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耶：两代人的“扫地僧”一一毕可生
1
从我记事起，我爹就是一名“民办”老师，就在我们大队的学校教。
从我刚学会走路开始，我爹每天去学校都要领着我。因为我妈要下地挣工分，家里又没老人，没人照看我。在学校，我爹不上课的时候，他备课，我在他办公室耍；我爹要上课了，他在讲台上讲课，我就在讲台下面耍。我爹讲了那么多课，我都记不得，但有一节课，我记得特清楚：《捕蛇者说》
就在这样的“浓厚学术氛围”中，我长大了。一直长到自己也能上小学。然而，正当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爹却又不在学校了，我反倒要独自上学。
每天的上学路上，总会有人问：
——狗娃子，你怎么一个人，你阿大来？
——到兰州学习起了！
——学撒起了？
——学外语起了。
——外语？外语是个撒家伙？
——我也不知道。
一年以后，我爹回来了。刚开始还有些陌生，但慢慢地，就又熟悉起来，比之前还多了些好奇，于是成天问东问西。
有一次，爷父俩在路上走，我就问：
——阿大，你到兰州学滴外语，是个撒家伙？
——外语是外国人说的话。我学的是英语，只是外语的一种。
刚好路上过来一群牛，我马上问：
——阿大，外语把牛怎么说着哩?
——不是外语，是英语。英语把乳牛叫cow。
没走几步，过来几头驴，我又问：
——阿大，外语把驴怎么说着哩？
——Donkey！我再给你说一遍，我学的是英语，不是外语。
我爹已经有些恼了，但我没听出来。
又过了一阵，当一头骡子路过我们的时候，我又开口了：
——阿大，外语把骡子怎么说着哩？
——不球知道！
——你们老师没有教吗？
我听见我爹轻轻叹了口气！
回到家里，我爹的表情很绝望。我妈问他怎么了，他当时没吭声，但过了一阵，他对我妈说：这娃娃我看着麻烦了！脑子不合适！以后连个媳妇都说不哈！
从那以后，我爹在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怎么跟我说话。但慢慢经过观察，发现我虽然不够聪明，但脑子里大的问题还是没有。父子关系才慢慢正常。
世上的事总是那么诡异。没想到，我上大学居然也学了英语专业，毕业后还当起了英语老师，跟我爹妥妥地成了同行。
有人说这叫“子承父业”，我觉得应该叫：
父债子偿！
自从我当了英语老师，我才跟我爹聊了许多他当年学英语的经历。
——都那么大岁数了，为啥还学英语？
——好歹也是条出路啊！当了那么多年民办老师，想转正想得眼睛都红了！那些“公办”老师，有的啥都不会教，但肚肚儿餮（tie)上，骄傲的很呐：国家干部，高工资，粮本子，擦油皮鞋，要撒有撒！只要让我当个“公办”，别说叫我学英语，学“牲口语”我都愿意。当年我还拼命背过《马经》，还特想当个马兽医，给人们的马看病，胳膊伸到马的沟子里掏草结，扎干针，挣上几个钱，也比天天撅着沟子挖地强。
——那么多民办老师，怎么就派你去学了？
——公社发通知，说国家需要大量英语老师，有一定英语基础的民办老师都可以报名学习。别人不敢报，我报了。
——你有英语基础吗？
——呵呵！有个屁滴个基础，扯谎着哩。到公社去面试，文教专干问学过英语没有？我就说学过，但忘光了，不过再稍微一学就能想起来。他又问我英语有多少个字母。我就说二三十个。文教专干点了点头：差不多！
——那你学英语的时候下苦吗？
——当然下苦了！明昼黑白地坐在教室里，老师赶都赶不出去，晚上宿舍熄灯了，钻在被窝里，还偷偷打着手电，背单词。
我爹倒是一点没吹牛。他年届三十，零基础学英语，就学了一年，回来就能教高中，教得虽然没多好，但也没多差。靠什么？用他的话说：尽躿躿努！我至今都非常佩服我爹的学习能力，比我强了百倍，还不止！
——你们那时候的老师好吗？
——好啊！梁奕，只有一个胳膊，英语水平高；周教授，工大的教授，每次上课都是小车接送，人家的英语就值钱了；金老师，上海人，水平也高；
——谁的水平最高？
——当然是毕老师，教我们的时候，50岁了，没媳妇！沟子上的补丁，吊着哩，像个门帘子，走路的时候，“tia达拉、tia达拉”地响，他也不想办法补一哈。跟我们同吃同住，一有时间就看书看书看书。在食堂里跟我们一起排队，一手提着饭盒子，一手还拿着书看。我们班上有几个英语基础特别好，别的老师上课时，他们从来不听，包括周教授的课，他们都在看高数，看法语。但毕老师的课，听得特别认真。就连那几个老师，课堂上学生提问答不上来，就说：我记下，下去以后跟毕老师问一下。第二次来，就说，我跟毕老师问了，我认为是这样这样的，毕老师也同意我的看法。就没人再说什么了。毕老师的书特别多，各种各样的书，原版小说，期刊报纸，英语日语的都有。有一本英语大辞典，特别大，一个人抱不起来，得用架子车拉，半个架子车大。
——都是普通人，为什么毕老师英语能学那么好？哪个学校毕业的？
——哪个学校毕业的再不知道。给我们教的时候刚调到兰州，之前在酒泉戈壁滩上放了二十年羊。
俗话说，三年荒掉一个秀才。按理说，一个人在草原上独自放二十年羊，最后连中国话估计都说不全，还提什么英语？但奇怪的是，中国的草原和其他国家的草原不一样，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学英语的人，在草原上放十几年羊，结果英语天下无敌。毕老师是我爹亲口告诉我的，我在教书时，同教研室的前辈王伯浩老师，西北师大英语系一毕业，就被组织打发到甘南草原上深造英美文学去了。十年原著背下来，果然了得。
以前总以为，要想学好英语，就需要到英美国家留学。现在看来是大错而特错，要想把英语学得炉火纯青，最好是大学本科一毕业，马上到草原上去放羊。我也终于想明白，自己虽然一直在坚持学英语，但就是学不好，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没有到草原放羊。
——再没见过名气大些的学者吗？
——见过，西北师大的俞杰，给我做过讲座，主要是骂他的对手李森:“扎死李森，扎死李森（just listen)”!我还见过北外的王佐良，名气特别大，他来兰大做报告，学校把我们都拉去听，我们当时才学了两个月英语，他讲的内容我们啥都听不懂。但兰大的那些学生就厉害得很，我眼睁睁看着他们用英语记笔记，“嗖嗖嗖，嗖嗖嗖”，快得很！兰大的英语水平高啊！
—王佐良讲的内容，就没一点印象吗？
—没有。光记着是个大胖子，天气也热，穿着个白衬衣，都叫汗湿透了，擦个汗，呼哧呼哧的！
我爹常常给我讲一句话，带感情地讲：毕老师上课的时候，经常对我们说，你们啊！实在不应该学英语，这英语就是一艘贼船，只要一上来，就一辈子都下不去了。但现在看来，我爹是成功下了贼船，他当完英语老师后，一个英语字母都没碰过。但他的儿子我，却一直在贼船上，到现在都没下来。
——说来说去，毕老师天下第一。毕老师叫什么名字？
——毕克生。具体那个字，我也说不上。后来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老汉要是活着，岁数应该大得很了。估计已经死了吧。
2
就这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爹就成功地给我塑造了毕老师的“扫地僧”形象，我也一直对毕老师保持着强烈的佩服和好奇。只要有机会，都会想办法打探打探毕老师的消息。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然还得感谢伟大的互联网。我通过不懈努力，从网上各个渠道挖掘，几年下来，得到了毕老师的许多信息，基本上都能跟我爹说的能对上。除了一件事：毕老师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英语词典，我考察了多少年，最大的英语词典应该是《韦氏国际词典第三版》，我就有一本，比半个架子车小多了。我拿着韦氏词典给我爹看，我爹承认他当年的话确实是使用了他最擅长的修辞手法：
夸张！
但毕老师的身世，居然比我爹所了解的还要传奇得多。
毕老师名叫毕可生，山东文登人，生于1927年11月24日。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毕庶澄将军去世已经7个月了，所以毕老师是个遗腹子，取名“可生”，也合情合理。毕老师有个哥哥，叫“可大”。
毕庶澄将军是北洋时期著名的军阀、诗人张宗昌的得力部下。诗人张宗昌的代表作有：
《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
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
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游趵突泉》：
趵突泉，泉趵突，
三个眼子一般粗，
三股水，光咕嘟，
咕嘟咕嘟光咕嘟。
张宗昌专心写诗，毕庶澄专门负责打仗，由于屡立战功，张宗昌与毕庶澄桃园三结义，结拜为兄弟，张宗昌是大哥，毕庶澄是三弟，大哥把上海滩交给三弟打理。蒋介石北伐，兵临上海，对手就是毕庶澄，为和平解放上海，蒋派人劝降毕庶澄，并许诺毕在投降后可继续镇守上海，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九师师长。毕庶澄原则上答应，但还没来得及向蒋投降，却叫我党的工人武装队给赶出上海。最后桃园三结义的二哥出面，向大哥将三弟变节一事偷偷做了汇报，大哥下令，二哥安排，三弟被二哥的士兵乱枪打死在青岛火车站。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毕家到底是官宦人家。虽然毕庶澄死了，毕可生在文登的族人还是有余力供他到北京上大学。1945年，毕可生入辅仁大学，社会学专业。北洋军阀的后人们似乎都对辅仁大学情有独钟，1948年，毕可生正在辅仁上大四，西语系来了个大一新生，他叫孙天义，他爹也是个军阀，叫孙殿英。
不知道大四学生毕可生和大一新生孙天义是否认识，但两人在辅仁校园肯定打过照面，也一定在餐厅一起打过饭。30年后，毕可生在兰州给我爹当班主任；45年后，孙天义在西安给我当院长，我们父子俩对这两个军阀的儿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北洋军阀打仗的能耐如何，我不太清楚，但他们教育子女的水平实在高，比某党高许多，他们的子女才真正做到了：
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
1949年，毕可生考研，考上了清华，导师陈达，1952年毕业后分配到劳动部，后到西北劳动局，最后到兰州劳动局。1958年到1978年，在甘肃酒泉一带放羊，整整二十年。1978年调回兰州，在兰州教师进修学院任教，当班主任，几十个学生里有一个，就是我爹。
虽然毕可生英语水平很高，但他一心想搞他三十年前学的专业：社会学。但当时社会学专业已经停办几十年，毕可生向《人民日报》投稿呼吁重启社会学研究时，不得不用大量篇幅解释：社会学研究的不是搞社会关系和走后门。
毕可生的呼吁终于有了回音。1980年，毕可生被调到甘肃社会科学院，开始搞他心爱的社会学研究，还很年轻，才53岁。也是在这一年，毕可生与同在甘肃社科院的孙亚英结婚，结婚时，毕可生53，孙亚英52，两人均为头婚。两位新人一结婚，就成为老伴，无子女。孙亚英，北京人，北师大国文系毕业，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1960年万名干部下放，孙亚英响应号召，一去三千里，农村二十年，1980年从四川彭县医药公司调到社科院，在这里遇到了毕可生，两人结婚，相依为命三十多年，感情笃深。
1983年，毕可生出任甘肃社科院社会所副所长，孙亚英特意注明，该所没有正所长。1988年，毕可生退休，这个清华社会学的研究生，陈达的弟子，一生中搞了8年社会学研究，放羊20年。
3
毕可生一生的研究成果：学术论文16篇，其中社会学方面5篇，其余11篇主要谈汉字；书序、书评3篇；翻译《老年学》1本，主编《老年学基础》1本；参编辞书5本，其中1本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写其他文章5篇，其中1篇就是发在《人民日报》上要求归队搞社会学研究的文章，该文章最大的价值是让许多中国人知道了什么叫社会学；毕可生还写了2篇关于他父亲毕庶澄将军的回忆文章；退休后，毕可生与妻子孙亚英合作，翻译了全套《人猿泰山》，共12本。
毕可生在放羊方面也颇有研究心得和成果，他成功解决了羊吃不到草时乱吃庄稼的问题，还改正了甘肃地区母羊生羊羔后在羊圈“坐月子”的陋习，成功提高了新生羊羔的成活率。
2011年，毕可生在兰州去世，生前他一直住在甘肃社科院。我从1980年起听说他后，一直很仰慕他；有了互联网年以后，我会时不时在网上搜搜和他相关的消息，始终没什么收获。其实我居住的地方和他家相距不超过1000米，我还经常带孩子到他家隔壁的党校院子去玩，说不定，我在那里不止一次碰到过一个糟老头，正是我心目中的“扫地僧”。
毕可生退休后一直笔耕不辍，写了好多文章，但他二十年的放羊生涯，他连一个字都没写过，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我了解毕可生的生平，所有的细节，都是通过读孙亚英先生的文章。孙先生北京人，毕业于民国时期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在中学阶段就跟随名师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功底相当扎实，在北师大国文系学习时也是高材生。但她人生最好的二十年，却是在四川的农村度过。
孙先生写了篇文章：《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发表在《炎黄春秋》上，她给自己的人生算了一下账：潜心学习中国古代文学26年，真正使用只有8年，当编辑。孙先生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行云流水，沉郁顿挫，还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这一切都让我感慨：
体制这么好，你再有才华，又有何用？
孙亚英先生在文章里，详细记述了毕可生在草原上学英语的经历。兰州一个姓黄的朋友，在邮局工作，冒险给他寄英文小说和两本英语词典。英文小说包括《简爱》和《双城记》。毕可生对孙亚英说，《简爱》比较简单，但《双城记》就很难，常常要查词典，苦苦钻研才能搞懂。我于是马上找了一本英文版的《双城记》，就想看看当年在草原上难住扫地僧的书，到底有多难。
最让人欣慰的是，2019年8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毕可生文存》，收在“陇上学人文存”丛书第七辑中。我从网上花39块钱买了一本，算是对扫地僧的致敬。书送到后，我心情很激动。书的印装很精美，硬壳深红封面，烫金印刷，传统线装，带绸带书签。但书本身的质量却不敢恭维，前面设了好几个编委会，列了一大堆官员的名字。翻开书，就是好几个错别字，把严复的《群学肄言》写成《群学“肆”言》，可能对现在的编辑来说，这本书实在太偏。孙亚英先生的名字也搞错，一会儿是孙“正”英，一会儿是孙亚英。作为毕可生先生的崇拜者，我觉得有点遗憾。看了一下版权页，这本书只印了1000册，据我对目前出版业的了解，这本书出版后，会给出资单位50本，送作者30本，剩下的放到市场卖，但能真正花钱买来读的，少得可怜，我甚至还要说：少得可怕。
我从网上还搜到过两段有关毕可生的记录。一段是一名博士生的博客日记，里面记述，接到老师通知，甘肃社科院毕可生先生来学校做报告，建议参加。据记载可知，毕先生讲的是汉字演变和价值方面的问题。这个叫马光的记录者对毕先生很不以为然，左一个“老头”，右一个“老头”，对所讲内容毫无兴趣，唯一的印象是：老头太想说话了！
还有一段，出自清华校友会的网页，里面讲到，校党委书记到甘肃参加校友会活动，看来清华在甘肃有不少校友，好多还都是各级领导。文章把各个领导的名字提完后，文末写道：最后，晚会在清华法学院社会学专业1952届毕业生毕可生亢奋的讲话中结束。
清华果然是五道口技术职业学校，最近这些年教出来的人，不会说人话。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学长见到母校领导和校友，发表了激动的讲话，他居然用“亢奋”来形容。我实在受不了，对着清华的网页狠狠地骂了句：
*****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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