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三坡：观察武汉病毒的十三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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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伟大的毕达哥拉斯生活在今天的武汉，他会做什么？
作为一个迷恋数字的哲学家，他会火速拜访武汉的七十家殡仪馆，然后精确地计算出病毒患者的人数，然后，这个数字会像一枚核弹在推特上爆炸，然后，全世界会为这个勇敢的家伙点赞，然后，毕达哥拉斯的肉身就会被送进武汉一所寒冷逼仄的拘留所里。
2
如果那个大胡子德国佬来武汉，会不会染上病毒？会不会因病床不够而英年早逝？会不会来不及出版他光辉灿烂的宣言？我们会不会因此躲过一场病毒？这样一来就会牵扯出物理学上的“哥德尔时空”的悖论。而恰恰是这个悖论成全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顺便说一句，这个比爱因斯坦离哲学更近的伟大天才，曾经用一道公式证明上帝是存在的。
3
早晨，我在我家门口遇见邻居庄周，这个冷笑话爱好者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笑话。他说，我猪圈里的肥猪正在做一场征服宇宙的大梦，却被家里一条脏兮兮的狗咬醒了。他说完这个笑话后笑得完全停不下来。邻居庄周走后，我头痛了好久，想起另外一个冷笑话爱好者卓别林的说法——智慧是冷酷的，跟铁棍差不多。
4
晚上睡不着，诵一遍《金刚经》，我知道诸漏皆苦，说的是恐慌和愤怒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看到有人在网上说：唐山他们隐匿，汶川他们隐匿，非典他们隐匿，武汉他们隐匿，几十年过去了，为什么没半点长进？怒火三丈高，我在想，如果是黑格尔老师在网上，大概会这样回复：有一头蒙眼驴子在磨盘边奔走，它认为它每一秒都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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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海德格尔的小情人阿伦特的见识丝毫不亚于迷人的桑塔格，她在谈及诗人莱辛时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在黑暗时代，公共领域被遮蔽，人们会经历无尽的寒冷，连愤怒也是高尚的。而高尚往往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但她没说一个诗人该如何与世界和谐相处。我的态度是，如果足够年轻，你可以站在时代之前，改变这个世界；如果不够年轻，你可以躲在时代的背后，葆有你自由的沉思，把黑暗推到世界的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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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诗人说此心安处是吾乡，翻译成白话就是：有钱就移民吧，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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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汤泛滥的时代，每次灾难临头，人们都会记起诗人食指熬制的一锅《相信未来》的热汤，并从中得到温暖，但那个钓鳟鱼的毒舌布劳提恩会冷静地告诉你：光明的未来正在精神病院等着你，冬天不在那里度过是你的损失。作为一个毒舌诗人，我要端着热汤把这座精神病院坐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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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染上病毒的武汉人是滞留武汉才安全，还是离开武汉更能治愈？这与量子理论中薛定谔的猫是同一个问题。稍微想一想，就会脑仁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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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瑞士人亨利·杜南创立了一个救死扶伤的人道组织，给灾难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和美好。几十年来，依然是这个组织，给中国人带来的是绝望和恶心。
单口相声大师晏婴两千多年前有过一个说法：橘生在淮南叫橘，生在淮北就不是橘了，他说的是，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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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老师说，对万物怀有巨大好奇心是葆有生命活力的秘密。这些天每个人都对湖北的红会抱有巨大的好奇心。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个红会的主人竟然是湖北刺史别驾大人，人们还惊奇地发现，他们捐赠的五亿善款和无数医用物资都被别驾大人牢牢控制在他偌大的仓库里。
这真是个让人衰老的消息。本雅明先生替我作了解释：我们没有时间经历各自生活的戏剧，这是我们衰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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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抚人心，湖北刺史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公众说起武汉口罩的生产能力，顷刻之间三易其口，让人震惊于帝国刺史与现代官员十万八千里的距离。人们迷惘的是，几千万现代人的命运危如累卵，坐在台上的却是这样一群弱智野蛮的大猩猩，他们是怎么蹦到这个位置上去的？这会让一个大闹天宫的猴子也觉得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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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十个义人来到索多玛却遭到人们的围攻，索多玛最终被上帝毁灭，武汉城中最早也有八个义人发声，却遭到警方的罚处。它让人联想起花刺子模国的古老风俗——报告坏消息的人会被喂老虎。一个医生朋友的推断是：花刺子模国王是一个智障病人，他靠一群老虎看护他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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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赞同尼采的永劫回归，坚信再大的灾难都会过去，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拥有宪法中许诺的一切自由。否则，灾难随时会来到我们中间，并会轻易夺走我们的生命。
萨特也支持这个说法，他说，自由，是每个人的责任。
文章结束了，突然想起屈原，如果他在武汉，会怎么样？这个爱哭鬼当然要哭，他会哭着说：几千年过去了，乡亲们咋这么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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