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于光远还说：“我从自己与艾思奇的接触中，深感他绝不是一个整人的人。要说他有什么缺点，我倒觉得是委曲求全，退让得太多。”这大概也就是※※※以前说过的“老艾同志不是天下第一好人，也是第二好人”的意思了。
1966年3月，艾思奇在北京逝世，年仅56岁。此后不久，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轰然而至。
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艾思奇文集》多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